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瘋狂的距離

公視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台灣近年⋯⋯哦不⋯⋯有史以來，最瘋狂的電視劇，沒有之一。劇中碰觸到許多過去電視劇完全不敢提及的話題，其中包括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和權益。




在很多社會，精神病院的名稱或所在之地，常被用作羞辱人的代名詞。我小時候家裡住址的路名和我們那個城市精神病院所在小鎮的名字一樣，就在學校飽受同學嘲笑，三不五時就說我來自那裡，一定是有病等等。這鐵定不只是我個人的困擾而已。

在一些零星的暴戾社會事件爆發後，就有不少民眾害怕精神病患，可是卻沒想到許許多多殺人越貨、家庭暴力、酒駕撞人、舔敵賣國的壞人，看起來都不像是精神病患，也因為如此，更是難以防範。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他們看起來好正常，只是神明三不五時會託夢，或者想發大財想瘋了而已。

《我們與惡的距離》深刻地體現出照顧精神病患的家屬有多辛苦，但是精神病並非不治之症。事實上，我就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患有輕微的思覺失調症，他有傑出的工作表現，婚姻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令很多自認正常的人自嘆不如，聽說教會牧師還認證那就算是神蹟。

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傑出優異的精神病患，以及庸庸碌碌的平常人，究竟哪個才算正常？我們究竟該如何界定什麼才算瘋狂？瘋癲會不會只是我們對異於常人精神狀況的汙名化？現在被認作是瘋子的人，過去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先知？或者過去認定有驚世駭俗之舉的瘋子，現在卻被當作是普通人，甚至是曠世奇才？在社會文化的框架下，人們對瘋癲的認知是否也有所不同？

在歷史上，瘋癲的定義有否隨時代發展而變化呢？這本大部頭的《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一部2000年人類精神生活全史》（Madness in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 from the Bible to Freud, 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就從聖經時代一路討論到現代醫學，譜出橫跨兩千年精神疾病史，除了歐美社會，作者史考爾（Andrew Scull）是精神病學史學家，他也考量了不同文化圈對瘋癲的認知，例如古代中國、波斯和印度。

古今中外，對瘋癲都有不同理論和治療方式。對於生理疾病，我們很肯定現在絕對有比過去更多、更佳的治療方式，也因為對生理疾病的認識更良好，過去百年間大大地增加了人類的預期壽命，也顯然改善了病人的生活品質。然而，對於精神疾病，我們能夠如此打包票了嗎？

《瘋癲文明史》其實是本學術著作，所以才會這麼大部頭，可是一般讀者讀起來也不會太吃力，因為史考爾很清楚地交待事物發展的脈絡。《瘋癲文明史》引用了許多畫作、檔案、文學等等史料，附有大量彩圖，顯現出瘋癲的文化和社會意涵，讓我們見識到正常／異常的邊界如何變化遊移。

瘋癲從人類早期文明以降，就出現在群居的社會中。早在古希臘就有所記載，當時的哲人用體液說解釋瘋癲的成因和治療，也就是把瘋癲的成因歸咎於生理變化；在聖經時代則視作神的懲罰，也就是把瘋癲的成因外部化；中世紀歐洲則把瘋癲視作人類墮落的結果，過去教會也常用驅魔儀式來治療被視作瘋子的人。

大名鼎鼎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使用精神分析探索精神病患者過去的創傷經歷，認為這些創傷導致精神疾病。他首先認為大多數心理問題都是由潛在的性創傷引起的，例如抑制性虐待或童年亂倫騷擾的記憶，會表現出像歇斯底里這樣的症狀。他認為治療精神疾病的最佳方法是解決過去的創傷。不縱使佛洛依德的理論很有名，但是他在精神醫學上的影響力其實是短暫且地區性的。

