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的欲望分子多巴胺

買啦！哪次不買？花錢買快樂！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部都要！

隨著經濟發展，原本自己買不起的房子，現在大家也都買不起了。然而，豪宅還是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不是嗎？土豪還是可以像掃貨一樣一層樓、一棟樓地狂買，卻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錢人想的果然跟我們不一樣⋯⋯

然而，就像非洲的一分鐘也有六十秒一樣，控制魯蛇或溫拿的經濟行為，很可能都是腦中的同一種分子──多巴胺。

1957年，英國科學家凱瑟琳．蒙塔谷（Kathleen Montagu）首次在腦中發現多巴胺。事實上，我們腦中只有百萬分之五的腦細胞會產生多巴胺，可是它們對我們的行為卻有很大的影響。科學家們起初把多巴胺稱為「快樂分子」 ，因為當多巴胺在大腦中活躍時，人們的感受正是快樂。對吸毒注射毒品後，他們大腦會生產大量多巴胺，然後嗨翻天。多巴胺就是大腦讓人感覺良好的化學物質。

後來科學家對老鼠的進一步研究卻顯示，當牠們吃到美味的食物時，多巴胺的活性最高。然而，如果每天固定時間和份量喂食老鼠，牠們開心地把食物吃光，可是多巴胺卻不再大量分泌了。原來，多巴胺和快樂之間才沒有必然的關係，其他動物的研究顯示，多巴胺參與的其實是「酬賞預測誤差」（reward prediction error）──獎勵要比預期的高，多巴胺迴路才會活躍，我們才會感到愉悅，這就是所謂的大喜過望。

多巴胺才不是快樂分子，而是可能性的分子。多巴胺迴路並不真正關心美味的食物。 事實上，它並不真正關心任何可預測的事情。相反，當我們遇到新鮮的、意想不到的和令人興奮的事物時，多巴胺才會被釋放。驚喜越大，我們的大腦釋放的多巴胺就越多，我們感到的快樂也就越高。

於是，《欲望分子多巴胺：帶來墮落與貪婪、同時激發創意和衝動的賀爾蒙，如何支配人類的情緒、行為及命運》（The Molecule of More: How a Single Chemical in Your Brain Drives Love, Sex, and Creativity–and Will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 Human Race）的兩位作者──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臨床教授丹尼爾．利伯曼（Daniel Z. Lieberman）和作家麥可．隆（Michael E. Long）指出，多巴胺讓期待變得刺激，激發我們的欲望，照亮我們的想像，開啟通往愛河之路！






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佩蒂格魯（John Douglas “Jack” Pettigrew）提出，我們的大腦將世界劃分為兩個獨立的區域：周圍區域（peripersonal）和外界區域（extrapersonal）。 一切觸手可及的東西，都屬於周圍區域。任何我們無法觸及的東西，無論是比喻上的還是字面上的，都屬於外界區域。換句話說，我們大腦把眼前的苛且以及傳說中的詩和遠方分得一清二楚。

多巴胺讓人對屬於外界區域的事物感到興奮，並激勵我們去追求詩和遠方。它鼓勵獵人追踪難以捉摸的動物，鼓勵社畜申請夢寐以求的促銷活動，鼓勵消費者購買功能強大的汽車。 從演化的角度來看，這是有道理的。 畢竟，決定我們最終生死的往往並非眼前苛且可吃的食物，而是我們尚未擁有的遠方食物。

這就是多巴胺演化來讓我們追逐夢想的原因，一旦到手之後，多巴胺就撒手不管了。相較之下，「當下分子」（Here and Now molecules）如血清素、催產素、血管壓力素、腦內啡，才會讓愉悅更持久。

多巴胺讓我們體驗到，沒有最多，只有更多！信用卡刷爆一張接一張，那全都是多巴胺的錯！就連收納大師近藤麻理在生了第三個小孩後，也不得不承認要貫徹斷捨離的確很難。我們家中有多少用不到或一時衝動而買的東西，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你我心知肚明。想要和需要，果然是不一樣的。

多巴胺讓我們墜入愛河，又讓人愛不釋手。如果曾經戀愛過，就會知道多巴胺多麼讓人感覺很興奮，那時候多巴胺大爆發。在浪漫關係的開始，大腦正忙於應對一段新關係的所有令人興奮的可能性。多巴胺瘋狂地噴發，我們感到欣快、腦殘、沉醉於愛。

問題是關係不可能永遠保持新鮮。當新鮮感退卻時，多巴胺也會隨之消失。過了蜜月期， 戀人就會開始覺得這段關係中缺少了什麼。就像黃舒駿在〈戀愛症候群〉裡唱的那樣：「經過一段轟轟烈烈熱戀時期，不久就會開始漸漸痊癒，兩人開始互相厭倦，互相攻擊對方缺點，所有甜蜜都隨風而去。然後開始從錯覺和誤解中清醒，驚訝自己為何如此不聰明，為了愛情不管一切，不顧父母朋友姐妹兄弟，開始感到後悔不已，然後開始感到疲憊沉悶氣喘心悸牙痛頭痛夢囈，然後是精神不濟瞳孔放大脾氣暴燥四肢麻痺，終於受不了要分離。雖然結果頗令人傷心，了解之後也沒什麼了不起⋯⋯」，愛情終究是握不住的多巴胺⋯⋯當蜜月結束後，我們需要足夠的當下分子來維持我們對所參與的任何事情的興趣。

為了讓多巴胺在腦中噴湧而出，癮君子會嗑藥。事實上，成癮藥物會壓垮我們的多巴胺系統，帶來毀滅性的後果。多巴胺慾望迴路始於大腦的腹側被蓋區（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在那裡產生的多巴胺被輸送到依核（nucleus accumbens，NAcc），以促進為生存和繁殖而奮鬥的行為。於是，我們面臨了今天多巴胺在酒精、麻醉劑和可卡因成癮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為什麼很難中斷對這些物質的成癮問題。

控制多巴胺有助於控制我們對多巴胺的渴望。我們的大腦將多巴胺用於多種目的。除了讓我們渴望食物、性或毒品，我們也演化出一個系統來控制我們的多巴胺慾望迴路並控制它們。該系統像是一個安全閥，也是由多巴胺驅動的，被稱為多巴胺控制迴路（dopamine control circuit）。儘管控制系統和慾望系統是由完全相同的分子驅動的，但它們的功能卻截然不同。 慾望多巴胺讓我們想要東西，而控制多巴胺幫助我們得到它們。

我們前額皮質的多巴胺控制迴路，把欲望變成目標，讓我們能夠決定什麼樣的更多值得擁有，並且支配我們周圍的世界，以獲得我們想要的東西。多巴胺控制迴路也是想像力和創造性思維的引擎，控制計畫、制定戰略和想像未來。然而，當多巴胺控制迴路太強大時，我們就會變得殘忍、狡猾和沒有良心。

多巴胺讓我們創造出藝術、文學和音樂！多巴胺可以產生創造性天才或精神疾病，或兩者兼而有之。我們的大腦使用多巴胺控制迴路來計畫、想像和製定戰略，幫助我們讓未來比現在更美好。但實現這一目標通常意味著跳出框架思考，並在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間建立新的聯繫，這就是創造力發揮作用之處。然而，異常活躍的多巴胺，也被認為是精神病的罪魁禍首，讓病患過度相信那些本來會被我們其他人忽視的事情。

我們的多巴胺也會影響我們的政治信仰。2002年，美國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的研究員發表了一項關於人格和政治信仰的研究，似乎支持了大多數學者的想法。研究發現，自由派往往慷慨大方、善於交際。另一方面，保守派傾向於威權主義和衝動。然而，但事實恰恰相反。十四年後，他們承認是不小心混淆了資料，那篇論文必須撤稿。其實，自由派反而傾向於衝動、專制和追求刺激，而保守派則擅長慈善和社交。更多研究發現，自由派比保守派有更高的多巴胺，因為自由派希望在未來造福大眾，因此更傾向支持大政府，更注重在政策上造福社會，而保守派則希望他們的選民現在就有飯吃，更關心他們周遭的人們，這也是多巴胺作用的不同。

多巴胺讓人類征服世界，讓我們尋求新奇的刺激體驗。我們的大腦對多巴胺的受體越多，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就越強，更具探索性和遷移性。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擁有特定版本的DRD4（編碼多巴胺受體的基因）的人往往更願意、喜歡冒險，並且熱衷於學習新事物。全世界大約有兩成的人有這種基因變異，稱為DRD4-7R。多巴胺受體甚至能解釋，為何有更高比例的美國諾貝爾獎得主是移民。

我自己實驗室就有研究DRD4是否會影響外來入侵種的擴散，也就是讓外來入侵種更加愛冒險遷徙到遠方。那位碩士論文的學生，畢業後獨自一人從中亞騎單車到阿拉伯半島，遇到疫情後，在沙烏地阿拉伯又騎了半年單車，回國前還到歐洲阿爾卑斯山區騎了一趟，我頗肯定她的DRD4應該是冒險家的變異版本。

