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如何腐敗人性？

在這個充滿政治動盪的時代，最讓人心寒的不是暴君肆虐，而是他們常常是我們親手選出來的。從韓國的尹錫悅和朴槿惠到俄羅斯的普丁再到美國的川普，這些原本被視為希望的領導人，最後卻變成了自由與民主的掘墓人。究竟為什麼，權力老是吸引「錯的人」？而我們，老是讓他們得逞？

我們常說「權力使人腐化」，但有沒有想過——其實是腐化的人特別渴望權力？這個問題，聽來刺耳，卻戳中當今世界政治的核心矛盾。若我們不正視，就會一再重蹈歷史覆轍：把權力交給最不該擁有它的人。

倫敦大學學院全球政治學家布萊恩．卡拉斯（Brian Klaas），不只是坐在象牙塔裡紙上談兵的學者，他多年走訪世界各地，訪談過總統、獨裁者、慈善家、邪教領袖、創業家……研究他們如何獲得權力，又如何在權力的影響下改變。他將這些見聞寫進了《腐敗：獨裁者與他們的產地。美國《寇克斯評論》2021年最佳書籍！》（Corruptible: Who Gets Power and How It Changes Us）一書。這不是一本空談理論的學術書，而是一面照妖鏡——照出我們社會制度的漏洞，也照出我們人性中難以掩飾的貪婪與盲點。他用一個接一個荒謬卻真實的故事揭開這道沉重的命題。他說得直白：權力就像一塊腐肉，最容易引來嗜血的禿鷹。






這不僅是政治話題，更是每個人都該關心的現實處境。因為權力並不只存在於總統府或國會殿堂，它存在於公司主管、學校教職、警察制度、醫療管理，甚至是你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執法人員、財務部門的主管、社區自治會的會長。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活在他人權力的陰影下。 若這些掌權者品質低落、心術不正，那麼整個制度就會從骨子裡腐敗，終究影響你我生活。

人類社會並非一開始就崇拜強人、膜拜領袖。卡拉斯指出，狩獵採集時代的社會多數是小而平等的共同體，資源共享，角色分工協作。即使有領導者，也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基於信任與能力的臨時角色。例如，一個獵人殺到一頭鹿，並不表示他就能獨享戰利品。在許多原始社會裡，箭頭是集體所有，誰射的誰不重要，重點是整個部落能否共同生存。這種制度性地壓低個人榮耀與權力慾望的設計，是一種早期人類的「集體智慧」。

然而，這樣的社會結構隨著農業興起而崩解。農業帶來了儲存財富的可能，也讓領土與資源開始有「所有權」的概念。一旦能夠囤積糧食，就出現了資源差距；一旦資源不均，就需要防守；防守需要組織，組織就產生了等級與支配。

我們的「石器腦」，仍操縱著現代選舉。聽起來荒謬，但我們選領袖的方式，還停留在幾萬年前。人腦的演化極其緩慢，至今我們的判斷機制仍然受到「原始環境」的制約。在古代，能存活下來的部落多半有一位高大強壯、聲音宏亮、敢做決定的領袖。這樣的領袖在危機時期可保族人生存——所以這種人格特質被「內建」進我們的偏好裡。

權力，就這樣從「領導」演變成「統治」，從協調任務變成命令他人。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當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它便不再只是手段，而成了控制、壓榨、剝削的工具。

壞人為何特別想要權力？卡拉斯說得直白：真正適合領導的人，往往不想領導；最積極爭取權力的人，才是我們最該提防的。有權有勢的職位，天生就像設下陷阱，吸引那些愛操控、愛作秀、愛獨裁的角色上門。從鄰里協會的瘋狂會長，到拿坦克當招募廣告的警察部門，制度設計若缺乏剎車機制，很自然就成為權力慾望者的天堂。

更可怕的是——這些人不但會來，還特別會上位。卡拉斯指出，社會對領袖的印象根深柢固：高大、有自信、會說話。這些特質往往剛好是自戀者與操控狂的專長。換句話說，「選民想要的那型」，常常就是「最不該擁有權力的人」。

在他廣泛的研究與數百位領袖的訪談中，發現一個驚人的模式：具有「黑暗三聯」人格特質的人，尤其容易被權力吸引，並且在制度漏洞中迅速爬升。他們包括：馬基維利式的心機：擅長操弄人心，對道德無感；反社會傾向：缺乏同理心，視他人為棋子；極度自戀：對自己的能力與價值有病態的誇大。