《瘋癲文明史》指出，從十九世紀開始，愈來愈多生理疾病的病因開始浮現，醫學界對醫治生理疾病愈來愈有信心，生理疾病的診斷標準愈來愈明確，對生理疾病的醫治方法也愈來愈科學，而非過去的亂石打鳥。精神科確立為醫學的專科之一，醫師開始利用藥物和手術等治療生理疾病的方式來醫治精神疾病。

啟蒙時代後，被視作瘋子的人，開始被國家權力機關關在專屬的醫療機構。在醫學史上，對精神病患，也施於過各種如電擊、開顱、切腦等現代看來極不人道的療法。國家權力機關甚至一度把精神疾病視作像是梅毒般的傳染病或是能夠傳至下一代的遺傳病，瘋狂地試圖消滅精神疾病。納粹份子則把精神病患者送進毒氣室。

《瘋癲文明史》大力批評醫學界瘋狂地把瘋癲簡化成生理疾病的作法，指出我們迄今仍未充分理解精神疾病的成因。只要精神疾病被視作生理疾病，那麼醫師就只要開藥就能應付；《瘋癲文明史》認為大眾的認知以及人際關係等社會脈絡，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及治療也非常重要，並且主張，瘋癲不僅僅是大腦出了問題而已，精神疾病和社會文化有豐富的互動，不能單單用藥物或手術來解決，心理學的方法也不可被忽視。

有趣的是，《瘋癲文明史》幾乎沒有提到法國後現代主義大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經典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這實在有點耐人尋味。後者探討在歐洲的啟蒙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以及「理性與瘋狂」如何在歷史的條件中成形與出現，討論了兩個主要問題：一，精神病學與心理學作為一種科學，是如何形成與開展的；二，在舊王室崩潰的過程中，精神病院在十八世紀末的出現，具有何種意義？或許史考爾並不太認同傅柯的後現代觀點？

現在大部分精神科醫師都依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作為判斷的基準，這也是大多數醫療保險業依據的給付標準。但是DSM的權威性不是沒被質疑過，現在通行的第五版，對各種精神疾病的分類愈來愈細，也被批評有「製造」精神疾病之嫌。

好書《自閉群像：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走到接納多元》（NeuroTribes: 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就提到第四版DSM對自閉症的診斷標準放寬，加上某處將「及」錯植為「或」等諸多因素，經診斷有自閉症的人驟增，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自閉症真的流行起來，做出各種揣測，包括以為是疫苗的錯，而鼓吹讓家長拒絕為小孩打疫苗，間接導致了歐美一度絕跡的危險麻疹疫情現在持續擴大。

或許，我們與瘋癲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的遙遠，依據DSM的標準，搞不好我們也沒多少人是完全的正常。或者說，那樣看起來好正常的人生，是否就比心靈受過苦的人精彩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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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知識不是你的知識

我們每天都會用馬桶吧？也會拉拉鍊幾十次吧？那麼請問，用了馬桶後沖水或拉錬的運作原理是啥？

或許有些人真以為自己知道馬桶和拉鍊的運作方式，那麼請拿張紙出來，把馬桶或拉鍊的設計圖畫出來，再上網找真正的設計圖，看看差了多少──可能不少人會發現沒那麼簡單。這是真實的心理學實驗，就像草包政客其實不懂自經區一樣，異曲同工。

認知科學家史蒂芬．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菲力浦．芬恩巴赫（Philip Fernbach）在《知識的假象：為什麼我們從未獨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要我們知道，無知其實並不是最可怕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覺才是。

近年已有不少研究和好書指出，過去許多認為消費者和選民都會理性地為自己利益最大化做明智的選擇、關於針對理性經濟人、理性選民等等假設，都可能要好好檢討一下了──而《知識的假象》更是火上加油。

許許多多案例和研究顯示，無論是選擇消費產品或是政黨政客，大多數人都憑感覺和直覺做選擇，而非理性分析，所以政客頻頻跳針、鬼打牆，腦殘粉反而覺得那才是真性情的好漢，其他質疑者才是作秀的政客。看來我們讓情緒主宰的方式，可能適合是石器時代的草原或穴居生活，而非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