多巴胺讓我們欲求不滿，幸福意味著在多巴胺和當下分子之間平衡。多巴胺是我們的慾望、堅韌、創造力，甚至治信仰的源泉。理想情況下，多巴胺和當下分子要以平衡的方式分泌，從而帶來和諧的生活。《欲望分子多巴胺》提到，在某個領域中精通技能，能讓多巴胺達成任務後，交給當下分子接管幸福；分心和多工處理會讓人身心俱疲，專注在當下的事物，行住坐臥都可以是修行；進行創造性的活動，例如手作、繪畫、體育、園藝和烹飪等等可以讓多巴胺和當下分子合作無間，為我們帶來成就感！

多巴胺讓我們汲汲營營地發展文明和科技，讓我們不斷思考、計劃、探索、想像、規劃未來，而不原地踏步、固步自封。可是，被多巴胺綁架的人生，讓人無止盡地陷在快樂跑步機上，在聲色犬馬和酒池肉林的世界中迷失自己，無法享受當下的幸福。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欲望多巴胺是把雙面刃。控制我們欲望的也是多巴胺分子。升華或墮落，也存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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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無聲並非勝有聲——消逝中的昆蟲

在我們的居家環境中，最不希望看到活的生物大概就是昆蟲，尤其是俗稱小強的蟑螂和惱人的蚊子；而在農田中最不歡迎的動物，昆蟲大概也居首吧？

所以如果對大眾宣揚，我們應該重視昆蟲的保育，因為許多昆蟲已經面臨重大的生死存亡危機，恐怕許多人會覺得莫名其妙吧？

老實說，我也極度厭惡蟑螂和蚊子，甚至身受其害感染過登革熱，有時甚至衷心期盼蟑螂和蚊子全都絕種。可是別忘了，昆蟲是地球上物種數量最多的動物。昆蟲的多樣性，對生態環境也至關緊要。就因為少數害群之馬，牠們不僅不受關注，危機四伏之時也得不得同情，還有許多人為牠們的危機感到幸災樂禍，甚至想要落井下石。

人類文明仰賴於自然界的昆蟲朋友

就在昆蟲存亡之秋的寂寞中，還是有識之士力排眾議地為牠們發聲——英國昆蟲學家、科普作家戴夫．古爾森（Dave Goulson）在《寂靜的地球：工業化、人口爆炸與氣候變遷，昆蟲消失如何瓦解人類社會？》（Silent Earth: Averting the Insect Apocalypse）主張，人類正走向一場環保的末日決戰，如果大多數昆蟲滅絕，一切人類文明都將分崩離析。

《寂靜的地球》分為五個部分，共21章。每一章都精悍短小，讀起來輕鬆愉快，古爾森並在許多章節末順便介紹了一些有趣的昆蟲，例如貯存大量蜜在體內的蜜罐蟻、尾部能噴出有毒苯酚的炮衷甲、有兩個陰莖的蠼螋等等。他首先告訴我們昆蟲為何重要？作為多樣性最高的一類動物，昆蟲在生態系統中扮演了各種重要的角色：首先，昆蟲是自然界中重要的分解者，它們可以分解腐爛的植物和動物，使其參與了各種養分的循環；另外，雖然在大多數人類文化中並不常見以昆蟲作為食物，可是我們食用的許多動物是以昆蟲為食的；最後，許多蔬果需要靠各種昆蟲授粉，如果牠們全都滅絕了，我們的超市可能會只剩下為數不多的加工食品。








我們可能正面臨大規模衰退的生物多樣性

對於當今是否存在大規模、快速的生物滅絕，仍然有許多可討論之處。如果昆蟲也存在重大危機，古爾森理當也該提出證據來說服眾人。他確實有引述了自己和其他學者近年的研究，只是相關研究為數不多且都有各自的限制，尤其幾乎缺少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和亞洲進行的長期研究。作為訓練有素的科學家，總是能夠在雞蛋裡挑骨頭的標準來質疑那些發現的論述。

在學界當然會有不少科學家如此大肆批評，可是古爾森引述了美國生物學家丹．詹森（Dan Janzen）所說：「房子著火了，我們不需要溫度計，而是趕緊救火」。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蟲魚鳥獸愈來愈罕見的世界，甚至連分類學家也成了稀有物種。年紀稍長的朋友不需要是一位專業的生物學家，就能從生活中的蛛絲馬跡觀察到一些生物多樣性衰退的端倪了吧？我們的確不該犧牲科學的嚴謹性，可是當部分科學家有所初步的發現，我們不該因為研究資料還不夠齊全和完整，而把重大的預兆扼殺在襁褓之中。

古爾森也並非僅待在象牙塔中自憐自艾，他積極地推動環保活動，促使歐盟立法禁止全歐使用新菸鹼類殺蟲劑，並於2006年成立熊蜂保育信託。雖然他在《寂靜的地球》中的一些主張，對我而言也頗為激進，不過在這個只要主張保育的科學家容易被批評為用危言聳聽來販售恐懼的時代，像古爾森這樣勇於仗義執言的學者，已是鳳毛麟角。並且我從沒真正見識過有多人對地球的未來感到恐懼，也從未見過相關的研究經費因此有顯著增加的現象，我甚至因此認為，問題就出在人們對於未來感到害怕和真心重視昆蟲逐漸變少的人實在太少吧！

2080的地球也許又貧又飢

對於昆蟲危機，我們最快聯想到的應該是殺蟲劑。早在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L. Carson，1907－1964）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就提出殺蟲劑中的有機氯化物（DDT）造成的一系列問題，揭示化學污染對人類文化產生的巨大衝擊，及其對地球生態的影響。可是，大家首要關注，卻是昆蟲以外的其他動物所遭受到的危脅。而《寂靜的地球》卻讓我們見識到，昆蟲不僅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而且造成的問題可能還更嚴重。

除了殺蟲劑等農藥，造成昆蟲消失的原因，主要還有棲息地的喪失或破碎化、除草劑、工業化農業、寄生蟲和疾病的傳播、氣候變遷、光汙染，以及入侵種等等。例如，雖然我們都知道飛蛾撲火的現象，但光汙染仍然是比較少被研究的。雪上加霜的是，以上這些並非個別獨立的原因，它們之間還可能會有加乘效果，例如棲息地的破碎化可能會干擾蝴蝶和熊蜂為應對氣候變遷而進行的遷移等等。

在《寂靜的地球》的第四部分中，我看到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因為生物多樣性驚人地崩潰，許多植物需要人工授粉，造成糧食產量急劇下降，快速繁殖的害蟲則鯨吞蠶食著人類的作物。人類社會的大部分結構已經土崩瓦解，生活水平和預期壽命急遽下降，瘧疾在歐洲向北蔓延，在英國也成了一種威脅⋯⋯，幸好，以上是古爾森試圖為我們展示2080年左右，假想中的英國。不過，僅管我可能無法活著看到寒蟬淒切的末日到來，如果未來真是如古爾森預測的發生，那也不可以說是「幸好」了。

如何讓地球別沉寂

古爾森不是僅想要在《寂靜的地球》蜻蜓點水式地提出警告，而且他還提出了解決方案，讓我們不至於成為無頭蒼蠅，雖然乍看有點太過理想化，但我們也別太早放棄治療，他提出的方法仍然有可看之處。

首先是農業改革問題，因為農業佔用了大量的土地。他詳細分析了農業的負面影響以及未來各種可替代的選擇。他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減少食物浪費，停止使用殺蟲劑，仍然足以養活地球上所有人口。他同時也希望每所學校都能與農場聯繫起來，傳授孩子都能了解從食材到食物是如何生產的知識。

園藝方面，古爾森建議我們種植招蜂引蝶的花卉。如果家裡沒有花園，仍可使用窗台或陽台，別過度修剪草坪，停止使用殺蟲劑，並勸說地方政府也跟進，他舉了英國和其他地方破繭成蝶的成功案例來鼓舞人心。

最後，他用一個章節介紹了所有角色可以發揮的影響力：無論是國家或地方政府、包含農民的所有人，可以透過政治參與、改變我們購買的食物種類和購買地點、加入保護團體和讓我們的花園對自然更加友好。不過我還是高度懷疑在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及經濟體系情況下，是否能夠擺脫危機，畢竟人類的習性容易為蠅頭小利而作繭自縛。

《寂靜的地球》讓我們關注到過去生態保育和環境保護運動中，長期被忽視的昆蟲危機，以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而言，昆蟲的重要性恐怕比許多人類較為熟悉的可愛動植物更來得多，現在是時候了解真實版的「蟲蟲危機」了！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3年第255期0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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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怪人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

近年來，有東方牆國⋯⋯哦不⋯⋯強國一直主張「東風西漸」，一再強調西方沒落的論調。然而，現今人均收入全球排名前35名的國家，有30個仍是位處歐洲或美洲的「西方」國家。

我們看看周遭平日用的，還有哪些是我們自己傳統文化的發明？包括服裝、廚房、房屋、通訊、交通工具，乃至教育、政治、金融、經濟、法律，幾乎全部都是從西方傳進來的，我們的物質生活，已經沒有多少不是西方人發明的，即使我們很阿Q地說指南針、火藥、紙張和印制術是中國人發明的，可是現在真正在使用的，有哪樣不是早就經過西方人的大幅改良？

