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ity: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 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作者愛德華．格雷瑟（Edward Glaeser）結合經濟學與歷史，解釋城市如何運作，以及城市為什麼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城市的勝利》最引人入勝的主題是，格雷瑟深入地研究了城市生活的重要性，指出城市最大的資產不是在有多少華麗的建築，還是在於人和教育。
格雷瑟是哈佛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他研究的經濟學領域相當廣泛，包括城市、住房、種族隔離、肥胖、犯罪、創新制度與其他主題，他也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部落格Economix撰寫許多這類主題的文章。
格雷瑟在《城市的勝利》第一章，用希臘雅典、伊拉克巴格達、日本長崎、印度班加羅爾、美國加州矽谷等古今中外城市為例，指出城市的生活對人類精神文明有多種要，因為在城市中，各界菁英才能共聚一堂，激發出各種創意。
在《城市的勝利》第二章，格雷瑟問道：城市為何衰退？他以工業城市底特律（Detroit, MI）為例，指出產業單一化（汽車工業），以及對教育的不夠重視，如何在地方政府一再建設下，仍然成為衰退成為「鐵鏽地帶」。
和好書《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的未來》（Arrival City: 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英雄所見略同，格雷瑟在《城市的勝利》明確指出貧民窟對城市而言不僅不是毒瘤，還是脫貧的合理管道（請參見〈落腳城市‧城市落腳〉）。許多外來移民即使生活在條件差的貧民窟，也不願意回到鄉下，說明了貧民窟對他們仍有魅力。而且貧民窟事實上證明了城市的魅力，讓貧民希望能夠分城市成長的一杯羹。政府對貧民窟歧視的政策，事實上反而助長了貧窮。
《城市的勝利》盛讚摩天大樓的發明，讓人們有效地共處同一屋檐。格雷瑟反對一味為了保存街區原貌而限制高樓的增長。他更指出法國巴黎市區就因為限制摩天大樓的建設（巴黎只有一棟醜到爆的摩天樓，蓋好他們就後悔了XD） ，使得巴黎市區成為有錢人才住得起的豪宅區，而不再是滋養年輕文學家、哲學家、藝術家的天堂。而雜亂無章的孟買，也是因為限制高樓的興建，讓孟買成為單層貧民窟無效率地蔓延的城市。
格雷瑟在《城市的勝利》以麻州波士頓（Boston, MA）和德州休士頓（Houston, TX）兩個士頓來說明城市不斷蔓延的問題。格雷瑟自個歡迎居住在高密度的住宅，利用公共交通來通勤，可是他自個卻做了最壞的示範：住在郊區豪宅開車通勤和購物。他怪罪政府政策對住郊區開車的生活利。格雷瑟用波士頓和休斯頓的房價及薪資差異指出，住在休士頓那種需要開車的無趣城市，比起美國的雅典－波士頓，事實上對受薪階級有多大的吸引力。不過格雷瑟反對城市蔓延，因為那樣有諸多缺點。因為郊區的生活方式會消耗更多運輸交通能源和時間成本，所以大城市若過度郊區化會造成更大的能源浪費與排碳污染。
格雷瑟接著在《城市的勝利》接著指出，最環保的莫過於柏油路。他認為，田園生活其實是一種不環保的夢想。他表示，在田野生活或旅遊，事實上對環境會造成負擔。他希望印度與中國等新興大國能夠遏止城市的蔓延，利用摩天大樓和公共交通來節能減碳。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格雷瑟雖然列舉了城市的各種優點，可是卻忽略了許多問題，那些問題不是在骯髒、貧窮、不衛生、犯罪盛行、物價高昂、對環境有害 。首先，格雷瑟顯然是個城市長大的阿宅，他熱愛城市的花天酒地，忽略了大自然對人們身心成長的重要性。
格雷瑟表示要對大自然有善，就不要到田野去遊山玩水趴叭走。旅客的過多對一些國家公園的確是會造成負擔。不過格雷瑟顯然不知或忽略一種稱為「自然缺乏症候群」（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心理問題，上個月底《紐約時報》和BBC都不約而同地刊登了文章報導自然缺乏症候群。有研究顯示，孩童在戶外上課的學習效果更好，患上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的孩童接觸大自然後會改善症狀，而且比起高科技產品，孩童在戶外活動更能夠讓他們快樂。
