因為彭明輝老師的這篇文章〈值得期待的一本好書〉，讓我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價: 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期待已久。
史迪格里茲是以「資訊不對稱」的研究榮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曾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有《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The Stiglitz Report: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失控的未來：揭開全球中產階級被掏空的真相》（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和《世界的另一種可能：破解全球化難題的經濟預告》（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等暢銷書。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在〈推薦序一 直指核心的經濟解方〉中認為，史迪格里茲是所有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中，是最聰明的一位。他表示，史迪格里茲幾乎是當今經濟學界唯一在各個領域無一不通的大師，而且史迪格里茲經常能以直觀透視，回到問題的根本核心。
政論家、社會觀察家南方朔在〈推薦序二 當代政經危機的全診斷〉指出，史迪格里茲最大的原創貢獻乃是在資訊經濟學上。他早就指出，市場的完善必須立基於資訊的透明和完善。但是事實上，資訊的不對等和不完善其實司空見慣，因而造成了市場交易甚至總體經濟策略決定的不斷錯誤。
史迪格里茲曾擔任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他認為，美國有強大主控力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和美國財政部所做的都是為了美國的金融社群的利益，而不是為了有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幫助別國解決經濟問題。為了這個原因，他和美國財政部及IMF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也因如此，他遂於1997年辭去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同時獲聘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史迪格里茲還是批評得不遺餘力，而對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風暴，他也批評IMF對亞洲國家提高利率、造成大量公司破產倒閉之過。因為他對美國財政部及IMF不斷的批評，使得美國財政部不斷向世界銀行施壓，要他靜音。由於他受夠了這種政治壓力，於是2000年他離開了世界銀行，重返校園，到哥倫比亞大學任教。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2008金融危機後，史迪格里茲受法國前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邀請，擔任國際經濟與社會進步評量委員會主席，打破GDP的迷思。
史迪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聚焦全球都面對的世紀難題－分配不均。現在全球都面臨到，薪資停滯、工作機會消失，大眾的稅負愈來愈重，但是社會福利卻一減再減。史迪格里茲認為，這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而特權份子架空的政府失能，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僅是中產階級與勞工而已，更已經嚴重地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
無獨有偶，哈佛大學超人氣政治哲學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中也指出，自由市場造成了兩大問題：不平等和腐化。邁可．桑德爾舉了許多例子說明為何自由市場會造成不平等，而且還把各種原本就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讓其腐化或墮落。面對日益「商品化」的社會，道德與正義不斷受到金錢與市場的腐蝕（請參見〈錢買不到，也不應該買的東西〉）！
在《不公平的代價》中，史迪格里茲的〈作者序〉明確指出，低成長不是問題，分配不均才是。工作機會消失，經濟成長停滯，不是全球化必然的結果，是政府管理失能，政策失當！民主成為一元一票的機制，1%的富人對社會洗腦、綁架政府決策，犧牲99%大眾的生計！他曾在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撰文指出，這是個「1%所有、1%所治、1%所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社會！