為什麼歐洲在人類歷史上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美國演化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經典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提供了一個優雅的答案： 歐洲人並不比非歐洲人聰明，但地理和自然資源推動了歐洲向特定方向發展。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就提出五百年前，西方文明憑六大「殺手級應用」（killer Apps）勝過外表看來比它優越的眾多東方帝國，而這六大利器正是世界其他地區所缺乏的：競爭、科學、財產權、醫學、消費社會與工作倫理（請參見〈國敗論之西方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

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的《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也指出，地理能夠解釋為何西方能統治世界，而非文化、政治、遺傳和偉人（請參見〈西方究竟憑什麼？〉）。

就因為西方國家仍主宰著科學、科技、教育、經濟、法律等等方面，心理學上有一個調侃式的名詞WEIRD──西方（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且民主（Democratic）。因為許多著名的心理學研究，都是他們在西方的大學校園中用低廉的酬勞誘拐阿宅大學生完成了，然後再逐一寫入心理學教科書中奉為圭臬，可是漸漸的，世界其他地區卻發現，不同社會文化做出的研究結果可以是南轅北轍的。

也有愈來愈多研究顯示，這群WEIRD阿宅群體，比起其他非WEIRD群體，更加尊崇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喜愛控制、不循常規、愛好分析，並且更信任陌生阿宅。

WEIRD群體如何在心理上變得如此與眾不同，以至於在近幾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歐洲的全球擴張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最近，哈佛大學生類演化生物學系系主任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透過這部結構宏大的《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How the West Became Psychologically Peculiar and Particularly Prosperous），為讀者提供了極具創造性的發現，結合了 世界歷史、人類學、經濟學、博弈論、心理學和生物學的研究，並運用了卓越的統計方法，利用大量的證據來解釋社會之間的差異，告訴我們，決勝的關鍵不只是基因與生物特性，更重要的是文化！

WEIRD群體有多麼與眾不同呢？在我們的文化中，「個人主義」甚至可以是用來貶損人的。可是，在WEIRD社會中，個人主義並非貶義的，而且WEIRD阿宅擅長分析的方式思考問題，相信自由意志，承擔個人責任，當他們行為不端時感到愧疚，並認為裙帶關係即使不完全是錯的，也不該被鼓勵。

然而，無界上人口數量更多許多的非WEIRD群體，更強烈地認同家庭、部落、宗族和族群，更「全面 」地思考，崇尚團體主義，為群體所做的事情負責，並公開懲罰不合群甚至玷污群體榮譽的阿宅，當行為不端時感到羞恥而非愧疚，並認為裙帶關係是值得鼓勵的，也是一種自然義務。

問題是，為啥會出現這樣的分歧？

亨里奇的研究領域橫跨人類學、心理學與經濟學，以演化探討文化、心理、社會地位、宗教、合作與決策。他指出，許多古怪的思維方式，其是是文化差異的結果，而非基因差異。雖然他自己貴為哈佛大學生類演化生物學系系主任，但他指出，宗教、音樂、藝術、狩獵和耕作方式、行為規範和對親屬關係的態度雖然是演化而來的，但不完全涉及基因，而是文化讓我們心理甚至大腦中留下了可衡量的差異。

亨里奇首先探討了家庭結構、婚姻和宗教的起源和演變，追溯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的起源，揭示了羅馬天主教會透過「婚家計畫」（Marrriage and Family Program，MFP），改變人類婚姻和親屬關係的基礎，無意中改變了人類心理和西方文明的發展軌跡。羅馬天主教會的MFP所發揮的作用是禁止一夫多妻制、離婚、與表兄弟結婚，甚至與六等親的遠房血親結婚，同時不鼓勵收養和包辦婚姻以及在大家庭、宗族和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嚴格繼承規範。西方基督教意外地拆除以親屬為基礎的制度，同時也催化了它自己的傳播。

在歐洲，對表親婚姻的禁止迫使教徒和毫無血緣關係的阿宅結婚，WEIRD文化變得更容易接受陌生阿宅。這在社會組織中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對歐洲文化產生了全面的影響。阿宅們被迫尋找基督徒夥伴，基督徒也能離開了他們原生的社區。西方基督教對一夫一妻制的堅持將大家庭分解為核心家庭。

教會連根拔起水平的、相關的身份，取而代之的是面向機構本身的垂直身份。教會對其婚姻政策持嚴厲態度，違規行為會受到不可領聖餐、流放和拒絕私生子繼承的懲罰。過去，財產幾乎總是歸家庭成員所有，可是教會敦促富人將錢捐給窮人的教會，以確保他們在天堂的地位。如此一來，教會既消除了人們忠誠度方面的主要競爭對手，又創造了收入來源。

亨里奇等人發現，西方教會每接觸一個世紀，表親結婚率就會降低近六成。可是問題就來了，要怎麼解釋義大利南北猶如兩個國家的巨大差異？如果義大利長期以來一直是天主教徒，為什麼義大利北部會成為繁榮的銀行業中心，而義大利南部卻一直貧窮並為黑手黨家族所困擾？

亨里奇認為，那是因為義大利南部從未被教會支持的加洛林帝國征服。西西里島被穆斯林統治了兩個世紀，而南部其他大部分地區則由東正教教會控制，直到11世紀才被教會最終把她們同化。 這就是為何，義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的近親結婚率是北部的十倍，而且在西西里島的大部分省份，幾乎沒有人捐血，義大利北部卻非如此。

如今，允許甚至鼓勵表親婚姻的社會和接近禁止表親婚姻的社會仍然存在巨大的差異。我們的人類在數十萬年的長期演化中，主要由緊密的親屬關係組織起來的，這種關係今天在大多數社會，包括東亞的社會中仍然是理所當然的，反而是WEIRD社會拆解親屬關係讓社會更加疏離才是真正的怪異。在非WEIRD社會中，擁有共享資源和強烈的地方社區意識，但卻錯過了社會的活力和開放。日積月累後，正反饋將小的傾向變成大的差異，然後演變成WEIRD文化和WEIRD思想的誕生。

WEIRD阿宅們脫離了家族的根基，聚集在城市裡，發展出非個人的利社會性，與其他城市阿宅建立了聯繫。修道院、大學、貿易行會、法院、股票市場、立法機構、咖啡館、報紙以及企業在教會的MFP土壤中生根發芽。他們起草了城市憲章並組建了專業行會，還能選舉城市領導人，這是代議制民主的最初跡象。商人必須學會與陌生阿宅交易，這種新型商業的成功需要良好的聲譽和新的規範，例如公平公正。商人不能欺騙一個陌生阿宅，偏袒親戚，然後指望能賺得盆滿缽滿。

以親屬為基礎的制度的成功取決對傳統權威的尊重、對羞恥的敏感度以及對集體的定位。然而，當關係紐帶變弱，人們不得不想方設法與陌生阿宅相處時，其成功卻來自於獨立、對權威的更少尊重、更多的愧疚，以及更多地關注培養個人品質和成就。

愧疚是一種私人情緒，是因為我們沒有達到自己的期望而產生的。相反的，羞恥是沒有達到社群期望的結果。即使沒有外部制裁，WEIRD阿宅也更有可能遵守規則。直到2002年，來自其他國家的聯合國外交官都無需在紐約市支付停車罰單，可是來自英國、瑞典、加拿大和澳洲等其他幾個WEIRD國家的外交官幾乎沒有收到停車罰單，而來自埃及、查德、保加利亞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則像集點數一樣累積了上百張罰單。 當外交豁免權終止後，違規停車的情況有所減少，但差距仍然存在。

相對於非WEIRD群體，WEIRD的阿宅更看重公正，相信普遍適用的規則，對朋友、家人和他們的族群成員表現出較少的偏袒。假設你在一輛好友駕駛的車裡，他魯莽駕駛撞到了行人。他的律師告訴你，如果你宣誓作證他循規蹈矩，可能會讓他免於承擔嚴重的法律後果。那麼，你的朋友是否有權指望你為他撒謊，或者你認為他無權指望？來自加拿大、瑞士和美國的阿宅通常告訴研究人員，你的朋友無權指望你說謊。 但是大多數來自韓國、尼泊爾和委內瑞拉等地的非WEIRD公民表示，他們願意撒謊來幫助朋友。你呢？

《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以各國表親婚姻的百分比預示著個人主義的水平。美國在個人主義方面得分最高，而在表親結婚率方面得分最低。馬來西亞和印尼等近親結婚率較高的國家在個人主義方面得分較低。表親婚姻的盛行還與較低的陌生人信任率、較高的為朋友撒謊的意願以及較低的捐血率有關。相反，習慣於在市場環境中與陌生阿宅互動的阿宅有動力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更高比例的非個人信任、個人主義和自願聯合有助於市場的興起，因為人們更願意與陌生阿宅進行交易和打交道。以親屬為基礎的社區中的人們非常關心與其他群體成員的公平和誠實，但他們對陌生阿宅的信任度較低。相反，習慣於在市場環境中與陌生阿宅互動的阿宅有動力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歐洲的這些社會和心理變化最終催化了日益增長的非個人化市場，職業的日益專業化，以及志願組織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這一切共同創造了當今世界的基礎。

