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暖說真的是聳人聽聞嗎？

前陣子有個聳人聽聞的新聞，指稱16個科學家聯名揭秘說全球暖化是騙局。

該16個科學家，聯名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附於文末），指控美國物理學會等科學團體誇大了危機。他們認定事實上十多年來全球氣候並沒有變暖，而且威脅論者意圖把所有異常都歸咎於二氧化碳。該16個科學家聲稱，採取激烈行動為世界經濟「脫碳」，並無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當前私人和政府在氣候方面投入巨額資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有無必要，很值得懷疑。

他們說，這一切只因「全球暖化」讓許多人撈到大量好處，它使政府資金流入相關學術研究項目，也成為政府擴大官僚機器的理由。這種論調是政府增加稅收、讓納稅人為補貼企業埋單的藉口，也是吸引巨額捐款流入許諾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的誘餌。

我看到那篇文章和新聞時，首先問道：什麼！？才16個科學家？

可是，絕大部分科學團體、組織和學會都毫無疑問地認為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氣候變遷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科學界的確有所共識（Scientif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那16個科學家自己就是科學家的話，怎麼會不知道這麼多科學團體要達成共識有多困難，更甭提這樣的共識會有遇到多大的政治阻礙。
 
人多並不見得是對的，可是支持人類大幅改變氣候的科學家沒有證據嗎？可是如果有人去十家醫院，八家大醫院檢斷的結果說他得了肺癌，一家小醫院說是肺結核，另一家小醫院說是肺炎。難道那個人為了讓自己安心，應該相信最輕微的肺炎？

有朋友指出，科學問題不是用投票決定對錯，還是要回到資料和方法，任何暫時的結論，對挑戰都應該要用歡迎的態度，用資料和邏輯迎擊。所以我才舉生病上醫院檢查為例，而不是生病上神廟求籤。因為絕大部分醫院都是用科學的方法，由專業的醫學團隊做檢驗和診斷的吧？除非把密醫也算進去。即然有壓倒性多數的科學家面對資料和方法後，告訴我們人類正在大幅改變氣候，我選擇相信絕大多數那一方。這是尊重專業的態度，就上述比喻而言，病人該不會需要親自看過所有和肺癌檢驗有關的學術論文，才能相信醫生的判斷吧？




而且科學家早發現，人類造成的氣候變遷，不僅是全球暖化，而且還有極端氣候（熱上加熱、冷上加冷、濕上加濕，乾上加乾），而且溫室氣體除了二氧化碳，還有更嚴重的甲烷。這些科學家會不會太落伍了。

他們指控其他科學家，因為全球氣候已有十多年未呈變暖趨勢了，而且這22年以來，氣候變暖的程度一直小於預期。所以就另起「極端氣候論」。可是，身為科學家，難道不知道科學理論會不斷隨著更多事實的發現而被修正的嗎？說個自己熟悉的例子，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教條（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說明了遺傳信息由DNA流到 RNA再到蛋白質的過程，可是後來發現了反轉錄、跳躍子、上位遺傳，中心教條就一再被違反了。可是難道遺傳信息由DNA流到RNA再到蛋白質是錯的？當然不是，只是實際狀況比中心教條當初說明的還要複雜。同理，地球科學家和氣候科學家一直不斷地在修正全球暖化的理論。

有朋友表示，這個投書是這是一種反挫。因為也的確有科學家為了拿到經費或是出名而刻意誇大全球變遷的後果。他們指控科學家騙取經費和資源，難道石油業者不是曾經在小布希政府的幫助下，更可惡地阻礙氣候科學的研究。小布希政府還多次偷偷讓沒有科學背景的政客去窜改科學報告咧！《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最近也報導了芝加哥的一個右派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智庫Heartland Institute外流一份文件，揭露出他們如何意圖在美國的校園教育學生對石化燒料造成氣候影響的科學證據存疑（Leak Offers Glimpse of Campaign Against Climate Science）；無獨有偶，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也揭露石油公司捐助Heartland Institute至少幾百萬美元來攻擊氣候科學（The inside story on climate scientists under siege）。