更甭起城市裡淡薄的人情味、交通和擁擠活造成的身心壓力，以及缺乏運動的生會對人身心健康造成負面的影響。格雷瑟提到大城市裡有成群的單身男女所以更容易找到另一半，不過他顯然沒去搞清楚為何他們仍舊單身XD
還有，格雷瑟雖然比較了居住在城市市區和郊區對環境之利弊，可是卻也忽略了農村人口在遷往城市後，能源使用的提高。格雷瑟重視交通等效益，但是膚淺地忽略城市生活比較田園生活，為了滿足各種物慾的誘惑而消費所消耗的能源和資源。
不過瑕不掩瑜，《城市的勝利》很可取的是，他指出城市的蔓延對環境之弊，而且破除環保人仕對城市生活和摩天高樓排斥的迷思。台灣政府不試圖解決台北市高昂的房價問題，只求把台北市上班的人們遷往新北市郊甚至桃園市的政策，事實上就是在開《城市的勝利》裡提到的倒車。
讀過了《城市的勝利》，我想台北市應該認真考慮把松山機場廢掉，因為機場捷運蓋好後，松山機場顯然會失去其便利，更何況台北捷運文湖線的哈比人車廂根本不可能讓行李上車。廢掉了松山機場，台北大同區和松山區不少地方就少了煩人的噪音。而且就不必為了飛安而限高，於是《城市的勝利》盛讚的高樓就可能出現，讓台北房市有更多的供給。
檢視較大的地圖
而廢掉的松山機場，保留原有主要建物改建成博物館、藝文空間或商場，不破壞歷史記憶。拿水泥地釋出去蓋適合小家庭的住宅，另一半的綠地還可以弄出比大安森林公園大好幾倍的中央森林公園，搞不好還會讓紐約中央公園相形失色！這樣做不僅能夠成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德政，搞不好還能提高台灣的生育率等而一舉多得。這麼簡單的道理，為何竟然沒有政客能夠發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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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8日 星期三
城市的勝利與驕傲
2012年4月16日 星期一
為什麼城市的精神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
在全球化快速的濫觴下，全世界的大城市，尤其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在市容面貌上長得愈來愈相像。在全球化浪潮讓全球大城市的迅速同質化下，《城市的精神：為什麼城市特質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The Spirit of Cities: Why the Identity of a City Matters in a Global Age）就在其副標題出一個對城市而言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城市的精神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
《城市的精神》作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和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利用一種特殊的寫作方式，把歷史敘述和理論性的論述以及親身經歷的故事交替地呈現，透過在世界各地的城市考查、散步和生活，用一種見樹又見林的方式，來表達九個城市獨特又明確的氣質、習性與價值觀，以及她們市民的認同與定位。
《城市的精神》兩位作者，一位是牛津大學哲學博士（貝淡寧）。他長年旅居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現任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志遠人文藝術講座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授和比較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馬克斯．坎佩爾曼民主和人權講座教授暨社會科學院院長（德夏里特）。《城市的精神》是他們倆在舊金山的學術研討會上見面後聊出的嶄新構想。
在《城市的精神》中，他們利用輕鬆對話、小說、詩歌、傳記、旅遊指南、建築標誌，和親身經歷等資料，描繪九個他們久居或深入考查過的城市－ 「宗教之城」耶路撒冷、「語言之城」蒙特婁、「建國之城」新加坡、「享樂之城」香港、「政治之城」北京、「學術之城」牛津、「寬容之城」柏林、「浪漫之城」巴黎的豐富歷史，充分論述城市精神如何體現在各自的政治、文化與經濟生活中，更進一步闡明市民的自豪感如何抗衡全球化所帶來的同質化傾向，以及遏制民族主義氾濫等主題。