市場也塑造了與時間相關的 WEIRD 心理。與WEIRD社會相比，在更傳統的小規模社會中，阿宅們不太在意守時。生活在倫敦和紐約等個性化程度更高的城市的阿宅，平均走路速度要比生活在新加坡和雅加達等個性化程度較低的城市的阿宅快得多。1,500到1,700年，早在1,450年前就展示公共時鐘的歐洲城市，在經濟上比沒有展示的城市更繁榮。

另外，延遲滿足似乎在WEIRD 社會中也更為普遍。在預先支付較少的金錢或稍後支付較大的金額之間進行選擇時，WEIRD阿宅傾向於選擇較大的金額，而大多數非WEIRD阿宅更喜歡立即獲得較小的獎勵。更大的耐心與經濟成果密切相關。

WEIRD和非WEIRD的阿宅擁有相反的認知風格──西方阿宅更具分析性，相比之下，來自親屬關係密集型文化的阿宅傾向於更全面地思考，關注關係而不是類別。例如一個常見的心理學實驗中，研究者向受試者展示三個圖像，比如一隻兔子、一根胡蘿蔔和一隻貓，要求他們做配對。擅長分析思維的阿宅會把兔子和貓相配對，因為兔子和貓都是哺乳動物。會把兔子與胡蘿蔔配對的阿宅，著重對象之間的關係，因為兔子會吃胡蘿蔔。

到基督新教出現時，阿宅們已經內化了個人主義的世界觀。閱讀聖經的使命促進了高識字率和教育民主化。對神賦予的自然（個人）權利和憲政民主的思考， 激發了人們對自然法則的興趣，由此演化出科學方法，並確定了抽象原則。所有這些社會心理變化推動了前所未有的創新、工業革命和經濟增長。

回到我們社會，其實文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高等教育基本上就是把阿宅培育成WEIRD的一種過程。為了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現代亞洲富國也在教育、政治、經濟制度中改變了公民的文化和心理。在一個富強的現代社會，無論其位處哪大洲，誠信、守時、創新、公平、耐心、個人價值不都成了美德嗎？

然而，就因為我們的社會接受了WEIRD社會中誕生的政治、法律、教育、經濟等制度，然而許多民眾的思考模式仍是非WEIRD的。我們在實現自由民主法制的政治制度時，出現了各種不符合其精神的弊端，例如各種變相買票、關說、循私舞弊等等政客仍然可以高票當選，甚至判刑出獄後仍擔任政黨要職等等亂象。並且，台灣也被當作一個裙帶資本主義盛行的國家，這當然不是什麼好事。

《西方文化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是我近年來讀過最開腦洞的好書之一，享里奇的這個創新理論確實很好地解釋我們現代社會中的很多現象。當然，也很肯定的，這本好書的理論也不會是蓋棺論定的，還會激發出更多問題有待探索，面對新興的科技、經濟和教育形態，兩者的差異還重不重要，或許也有待時間來考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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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不是一種虛度——我們為什麼以及要如何入睡？

如果可以清醒，有誰想要睡著？青澀少年時期，恨不得趕快探索世界；年輕力壯時期，恨不得天天徹夜狂歡；成熟穩重時期，恨不得趕緊拚事業。但無論哪個時期，我過去長時間認為睡眠像是種阻礙，因此也不把犧牲睡眠當一回事。

直到年老力衰，加上煩人的心事常常讓人夜裡躺在床上，忘卻時間流逝，等到發覺不對勁時，已浪費掉幾個小時。接著發現打折的睡眠，常常導致白天萎靡不振的精神，也因此越來越影響工作和生活。

更年輕氣盛，快樂無憂的處方

在充斥著3C產品所帶來各種娛樂的時代，對很多人來說，因睡前黏在小螢幕而忘了睡覺，或被聲光干擾睡眠品質，簡直就是家常便飯了吧？過去的我，也以為犧牲掉的睡眠能夠補得回來，結果往往事與願違。我也不禁要提醒莘莘學子們，別以為年輕氣盛，染上新冠肺炎或流行感冒，症狀就一定會比年長者輕微。如果長期缺乏睡眠或睡眠不規律的年輕學生，症狀甚至還可能更嚴重！

要睡多少，該如何睡？肯定是現代人必修的功課！這本在國內外皆非常暢銷的《為什麼要睡覺？：睡出健康與學習力、夢出創意的新科學》（Why We Sleep：The New Science of Sleep and Dreams）是本必讀聖經。還未讀過的話，請容我加些警語：希望你別晚上才來讀這本書。因為每當我讀完一個篇章，對睡眠不足帶來的各種惡果，真的感到憂心和害怕。但別擔心，這本書除了認識到睡眠質與量的不佳帶來各種身心上的弊端，也讓我們理解，睡眠宛如仙丹妙藥，充足且高品質的睡眠，可以有病治病、無病強身！

《為什麼要睡覺？》作者沃克（Matthew Walker）曾在美國哈佛醫學院擔任精神病學教授，現在則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神經科學暨心理學教授，並創立「人類睡眠科學中心」（Center for Human Sleep Science）。他投入超過20年在研究睡眠。起初他讓病人睡著，是為了找出清醒時不易發現的早期失智特有的腦波活動，接著發現睡眠可做為早期診斷的方法，於是對睡眠越來越好奇。








本書分為四個部份，分別討論了睡眠的作用、它的好處、夢境發生的原因和圍繞於社會的睡眠問題。沃克肯定是對現代人睡眠的輕忽感到十分焦慮。在書中，他再三地提醒我們，睡眠不足對身心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威脅，也常強調那些危害是不可逆的。總之，睡眠不足可能會讓人更愚蠢、更肥胖、更不快樂、更貧窮、更多病、性能力更差、更容易死於車禍等——他真的希望我們能實現一天睡滿八小時。

生物之必需？演化之神不願淘汰的脆弱狀態

為什麼要睡覺？這是大哉問。所有動物都需要睡覺，沃克也提出睡眠剝奪實驗導致的致命結果。在我念大學的時候，科學家認識到連果蠅都需要睡覺。睡眠期間非快速動眼（non-rapid eye movements）和快速動眼（rapid eye movements）在其他物種身上也有發現。對於一個在動物分類上跨越不同門仍能保持一致的特徵，可能意味著極其重要，否則不會這麼多種動物甘願冒著減少覓食、繁殖或保護自己的時間，讓生命暴露在危險之中僅為了維持睡眠這種脆弱的狀態。

因此，我們真的不該為了喜歡和享受睡覺而感到有罪惡感。為了要能好好睡覺，很重要但常被忽略的關鍵之一，是我們的生物近日節律（circadian rhythm）會有個人差異，因此產生了所謂「早鳥」的晨型人和「夜貓子」的夜型人。清楚自己的作息節律，對生活和工作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另外，不同年齡階段的作息，也會因為褪黑激素（melatonin）分泌的早晚而有所差異，這導致青少年容易因早起而睡眠不足，但老年人卻難以晚睡晚起。

良好睡眠可以成就高效率學習和生產力

保持充足的睡眠對學習和生產力至關緊要。許多科學實驗都顯示，如果連續好幾晚的睡眠時間少於六個小時，就會出現顯著的認知能力受損。另外，多項研究也一再指出，學習後的睡眠能整合及保留記憶內容，因為睡覺時神經元會「突觸修剪」（synaptic pruning）。在我們學習新事物的時候，一夜好眠可以讓大腦把記憶從海馬體轉移到更永久的地方保存。這也是為何學生考過馬上把內容還給老師，成了家常便飯，因為熬夜應付考試已成常態，。

夜間前期無夢的非快速動眼睡眠，能確保經充分休息的頭腦，醒來時能夠接受新資訊，並且確保吸收的新知識成為牢固的新記憶。睡眠的後期階段為常做夢的快速動眼睡眠，能讓大腦重溫記憶和經歷，有時以奇怪的夢境，讓大腦建立新的聯繫。充足的快速動眼睡眠也有助於增強我們的情緒復原力，讓我們消化所遭遇的不愉快經驗，克服負面情緒，或解讀他人情緒。另外，作夢也讓我們更加有創造力，有些歷史上著名的科學發現來自作夢時的靈光一現，我自己也有幾次類似的經驗，讓我取得重要的靈感並應用到研究工作上！

睡眠不足會影響學習與行為。青少年這個時期的生理時鐘其實更適合晚睡晚起，但現在中學過早的上課時間，會長期讓他們陷於困境當中，因此歐美有些中學已調整第一堂課的時間在早上八點以後，結果學生在成績上取得良好進展並減少不良行為。如果我們的教育政策制定者，能更尊重實證科學的研究成果，而在不減少中學生的上課時數的前提下，延後第一堂課開始的時間，改善效果說不定不亞於教育改革。當然，這可能會招來家長和老師的反彈，並且我也有不少年長的朋友反對，他們認為自己也都是過來人，有何改革的必要？