還有，雖然指稱科學家誇大的論調不時出現，說支持人類造成全球變遷的科學家是販賣恐懼。可是要不要上街上問問經過的路人，看一百個裡頭有多少人真的有嚇到挫屎的？全世界有哪個政府真的認為這是未來可見的危機，必須馬上處理的？2009年俗稱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各國似乎都還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而無法達成具體的協議。

有朋友指出科學界對全球暖化的論述是太誇了，甚至最壞的情景描繪一幅恍如末日的未來景象。也有朋友指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對還有未蓋棺定論且爭議性的議題，不應背書。事實上，進行科學研究的朋友都應知道，在寫作科學論文時，要盡量避免用肯定句，可是面對媒體或記者，不用肯定句的話，會怎麼樣呢？而且有一些誇大是媒體的問題，記者有時候看到一兩篇發表在頂尖學術期刊Nature或Science上的論文，就以為有多了不起，或者教科書要改寫云云的。事實上，科學家需要足夠多的證據，才會達成科學共識的。

而且，支持氣候變遷的科學家超難為，因為如果說得太保守，根本沒人理會他們，有心人士還會以科學家也不肯定或沒達成共識為目標來攻擊。可是說得太肯定，人家就攻擊他們太誇張。反正有心人士就是能做文章，斷章取義來攻擊，不管人家是太保守還是太誇張。資源有限，我們是不是該提防有心人士，比提防誇不誇大多一些？

那16個科學家指控其他科學家把全求球暖化當信仰。也有朋友指出，許多科學家都把氣候異常歸罪給全球暖化，不過科學界本來就有個主流理論來當典範（Paradigm）。所以，當科學家發現有氣候異象，就試圖討論是否和全球氣候變遷有關，這是正常的。科學家的行為其實非常古怪，我們在接受研究所的訓練時，被強調要對科學證據保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可是又同時堅持某一個理論，似乎要比該理論當成宗教信仰來相信。關於這一點，美國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可以給予我們一些解答。

孔恩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他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了典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和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等觀念。此書問世已超過三十年了，雖然其中學說備受挑戰，但其魅力仍只能用方興未艾來形容。而看看他是怎麼說的吧！

自孔恩以降，科學哲學家傾向與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結合，不再提供「理性方法」的軌範，而是在描述「真實科學」是如何運作的，提供一個描述性的圖像，雖然科學家們本身並不一定知道， 或喜歡這個圖像。也就是說孔恩拋棄了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和科學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重視的「邏輯性」，轉而重視「歷史性」的研究。孔恩的結論是建立在探尋革命家當時身處的時代裡，他的觀點與其團體人們的觀點間的互動關係，而非以今天常態科學界對革命家的典範的看法來評斷科學革命家的事業。

作為一個「群體承諾型態」（the constellation of group commitments）的典範是一組有序的「學科結構」（disciplinary matrix）：一、符號式的通則，如公式、定律等；二、形而上學式的信念與模型圖像，如原子論、機械論式的最高原則；三、共享的價值和美學取向，如「精 確預測」、「和諧」、「簡潔」、「太陽中心」、「天上完美的圓形」等；四、共享的具體例子，或「範例」（exemplar），如何從「範例」發展成具有 「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新例子。

在前典範時期，涉及了沒有理論指導的「歸納法」，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關於熱、 色、風、礦等的自然史中的觀察資料往往只是部份的，不合後來的理論的要求，往往是條件沒說清楚，今天我們無法重覆當時的觀察。而且各學派之間存在著極大的 方法論的差異，互相難以溝通。進入典範時期後可以明顯觀察到的現像是協立一致的學刊、學會的成立，科學家們努力地探討更具體而內行的問題，他們逐漸地把研究成果用論文形式發表給同行參考，而不再寫給一般知識階層看的書 。

在典範指導下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所做的收集事實的活動的研究方向有：第一、下工夫把事實定得更精確，以及了解在各種變化下這些事實的變化情形，如各種物理常數等；第二、 量化定律的形成，即尋找自然和理論之間的數學關係式；第三、向潛在的新領域做探討，例如接受牛頓典範後，繼續完成牛頓未完成的月球軌道等問題，而另外許多新領域也「應該」可以以類似的方法來探討。還有為了解決問題的新數學之發展、為了美感、清晰量化而進行大量的公式重組與重設 （reformulation）之工作。若非典範之支持與承諾，則深入、專注而集中的研究不可能做成。這三類問題──決定重要事實、使理論與事實相吻合和精煉典範──己涵蓋了常態科學中理論與實驗工作所欲解答的所有問題 。