這些人格特質的人，通常社會功能良好，外表光鮮，談吐得體，卻骨子裡冷酷無情，擅長操控情緒，尤其擅長扮演「人民的救世主」角色。這些人不是靠能力上位，而是靠營造幻象，玩弄認知，並且一步步將制度變成自己的私人工具。他們懂得利用媒體、製造恐慌、煽動群眾、攻擊異己。他們的最終目的，不是改革社會，而是「永續掌權」。

問題不只是壞人愛來，還有我們老愛投錯票。選民的心理機制是經過幾十萬年演化出來的，原本是為了挑選狩獵隊長和部落領袖而設計，沒想到現在用來挑總統和總理，結果經常牛頭不對馬嘴。舉例來說，我們潛意識中偏好「自己人」，哪怕對方根本不合格，還是比陌生又有能力的外人來得討喜。當政治變成兩軍對壘的藍綠對決，選民更是寧可投給「自己隊的混蛋」，也不願給「敵隊的賢人」。

到了現代，我們面對的危機變成經濟衰退、醫療政策、外交談判，但大腦仍偏好那種「看起來強」「說話有信心」「動作果斷」的人物——即使他根本胡說八道。這也是為什麼每當國家進入混亂時期，民眾容易投向強人政治。從川普、普丁，到東南亞的軍政府，人類對「救世主」的期待，從未消失過。

卡拉斯指出，研究顯示，當人們感受到恐懼或無助時，會自動轉向「簡單答案」「單一領袖」「強勢手段」。這不僅是文化選擇，更是生理本能——我們傾向選擇「讓我們感覺安心的人」，而不是「真正有解方的人」。這種選擇錯誤，會讓民主制度變成民粹秀場，陷入永無止境的信任危機。

有研究讓小孩選擇遊戲裡的「船長」角色。兩張臉讓他們選，一張是法國總統選舉的勝選者，另一張是落敗者。大多數孩子選了勝選者那張臉。這不是巧合，因為成年實驗也有相同結果。我們常常是「看臉選人」。

當實驗加入「危機情境」提示，例如戰爭或疫情，受試者更傾向選擇體格魁梧、看起來「有力氣」的男人。這是數十萬年前的大腦遺產：在獅子老虎出沒的時代，肌肉男是保命保飯吃的保證。但現在？光膀子曬馬的普丁，也許只是抓住了這種認知偏誤在玩心理戰。這些選擇不只是非理性，還可能帶有性別與種族偏見。我們必須先認清自己的「石器腦」，才有可能選出更值得信賴的現代領袖。這就是為什麼演說型政客總是大受歡迎。真正做事的官員默默無聞，說話不夠「爽快」、形象不夠「有戲」，常常反被選民冷落。

而社群網站的崛起，更進一步放大了這種趨勢。現在不靠政黨、不靠黨鞭，一支影片、一場直播，就能一夜走紅。名氣取代資歷，表演凌駕治理。政治舞台上充斥的，往往是戲精而非實幹家。這種現象也讓極端分子更容易「出頭天」。社群演算法推波助瀾，讓偏激言論與陰謀論比理性溝通更容易擴散。政治人物只要懂得抓住情緒，便能迅速圈粉、鞏固地盤，甚至反過來脅迫體制。

為什麼好人不願從政？答案殘酷——因為太可怕了。現代政治讓人膽寒。從推特謾罵、個資外流、家人被跟拍，到媒體無止盡的放大與妖魔化，普通人一旦踏入政治，就要承受高強度的壓力與風險。

在這樣的環境裡，會參選的，只剩下那群最渴望權力、最能無恥地撐住壓力的人。我們不是選不到好人，是嚇跑了所有不夠無恥的好人。這也是為什麼制度改革勢在必行。我們需要一個讓有志之士願意挺身而出、不再畏懼政治泥淖的環境。我們需要一個讓誠信被看見、專業被尊重、無恥無所遁形的時代。

面對這樣的亂象，我們該如何是好？卡拉斯不是悲觀主義者。他指出，有效的制度設計可以讓「壞人收斂」。紐約市曾因外國外交官濫用停車豁免權，違規橫行無阻，但當市政府開始嚴格執法，違規馬上大幅下降——證明只要制度到位，行為就會跟著調整。我們需要怎樣的制度，才能讓好人願意上台？卡拉斯認為，制度若設計得當，可以有效排除權力飢渴者的干擾。