我想這樣的保守心態，低估了我們在工商社會中長期忽視慢性疲勞所造成的危害，可是這些過去被視作理所當然的，並非不能改善，否則我們智人可能現在都還活在石器時代。我們既然已透過科學大幅改善我們的健康，讓預期壽命來到史上最高，那任何有利於我們身心健康的科學新方法，都值得採納，不是嗎？而且，過去和現在的青少年處境已大不相同。現今許多青少年比過往更習慣從茶飲或咖啡攝取咖啡因以維持「清醒」，然而代謝咖啡因需要至少八小時，這又讓他們惡性循環地更晚才能入睡。還有，因為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盛行，改變許多青少年的行為，如果去禁止上網和滑手機不僅窒礙難行，也剝奪了青年才俊的學習能力和工作技能。

讓沉穩入睡變成全民習慣

除此之外，睡眠不足而導致的「微睡眠」甚至比酒駕更常造成車毀人亡的意外，可是各國政府幾乎還未制定任何相應的實際政策；睡眠問題也會對工作效率造成很大的影響，讓員工更容易出錯。沃克提出，一些有遠見的企業已經認識到睡眠充足對生產力的重要性，因而嘗試設立獎金制度，配合電子監測來鼓勵睡眠時間充足的員工，並且允許更多靈活彈性的上班時間以及設立工作場所的休息區。

回到我們的生活中，自然中的晝夜節律因為人造光源、手機螢幕的藍光、恆定的室溫、惱人的電子郵件和訊息等因素一再被干擾，破壞了我們與生俱來的睡覺能力。最後，沃克向我們提出了十二個有用的建議，並且也破除了一些常見的迷思（例如飲酒可以助眠等）以幫助我們改善睡眠品質，閱讀本書是筆超級划算的投資。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3年第254期0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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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要，還是必需？——漫談我們為什麼要戀愛

五年前，如果有人說我終究會得到真愛，我多半會嗤之以鼻。其實，我當時就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要單身直到死，一輩子不能、也不配得到愛情和幸福？

無獨有偶，《為什麼要戀愛：情愛、孤獨與人際關係》（Wired for Love: A Neuroscientist's Journey Through Romance, Loss,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Connection）的作者，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腦動態實驗室主任史娣芬妮．卡喬波（Stephanie Cacioppo）也曾認為她不會墜入愛河，雖然她早期力排眾議研究浪漫愛情的神經科學基礎，但卻未曾發現同事對她的好感和示愛。因為她一直是位工作狂、愛著自己的工作，直到她因發燒而差點錯過真愛。




想要研究浪漫愛情，要先攻克學術圈的冰冷理性

首先，我必須要說，一本科普書能夠讀到熱淚盈眶，甚至潸然淚下，也算是個奇特的經驗。史娣芬妮不僅是以一位神經科學家的身分和角色來討論戀愛關係，她在《為什麼要戀愛》中每個篇章，都加入了自己的感情世界，用她和丈夫感人肺腑的愛情來不斷印證書中的科學。她的先生，約翰．卡喬波（John T. Cacioppo）也是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創立了芝加哥大學認知與社會神經科學中心，同樣是位工作狂，而研究的是孤獨對人的影響，兩人年紀相差超過20歲。她研究戀愛的好處，他研究孤獨的危害，用兩人的故事為本書鋪墊，相得益彰！

《為什麼要戀愛》的內容得來不易，因為當史娣芬妮在學術事業早期決定投入研究愛情的心理學時，不少師長都反對，甚至明白告訴她那是自毀前程，因為當時並沒有多少心理學家認真看待這個議題，畢竟研究浪漫愛情不夠嚴肅和實在。並且「愛」這個議題也不夠具體和過度主觀，難以有效研究。她早期申請研究經費時，甚至要把「愛」改成「配對連結」（pair-bonding）才終於過關。

浪漫愛情的心理學怎麼會不嚴肅和不實在呢？

然而，一旦浪漫關係變得越來越罕見，甚至可能動搖國本。並且許多社會事件也是所謂的「因愛生恨」而起。事後諸葛地分析，浪漫愛情的心理學怎麼會不嚴肅和不實在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對愛的需求看來不如躲避病毒的危險那麼迫切，可是疫情趨緩後，對單身人士來說，就少了躲避約會的藉口。史娣芬妮指出，部份單身人士甚至出現「約會恐懼」。另一方面，疫情期間的封城，全家成員長期關在家無法自由外出，對婚姻和家庭關係造成的各種影響，媒體也曾爭相報導。

《為什麼要戀愛》指出，美國在1950年代僅有兩成多的成人仍單身，如今卻有五成。交友軟體的營收從2015年的16億9000萬美元躍升至2020年的30億8000萬美元，預計2025年還會增長一倍。事實上，我就是使用了交友軟體才發展出現在的穩定關係，因為我客觀理性地分析發現，要在忙碌多變的現實生活中，巧遇上最適合的伴侶，猶如大海撈針。一款有眾多目標明確的使用者，而且正派經營的交友軟體，才能大幅提高配對成功的機率，於是我的浪漫關係就是在一點也不浪漫的考量下發展出的。這對一些朋友來說有點匪夷所思。或許不能認真面對這個問題，也是許多現代人難以尋覓真愛的原因之一。

史娣芬妮的真愛也得來不易，她原本是法國人，在瑞士日內瓦工作。機緣巧合下，在中國上海的一場神經科學研討會中遇見在美國芝加哥工作的未來丈夫，兩人有極高的相似性，於是很快墜入愛河。他們談了一段時間的遠距離戀愛，大多時候在跨國參加學術研討會時秘密溜出去約會，後來心血來潮決定結婚，臨時起意到了法國巴黎的一座公園進行儀式。身為馬來西亞人，我也是到台灣工作才認識現在的妻子，雖然出生和成長於不同國家，我們在價值觀和許多喜好上都有很高的默契，可能多次發生了神經科學上描述腦波同步的「腦對腦曳引」（brain-to-brain entrainment）的現象。

心靈與化學反應，何者影響著我們的戀愛感？

拜疫情所賜，我們結婚時，雙方家長都沒見過面，婚後近三年才回到馬來西亞老家。結束頻繁會見親戚交代婚事的巡迴行程後，我和妻子在吉隆坡一家購物中心的咖啡館裡讀這本書，每讀完一章，都要偷偷望向在另一桌帶心理手作活動的妻子，無比慶幸自己能夠得到真愛。書中提到，當我們眼神交會時，鏡像神經系統（mirror neuron system）被刺激，能夠理解並預測對方在想什麼；當我們擁抱時，大腦釋出催產素（oxytocin），促進了我們的身心健康；而讀著這本書的後半部時，我獨自一人搭機回台，思念著還留在馬來西亞繼續旅行的妻子。史蒂芬妮也指出，小別勝新婚是有道理的。研究顯示，遠距離的伴侶比天天見面的夫妻更常從事有意義的活動，因為不再把陪伴當做理所當然。我簡直是把這本書的內容，在真實生活中複習一遍，並且也在讀感情關係中的科學。

覺得我太放閃嗎？單身或失去一段關係就要覺得不是滋味嗎？其實，這本書是為在人生中任何感情階段的人而寫，無論尚未開始、正在進行中，或已經結束，都能在讀《為什麼要戀愛》有不同的體悟！大多數關於感情關係的書籍，是為已經或想要談戀愛的人撰寫的。然而，沒有任何戀愛關係的人也可以藉由閱讀這本書，了解戀愛中形成穩定的幸福健康關係。

史娣芬妮本身是頂尖的浪漫關係心理研究者，她也對自己的婚姻做了觀察，並詢問自己有關研究工作中會提問的問題，例如：他們一見鍾情背後的原理？當他們經常相隔兩地時，為何仍感覺非常接近？如果沒有身體上的吸引力，他們會墜入愛河嗎？兩個工作狂要如何在極為忙碌的事業中兼顧家庭呢？

從社會神經科學的某個程度上來說，愛其實是種必需品

《為什麼要戀愛》告訴我們，從社會神經科學的某個程度上來說，愛其實是種必需品。她的研究發現，透過功能性磁共振造影（fMRI），戀愛不僅讓大腦的愉悅中樞活躍，也活化認知系統，也就是我們用來獲取知識並了解周遭環境的能力。有人類學理論認為，我們智人的大腦相較其他靈長類動物更發達，是因為我們要處理更為複雜多變的社交訊息以及維持親密關係來共同撫育後代，因此需要設身處地去理解他人的心智活動。作者也讓我們理解並培養浪漫關係，在關係中自我拓展（self-expansion），在愛中學會成為更好的自己及伴侶。