《知識的假象》更告訴我們，甭說「人是理性」的假設是神話，連「個人能獨立思考」可能也是。呃，真是如此嗎？那麼我們的教育究竟在幹嘛呢？我們在現代文明社會享受到的科技進步又是怎麼一回事？《知識的假象》為我們揭示，在這個複雜多變的現代文明社會中，我們才不是以個人萬事通的方式運作，我們以集體分工的方式運作，每個人都是個小螺絲釘。

人類的科技進步，其實從來不是某位天才靈光一閃的發現或發明，只是成功的人留名青史，我們卻以為只有這些天才才能推動世界的進步，但是縱觀歷史，許多發現或發明會獨立出現在世界不同的遙遠角落，而且也常因英雄所見略同，而讓幾個人的發現或發明鬧雙胞。這說明新發現或發明，是整個社會中許多人前仆後繼從反饋中試錯達成的，只是光環只集中在少數成功的幸運阿宅身上。

石器時代的祖先，可能一個人就知道如何打獵、料理食物、製作衣服、整理居所。我們幾乎不可能一個人把小孩子教育好，也不可能一個人生病時像動物一樣試圖自癒或自行找草藥吃，沒有一個人知道要怎麼把台北101蓋好、也沒有一個工程師決定波音737 Max 8的設計，甚至連一台電視機都已經沒人能夠單獨打造。我們之所以能在地球上囂張這麼久，不是因為我們個人理性和思考的力量多強大，而是因為我們一大群人集合在一起思考的力量。

我們存在著一種「以為自己知道很多」的錯覺，這比無知更糟糕。我們有時候會以為古人好厲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那是因為古代所有書本上的知識，一個市立圖書館大小的書庫就裝得下，可是隨著世界的發展，知識累積的速度愈來愈快、越來越多，社會的架構和互動也愈來愈複雜。

老實說，從愛迪生的時代開始，已沒有一個人能夠單獨做多什麼里程碑式的發明了，也沒什麼人能夠單獨掌握左右世界的知識了。不少有識之士之所以反對陰謀論，就是看出個人和少數人已不可能隻手遮天地操縱世界走向。

今天全世界的知識多如牛毛、浩瀚無垠，頂尖頭腦一輩子專研一個學門，也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更甭提隔行如隔山了。全世界的知識爆量增長後，個人所知的相較之下佔比微乎其微，儲存在個人腦中的知識少之又少，很多知識其實取之於我們周圍的人和事。

甭說過好生活，連最基本的生存，我們都得仰仗其他眾人的專業知識。重要的不是我們腦現存的知識有多少，而是我們所知獲取知識的管道和方法有多少，尤其在萬事皆可問谷歌和臉書的時代。我們都從知識共同體中取得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知識，無論是問親朋戚友或上網搜尋。人類最了不起之處就是能夠分享想法，進一步激發出更多想法。這讓我們能夠以史上最有效率的方式利用稀缺資源，這當然非常好棒棒。

所以你的知識不是你的知識，這不必然是壞事，如此一來我們就能放心地過好自己的生活，不會什麼事都想參一腳，而且這種強大的心智能力，源於我們必須設身處地地站在他人角度上看問題，才能夠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但是我們很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會不自覺地把別人或網上找到的知識當作是自己原本就擁有的。

但是我們自以為與知識的距離好近，在這個錯覺中，把他人的專業知識看作是我們自己的。在這樣的錯覺下，我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對正在發生的很多事情，其實多麼無知。例如，很多反基改作物的人，其實連最基本的生物學知識都沒有，絕大多數的反對理由是有問題的。更糟的是，自以為是的人會畫地自限地困在同溫層中，以為自己看到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無缺的全貌，躲在抱團取暖的舒適圈中，不想像小學生一樣被提問，把理性討論的人都打成網軍，於是不斷強化無知，真以為征服宇宙輕而易舉。