卡拉斯回憶，大學時期校園曾設置「黃色單車」共享計畫：舊車翻新、上漆、不上鎖，讓學生隨借隨用，運作良好。但他弟弟的學校推行「綠色單車」計畫，第一天就被學生拿去辦「誰能騎下河最遠」比賽，結果單車全泡湯，計畫破產。光看結果，一好一壞，卻不代表制度本身對錯。重點是背後的設計、文化氛圍與風險預測。

太多時候，我們只在災難發生後才成立調查委員會，卻忽略了成功案例背後的決策價值。像挑戰者號太空梭，幾次發射都「看似成功」，但每次其實都留下警訊。若當時有人調查決策流程，也許悲劇能被避免。不論成功與失敗，決策過程本身都值得審視。真正聰明的制度，是懂得學習、反省與預防的制度。

最終問題：我們能馴服權力嗎？《腐敗》指出，1971 年，史丹佛大學進行了著名的「監獄實驗」。學生被分配為獄卒與囚犯，結果那些穿上制服的獄卒，很快變得暴虐殘酷。一般認為這證明了「權力會釋放人性中的惡魔」。

但卡拉斯指出，2007年的重複實驗揭示了更深的真相。他們用兩種不同的廣告徵求實驗志願者：一種說明是「研究監獄生活」，另一種則僅說是「心理學研究」。結果前者吸引來的志願者，在心理特質上更偏向權力慾強、喜歡控制、具攻擊傾向。換句話說，會被「監獄」主題吸引的人，本身就更有濫權傾向。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一項擲骰子賭錢的實驗中。學生可自行回報骰出六點的次數，報越高就領越多錢。在印度這樣制度腐敗的國家，作弊者大多想當公務員；但在制度清廉的丹麥，反而是誠實者才想從政。壞人在哪裡都在找權力，但制度不同，吸引來的就可能是天使或魔鬼。

我們必須認知，權力不是道德的放大器，而是試煉場。真正值得信賴的人，不是永不犯錯，而是能在權力誘惑面前依然守住底線。要馴服權力，我們需要透明的制度、堅強的媒體、公正的司法，以及——最難卻最關鍵的——一個有判斷力、不輕信、不盲從的公民社會。若我們不改變制度，權力永遠會吸引錯誤的人；若我們不改變眼光，永遠選不出對的人。

還有一點很關鍵：讓更多、更好的人參與競爭。《腐敗》有個案例，在阿拉斯加某個偏遠小鎮，所有警察居然都曾有家暴前科。不是因為這裡沒好人，而是好人根本不想參與。當體制讓人望而卻步，留下來的只會是那些最不該上台的人。

二戰時，盟軍請統計學家亞伯拉罕・沃爾德（Abraham Wald）協助加強戰機裝甲。軍方秀出一堆滿是彈孔的歸航戰機，想強化那些中彈最多的部位。但他卻說：錯，這些飛機之所以回來，是因為它們「還活著」。真正該加強的，是那些中彈後沒能返航的部位。這個例子啟發我們：別只盯著檯面上的領袖，更要關注那些未曾被看見的好人。真正適合領導的人，往往是那些沒那麼渴望權力的人。

紐西蘭警方的徵才改革正是一個成功案例。他們發現，太多應徵者是被「槍與權威」吸引而來，這些人最容易成為濫權警察。於是他們改變策略，推出「你夠關心別人嗎，才來當警察」的招募活動，幽默而溫暖的形象大受歡迎，吸引更多真正關心社會的普通人加入。結果不僅多元性提高，警察濫權也顯著下降。

我們得問自己：我們是想要一個能講幹話的人，還是一個肯做實事的人？我們是想選一個明星，還是一個僕人？我們是想看一場秀，還是建一個國？我們是否願意信任誠懇但低調的候選人？我們是否願意質疑自信滿滿卻空泛無實的政客？我們是否能打造一個制度，讓好人不必靠「裝壞」才能上位？真正的改革，不是鏟除壞人，而是打造一個壞人待不下去、好人願意留下的世界。這才是我們與權力之間，應該建立的真正契約。

願我們早日打造出一個：權力不再是惡人武器，而是正義工具的社會。讓我們不再只是觀眾，而是成為制度的參與者與改革者。因為這不只是關於領袖的選擇，而是關於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民。

權力不是萬惡的根源，但若我們放任不管，它就會成為魔戒，把原本平凡的人變成毀天滅地的怪物。而我們——就是那群把戒指遞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