相信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見識過許多人不懂處理感情中的衝突。而史娣芬妮也從生物學的角度闡述了我們為什麼會形成戀愛關係。她以自己家庭為例，解釋了如何從父母那裡學到依戀在戀愛關係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她的許多研究也發現，愛情對疾病和受傷的恢復也有很大的助益，甚至在她的關係中，在伴侶生病時身體力行地互相扶持和照顧。她也經歷了他們關係整個成、住、壞、空的過程。後來發展甚至令人不勝唏噓，這本書最後也談到痛失摯愛後，要如何走出悲傷深淵。

大量心理學實證研究一再告誡我們，健康穩固的感情關係是要後天努力培養的，這世界上不存在真正天造地設的伴侶，王子與公主永遠幸福地在一起真的只是童話。《為什麼要戀愛》讓我們經營百年修得共枕眠的感情關係，是一輩子值得珍惜的學習經驗！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3年第253期0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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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際大戰

自從俄羅斯蠻橫無理地入侵烏克蘭，很多人大概也不再相信另一場大規模戰爭是不可能的，畢竟在極權專制的軍事強權國家，只要領導人犯蠢或意氣用事，可能不會相信和平對全人類才有利。當初歐美傻到以為讓俄國權貴只要能把豪華遊艇開到地中海度假時照三餐享用頂級紅酒、鵝肝醬、松露，他們就只會想要用貿易和外交手段解決問題，而一般平民吃不到麥當勞時就會揭竿起義⋯⋯

屋漏偏逢連夜雨，原本疫情的打擊結束後，各國開始紛紛解除管制，經濟本應有所起色，可是俄烏戰爭一開打，全球民生經濟又哀鴻遍野，平民百姓原本萬物皆漲只有薪水不漲的慘況雪上加霜，因為烏克蘭大草原地處歐亞大陸最大的黑土帶，雖然烏克蘭人均收入相當低，可是肥沃的土壤讓她成為全球大糧倉，戰爭對基礎建設的破壞以及土地的污染，恐怕在未來幾十年都會造成不良影響。

全球也赫然發現，如果這場戰爭發生在東亞，直接涉及高收入的台灣，恐怕就不是通貨膨脹這麼簡單而已了。拜疫情控制得比大部分先進國家得當所賜，台灣經濟不僅逆勢成長，各各先進國家還發現，台灣掌控了全球先進晶片產能的壓倒性多數，只要這些晶片因戰亂而停產，就會直接衝擊全球製造業、IT產業、醫療產業以及汽車產業，那就完全不是什麼量化寬鬆等貨幣政策可以拯救的。

先進晶片成為世界上最搶手的商品，這可能讓許多人始料未及。近幾十年來，晶片無疑已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和必不可少的電子產品中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高端奢侈電子產品到普通家用電器都離不開大量晶片，從智慧手機到電腦，從微波爐到洗衣機，從汽車到飛機，從醫療設備到工廠車床都可見晶片的蹤影。 政府、銀行、社交媒體、電子郵件仍至全球證券交易所等關鍵基礎設施也同樣依賴於這些晶片。拜晶片的快速發展所賜，過去先進國家的人民才有機會使用得到的3C產品和服務，也充斥發展中國家市場，拉近了世界各地的距離。

其實早在疫情前，川普政府發起的美中貿易戰中，晶片就成了主角，而美國禁售各種先進晶片給中興通訊以及華為，禁售各種先進晶片給他們，直接把華為從頂尖跨國企業降維打擊成二流中國本土企業，姑且不論中國國營企業趁虛而入扯後腿。而美國也赫然發現，這些晶片禁令，不是美國單方面說的算，他們還需要台灣等國的配合，因為美國生產的晶片不僅市占率不高，而且先進晶片幾乎都是在東亞生產的，而半導體重鎮如日本、韓國、台灣都在虎視眈眈的中國旁邊。美國近年通過所謂的「晶片法案」，試圖讓美國重回晶片製造的重地。只是這可能在未來十年、二十年都難以辦到。

而中國也醒悟到，他們與先進晶片的研發和生產無關，儘管中國各地政府在中央的一聲令下投入大量資金，但被騙子騙走的，可能比投入廠房生產的還多。這讓中國也產生了極大的焦慮，因為關鍵資源被鎖喉了（用中國普通話來說是「卡脖子」）。中國在2021年進口的晶片高達四千多億，比石油多了不止兩倍。過去中國民間嘴炮「馬六甲困境」，因為中東的石油要途經馬六甲海峽，可是相較先進晶片之下，石油的產地分散太多了，要突圍也輕易許多。晶片產業現在既決定了全球經濟格局，也決定了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

想要瞭解整個晶片戰爭的起因和後果，絕不能錯過《晶片戰爭：矽時代的新賽局，解析地緣政治下全球最關鍵科技的創新、商業模式與台灣的未來》（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作者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在美國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弗萊徹學院教授國際史，他把俄羅斯和中國歷史方面的專業知識帶到解說晶片的製造。這本好書記錄了半導體晶片的發展、擴散和戰略部署，能讓一般民眾快速掌握晶片的歷史，並且無負擔地瞭解其中的意義，尤其是主要故事地點是在台灣。如果台灣人連自己的優劣勢都不想也不能搞清楚，誰來呢？








英特爾（Intel）創始人之一高登．摩爾（Gordon E. Moore，1929－）在大概半世紀前提出了摩爾定律（Moore’s law），預測積體電路上可容納的電晶體數目，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約每隔兩年便會增加一倍（後來修正成每一年半）。 六十年前，四個電晶體可以裝在一個晶片上， 今天的話已超過百億個，最先進的還超過兩百億個。也因為《晶片戰爭》的科學和科技內容和知識不多，如果想進一步搞懂科技方面的歷史，可以再讀《賈伯斯傳》（Steve Jobs）作者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的《創新者們：掀起數位革命的天才、怪傑和駭客》（THE INNOVATORS: How a Group of Hackers, Geniuses, and Geeks Created the Digital Revolution）（請參見〈傳奇的賈伯斯傳（Steve Jobs）〉和〈數位革命的創新者們〉）。

先進晶片的生產，已成為地表上人類史上最高科技的工業生產活動了，台灣壟斷了超過九成先進晶片的代工生產，而剩下的不到一成幾乎完全被韓國壟斷。而這樣的壟斷，完全不可能用反托拉斯法來避免，因為只有台灣科學園區的阿宅工程師，懂得如何賣肝地操作全世界最先進和複雜的機台以高良率的方式生產先進晶片，而生產的過程要大量使用日本公司壟斷的各種超純藥劑。

事實上，也不是只要有台灣或美國就能生產先進晶片，因為現在只有荷蘭的ASML才能製造、組裝最先進的極紫外光（EUV）曝光機，並且培訓工程師操作。而ASML的EUV曝光機，也一定要使用美國西盟（Cymer）的EUV光源，需要以時速兩百英里在真空加速肉眼看不見的上千萬顆錫顆粒，以雷射轟擊每顆五萬次。 產生出的EUV要使用德國蔡司（Carl Zeiss）的頂極光學鏡片反射和聚焦，生產過程中要保持高度無塵，並且需要使用到美國、英國、以色列研發的軟體。

我臥底在一些反智自嗨的LINE群組，三不五時看到什麼台積電要把整個生產線外移已是家常便飯，最近還看到什麼ASML不理美國，決定以後生產的EUV曝光機只會售賣中國的謠言惑眾。而電視上學無術的文科生名嘴的瘋狂嘴炮，連最基本的物理定律都不懂，就能大言不慚地談論晶片，以為和生產薯片（英文也叫chips）差不多，真的很可笑也可悲，可能再嘴炮下去，他們都以為自己是刀槍不入的鋼鐵人了吧？

要製造先進晶片，涉及包括美國、台灣、荷蘭、日本、韓國、德國、英國、愛爾蘭、以色列、斯洛維尼亞、希臘等等各國最頂尖的工程師的嘔心瀝血之作，才能打造和操作地表上最精密和複雜的儀器，這背後還有各國對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的信任和信仰。先進晶片不僅資本投入極為雄厚，打造先進製程的工廠，要投入幾百億美元，足以動搖許多國家的國本，並且風險非常高。幾十年專業分工的國際貿易以及收益最大化的趨勢下，這些先進國家自己能夠掌控的技術愈來愈少，可是卻越來越尖端！

晶片的歷史，可追溯到195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蕭克利在加州山景城開設了蕭克利半導體公司，部分原因是為了照料在帕羅阿圖的年邁母親。 這造就了舊金山灣區南部後來發展成所謂的矽谷。 但矽谷的真正創立要歸功於受不了蕭克利獨斷獨行的「八叛逆」（traitorous eight），包括摩爾等八位阿宅工程師，共同創辦了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或譯作仙童半導體公司）。 美國的國防工業和高消費需求推動了快捷半導體、德州儀器、英特爾、AMD 等美國高科技公司的發展。其中，英特爾率先設計和生產晶片，有一度「Intel Inside」是大部分電腦的共同品牌。