科技的便利不僅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反而加劇了狀況，谷歌讓知識唾手可得，而社群網站又讓同溫層更厚。那麼，向大眾提供更多更好的資訊呢？《知識的假象》告訴我們，以為那樣就能改善此狀況的想法，恐怕也是假象。

科學家當然希望透過更好的科學教育消除反科學的偏見和偽科學的謬誤，知識份子希望透過更準確的事實和專家報告，來影響公眾對基改作物、婚姻平權或全球暖化等等爭議的看法。不幸的是，這種希望的基礎建立在對人類實際思考方式的誤解上。

我們大多數觀點都是由社區群體思維形塑的，而非個人理性分析。大多數人為了向群體表達忠誠、建構身份認同，所以堅持這些觀點。用事實轟炸大家、揭露他們個人的無知，可能會適得其反，所以愈多人揭露草包政客的無知，腦殘粉就愈鋪天蓋地群起圍攻，否則他們不就得痛苦地承認過去的熱血支持愚不可及嗎？大多數人不喜歡太多事實轟炸，因為他們不喜歡感到愚蠢，所以如果認為可以通過提供更多相關事實來說服他們關於婚姻平權、氣候變遷、基改作物的觀點，可能仍徒勞無功。

在社會和政治愈來愈分化、國際局勢風起雲湧的詭譎氛圍下，未來好幾十年，世界可能會變得比現在複雜多變，無論是科技發展、經濟趨勢還是政治動向。那麼，怎樣才能讓無知且易受操縱的選民和消費者更有能力維護自身利益呢？在不少的公共辯論中，太多自以為是的人堅持自己知道的才是對的，甚至挑戰專家。如果知道我們比我們想像的更無知，那麼我們是否該更加謙虛、更加尊重和感謝他人以及他們帶來的知識呢？

《知識的假象》無法給我們好答案，因為為未來的選民和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事實，也難以解決問題。但是他們試圖提出了一些補救方法，例如為人們提供簡單的經驗法則，提倡教育的目的不僅是提供知識，也是為了提醒人們清楚自己的無知。

無論如何，在複雜多變的時代，我們要一再提醒自己：我們不僅無知，也從不單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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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大行為

媽祖一直託夢，要我出來選總統，但因為讀了科普好書《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小弟只好一再發出此聲明：

1. 首先，對一路走來，鼓勵、支持、愛護Gene思書軒的海內外朋友，深深表示感謝！
2. 在準備這篇文章的這段日子中，我深刻的體會到只有行為好，人類才會更好。只有行為能改變，我才能真正改變人類！
3. 對於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此時此刻，我無法改變基因本身。
4. 長久以來人類熱衷於暴力、攻擊和競爭，已經離利他越來越遙遠了，人類的文化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希望科學家都能夠體察基因和環境因素，關注神經反應，重視荷爾蒙如何運作，勿忘世上苦人多。
5. 我身為人類、長為人類，死為人類，未來也會埋成人類，我熱愛科學，對科學的發展及守護，我願負起責任，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只願能夠改變行為。願天佑人類、天佑行為。

我們自以為是能夠人定勝天的萬物之靈，其實天天都做出一堆自己不太理解的行為。《行為》幽默風趣地從演化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生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跨領域下手，讓我們能名符其實地當個有「智」慧的「人」！

《行為》兩大冊不是普通的厚，加起來近一千頁，簡直就是教科書等級，是我這十年來讀過最厚的科普書。心中原本想說，是不是作者太囉嗦了？不過讀下去發現完全不是，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不僅不囉嗦，書中的資訊密度還很高，幾乎找不到廢話，整理得極為有條理。會成為這麼大部頭是因為薩波斯基的野心不凡。雖然內容十分龐雜，可是脈絡非常清晰。