常態科學的活動在孔恩看來是一種「解謎的活動」（puzzle-solving），就像拼圖、詰棋、猜字和謎語等遊戲一般。當科學社群接受了一個典範之後， 它也同時接受了一個判準，并以之來選擇研究的問題，那就是：在典範的保證下，它們必然有答案。大致而言，只有這種問題社學社群才會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其成員來研究。這使得科學家能夠專心致志，這也就是為何常態科學能夠進展神速 。

如果，「解謎活動」並不想解決「沒有預期」的問題、並不想大肆創新，為什麼科學家仍然不斷地有新的「未預期」的重要發現？今人驚訝的「科學新發現」如何可能？「常態科學」是保守的科學思想，還是對「促進」改變典範的創新也特別有功能？孔恩本身在書中解答了「常態科學」是保守還是「促進」改變的問題。常態科學愈發展，對自然的「預期」就愈清楚和全面、對現象的「預測」也就愈精密，如也就愈容易發覺「異例」、或理論與自然的「不合」之處。「創新」，通常是被那 些很「精準」的知道自己「預期」的是什麼的人所發現──但要能「精準預期」，卻預設了常態科學的存在。反之，沒有典範的預期下，對自己要什麼並不清楚，何謂正常、何謂異例的區別也不明，故很難發現什麼「新事物」。「異例」只有在「典範背景」前才會顯現 。這也就是為何科學家會把全球氣候異象先和全球暖化作關連，因為如果不那樣做，那些氣候異常就全部成了個案，無法被有效地研究。

在討論過程中，有朋友比較支持波普的「否證論」。波普建立否證或證偽（falsification）的新觀念，以「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來區分科學或非科學，只有可否證的理論，才佔有科學的地位。科學是由假設和推測組成，並不等同真理。波普的否證論開創了科學哲學新天地。波普提出的「否證論」有嚴格的否證精神，科學理論，其存在只是還未被否證，只要假說被否證了，科學家就要服從事實，放棄該假說。可是，波普的嚴格否證論有個大問題，就是如果是那麼理想，那麼全世界大學生不是早就在普物、普化、普生實驗室中把物理、化學、生物學基本定律證了成千上萬次了？為何每當我們在普物、普化、普生做不出預期結果，助教和老師都迷信基本定律要認定我們是錯的？而從來是沒有毫不懷疑地把那些定律否證掉？

除了孔恩的典範論的挑戰，波普的否證論後來讓匈牙利的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提出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Research programmes）給修正。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有其研究綱領，理論有內核，外部有邊界條件、輔助假設。一個理論經過檢驗，若未通過，其內核是不輕易放棄的，可以改變邊界條件、輔助假設再接受檢驗，實在不行才放棄。允許幾個理論相互競爭，看哪個能夠解釋較多事實、能夠預測新的事實。相互競爭下，好的理論就會保留下來。

不管以孔恩的典範說，還是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來檢視全球氣候變遷的理論，都能夠解釋為何絕大多數科學家即使在面對一些少數互相矛盾的證據下，仍然是相信人類活動，尤其是石化燃料的使用，已造成重大氣候變遷，導致愈來愈多的極端氣候。因為能夠解釋那些氣候異像的理論雖然存在，可是卻還不足夠把主流的理論給取代掉。用孔恩的話說，就是異例還不足份量推翻常態科學；用拉卡托斯的話說，就是因為邊界條件的修改還能夠接受，而且競爭性理論預測的事實並不會比較多。

其實，對全球氣候變遷這個困難且複雜的問題來說，必定是要經由一群努力的科學家收集各方數據之後，再匯整出結論。打個簡單的比方，就像一群瞎子在摸象，假設有一群瞎子在摸象，有些人摸腿、有些摸軀幹、有些摸耳朵、有些摸象頭、有些摸尾巴、有些摸象鼻、有些摸肚子、有些摸蛋蛋、有些摸小雞雞、有些摸象牙。雖然他們摸的地方不一樣，可是開會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時，大象有粗糙的皮膚、毛髮不多、是溫血動物。可是有兩個摸象牙瞎子跳出來說，他們摸到的東西明明就很光滑和涼涼的，怎麼可能說大象有粗糙的皮膚和是溫血動物XD 我想，針對全球氣候變遷這個複雜的問題，狀況就和上述差不多。

