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全球遭遇的最大危機，似乎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迄今超過兩億兩千萬人感染、逾四百六十萬人死亡。疫苗雖然在先進國家暫緩了疫情升溫、重症及死亡人數的增加趨勢，可是突變病毒株和發展中國家的疫苗匱乏，讓太多冠狀病毒在感染大量人群後，有太多機會因天擇而突變。除非全球疫苗足夠覆蓋夠多的人口以及加強針的接種，才有可能平息全球疫情，這需要夠強力的國際合作。
去年很多報導顯示，人間哀鴻遍野、許多地方因為封城和工廠停工時，生態環境反而有了暫時喘息的機會。其實，這場百年一遇的瘟疫，在未來百年不過是過眼雲煙，我們昌明的醫學遲早會讓我㥃懂得如何和SARS-CoV-2冠狀病毒共處。可是，我們只有一個的地球，近年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會是我們未來百年最大的危機，相較之下COVID-19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一場瘟疫，透露出我們儘管在科學上擁有一些先進的武器，可以對SARS-CoV-2冠病毒的感染進行檢測，疫苗也可以避免重症和死亡的不幸，藥物可能在生技公司的不眠不休、日夜趕工下研發出來，可是全球的不平等以及各國各懷鬼胎，拖累了我們努力擺平疫情回到正常生活的速度。在我們地球面對的生態環境危機中，更多更複雜的跨國合作需要進行下，我們人類還有希望嗎？
這個問題很可能沒有簡單的解答，可是卻仍有有識之士不懈地努力，積極地為我們的未來尋求各種解決方案。這些關心地球和人類未來的有識之士，可能會各自不同意對方的解方，可是針對地球環境生態保育的複雜問題，解答本來就不會只有一種。具體來說，《巫師與先知：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拯救我們免於生態浩劫？》（The Wizard and the Prophet: Two Remarkable Scientists and Their Dueling Visions to Shape Tomorrow’s World）這本好書，就帶我們見識到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競爭與合作來解決各種重大環境危機！
《巫師與先知》作者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是《大西洋》（The Atlantic）、《科學》（Science）與《連線》（Wired）雜誌的特派記者，他的《一四九一：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和姐妹作《一四九三：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是兩本經典之作。雖然身為一位優異的記者，他在科學報導上的功力很深厚，他的書也有很強的人文關懷，對人類與環境的處境非常關注。
在《巫師與先知》書中，他用四種柏拉圖元素闡述四種環境問題—— 土：食物（Earth: Food）；水：淡水（Water: Fresh Water）；火：能源（Fire: Energy）；空氣：氣候變遷（Air: Climate Change）。這本書的寫作源自於女兒出生後才意識到的困擾——當她成長到他這個年齡時，地球上將有一百億人，那會是怎麼樣的光景？於是，他善用他報導記者的所長，四處請科學家喝咖啡並且從訪問中發現了兩個了不起的人物，雖然兩人的觀點看似對立。
這兩位了不起的人物是生態學暨鳥類學家威廉．佛格特（William Vogt，1902－1968）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農業學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1914－2009）。曼恩用兩位人物的生平、生活、哲學來代表兩種對於人類環境危機的態度。身為一位傑出的報導記者，曼恩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和心思，整理了關於兩人的各種資料，這本也可視作他們俩的傳記，其中呈現的清楚細節是目前最完整和詳盡的，讓我們同時也見識到現在可能被許多人遺忘、但重要的偉人。
佛格特代表的是所謂的先知，他們不斷提醒大家，地球的資源是極其有限的，我們沒有揮霍的本錢，再放縱下去會加速末日的到來，我們能夠做的只有節制發展，瞭解和承認地球承載力有限，並且需要抑制人口的增長。對於熟悉環境保護主張的朋友，這些呼籲並不陌生。他的在1948年出版了《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一書，雖然現在可能默默無名，可是當年是叫好又叫做的好書，影響了後來著名的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保羅．埃爾利希（Paul R. Ehrlich，1932－）的《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1968）和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
因為佛格特主張人類應該尊重自然限制，誕生了現代環保主義的主要基調，因此曼恩把他稱作「先知」。他堅信當前的生育率和經濟增長趨勢正在迅速破壞環境並戕害未來子孫們的生活品質。這本書最重要的貢獻是把環境和人口過剩問題聯繫起來，明確警告當時的趨勢將導致未來的戰爭、飢餓、疾病和文明崩潰。當時《生存之路》是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暢銷書，對1950和60年代的馬爾薩斯復興產生了重大影響。出版《生存之路》後，他致力於許多社會活動來解決人口爆炸的問題。1951年到1962年，他擔任美國計劃生育聯合會（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的全國主任。 1964年，他成為保育基金會（Conservation Foundation）的秘書。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擔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駐聯合國代表。