雖然乍看之下，城市是透過建築和街景市容區有所別來的，但貝淡寧和德夏里特提出世界上眾多的大城市及其居民也表達出獨特的習性與價值觀，因此城市的精神是由其居民以及文化所塑造的，這樣內涵是必須要在城市中居住才能實際感受到的，於是《城市的精神》中自傳性風格的故事，彌補了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方法的不足。
在《城市的精神》，他們特別著重在城市精神中的對立以及自豪之處，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聖地，可是卻充滿了宗教、民族的對立；蒙特婁據說是北美最宜人的城市之一，可是卻有英法語民族的對立和驕傲；新加城是亞洲的瑞士，可是卻暗藏多元種族主義、經濟能力和 賢能政治、愛國主義和政治壓制的多重矛盾中，但新加城人卻也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回歸後的香港，處在放任資本主義和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的矛盾；北京處在抹去過去的痕跡、去政治化的現在政治及復興過去未來的矛盾中；牛津是英國學術重鎮，可是大學和牛津市民卻有著經濟和教育的不對等。
他們探討的九個城市：耶路撒冷、蒙特婁、新加坡、香港、北京、牛津、柏林、巴黎、紐約，無論其歷史有多古老或年輕，都有個自極為獨特的故事。除了耶路撒冷、蒙特婁和柏林，其他六個城市我都到過，其中最熟悉的城市是新加城，因為她就在我家鄉－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Johor Bahru, Johore）的隔壁，從小看新加坡電視台長大。貝淡寧當過新加城國立大學的教授，可是因為政治立場不容極權的上位者，所以被掃地出門而到香港然後中國任教，他對新加城社會、歷史和政治的描寫，非常精確深入！新加城建國後對物質生活的追求，的確讓他們犧牲了許多公平、權益和自由。
從他們論述，可以看出一個城市的魅力所在，絕對並非光鮮亮麗的外表，而是城市豐富的歷史，以及其蘊含的文化，還有城民的自我認同和自豪。這些城市的精神，是由個人與群體、群體與城市以及歷史與展望的多元互動所打造出來的。
雖然他們沒有提到台北，不過我想像台北這麼多元充滿活力的城市，應該也會讓他們著迷。台北是我待過變化最快速的城市。台北的市容雖然和許多國際大都市相比不算美觀，可是台北巷弄之中隱藏的多樣市井文化和人情味，卻讓台北成為一個世界上最讓人感到舒適的華人城市。台北有清朝古蹟，日據文物以及國民黨從中國帶來的北方建築，擁有極為獨特的文化歷史記憶。台北也是全世界對多元宗教最寬容的城市，任何宗教都能在台北安心立足。台北也是全球少數沒有貧民區的大城市，是住商混合、生活機能極為便利的城市。
可惜當權者一味追求美觀以及經濟開發，使得台北在這十幾廿年漸漸成了人口外流、市面盡是一般市民買不起的豪宅連雲的天龍國。加上當權者沒有足夠的人文修養還有歷史記憶，加上文化眼光不足，於是圖利建商打著都市更新的口號把人民的房屋拆掉，對於人民的財產權與居住權不尊重，更甭提對歷史記憶與人文精神的謙卑敬仰。或許城市當權者都該好好讀讀這本《城市的精神》，學學以人文為本的城市精神才是多麼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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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0日 星期二
原來世界是肥的
這本《世界是肥的：生活型態、廣告以及政策背後的黑暗陰謀》（The World Is Fat: The Fads, Trends, Policies, and Products That Are Fattening The Human Race）的封面寫著：「其實，肥胖並不絕對和貪吃、不愛運動掛上等號，他可能來自一場陰謀，一個由政府、財閥檯面下利益糾葛的肇因……」
其實，那句話太抬舉政府和財閥了，因為西方的肥胖問題，根本就是個官商勾結的陽謀！當然美國人的肥胖問題，早就不是啥新聞了，可是也要到留學美國那幾年，才真正見識我不管如何狂飲狂吃到發福，對美國人來說還是個苗條的瘦子之世面，而我留學的加州還算是美國身材最苗條的一州哦XD