這16個科學家說，幾十年來，國際一直大力宣傳所謂二氧化碳「污染物」數量增加將摧毀人類文明的說法。這16個科學家說，二氧化碳是生物圈生命循環系統的關鍵要素，所以溫室管理者為了讓作物長得更好，常常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3、4倍。他們指出，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農業增產，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是原因之一。可是，關於這一點，學界還未有定論，因為有些研究發現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對農作物有利，有些研究發現中二氧化碳增加讓農作物吸收更少氮素，有些研究發現溫度上升會讓農作物減產（Climate change and agriculture）。他們攻擊科學團體已達成的共識，卻來還有爭議性的東西當作確定的事實，這有違學術良心吧？

發表這個投書的是美國《華爾街日報》，這是一份給專門給工商人士看的、持右派觀點的報紙哦！在美國，有降的說法：《紐約時報》是給以為應該要由他們來治理國家的人看的（知識份子），《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是給自以為正在治理國家的人看的（政治家），《華爾街日報》是給實際上正在治理國家的人看的（企業家）。定期閱讀這份報紙的美國科學家也極少，明顯是有政治目的的。

《華爾街日報》在立場上就拿定了要反全球暖化，他們長期刊登反全球暖化的MIT科學家Richard Lindzen的文章，而且堅決不讓支持全球暖化的科學家在《華爾街日報》上投書。在《華爾街日報》上投書，有誰天真的以為這16個科學家是來和科學界玩有多少證據說多少分話的遊戲呢？

有朋友指出，科學家一下怪二氧化碳，一下怪甲烷。如果甲烷更嚴重的話，那麼針對燃燒石化燃料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是否就微不足到了？可是，二氧化碳和甲烷可能互為因果啊，二氧化碳可能造成小幅溫室效應，讓永凍土或海床甲烷冰中的甲烷釋放到大氣，然後甲烷造成的升溫又可能讓海水能溶解更少二氧化碳......

如果認為一開始排碳的結果不嚴重，就沒有找替代能源的急迫性，沒有替代方案又限制限碳效果，這也是會互為因果的。限碳真的不能給民眾滿意生活，美國人難道非得開SUV和吃那麼多肉才能滿意？日本和北歐明顯比英美更節能減碳，可是他們卻還維持了更高的生活品質。

最後，關於氣候變遷這個複雜的爭議性話題，我們身為科學家，該如何與大眾溝通呢，這小弟這篇文章〈科學知識傳播的原則〉中有拋磚引玉的一些小建議：

1）優先傳播學界主流的假說。如果有超過七成的論文支持A假說，那優先傳播A假說給大眾。

2）假設支持兩者的論文比例差不多，可是明顯較多重要期刊的近期論文支持A假說，支持B假說的近期論文主要是發表在小期刊，則優先傳播A假說。

3）假設支持兩者的論文比例差不多，或者雖然支持B假說的論文原本顯著較多，不過愈來愈多近期發表在重要期刊的論文支持A假說，則優先傳播A假說。

當然在傳播過程中，如果一定得要提到B假說，B假說可以儘量簡單提出，或指出有部分科學家支持B假說就好。

不過，如果遇到以下情況，就可以破例：

1）支持兩者的論文，無論近期論文在重要或不重要期刊，都似乎勢均力敵，則兩者都要提出。

2）雖然以上述原則判斷您該傳播A假說，不過您握有第一手堅實的資料證實B假說才是對的，您當然有資格大力推銷B假說。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全文，雖然有16位科學家，不過以專業和長期關注人為全球氣候變遷上來說，似乎只有Harrison Schmitt、Burt Rutan、Richard Lindzen、William Kininmonth、William Happer、Claude Allègre、Hendrik Tennekes、Nir Shaviv、Antonino Zichichi這九個勉強算是夠格而已。