薩伯斯基是位粉絲不少的當紅科普作家，只要讀過《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就會對他幽默風趣的寫作風格留下深刻的印象。薩伯斯基任教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為好幾個系、所、中心（生物科學系、神經學系、神經外科系等等）合聘為講座教授，主要研究壓力對神經的影響。

薩伯斯基不僅在實驗室裡多產，同時也有豐富的田野經驗，這在生命科學領域極為罕見，因為在實驗室裡研究神經細胞和在田野中觀察動物行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需要很不一樣的人格特質，幾乎不可能同時有傑出的表現。這樣的資歷，除了在醫學院實驗室研究腸道細胞的吸收，每年還在新幾內亞待上幾個月研究鳥類生態、寫出《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之外，我還真找不到第二人。

薩伯斯基的父母從蘇聯移民到美國，他在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出生長大，在哈佛大學念生物人類學，畢業後到肯亞觀察狒狒行為。1978年，肯亞的鄰國烏干達侵略坦尚尼亞，坦尚尼亞聯合烏干達國內各反對勢力還擊，最終一舉推翻了烏干達總統伊迪．阿敏的獨裁政權。在戰爭當中，薩伯斯基潛入烏干達，從首都坎帕拉（Kampala）不要命地趴趴走到薩伊（Zaire，現剛果民主共和國）邊境，目擊了一些激烈的戰鬥。

薩伯斯基回到美國後，在紐約市的洛克菲勒大學取得神經內分泌學的博士學位，每年暑期仍回非洲進行田野研究，每次都花好幾個月，天天近十小時觀察狒狒的行為。這樣特殊的經歷讓他有不少一手資料寫出精彩好書。

《行為》的前半部，很仔細地探討不同時間尺度的人類行為，從一秒以內腦發生了啥，再一直推到幾分鐘、幾小時、幾天、幾個月之內，然後又從青春期的耍寶，再到童年時期的天真爛漫，回到子宮成為胎兒和受精卵，解析了我們的大腦結構和功能、感官的刺激、荷爾蒙的調控等等，如何塑造出我們的行為。不僅如此，他還探討基因和環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還有文化及生態環境形成的集體意識。

如此宏大地闡述人類行為，學術功力可不是一般的強大，雖然薩波斯基是神經內分泌學家和靈長動物學家，可是他在遺傳學方面的論述之精彩和精確，甚至都比不少遺傳學家出色，也讓我這個遺傳學訓練的人受益良多，可見薩波斯基有多了不起。

他說明我們腦的邊緣系統，指出杏仁核和恐懼與攻擊的關係，還有新皮質對人類的意義。我們自以為是自己的主宰，事實上許多行為其實是潛意識的表現，基本上正如《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說的那樣（請參見〈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嗎？〉）。我們也受到各種荷爾蒙的影響，正好是薩波斯基的學術專長，讓他很專業地侃侃而談睪固酮、催產素、抗利尿素的各種複雜層面。

過去我們一直以為成人腦中不會有新生的神經細胞，可是近年的研究卻指出成人腦中仍還是會有新生的神經細胞，這個極為革命性的發現峰迴路轉，在《行為》中有精彩的故事。《行為》對人類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如何深遠地影響我們的行為有很詳細的論述，我覺得更精彩的是，他對遺傳率和基因－環境交互作用的論述更是獨到和精彩。

身為遺傳學家，我也常常在社會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被朋友（尤其是小孩的爸媽）問說：行為是不是基因決定的？行為是多基因性狀，環境原來就有很大的影響，薩波斯基對行為遺傳學的遺傳率研究有很中肯的批評。更複雜的是，還有表觀遺傳、以及基因－環境交互作用等等因素攪局。簡單來說，環境的因素極為重要。

