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反面不是強固，是反脆弱（Antifragile）

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نسيم نيقولا نجيب طالب‎）的《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是本很有趣，可是不好懂的書。《反脆弱》的部頭不小，裡頭分成七冊，讀起來比較像是雜文集。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就像愛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XD

很有趣的，在《反脆弱》出版前，我就在兩本書提到《反脆弱》，一本是哈佛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請參見〈國敗論之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另一本是魯爾夫．杜伯里（Rolf Dobelli）的《行為的藝術：52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Die Kunst des klugen Handelns: 52 Irrwege, die Sie besser anderen uberlassen）（請參見〈明智行為的藝術〉）。更妙的是，這兩本書原文版出版時，《反脆弱》還尚未出版呢。

塔雷伯致力研究不確定性、機率和知識的問題。他擁有賓州大學華頓學院（Wharton School）的企管碩士及巴黎大學（Université Paris-Dauphine）的博士學位，不過他說他在商學院見識到的是教授的唬爛和騙術。他現在是紐約大學理工學院 （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的風險工程傑出教授。他來自黎巴嫩，是古文明起源之地－－黎凡特（Levant）的一部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曾是中東最自由繁榮之地，曾被譽為中東的巴黎，後來黎巴嫩內戰之後才百孔千創。塔雷伯出身黎巴嫩東正教家庭，家世相當顯赫。塔雷伯是多語天才，精通英、法、阿拉伯語、義大利、西班牙、拉丁、希臘等語言。內戰期間，他常要躲在地下室讀書，黎凡特的成長經歷，對形塑他的世界觀，非常的關鍵。

他在商場中打滾和當計量交易員約廿年，之後在2006年成為全職哲學隨筆作家和學術研究工作者。著有《隨機的致富陷阱：解開生活中的機率之謎》 （Fooled by Randomness: The Hidden Role of Chance in Life and in the Markets）和《黑天鵝效應：如何及早發現最不可能發生但總是發生的事》（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後者盤踞《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各大暢銷書榜多年。從此以後，「黑天鵝」（Black Swans）就被用來指後果很大、但無法預測和不規則的重大事件。他還推出充滿警世意味的《黑天鵝語錄：隨機世界的生存指南，未知事物的應對之道》（The Bed of Procrustes: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Aphorisms）。

「黑天鵝」主要具有三大特性：一、這個事件是個離群值（outlier），因為它出現在一般的期望範圍之外，過去的經驗讓人不相信其出現的可能；二、它會帶來極強大的衝擊；三、儘管事件處於離群值，一旦發生，人會因為天性使然而編造出某種解釋，使它看起來不如實際上那麼隨機，而且更易於預測（此非要件，只是解釋人類現象的一環，僅滿足前兩者即可稱之黑天鵝事件）。

「黑天鵝」的典故是，在18世紀之前，由於他們所見過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所以在當時歐洲人眼中，天鵝只有白色的品種。直到歐洲人發現了澳洲，看到當地的黑天鵝後，人們認識天鵝的視野才打開，只需一個黑天鵝的觀察結果就能使從無數次對白天鵝的觀察中推理出的一般結論失效，引起了人們對認知的反思，以往認為對的不等於以後總是對的。

為何要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我們才驚訝地認得出黑天鵝呢？塔雷伯提出，部分的答案是，人們長久以來卻習慣注意特定事件。我們習慣注意已經知道的事情，卻一而再再而三忽略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人的想法通常受限於其所見、所知，和設想來假設。但是，實際的情況比認知的更複雜、更不可預知。因此，我們無法真正地評估機會；我們很容易將事情簡化、予以敘述、分類；而且我們不夠開放，沒能珍視那些能夠想像「不可能事物」的高人。

塔雷伯把無法預測而且因為發生黑天鵝事件而大吃一驚，並且受到傷害的人，稱為「火雞」。可是《反脆弱》一書更力陳不確定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必要，我們最佳的略策並非妄想避免不確定性的衝擊，而是以反脆弱的方式建立各種事物（其實我比較傾向把Antifragile翻成「抗脆弱」）。

塔雷伯主張，反脆弱超越堅韌或強固：堅韌或強固頂多只能夠抵抗震撼和維持原狀而已，不能從混亂、波動中得到好處；可是反脆弱則會變得愈來愈好，不僅可以免於預測誤差，並且還會受到保護，不受不利事件的傷害。「風吹熄蠟燭，卻助長大火。不論是隨機、不確定或混亂，你要會利用它們，而不是躲避它們。」