2012年 02月 09日 07:37
全球變暖說是聳人聽聞嗎？

編者按：以下這篇文章由文末所列的16位科學家共同署名：

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或許是當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候選人都必須考慮的問題。有這樣一種被人反復提及的說法：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阻止全球變暖。但政治候選人應該了解，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事實上，許多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認為沒有必要為抑制全球變暖而大動幹戈，而且持這種觀點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去年9月份，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伊瓦爾‧賈埃弗(Ivar Giaever)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宣布退出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賈埃弗在上次大選中是奧巴馬(Obama)總統的支持者。信的開頭這樣寫道：“我沒有延續（我的會員資格），因為（美國物理學會政策）聲明中的一些說法我不敢苟同。美國物理學會稱：‘無可辯駁的証據表明，全球變暖正在發生。如果不採取行動緩和這一趨勢，地球的物理和生態系統、社會體系、安全和人類健康可能會嚴重受損。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美國物理學會可以討論質子的質量是否會逐漸變化，也可以討論多重宇宙如何運行，但全球變暖的証據果真是無可辯駁的嗎？”

幾十年來，國際上一直在大力宣傳所謂二氧化碳“污染物”數量增加將摧毀人類文明的說法，但也有一大批科學家（其中許多是非常傑出的科學家）認同賈埃弗的觀點。這些科學“異端人士”的數量也在逐年增加。其原因在於一系列不可動搖的科學事實。

對氣候變暖論挑戰最大的事實也許是，迄今為止全球氣候已有十多年未呈變暖趨勢了。氣候變暖論者對此是了解的，正如2009年“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中氣候科學家凱文‧特倫伯斯(Kevin Trenberth)在電子郵件中所述：“事實上，我們現在無法解釋為什麼沒有出現變暖現象，這無疑是一種諷刺。”不過，只有在人們相信那些計算機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所謂的包括水汽和雲在內的反饋機制會大幅放大二氧化碳微弱的影響）的前提下，才可以說氣候沒有如期變暖。

十多年來全球氣候並沒有變暖，這暗示計算機模型顯著夸大了二氧化碳增加對氣候變暖的影響。實際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發布相關預測22年以來，氣候變暖的程度一直小於預期。面對這種尷尬，宣揚氣候變暖威脅論者將矛頭從氣候變暖轉向了極端氣候，以期將千變萬化的氣候中出現的所有異常都歸咎於二氧化碳。

其實二氧化碳並不是污染物。二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我們每個人都會呼出高濃度二氧化碳，它是生物圈生命循環系統的關鍵要素。二氧化碳的增加會大大促進植物生長，所以溫室管理者為了讓作物長得更好，常常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三四倍。這並不奇怪，因為植物和動物是在二氧化碳濃度相當於現在10倍左右時進化形成的。在作物品種增加、化學肥料技術及農業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帶動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農業產量大幅增加，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是促進農業增產的原因之一。

盡管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公開質疑氣候變暖說，但許多年輕科學家私下裡表示，盡管他們對全球變暖說深表懷疑，卻不敢說出來，因為擔心這會使他們升遷受阻，甚至發生更糟糕的事情。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2003年，學術期刊《氣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的編輯克裡斯‧德弗賴塔斯(Chris de Freitas)博士大膽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政治導向（但符合事實）的同行評審文章，文章結論是，如果以過去一千年的氣候變化為背景，那麼近期氣候變暖並非異常現象。國際上的全球變暖論者很快針對德弗賴塔斯博士發起蓄意攻擊，要求撤銷他的編輯職位和大學教職。所幸德弗賴塔斯博士保住了他的大學教職。

科學研究本不應該如此，但歷史上我們有過先例──比如在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操縱蘇聯生物學的恐怖年代。宣稱信奉基因遺傳學（李森科將基因學說斥為資產階級偽科學）的蘇聯生物學家被解除工作職務。許多人被送入勞改營，一些人甚至被處以極刑。

為什麼人們對全球變暖如此熱衷？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如此觸動美國物理學會的神經？許多會員要求美國物理學會（賈埃弗已於數月前宣布退出）不再用“無可辯駁”一詞描述科學問題，他們的要求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卻遭到美國物理學會拒絕。原因有好幾個，但首先要從“何人得益？”這個老問題談起。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跟著錢走。”