《不公平的代價》指出，近卅年來美國的貧富不均在日益惡化中。自由市場造成的不平等是極度明顯的，看看以下這個圖吧。從1979年到2007年，美國收入前1％的富人，財富的增加是顯而易見的，可是中間60％和低層的20％的收入卻是持平的，這說明了收入前1％的瓜分所有的實質經濟成長，而中產階級和窮人的增加的收入全都被通貨膨脹給吃掉了！
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頂層1%的人口取走總國民所得增幅的65%以 上。到了2010年，美國要努力站起來的時候，收入前1%的人取走了經濟復甦額外創造的93%的財富。企業執行長的一年薪酬與一般勞工相比為243比1，頂層1%一週的所得比底層五分之一人口一年所賺還多了40%；至於頂層0.1%一天半所賺幾為底層90%一年所賺；所得最高20%的人，他們全部總所得比底層80%的人加起來還多。
美國右派辯解說富人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整個社會因而受益。但史迪格里茲卻指出，許多富人其實並沒有為國家創造新的財富，他們通過操縱政治體制以及對社會大眾洗腦，讓政府和國會建立有利他們的制度，讓人民犧牲自己的利益，轉移國家社會大眾辛勤創造出的現有財富到自己的口袋中。華爾街銀行霸道地壟斷了資訊和關係網，從而得到超高額利潤，這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被稱為「尋租」（Rent seeking）。所以一些富人的財富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從社會低層往上轉移過去的，是標準的劫貧濟富。例如政商關係良好的富人得以低於成本的代價取得國家的資產，或著以高於市價的代價把資產變賣給國家，這樣的作法就產生毫無效率的經濟行為。
史迪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裡，重砲抨擊華爾街的貪婪銀行家。那些華爾街銀行家龐大財富的取得不是來自於對經濟的實質貢獻，而是膽大妄為的欺詐、莽撞囂張的投機豪賭、巧取豪奪的掠奪性放款，從99%的人口袋中劫走各種資產。他們唯一的創新把像毒藥般的巨大風險包裝成像是甜美糖果般的利潤。這些無法無天的作為，不僅使財富更加不均，也將全國甚至全球的經濟陷入險境。
在金融風暴後，華爾街大亨不僅沒有得到懲罰，反而那些表現差勁白爛，甚至知法犯法的富人被授予豐厚的天文數字的回報和獎金。因闖下大禍讓美國政府花大筆鈔票紓困的美國國際集團（AIG），前幾天甚至還恩將仇報地考慮控告美國政府在金融危機期間入股侵害股東權益與違憲，求償250億元！獎勵失敗者，真的是市場經濟學鼓勵的嗎？市場經濟學講求效率，所以市場的效率是在非常有效地劣幣逐良幣嗎？
財富可以獎勵個人的付出並抑制個人的貪懶。可是史迪格里茲也表示，企業高級主管的高額獎金制度對國家有害無益，因為這個制度不公平地過度高估個人對企業經營的能力。而且獎金制度讓企業主管有更大的誘因去做短線炒作，不僅犧牲投資者的利益，也可能讓企業罔顧風險。
更有趣的是，杜克大學的著名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Dan Ariely）在《不理性的力量：掌握工作、生活與愛情的行為經濟學》（The Upside of Irrationality: The Unexpected Benefits of Defying Logic at Work and at Home）一書中提到，他們一系列在各地進行的實驗發現，對於需要高度心力付出的工作，超高報高反而會讓表現大打折扣！因為領有超高薪資或紅利的主管，不再是「NOTHING TO LOSE」了，加上心猿意馬，反而會分心和添加壓力。儘管他有證據顯示高薪對工作的表現反而不利，不過丹．艾瑞利在書中也指出，幾乎沒有任何銀行家選擇相信。或許政府機關是時候該監管財團執行長等主管的超高薪資了（請參見〈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獲得「不理性的力量」！〉）！
史迪格里茲列舉了排山倒海的證據指出，國家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造成的分配不均，實際地在經濟上降低生產力、打擊效率、拖慢經濟成長、提升不穩定性，還將嚴重地傷害社會資本，加深社會對立、疏離與不信任。史迪格里茲表示，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與他們實際做的事情，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我們必須看清楚財團扭曲的邏輯，站出來改變！
美國有些有識之士提出用高稅率和法規去制約美國富人的行為，但所有這些提案都面臨強大的阻力。美國從雷根時代就一直鼓吹自由經濟，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eidman）等許多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都支持這個想法，認為自由經濟體系讓人民有自由去發揮潛能並且促進創新，過度的法規和政府干預會減慢經濟增長。尤其右派在這卅年成功地對美國社會洗腦，任何可能違背自由市場精神的政策或理論都會觸動到美國人過度敏感的神經。每當歐巴馬政府試圖引進任何法規或政府干預以維持公平時，右派便指控他們搞「社會主義」。在美國，「社會主義」是全民公敵的髒話，只要被扣上「社會主義」的帽子，就不必在政壇上混了，迫使歐巴馬政府非得對右派做出一些無理的妥協。