塔雷伯在《反脆弱》中也說道：

「反脆弱不只是堅韌（resilience）或強固（robustness）而已。堅韌可以抗拒震撼，保持原狀；反脆弱表現得更好。任何與時俱變的 東西，例如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體系、技術創新、文化與經濟成就、企業生存、美食食譜（例如雞湯，或者加一滴干邑白蘭地〔Cognac〕的韃靼牛排）、都市的崛起、法律體系、赤道雨林、細菌的抗藥性……等，都具有這個特質。連我們作為地球一種物種的存在也是一樣。反脆弱性決定了活著的有機物（或者深奧的體系，例如人的身體）和呈現惰性的東西（例如桌上的訂書機等物體），兩者之間的差別。」

「反脆弱喜歡隨機和不確定，而這也表示—十分重要—它喜愛某一類的誤差。反脆弱性有一種奇特的性質，允許我們去處理未知，可以不必了解它們便放手 去做—而且做得很好。且讓我講得更白些：由於反脆弱這個特性，大致來說，我們比較長於做事，拙於思考。任何時候，我寧可愚蠢而反脆弱，也不想極為聰明卻脆弱。」

塔雷伯利用其專長，在《反脆弱》中，用數學和文字，還有不少軼事和故事，展開很長的說明，解釋「反脆弱」的觀念。他指出，各種語言原本都沒有「反脆弱」這名詞，就跟過去很長時間裡，有些語言連「藍色」都沒有是同出一轍。

塔雷伯表示，任何事物只要從隨機事件（或者若干震撼）得到的上檔利益（upside）多於承受的下檔損失（downside），就是反脆弱；反之則為脆弱。反脆弱，不只受益於混沌和波動，還讓適時出現的壓力與危機來維持生存與繁榮。因此塔雷伯指出，理解反脆弱性的機制，就可以建立起系統性且寬廣的指導方針，在世道充滿隨機、無法預測、不透明，甚至對事物的瞭解不完整的任何情況中，都能做出非預測性的決定。

整體的反脆弱性往往有賴於部分的脆弱性。例如，大自然不只求「安全」，還更積極摧毀和取代、選擇和重組。對於隨機事件，「強固」肯定不夠好。長期而言，由於無情的時間，即使最不脆弱的東西，也會毀壞，如果追求完美的強固性，一道小裂縫可能最後毀掉整個系統。也由於完美的強固性難以獲得，他建議我們需要一個機制，讓系統得以利用隨機事件、無法預測的震撼、壓力因子和波動性，不斷自我再生，而非受到它們的傷害。

他指出，我們其實很容易看到身邊的某些事物喜歡某種程度的壓力和波動，例如經濟體系、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營養、我們的心靈。如果沒有股市一陳不變，就無法從中短期獲利；如果景氣一陳不變，就無法淘汰體質不良的企業；如果營養一陳不變，我們就會罹患新陳代謝疾病……

然而，當我們遇到隨機事件，卻會心生畏懼而過度反應。也由於這種畏懼和渴望秩序，人類建立了一些系統來頑抗，破壞了事物的無形的邏輯，結果反而更容易暴露在「黑天鵝」的傷害之中，而且幾乎不曾從它們得到任何利益。塔雷伯指出，我們以為找到的是秩序，卻得到假秩序；只有懂得擁抱隨機，才能得到某種秩序和情況。

塔雷伯提出，脆弱推手（fragilista）容易產生由上而下的政策和古怪的新發明，還誤把未知當作不存在，塔雷伯稱之為「蘇聯—哈佛妄想」（Soviet-Harvard delusions），用不科學的態度高估科學知識的觸角。由於這種妄想，脆弱推手成了所謂的天真理性主義者，以為能夠理解各種事物背後的理由。塔雷伯強力批評這些上而下干預的妄想，以瑞士為例，指出世界上生活最安定富裕的國家，不是由上向下控制的，他們沒有強大的政府，就連瑞典乍看之下有大政府的國家，其實實施的由下而上的民主。