氣候變暖威脅論讓許多人撈到大量好處，它使政府資金流入相關學術研究項目，成為政府擴大官僚機器的理由。這種論調是政府增加稅收，讓納稅人為企業補貼（這些公司深諳操縱政治體系之道）埋單的借口，還是吸引巨額捐款流入許諾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的誘餌。李森科之流日子過得非常好，他們處心積慮地捍衛著自己的信條及其帶來的特權。

我們要代表許多對氣候科學做過認真和獨立研究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對所有政治候選人說：採取激烈行動為世界經濟“脫碳”並無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即便認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夸大的氣候預期，採取激烈的溫室氣體控制政策也是不經濟的。

耶魯大學(Yale)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近期對多種政策方案進行的研究顯示，效益成本比率接近最高的是一項允許經濟增長在超過50年的時間裡不受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措施影響的政策。這種政策為世界欠發達國家帶來的好處尤其大，這些國家也希望分享一些發達國家在物質財富、健康和期望壽命等方面的優勢。而許多其他政策應對方案的投資收益則為負。此外，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可能導致的小幅升溫將使地球整體受益。

如果當選政治領導人覺得必須在氣候方面“做些什麼”的話，我們建議他們去支持那些增進人類對氣候了解的出色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們通過精心設計的衛星、海洋和陸地儀器，通過對觀察數據的分析來研究氣候。我們越了解氣候，就越能更好地應對瞬息萬變、古往今來困擾人類生活的自然界。當前私人和政府在氣候方面投入巨額資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有無必要很值得懷疑。

每個政治候選人都應該支持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合理措施，但有一些耗資不菲的項目純屬浪費資源，依據的是聳人聽聞卻站不住腳的“無可辯駁的”証據，支持這樣一些項目毫無意義。


No Need to Panic About Global Warming
There's no compelling scientific argument for drastic action to 'decarbonize' the world's economy.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has been signed by the 16 scientist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A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in any contemporary democracy may have to consider what, if anything, to do about "global warming." Candidate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oft-repeated claim that nearly all scientists demand that something dramatic be done to stop global warming is not true. In fact, a large and growing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do not agree that drastic actions on global warming are needed.

In September, Nobel Prize-winning physicist Ivar Giaever, a supporter of President Obama in the last election, publicly resigned from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with a letter that begins: "I did not renew [my membership] because I cannot live with the [APS policy] statement: 'The evidence is incontrovertible: Global warming is occurring. If no mitigating actions are taken, significant disruptions in the Earth's physic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social systems, security and human health are likely to occur. We must reduce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beginning now.' In the APS it is OK to discuss whether the mass of the proton changes over time and how a multi-universe behaves, but the evidence of global warming is incontrovertible?"

In spite of a multidecad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enforce the message that increasing amounts of the "pollutant" carbon dioxide will destroy civilization, large numbers of scientists, many very prominent, share the opinions of Dr. Giaever. And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heretics" is growing with each passing year. The reason is a collection of stubborn scientific facts.

Perhaps the most inconvenient fact is the lack of global warming for well over 10 years now. This is known to the warming establishment, as one can see from the 2009 "Climategate" email of climate scientist Kevin Trenberth: "The fact is that we can't account for the lack of warming at the moment and it is a travesty that we can't." But the warming is only missing if one believes computer models where so-called feedbacks involving water vapor and clouds greatly amplify the small effect of CO2.

The lack of warmi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indeed, the smaller-than-predicted warming over the 22 years since the 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began issuing projections—suggests that computer models have greatly exaggerated how much warming additional CO2 can cause. Faced with this embarrassment, those promoting alarm have shifted their drumbeat from warming to weather extremes, to enable anything unusual that happens in our chaotic climate to be ascribed to CO2.

The fact is that CO2 is not a pollutant. CO2 is a colorless and odorless gas, exhaled at high concentrations by each of us, and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iosphere's life cycle. Plants do so much better with more CO2 that greenhouse operators often increase the CO2 concentrations by factors of three or four to get better growth. This is no surprise since plants and animals evolved when CO2 concentrations were about 10 times larger than they are today. Better plant varieties,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yields of the past century, but part of the increase almost certainly came from additional CO2 in the atmosphere.