隨著戰爭變得越來越「資訊化」和「智慧化」，各國政府和軍隊也越來越關注確保可靠的晶片供應。 能夠利用晶片產生更強大運算力的軍隊，將積累相當大的戰略優勢，包括更精確的武器、更先進的偵測和衛星系統、更好的預測性維護能力以及更靈活的無人機。《晶片戰爭》就提到導彈中裝載的晶片，能讓導彈在飛行過程中不斷進行運算，快速不停修正飛行軌跡精準命中目標。而俄羅斯在缺乏晶片之下，只能狂轟濫炸。

早在冷戰時期，蘇聯人也想要分一杯羹。1960年代莫斯科派了許多特務到美國史丹佛大學以學術交流的名義偷學了半導體的研究和製造，並且竊取了許多機密。 蘇聯當時試圖對自己版本的矽谷——澤列諾格勒進行逆向工程。可是，與美國晶片製造相比，這種複製策略讓蘇聯永遠處於二三流狀態，姑且不論政治上一再對工程師的干擾，三不五時把他們捉去流放或勞改。

自由歐洲過去未能意識到晶片的重要性，錯過了晶片發展的很大段時期。《晶片戰爭》提到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收到1962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Hayato Ikeda，1899－1965）贈送電晶體收音機作為禮物時，顯然對它極為不屑， 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俗氣宅發明，以為法國才有高貴、典雅的精品。然而，歐洲後來卻也成為關鍵——荷蘭的ASML掌控了EUV曝光機，能在晶圓中蝕刻出奈米級尺寸的電晶體。ASML最近最先進一台EUV曝光機的成本就可能高達三億美元。

日本在戰後經濟的崛起，正是因為日本掌握了晶體管的製造關鍵，這要拜索尼的聯合創始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1921－1999）所賜，他率先將晶片用於消費電子產品。 身為清酒造酒廠的繼承人，他反而全力投入半導體，並建立了一家戰後重振日本經濟而聞名的公司，並且向美國等先進國家市場銷售隨身聽等電子產品。然而， 盛田昭夫卻傻到和日本極右派一起出書，以為日本永遠能在晶片上宰制美國，引起後者的戒心，決定扶持其他國家。

於是，韓國、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開始崛起。 三星的創始人李秉哲在1930年代開始經營魚乾。三星在1960年代開始生產電子產品，但直到1980年代才轉向半導體製造，而三星在DRAM記憶體晶片市場就把原本的霸主日本整個打趴。三星代工的晶片數量雖不及台積電，可是把自家使用的算上，是生產先進晶片最大的廠商，下來才是台積電（TSMC），再下來是英特爾。

我恨不得二十年前就讀到這本書，如果那時候我把全部身家投入購買台積電的股票，現在的工作就單純是興趣和結交朋友的樂事了！台灣是什麼時候得到這個契機呢？是在德州儀器（TI）放棄了讓張忠謀（Morris Chang）擔任CEO之時。 在1980年代初期，在台灣政府的邀請下，張忠謀前往台灣，先是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後來他建立了台積電作為晶圓代工廠，為其他科技公司製造晶片。台積電可以專注於提高晶圓廠的效率，同時與所有最大的晶片設計公司，尤其是蘋果公司合作。當時，多年來一直為蘋果電腦生產晶片的英特爾選擇不為iPhone生產晶片，因為他們當時沒預見遠大的前景。事後諸葛來看，這壯大了台積電並且削弱了英特爾。

其實，張忠謀當初讓台灣成為晶圓代工的重心，原本是不少科技人不屑的，因為那樣無法創造全球知名品牌，而一般消費者怎會知曉使用的電腦或手機中的晶片是誰製造的？然而，事實卻證明張忠謀極有遠見，他把台積電定位成高科技印刷廠。也因為台積電只專注生產晶片而不和晶片設計公司競爭，信任又可以發揮極大的作用！晶片設計公司可以完全放心把極為機密的設計交給台積電生產，共榮共好！俗話說：「生子當如孫仲謀」，現在那個姓氏應該改成「張」了。

台積電除了遠見，也因為很早就和ASML共同研發，所以掌握了許多技術上的先機。例如《晶片戰爭》未提到的的浸潤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讓紫外光能蝕刻出更多電晶體，突破傳統乾式顯影技術的局限，讓摩爾定律得以在55奈米製程之後持續延續，更是台積電技術甩開英特爾、三星的一大關鍵。今天許多蘋果電腦的產品都是「加州設計，中國組裝」，事實上大部分晶片來自台積電在台灣製造。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 Pelosi）訪台，引發了附近中國的括數天的軍事演習。 美國和其他國家對台灣晶片的依賴程度，已經今非昔比。台積電目前已積極推動製造二奈米的先進製程。 相較之下，一些最先進的中國晶圓廠才剛剛開始生產七奈米的晶片。 除了製程之外，台積電生產晶片約佔全球生產的所有晶片的55%。 相比之下，美國每年只生產約12%的晶片，而中國的產量還要少一些。

中國過去在毛澤東的大躍進之下土法煉鋼，沒想到連晶片都以為能家庭生產。中國也是在台積電叛將張汝京創立中芯國際後，才有像樣的半導體產業。在習近平的強勢領導下，想要以不合作的方式盡快取得核心技術的突破。然而，晶片製造的所有重要環節，幾乎全沒中國的份，所有參與的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友，雖然也各懷鬼胎，但因為信奉自由民主和自由貿易，還是能夠互相信任。《晶片戰爭》指出，如果中國想在這個生態系統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它的雄心壯志就可以實現。 然而，北京並沒有在一個由美國及其盟友主導的體系中謀求更好的地位，他們肖想重塑世界半導體產業，而不是與之融合。

雖然美國已脫離先進晶片的製造，可是絕大部分先進晶片都是老美設計的，矽谷之所以仍是高科技重鎮，除了早期軍方的支持，就是靠自由的創業環境。然而，幾乎所有中國的半導體公司都依賴政府的支持，因此它們既面向商業目標，也面向國家目標。 中國最先進的長江存儲，戰略意義大過盈利的意義。 華為、長江存儲和長鑫存儲等公司的產品為中國政府提供了竊取、脅迫、間諜和勒索的潛在接點。然而，中國可能只是重蹈蘇聯的覆轍。

晶片所使用的主要材料矽，是地球上最大量存在的元素之一，超級便宜。矽晶片不像天然資源那樣，誰佔領誰賺到。米勒在《晶片戰爭》也主張，無論是以封鎖還是直接入侵的形式，中國想要搶勢台灣半導體產業都可能失敗。 晶片製造是一項極其複雜的活動，它既依賴於全球供應鏈，也依賴於具有大量隱性知識的眾多熟練工程師，這樣超級複雜的製程中，是不可能拿槍脅迫阿宅工程師賣肝就做得出來的。ASML極其複雜和昂貴的EUV曝光機每台有超過45萬個零件，更換來自世界各地生產的零件就是件極為複雜的工作。正如總統蔡英文最近投書國際雜誌寫道，台灣的晶圓廠是抵禦中國侵略的「矽盾」。任何軍事活動造成的任何中斷，對全球各國各方面來說都將是經濟災難。

台灣人可能一覺醒來發現台積電真是護國神山，讓各國愈來愈重視台灣的國際地位，雖然可以不必再妄自菲薄，可是和新竹科學園區無關的人士也大可不必自傲。台灣重押台積電，說不定會在日後產生變相的「荷蘭病」。台積電近年大舉徵才讓頂尖大學畢業生血汗賣肝，其實掏空了許多其他產業應有的競爭力。熟知晶片發展的歷史，也應該知道台灣稱霸有許多機緣巧合，而未來幾乎不可能預測，誰知道何時會憑空發明出一個非矽基的半導體材料呢？屆時沒有其他足夠競爭力的產業支持，恐非全民之福。

總之，讀了《晶片戰爭》，真正瞭解整個半導體產業的錯綜複雜以及地緣政治現實，才不會被名嘴和政客的嘴炮給哄騙，眼睛才會像晶片那樣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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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光譜如何形塑現代世界

在書展中，終於見識到應用彩色電子紙的7.8吋mooInk plus 2C電子書閱讀器，色彩的表現比預期還好許多，雖然彩度和飽和度都有限，可是快接近基本的彩色印刷了，加上電子紙比起發光液晶螢幕更不傷眼和影響夜間睡眠，是有益身心健康的更佳選擇。我還未下定決心敗一台，是因為更期待大尺寸的彩色電子墨電子書閱讀器，可以用來閱讀雜誌。

能從黑白的世界進化到彩色的世界，真的是令人非常賞心悅目的佳音。這篇絕對不是葉佩雯，廠商真的完全沒贊助，我的兩台mooInk電子書閱讀器都是自掏腰包買的。

想當初彩色列印仍貴鬆鬆的大學時期，印表機印出的科學論文，不僅是只有黑白而乏味而已，當作者解釋他們實驗中那些紅、綠、藍、紫色的組織或細胞染色時，我們這些莘莘學子都不知道該看圖片中的何方，而無法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我們人類眼睛中的視錐細胞，含有三種視蛋白，雖然較鳥類的四種還少，但已足夠讓我們感知彩色的世界了。如果無法以豐富的顏色來表現這個世界真實的多彩多姿，那就實在太浪費了。雖然，我們最常使用的手機或電腦的高科技螢幕，還未能完完全全呈現出大部分人眼可見的色域，可是都已八九不離十，加上更新穎的彩色電子紙，我們有了在一小片平面自由變換色彩的能力。這樣的能力強到可能讓我們忘記了，在歷史上，人類為追求各種彩色顏料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價。