塔雷伯指出，醫療脆弱推手總是過度干預，忽視人體自然的痊癒能力，而開出可能有非常嚴重副作用的藥，連醫生自己都不敢吃；政策脆弱推手誤把經濟當作洗衣機，認為需要三不五時由他不斷出手去攪和；精神脆弱推手用藥物治療孩子，讓他們在教室裡更安份；金融脆弱推手推出風險模型，摧毀了銀行體系，然後卻又再度使用它們；預測脆弱推手讓我們暴露在更多的風險……〔關於預測之可為、不可為，可以讀這本好書《精準預測：如何從巨量雜訊中，看出重要的訊息？》（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but Some Don’t）（請參見〈精準預測的訊號與雜訊〉）〕

總而言之，脆弱推手攻擊系統的反脆弱性，而傷害大家。塔雷伯指出，深奧系統 （complex systems）充滿著相互依存卻很難察覺的要素，以及非線性反應。非線性意即，把藥物的劑量增為兩倍，或者把工人數增為兩倍，效果不會是原來的兩倍，而是會多很多或者少很多。如果把反應畫成圖，它不會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線，因此只看單一部分，很難知道整體如何運作。塔雷伯以凸性解釋非線性和反脆弱的關係，雖然《反脆弱》是本非技術性的書，可是塔雷伯在書末附錄也附上數學推導。

塔雷伯認為，人造的深奧系統往往會引發一發不可收拾的連鎖反應，而降低或甚至消除可預測性，並且製造出黑天鵝事件。因此現代世界的技術知識不斷增加，但是事情的發展卻遠比從前難以預測。每一樣東西的設計變得十分複雜，而失去強固性，使得黑天鵝到處亂飛。對新穎科技的盲目追求，《反脆弱》提出一種稱為嗜新狂（neomania）的新疾病。可是我們相反的，更應該珍惜已經經得起時間長久考驗的舊事物。

塔雷伯批判對知識的崇拜，我們常常會讓知識給騙著，可是用歸納法得出的知識並無法告訴你，還有什麼是未知的，而且不管可靠性有多高，由知識建構的脆弱系統，只要有一個反例就兵敗如山倒。塔雷伯指出，我們應該用否定法來解決問題，消除錯誤的知識。否定法的應用是建立在少即是多的觀念上，把有限的資源投注在掃除風險。他認為，對於創新與發明，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嘗試錯誤的貢獻遠大於正規科學。

最後，塔雷伯談到脆弱性和反脆弱性的倫理問題，指出我們帶到社會中最大的脆弱因素，也是危機的最大製造者，那就是缺乏「切身利害」的人。這些人從波動、變動、混亂中獲取上檔利益（或利得），並使別人暴露在發生損失或受到它們傷害的下檔風險之中，靠傷害別人而變得反脆弱。真是犧牲大我，完成小我XD 

引發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由於現代法律、經濟和政治事務日趨複雜，偷偷讓別人承受風險而爆炸的這種做法很容易掩飾。美國立個法，隨便都是幾千頁。愈繁複的法規，就愈能讓參與立法者鑽漏洞。

以往只有承受風險的人才會位高權重，因為他們必須為自己採取的行動承擔下檔損失。在塔雷伯心目中，所謂英雄，是為別人承受下檔損失的那些人，就是有勇氣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只有能親自上戰場的才能成為真正的王者，不像小布希只會坐在辦公室派兵。塔雷伯痛陳，今天的情況恰好相反。反英雄這個新階級崛起：他們是官僚、銀行家，或者只知道借別人的名氣以自抬身價；以及學者握有太多權力，卻不必承擔真正的下檔損失或責任。他們上下其手玩弄系統，卻由一般公民付出代價。

他恨鐵不成鋼地指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沒看出脆弱性，還憤怒地指名道姓揭露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前副董事長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存心設計合法地詐騙納稅人的不道德騙術。塔雷伯建議應該像羅馬時代，工程師被迫睡在他們打造完成的橋梁底下以證實橋梁的安全。在企業界，經營失敗的企業不僅應向高階主管討回紅利，隱瞞風險的人應該受到更嚴厲的處罰。

《反脆弱》整體而言，不是本試圖迎合大眾口味的書，對知識的過度崇拜和誤用，以及很多大人物的批判直接犀利且不留情。我讀過一遍也只能理解其中一小部分道理而已，裡頭的豐富精彩的內容和睿智深邃的洞見，值得一讀再讀細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