我想，美國人應該是沒救了，太多美國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健康和正常的飲食而狂啃高油、高糖、高鹽的速食和垃圾食物，關於這個問題，請參考這篇文章〈飲食規則－我們該吃什麼？〉。如果這本書僅探討美國人的肥胖問題，就沒有出版中譯本的必要了。還好《世界是肥的》探討的全球化的肥胖問題。
肥胖不僅是身材的問題，根據維基百科，肥胖症事實上是一種慢性病，據世界衛生組織（WHO）估計，是人類目前面臨最容易被忽視，但發病率卻在急劇上升的一種疾病。肥胖症能導致多種生理和心理疾病。一來，脂肪體積的增加導致的疾病，包括骨關節炎、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綜合症、社交障礙等；二來，脂肪細胞增加導致的疾病，比如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等。脂肪含量增加導致機體對胰島素反應能力下降，從而導致胰島素抵抗。脂肪含量增加同樣也導致機體，主要是血液，處於一種炎症狀態，增加了栓塞的風險。
《世界是肥的》作者巴瑞．鮑勃金（Barry Popkin）是北卡羅萊納大學的營養學講座教授，他是研究全球肥胖問題的專家，也是一位經濟學家與流行病學家。鮑勃金生長在威斯康辛州的小鎮，他孩童時期吃的是當時美國家家戶戶自個準備的食物，他在大學時就到印度考查一年，因此會說印地語。他在印度的觀察，讓他對營養的經濟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大學畢業後參考了民權的政治活動，後來在康乃爾大學獲得農業經濟學的博士學位，繼續研究營養的經濟學。他在東南亞工作了三年後，獲得北卡羅萊納大學的教職，任教了卅多年。
《世界是肥的》中指出，在半個世紀以前，全球最嚴重的營養問題是飢餓，體重超重的人口還不到一百萬。而今，體重超標的人口已達16億之多。罹患糖尿病跟高血壓的人數比以前倍增了廿倍，肥胖儼然成為本世紀最嚴重的文明病之一。
鮑勃金在《世界是肥的》中強調，很多人怪罪自己貪吃、不愛運動而變胖，其實事實並非這麼單純。很多時候，是因為時代的改變，導致我們的生活型態大幅改變，再加上科技的進步，讓五光十色的廣告無所不在，甚至國家政策的轉向，諸多不良影響衝擊了人類的飲食和運動習慣。於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超重的肥胖世界。
鮑勃金根據數十年的研究和經驗寫出此書。他針對肥胖這個主題作出全球性研究，調查了半個世紀以來人類生活和食品系統的變化。鮑勃金想要瞭解的是，世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肥？《世界是肥的》通過對四個家庭以及作者本人家庭的研究，並且揭示了人類不斷變胖的原因在於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工商運作等因素，探討了肥胖危機的根源和解決之道。
鮑勃金積極地研究美國人的飲食行為，並且深入研討人們的飲食模式、趨勢、社經人口因素與肥胖間的關係。鮑勃金注意到，近年來歐美飲食習慣經歷了快速變化，因此他深入研究了人們運動與否所造成的生理差異、身體結構的變化以及其原因以受及變化將造成的後果，還有什麼樣的政策和團體得以改善現況。除了活躍於美國營養學領域，他也定時前往世界各地，進行嚴謹的田野調查，所到之處包括中國、俄羅斯、墨西哥、菲律賓和巴西等許多國家。
鮑勃金對世界人口為什麼會變肥進行嚴格調查，發現到許多變態之處。例如在印度，買瓶可樂可能比水還便宜，於是人們寧願喝可樂。又如中國，電視機普及率比十年前增加三成，於是電視節目和廣告開始影響人們的飲食方式，同時也降低了運動的頻率。而美國政府長期對農民補助大豆和玉米，導致牲畜養殖成本大量降低，直接影響人們對食物的選擇。《世界是肥的》也提及加工食品造成的危機，以及窮人吃了便宜的垃圾食物體重也直線上升的原因。
鮑勃金在《世界是肥的》中爆料出專業營養學會或醫學會等機構的決策和方案，其實受到了食品產業的操控。我在美國就常看到許多加工食物僅含有一兩樣正常的成份就能獲得什麼美國心臟學會的背書等等。加上美國食品產業遊說政府和影響學界，讓他們無差別地把食品的營養價值化約來研究和推廣，這使得垃圾食物變得只是人體所需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及脂肪的混合物，所以都是人們應該要攝取的好東西。
在美國，政府對玉米、大豆、肉類提供高額補助，這大大降低了垃圾食物的價格。因為美國政府各種直接和間接的補貼，使得美國出現一種極為弔詭和荒謬的狀況，那就是極為繁瑣地生產製造出來漢堡，居然比超市架上健康的新鮮蔬果還便宜。在垃圾食物隨手廉價地可得的情況下，健康的食物相形不僅是口味遜色的問題了。