薩波斯基指出，基因的重點並非無可避免的命運，而是潛力和易受影響的程度。基因無法單獨決定任何事情，因為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無所不在。例如一些影響攻擊行為和憂鬱症的基因變異，更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可是如果沒有後天環境觸發，帶有這些變異的人和一般人是沒有差別的。因此，比起改變基因本身，改變環境對基因的調控作用，更能產生重大影響。

另一個很有趣的案例中，一位原本備受敬重的學者，在研究心理變態的腦結構時，毫無困難地指認出一個腦掃描圖來自心理變態，事後發現原來那是他自己的腦掃瞄影像⋯⋯這位教授沒有偷偷把真相毀屍滅跡、把知情的人滅口，反而很高調囂張地上TED爆自己的料，然後寫了《天生變態：一個擁有變態大腦的天才科學家》（The Psychopath Inside: A Neuro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into the Dark Side of the Brain）（參見〈天生變態科學家〉）。

他帶有和侵略、暴力和無同理心有關的的高風險遺傳變異，比如已知和攻擊行為有關的MAO-A〔單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基因的一個突變，帶該變異的受虐兒童會比一般兒童更容易發展出反社會行為。他確定自己確實是一個心理變態，只是是個心理變態的好人，是個「親社會心理變態」，因為他父母從小就給他滿滿的愛。

文化對行為也有很大的影響，多年前《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提出東亞學生的數學很強，是因我們主食是稻米。難道稻米會增加智商？其實是因為相對於種麥，種稻更需要大量的勞力付出，可是和看天吃飯的小麥相比，稻米的產量不僅穩定，也和勞力付出成正比，所以種稻的地區在文化上鼓勵辛勤工作（請參見〈如何成為超凡的異數？〉）。我想這也就是為何平均工時最長的幾個國家，像是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等，都是傳統上以稻米為主食的國家。

另外，也有學者指出，水稻是一種挑剔的農作物，因為稻田裡需要保持有水，所以需要複雜的灌溉系統，每年都需要修築和疏浚。一個農民的用水會影響到鄰近稻田的產量，一個村子的稻農需要以高度整合的方式進行合作，這都需要由更強大的公權力統籌，因此較崇尚集體主義。麥農則不必如此。小麥只需要降雨，不需要灌溉。種植和收穫小麥只需要水稻一半的工作量，需要的協調與合作也要少很多，因此較崇尚個人主義。不過，這個說法很容易被挑戰，有忽略其他文化、地理、歷史、制度因素之虞。

這個問題在2014年得到不錯的解答，《行為》提到一群美國和中國心理學家，針對中國境內進行研究，論文發表在頂尖期刊《科學》（Science）。中國是很好的自然實驗場所，因為中國北方以小麥為主食，南方以稻米為主食，我記得以前在北京和山東的館子吃飯，米飯被當作一道菜、差不多吃飽再上。心理學家針對北方人和南方人，以及華中米麥大約各半的省份進行心理學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北方人確實在個人主義的程度上超過南方人，反之南方人更集體主義，而華中介於中間。

對獨立及相互依賴的不同取向，對認知過程產生影響。例如，較個人主義的人可能會忽略語境，而較團體主義的人則可能非常注意語境。看到一條在魚群及海藻中游來游去的大魚圖片，前者首先會記住中間的那條大魚，而後者對於海藻及這個場景中的其他物體，有更多的記憶。

薩波斯基在《行為》下半部探討更大尺度的事，也就是我們這個族群甚至物種在更長時間尺度發生的事。薩波斯基深受《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Naturalist）作者威爾森（E. O. Wilson）的影響。演化生物學大師威爾森在七十年代寫了經典教科書《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書中最後一章把人類納入分析，結果被攻擊是提倡「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不但在研討會中被民眾潑水，也被兩位哈佛同事——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和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1929-）帶頭在學界中攻擊。