《連線》（Wired）雜誌的副總編、《酒的科學：從發酵、蒸餾、熟陳至品酩的醉人之旅》（Proof: The Science of Booze）作者亞當．羅傑斯（Adam Rogers）的《全光譜：色彩科學如何形塑現代世界》（Full Spectrum: How the Science of Color Made Us Modern）就要帶領我們從物理學、化學、考古學、人類學、藝術史、心理學、生理學、語言學等等領域來認識我們究竟如何研發各種顏料、染料、螢幕等等如何模仿千變萬化的彩色世界（請參見〈酒的科學和藝術〉）。






為了永久地呈現出我們可見世界的一小部分，遠古人類就鍥而不捨地探尋各種顏料來作畫，以及萃取天然色素來為織品染色，而這些顏料和染劑，也深遠地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文明。從《全光譜》，我們能夠從中見試各不同行業和不同領域的科技如何交匯激發出創新，例如空調最早是為了維持彩色印刷的穩定溫濕度而設計出來的。

《全光譜》探討的歷史跨度從最早的洞穴壁畫、史前繪畫到中國唐朝瓷器再到皮克斯動畫，還有幾年前在社交媒體上爆紅的藍黑或白金裙子。對於色彩的解釋和操弄，從古希臘哲學家到中世紀阿拉伯學者再到現代科學家也都一一登場。當然也非常重要的，為什麼地球上的生物要感知可見光？

人類最早使用天然顏料是在幾十萬年前的洞穴裡。當中人類最早使用的顏色包括紅色、黃色、橙色和棕色的赭石。原始赭石是黃褐色的，少量氧化鐵（鐵鏽色）或氧化錳（黑色或棕色）會讓赭石出現其他顏色。赭石粉被添加了如膠狀脂肪或骨髓的黏合劑就成了最古早的顏料。各種赭石顏料加上主要成分是碳酸鈣的白堊以及由木炭和動物骨骼衍生的黑色顏料，就構成了人類早期藝術的基本調色盤，讓遠古人類能夠把他們日常所見的事物（主要是動物）塗在洞穴中的牆上成為各種圖案，讓後人藉由想象力還原。

顏料的使用也有為了提高商品的經濟價值，刺激人們的購買慾望。一些新顏料的發明，是由商品如何在國際貿易上銷售而引發的。貿易推動了創新，而顏料就是這些創新之一。其中瓷器就是過去中外貿易最重要的商品，而中國北方的白瓷大受國際市場歡迎，除了瓷器相較於陶器更緻密的性質，就是因為在白底上更易作畫顯現其他顏色。 當然，更早出現的陶石器也上了彩色的釉料。

其實，不僅是彩色，連黑白兩色都可以有形形色色的故事可談。當我還是懵懵懂的大學生時，某次聚會到了一位園區科技新貴的豪宅見識各種高科技家電，炫耀一台幾十萬元的電漿電視時，識貨的學長說它可以呈現更黑的黑，現場大部分阿宅包括我都不理解更黑的黑有啥難的，直到讀了這本《全光譜》，才理解到更黑的黑，在技術上是多次重大的突破，因為全黑，理論上應該如同黑洞一樣，把所有光子通殺，一個也不放過。目前最黑的高科技產品是奈米碳管，可是光子會背後突圍而出的螢幕，怎麼讓黑更黑呢？為了讓黑更黑，催生了不少科技上的創新。

而白色，有需要為家中或工作環境選擇牆壁的漆色，大概都知道白色的漆還分很多種，合自適合不同場所或喜好，真是令人眼花繚亂，常見的就有玫瑰白、白合百、象牙白、大麥白、棉花白、水泥白⋯⋯族繁不及備載。古埃及和羅馬帝國使用的是鉛白，差不多時期的中國也製作了鉛白，顯示它可能是最古老的合成顏料。鉛白造成的鉛中毒，恐怕在中外都改變了不少歷史軌跡。

當然，白色是因為物體反射了大部分波長段的可見光，把太陽光用三稜鏡分解，就能映出彩虹，這可能是大家熟知的。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3─1727）在玩三稜鏡玩出心得前，就作了口味頗重的實驗，包括把粗大的針插進他眼睛，還有把兩片黃銅代替手指捅進他眼球兩側。事實上，早在牛頓，阿拉伯世界的數學家海什木（Ibn al-Haytham，965─1040）受古希臘哲學家的啟發，設計出實驗用螺盤發現了色彩能夠混合的秘密。

事實上，色彩在物理學上是不存在的！所謂的紅、橙、黃、綠、藍、靛、紫，全都是我們人眼接受到不同波長的可見光後，大腦神經加工出來的，因此我們確實都是帶著「有色眼鏡」在看待世界的。可見光，也僅僅是電磁波的一小段而已，我們看不見的「光」還包括X射線、紫外線、紅外線、微波等等。

除非用科學儀器或電腦程式，否則我們無法得知可見光的波長多少，因此僅能夠用語言文字來描述和表達。色域遠比我們所用的名詞多太多了，而且不同語言描述顏色的名詞數目也大相徑庭。即使是用一個語言，「青」色依古今不同脈絡，都可能是超過三種不同顏色，「紫」色也差不多是一大塊色域。甚至有一門學科「心理物理學」，研究物理刺激和感官認知之間的關係，探討色彩空間的基本形狀。

顏色還有飽和度、色調、色溫的差異，而它們也在流行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定時期的大眾文化會要主要流行的色彩飽和度、色調、色溫。也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顏色需要被區分得愈來愈繁複細緻，國際色彩產業群、電視螢幕製造商和織品染色業者也同力製定了許多色票、色碼、色圖等國際通用標準，包括我們進行動物行為實驗也需參考設計師常用的PANTONE色票，甚至還有網站可以比試辦色能力，看你能否區分出同一顏色不同色碼之間的細微差異：The X-Rite Color Challenge and Hue Test。

《全光譜》用了許多五彩繽紛的案例，讓我們認識到這絢麗多彩的世界是怎麼產生的，寓教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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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他們一起考過的古

　　讀這本《中國考古大現場》的體驗很有趣，這不單單是本滿腹經綸的好書，還彷彿像是位衣衫襤褸的大叔，風塵僕僕的從風沙滾滾的田野回來，還未盥洗乾淨，就先切了兩斤熟牛肉、燙了一壺好酒，然後就開始用市井小民都能聽懂的大白話，講解他在考古現場的各種奇聞軼事，以及剛重見天日的稀世珍寶，還有他對考古工作的滿腔熱忱。

　　這本好書，讓我們有如親臨了15個考古遺址，見證考古學家從一個又一個考古挖掘中，還原出古人的生活和風采。重要的是，這些文物並非是整整齊齊的擺在博物館中供人瞻仰而已，而是在這本書的作者——中國中央電視臺考古類電視節目編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黃大路先生的口中活靈活現：從有人意外發現地下的文化資產，或者被盜墓者所迫而奔波大江南北，讓一個個牛脾氣的考古學家廢寢忘食、小心翼翼的挖掘、清理、保護貴重的文物。

　　黃大路先生也不忘同時暢談他對考古學、考古學家以及公共考古學的各種真知灼見。雖然這本書只有述說發生在15個中國考古遺址的故事，但是考古學家獨特的氣質和個性，求真求是精神的執著，在古今中外的各大考古現場，肯定是貫徹始終的。

　　黃大路先生說考古人要耐得住寂寞，這寂寞應該還不只是在人跡罕至的田野中辛勤工作的寂寞，也包括他們在整個社會大眾中，以及考古遺址的鄰里鄉民的不解和誤解所產生的寂寞。我們能夠在博物館、歷史書籍中一窺古文明的種種，都要拜他們的擇善固執和堅持不懈所賜！

　　從這些近年出土的文物中，我們也一再清晰可見，在受教育時期的許多歷史教科書內容，其實是該被出土文物還原的歷史現場給改寫的！這些考古發現，是否意味著，我們從來就不該盲目相信歷史教科書的內容，而需要一再思考那些內容是否只是學術界暫時的主流認知。至於學者又是怎麼得出那些結論的，是不是還有什麼原本大家信以為真的歷史事件，其實本身就是個待解的謎團？

　　從這本書中，我們也能看到華夏文明，是極為兼容並蓄的，不是中原的漢族一家獨大的——遠古的北方一望無際的草原和沙漠，以及南方的水鄉澤國和石窟洞穴，也同樣出土了超過五千年古老的文物。顯然，長城以北游牧民族的金戈鐵馬，以及長江以南蠻荒地區的富饒物產，都一同滋養了整個中華文明！


本文為《中國考古大現場：是歷史、是科學，還會碰上尋寶盜墓。15個大現場、400張圖片，多少正史認為和傳說以為，因此更正。》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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