佛格特長期在他的書和文章中發出的越來越尖銳的警告，但他對經濟增長的蔑視使他付出很大的代價，1968年他認為自己事業失敗而心灰意冷地自殺。雖然佛格特後來的工作更像是社會運動，但他其實是位優異的生態學家，他對環境承載力的先見之明來自他自己的一手研究工作。
佛格特對鳥類的熱愛讓他年輕時在秘魯附近的欽查群島找到了一份工作，為鳥糞公司提供建議，以幫助他們提高寶貴的鳥糞肥料的產量，尋找鸕鶿數量神秘地下降的原因。海鳥的鳥糞富含氮（N）、磷（P）、鉀（K），剛好就是植物最需要的三大元素，在化肥被大量使用前，簡直就是方便又完美的天然肥料。他在亦師亦友的生態學家、《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Other Writings）作者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1887－1948）的幫助下，仔細研究了周期性聖嬰現象導致群島鸕鶿族群波動的方式，發現鸕鶿的數量決定於秘魯附近營養豐富的洋流中可喂飽牠們的魚類。他最終建議鳥糞公司不要干擾那些鳥類的生態，而應該幫助保護自然界物種之間的平衡。 後來他在薩爾瓦多為泛美聯盟做研究時，也發現了人口增長和土地不足的問題。
另一位出場人物——布勞格則是更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是農藝學家，專精於作物的遺傳育種。他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下到墨西哥的國際玉米及小麥改良中心（Centro Internacional de Mejoramiento de Maíz y Trigo，CIMMYT）任職。在那裡他開發了半矮化、高產、抗病小麥品種。上世紀中葉，布勞格將這些結合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高產品種引入巴基斯坦和印度。 結果，原本需要大量進口小麥的墨西哥在1963年成為小麥淨出口國。1965年至1970年間，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小麥產量幾乎翻了一番，大大改善了這些國家的糧食安全。
布勞格常被稱為「綠色革命之父」，並因拯救全球超過十億人免於飢餓而受到讚譽。他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透過增加糧食供應對世界和平做出的貢獻。在他人生晚期，還在亞洲和非洲協助透過作物育種增加糧食產量。有趣的是，布勞格的工作剛好解決了佛格特不斷警告的人口危機。
布勞格其實也並不是只有受到讚譽，也有不少環保人士批評他倡導的綠色革命雖然確實提高了糧食產量，但是那些育種出來的作物是不自然的，而且品系太單一化而導致生物多樣性下降，而資本密集型的農業也破壞了大部分小農的生計，把窮人驅趕到大城市，並用農劑和化肥污染農田，圖利農業綜合企業和農化公司等等。
曼恩的《巫師與先知》基本上就是兩人的完整傳記加上對四大元素的問題作分析，他很公平公正地處理兩人各自的優缺點。由上述比較可見沒有正面交鋒過的佛格特和布勞格兩人，面對當時最嚴峻的環境危機，解決問題的思路大相逕庭，前者主張限制發展，後者利用科技的力量。再簡單說，環保主義者主張克制，而科技樂觀派主張創新。在《巫師與先知》，曼恩不是要述說一個巫知戰勝先知的故事，而是試圖勾勒出先知和巫師兩者能不能產生正確組合的方式。他不認為科技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並且創新也不總是來得及應付當前的危機，並且建議巫師也要適時參考先知的意見。
我自己其實是比較偏向巫師的科技樂觀派，堅信地球環境保育的問題，可以透過選擇正確的科技來解決，解鈴還需繫鈴人啊！科技是把殺豬刀⋯⋯哦不⋯⋯雙面刃，我們人類需要智慧來選擇正確的那一面！可是，我也很肯定，科技樂觀派批評環保主義者的悲觀是不公允的，雖然乍看之下，過去幾十年對人口爆炸和能源危機的悲觀預測都是落空的，但就是因為他們不斷地大聲疾呼，許多環境的破壞才被控制住，而科技樂觀派才有足夠的時間作出創新來應對！
簡單打個比方，在台灣疫情升溫時，一些名嘴就出來嘴炮什麼三級警戒是用力過猛，是過度管制等等的。可是事實上，台灣在未完全封城的情況下，絕大多數民眾是嚇到自行宅在家儘量不出門，三個月後疫情終於控制住而降級。是沒錯，我們可能錯過了很多外出的機會，並且對經濟活動造成了負面影響，可是如果大家都覺得反正運氣不會那麼背而活動照常，疫情會是那些樂觀名嘴預測的這樣嗎？難道我們看到疫情降了溫，反而要怪罪一直警告大家的「先知」嗎？我們難道可以得出樂觀有理的結論，並且認定悲觀失敗嗎？從中可知，樂觀派其實收割的是悲觀派的努力，要不是悲觀派的預測讓大家感到害怕，樂觀派的預測可能會準確嗎？
不管是巫師還是先知，我們的目標都是要避免人類的未來被我們毀滅，更應該有志一同地炮口一致對向大魔王！當我看到「巫師」與「先知」的角色設定，也馬上想到大型多角色扮演戰略遊戲。在選角時，玩家會依自己的個性和所長選擇扮演不同的角色——生命值、復原力、攻擊力都各有不同。在這個需要全球一起共同面對和處理的環境危機，寄望一種思維方式恐怕難以完成超級複雜的任務，我們確實需要悲觀的環保人士時時提醒我們要克制一些發展，然後科學家與工程師共同研發出新科技來產生更大的效益以節約地球有限的資源，或者乾脆開發出新技術彎道超車。我們需要社會運動家來大聲疾呼，也需要政治家來實際推動，也要搞清楚否認氣候變遷維護自己利益的魔王在哪，我們會取得勝利還是GAME OVER，在現在中場中還難料，端看我們是否能合作得更好。
《巫師與先知》雖然只提出兩個主要角色，但是這本好書中的思維方式，值得所有關心環境議題的朋友好好研究！
我在9月4日（六）受衛城出版社邀請給了場Google Meet線上演講，短版題目是：「面對人類生存紅色警戒，要先知的療傷？還是巫師的法力？」，完整題目是：「在人類生存紅色警戒的死亡競賽中，你要當個巫師升級打倒大魔王？還是當個先知治療恢復生命值？——談談環保運動中戰略角色扮演」，講述我們目前面對的四大環境危機、兩人的科學工作、對環保運動的建言，演講錄影公佈在衛城出版社粉絲專頁：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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