然而，威爾森在學界仍有朋友，不少演化生物學家深受他的啟發，開始把演化論應用在解釋人類的行為及文化上，後來還發展出了演化心理學。人類及許多動物令人困惑的利他行為，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察．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使用「自私的基因」來表達基因中心的演化論觀點。有些標題黨部落客沒讀過《自私的基因》，就在文章中主張人都是自私的，引用《自私的基因》說連基因都是自私的，卻不知《自私的基因》是要解釋人類利他行為的。

人類也不是只會利他，暴力、攻擊和競爭都是家常便飯。最近政治上的紛爭還不夠多嗎？在台灣，韓粉只要有人一批評韓國瑜，就嗨了。郭台銘都要出來攪局了，前功德院院長賴清德也和小英槓上了。

對岸極權專制政府為了顛覆民主自由法治而分化台灣和西方國家，展開的資訊戰製造謠言和假新聞，砸錢讓網軍在多國左右了民主政局、引發紛爭。其實，在俄國網軍入侵前，美國的政治就已經愈來愈分化了，兩黨共識越來越難達成。

《行為》告訴我們，我們潛意識很會把世界分成我群和他群，並偏好我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今中外皆如此。我們對我群之人做出良好的行為，卻對他群的人做出糟糕的行為。更慘的是，我們很容易被操弄，在幾秒之內，就能決定誰是我群、誰是他群，所以網軍才能輕易得逞。

其實，我們在政治上的對立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行為》中參考了《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和《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作者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對政治對立的心理學很具啟發的研究，並闡述生物性因素如何影響我們選擇站哪邊（請參見〈好人真的總是自以為是？〉及〈該如何在道德部落間建立對話、凝聚共識？〉）。

《行為》指出，同理心，都不代表能夠真正做出困難、勇敢又富有慈悲心的事情，這呼應了美國心理學家保羅．布倫（Paul Bloom）備受爭議的《失控的同理心︰道德判斷的偏誤與理性思考的價值》（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中的主張，認為同理心會蒙蔽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在公共政策和各種關係中，做出不符合道德的選擇，或受情緒主導而無法將利益最大化（請參見〈失控的銅鋰鋅〉）。他們認為，同理心其實是一種反覆無常且非理性的情感，很容易受偏見所誤導。它會打亂我們的判斷，反而導致殘酷的行為，這些自以為是的善意卻對很多弱勢族群造成很大的痛苦。

以上說法可能很抽象，如果看了最近爆紅的《我們與惡的距離》，體認在許多重大社會事件中，同理心爆棚的鍵盤正義俠和名嘴網紅的廉價正義，可能對更多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自以為是的善意拉近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麼書中談的，就不再是抽像的概念而已了吧。




最後，《行為》要談人類歷史上的戰爭、大屠殺與迫害等等。很可悲也可笑的，人類願意為了象徵性的神聖價值而殺戮或被殺。在斯里蘭卡，萬惡的伊斯蘭國（IS）居然在一個佛教國家，把人家少數基督徒的教堂給炸了，死傷數百無辜民眾，有學者表示這算是「恐怖主義3.0」的行為了吧。然而，透過協商，可以維持與他群的和平。理解和尊重他們神聖價值的強度有助於維持長久的和平。

心理學大師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巨著《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就要來告訴我們，客觀數據顯示，從過去到現在發現暴力其實正逐漸消退，我們的時代比任何以前的人類生存時期都更少有暴力，更不殘忍和更和平（請參見〈讓暴力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的良善天使〉）。

在台灣，暴力犯罪率確實是逐年下降的。有不少網友主張是因為警察吃案。姑且不論台灣警察如何愈來愈會吃案，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暴力犯罪率這幾十年間也都在下降，除了南美洲一些國家（人家警察超不吃案？）。《行為》剖析了平克和反方的論據，比《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更清晰可讀。

《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在很多人類最好和最糟的行為上，並沒有試圖給我們教科書式的簡單答案，而是讓我們勤於思考。雖然真的很厚重，可是卻真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讀了這本書勝讀十幾本書，是CP值很高的投資，非常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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