Although the number of publicly dissenting scientists is growing, many young scientists furtively say that while they also have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global-warming message, they are afraid to speak up for fear of not being promoted—or worse. They have good reason to worry. In 2003, Dr. Chris de Freitas, the editor of the journal Climate Research, dared to publish a peer-reviewed article with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but factually correct) conclusion that the recent warming is not unusual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s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warming establishment quickly mounted a determined campaign to have Dr. de Freitas removed from his editorial job and fired from his university position. Fortunately, Dr. de Freitas was able to keep his university job.

This is not the way science is supposed to work, but we have seen it before—for example, in the frightening period when Trofim Lysenko hijacked b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biologists who revealed that they believed in genes, which Lysenko maintained were a bourgeois fiction, were fired from their jobs. Many were sent to the gulag and some were condemned to death.

Why is there so much passion about global warming, and why has the issue become so vexing that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from which Dr. Giaever resigned a few months ago, refused the seemingly reasonable request by many of its members to remove the word "incontrovertible" from its description of a scientific issue?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but a good place to start is the old question "cui bono?" Or the modern update, "Follow the money."

Alarmism over climate is of great benefit to many, providing government funding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a reason for government bureaucracies to grow. Alarmism also offers an excuse for governments to raise taxes, taxpayer-funded subsidies for businesses that understand how to work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a lure for big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foundations promising to save the planet. Lysenko and his team lived very well, and they fiercely defended their dogma and the privileges it brought them.

Speaking for man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ho have looked carefully and independently at the science of climate, we have a message to any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There is no compelling scientific argument for drastic action to "decarbonize" the world's economy. Even if one accepts the inflated climate forecasts of the IPCC, aggressive greenhouse-gas control policies are not justified economically.

A recent study of a wide variety of policy options by Yale economist William Nordhaus showed that nearly the highest benefit-to-cost ratio is achieved for a policy that allows 50 more years of economic growth unimpeded by greenhouse gas controls. This would be especially beneficial to the less-developed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of the same advantages of material well-being,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 that the fully developed parts of the world enjoy now. Many other policy responses would have a negative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it is likely that more CO2 and the modest warming that may come with it will be an overall benefit to the planet.

If elected officials feel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climate, we recommend supporting the excellent scientists who are increas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with well-designed instruments on satellites, in the oceans and on land, and in the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data. The better we understand climate, the better we can cope with its ever-changing nature, which has complicated human life throughout history. However, much of the huge private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climate is badly in need of critical review.

Every candidate should support rational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improve our environment, but it makes no sense at all to back expensive programs that divert resources from real needs and are based on alarming but untenable claims of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克洛德‧阿萊格爾(Claude Allegre)，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地球科學學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th)前院長；J‧斯科特‧阿姆斯特朗(J. Scott Armstrong)，《預測學期刊》(Journal of Forecasting)及《國際預測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聯合創辦人；簡‧布雷斯洛(Jan Breslow)，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生化遺傳學和新陳代謝實驗室(Laboratory of Biochemical Genetics and Metabolism)負責人；羅傑‧科恩(Roger Cohen)，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會員；愛德華‧大衛(Edward David)，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會員；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物理學教授；邁克爾‧凱利(Michael Kelly)，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工科教授；威廉‧基寧蒙斯(William Kininmonth)，澳大利亞氣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前氣候研究主管；理查德‧林德森(Richard Lindzen)，麻省理工(MIT)大氣科學教授；詹姆斯‧麥格雷斯(James McGrath),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nical University)化學教授；羅德尼‧尼科爾斯(Rodney Nichols)，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前總裁兼首席執行長；伯特‧魯坦(Burt Rutan)，宇航工程師，“航海家號”(Voyager) 及“宇宙飛船一號”(SpaceShipOne)設計師；哈裡森‧H‧施密特(Harrison H. Schmitt)，“阿波羅17號”(Apollo 17)宇航員、美國前參議員；尼爾‧沙維夫(Nir Shaviv)，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天體物理學教授；亨克‧滕內克斯(Henk Tennekes)，荷蘭皇家氣象服務中心(Royal Dutch Meteorological Service)前主任；安東尼奧‧齊基基(Antonio Zichichi)，日內瓦全球科學家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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