《不公平的代價》提出的許多現狀和案例真的令人不寒而慄。可是我們就只能任由財團和富人宰割了嗎？更重要的是，史迪格里茲在《不公平的代價》更用他廣博的經濟學學識，針對預算之爭、公平的經濟政策、 我們這代的責任提出許多良心建議，非常值得各界參考。
我從前在美國唸書時，有位開餐館的台灣前輩跟我們說，美國在廿卅年前確實是遍地黃金，可是在現在，如果不是出生富豪，想要在社會上取的成功愈來愈難。美國已經分裂成用財富來劃界限的國家，富人和窮人居住在完全不同的環境。在東岸搭火車或者在加州奧克蘭看到的貧民窟，拍張照說那裡是在中南美洲，應該也有不少人會相信。颶風卡崔娜（Hurricane Katrina）更讓美國歷史名城紐奧良（New Orleans）的窮人淪落到比非洲更慘的局面。
雖然這本書《不公平的代價》談的是美國的問題，可是許多國家，包括台灣也沒好到那裡去。我在16.5年前來台灣，在這十幾年來，台灣的貧富差距日漸加深，財團的影響力也愈來愈高。因為制度鼓勵尋租躺著都能白白賺，富人的態度愈來愈好，愈來愈多人因為官迫民反地被迫走上街頭而讓媒體漠視或羞辱。
彭明輝老師指出，台灣薪資所得佔報稅所得總額高達75%，有違租稅公平；高科技產業實質有效稅率平均為5.8%，傳統產業則為14.8%，造成產業別租稅不公平；對富人減稅並對高科技產業多重補貼的結果，造成政府稅收嚴重偏低與國債高築。世界銀行2012年的統計顯示台灣政府稅收僅佔GDP的8%，遠低於中國的 17.5%，韓國25.6%，日本28.1%，以及巴西與英國的34.3%，甚至遠低於赤字預算嚴重的美國（24%）；稅收嚴重不足，使政府沒有經費進行必要的服務，因此台灣的政府支出僅佔GDP的16%，低於政府結構遠小於台灣的新加坡（17%）和香港（17.3%），更遠低於中國的23%，韓國 33.1%，巴西38.8%，日本42%，美國42.2%與英國的51.2%（請參見〈彭明輝：白吃午餐的代價〉）。
台灣財經雜誌也有文筆不錯的人試圖用普及化的文章，經濟學簡化成自由市場而已，美化新自由主義的各種主張，忽略經濟學的其他主流學派以及豐富的研究內容，甚至把質疑市場經濟的人貶為「不懂經濟學」。可是我很不理解的是，在全球金融海嘯後，新興凱恩斯經濟學學派（New Keynesian Economics）開始崛起，許多學者也開始認識到了自由市場的不足，承認了市場調節的重要性，因為自由市場已有一次慘痛的實驗失敗，那些還盲目擁護自由市場的信徒，信心是哪裡來的啊？
史迪格里茲發現市場會失靈，他研究會造成市場失靈的的「資訊不對稱」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他不懂經濟學嗎？普林斯頓大學的克魯曼（Paul Krugman）也認為要對富人課稅並封殺諸多避稅漏洞，抨擊雷根時代吹起的新自由主義資本經濟風潮，認為沒有管制的資本階級是25年後的今天造成災難的主因。他主張，勞工薪資的提升應該建立在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之上，而不是完全建基教育和自我競爭力提升的理論上。克魯曼以國際貿易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他不懂經濟學？
一人一票的民主也正被財團一元一票的民主取代，所以我才說乾脆來個〈台式市場民主〉。台灣和美國也一樣，社會上有太多人天真地以為那樣不禮貌是仇富，而認為我們先得再讓利給即得利益者，讓他們吃人夠夠後，就會把一部分財富吐出來下滲給社會底層。或者明明身為99%，卻懷著1%的思維作著致富的春秋大夢。台灣的現狀可以參考這幾篇好文章：〈 Re: [新聞] 實價登錄上路 五都房屋地價稅看漲〉、〈給資本代言人的信〉、〈台灣－－被財團主導的社會〉。
其實自由市場並非是魔鬼。我相信，財貨、服務市場運作得相當良好，政府或許可以減少管制，除非其中的資訊不對稱會影響消費者權益。可是資本、資產市場容易被不當和非理性炒作，能否放任，確實是有疑慮的。政府另外一項功能也確實是利用政策使得所得分配公平，因此累進稅制、社會福利和基本工資完全有存在的必要，北歐也已證實了這些政策完全不會影響經濟發展！
台灣的經濟不公平的狀況甚至青出於藍。政府不僅沒有提供良好法治環境和基礎建設，還給予特定產業或企業的補貼，諸如水電、匯率、利率、稅率、特許權等等優惠，可是這其實就是創造一種便以財團尋租的機會。這個不公平的經濟模式無法有效主導產業、汰弱扶強，反而淪為裙帶資本主義，而且無效率的經濟發展自然也就無法創造出實際的價值。在這個尋租盛行的經濟體中，除了資源錯置、獎勵企業不務正業外，各式獎勵促使資源由99%流向1%少數特權份子，導致貧富差距惡化。
可是，民主制度沒有錯，錯的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玩家挾持了民主制度。是少數富人操縱了本該為大多數公民服務的政府，直接用各種似是而非的政策來謀求最大的私利，並且毫不在乎刻意地打壓或犧牲大多數的人。我們該對民主失望了嗎？其實不然，民主確實仍是我們的希望，台灣的問題其實不是出在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出在誤解民主而不夠民主！詳情請參見〈台灣的半套式民主〉、〈民主究竟有多好？〉、〈Re: [問卦] 臺灣的命運會如何〉。
台灣雖然也很不公平，可是很多狀況還是比美國好很多，至少金融業比較沒他們那麼亂來，人民平均素質也比美國人高。為了台灣的未來，這本《不公平的代價: 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確實得例為大學生和公務員必讀好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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