鮑勃金在《世界是肥的》中指出，有些企業開始意識到他們的社會責任，可是麥當勞無法推出健康的餐點，因為對手常會藉機推出高熱量套餐，大撈一筆。食品產業知道，如果以大批量銷售食品或飲料的話，顧客會買更多。事實上，麥當勞就是美國人食量變大的始作俑者。
鮑勃金在《世界是肥的》中表示，食量和熱量的控制，才是決解問題之道。不過很可惜的，鮑勃金畢竟是在美國飲食文化貧乏的環境下長大的，除了熱量和食量的控制，食物的多樣化也同樣是重點。在飲食文化豐富的國家，例如法國、日本、義大利、中港台，肥胖的問題相對輕很多。因為同樣的熱量和食量，在食物組合的差異，人體對熱量的攝取就有差異。例如食物中含有的纖維素含量有多寡，就明顯地影響了熱量的實際吸收程度和速率。也有許多研究顯示食物種類也會影響腸道裡的共生菌菌相，從而改變對食物養份的消化和吸收能力。
《世界是肥的》指出飲料中的糖份因為熱量高容易產生肥胖，可是有研究顯示，同樣是碳水化合物的熱量，其來源就會造成生理上的差異。這和食品產業想要一直大力宣傳熱量就是單純的熱量顯然是兩碼子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有篇好文章：Is Sugar Toxic?，就在探討這點，文章中提到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有位教授Robert H. Lustig就一直努力不懈地向大眾解說食用糖的嚴重問題。
其論點是，同樣是熱量，可是砂糖中含有的蔗糖的問題卻比澱粉嚴重，因為一個蔗糖分子是由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所聚合而成的雙糖（澱粉是葡萄糖的聚合物）。人體可以直接使用葡萄糖作為能量來源，可是代謝果糖的路徑卻不同。很多研究顯示，人體是把果糖在肝中轉化成脂肪儲存起來，因此對肝臟來說代謝果糖是個負擔，而且飲料中的糖又會讓人體更快速和大量地吸收。而果糖轉化成的脂肪會堆積在肝臟中形成脂肪肝以及肥胖等代謝問題。美國食品產業喜愛使用的高果糖玉米糖漿含55%的果糖，是個比蔗糖更糟糕的替代品。文章和演講中，都直接指稱糖是毒藥：
像果糖對人體代謝的影響，顯然就不是單單從熱量上的多寡就能理解的。同樣是脂肪，反式脂肪就可能比飽和脂肪更容易堆積在心血管而造成重大毛病。這類發現，需要靠大量生物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研究才能認識到。我們對食物和營養的許多認識，相信都還在起步，因此很多問題，確實不能簡化成「OO不就是XX」或者「OOXX吃幾十年都沒有問題」啊就能輕易帶過的。
至於我們要怎麼吃得美味及健康，其實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就有許多提示了。華人是有名的重視吃，台灣又受健康的日式飲食影響，食物種類繁多又美味。美國人因為祖父母和父母輩長期讓食品產業和政府給誤導，並且失去了該有的飲食文化，以致他們居然會拿在我們飲食文化常識中就可輕易辨識出的垃圾食物來成天喂養他們的小孩，然後在小孩明顯過胖後還覺得很OK，難怪英國名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榮獲TED大獎的演講中大肆批評現狀以及提倡飲食教育：
華人傳統的飲食方針，雖然有些可能是沒道理的，可是有許多卻是上千年年來的寶貴經驗。所以，如果有長輩要我們不要吃得太油、太燥熱、太冰涼、太鹽、太甜、太撐等等，要多喝白開水、多吃新鮮蔬菜水果等，請不要嫌他們囉嗦。因為我們祖宗傳承下來的飲食文化、智慧和禁忌不僅讓我們更健康，還能便宜地享受美味可口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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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7日 星期六
三百年來黑心食品之美味詐欺
《美味詐欺：黑心食品三百年》（Swindled: The Dark History of Food Fraud, from Poisoned Candy to Counterfeit Coffee）出版得正是時候，尤其是正當過去三聚氰胺和去年的塑化劑風波還記憶猶新，今年的瘦肉精風波還歷歷在目，甚至還愈演愈烈之際。
台灣《商業周刊》在上個月中，就報導了台灣市面上一連串的黑心食品，抱括加了興奮劑和人造蝦紅素會對神經系統造成損害的活蹦亂跳鮮蝦、殘留有機磷農藥會產生致癌物損害肝腎功能的糙米、加了磷酸鹽會讓體內鈣離子流失的飽滿大顆蚵仔、浸泡過甲酫有致癌風險的進口蘋果、添加硼砂會妨礙消化酵素的彈牙魚丸等等...
讀過了這本黑心食品歷史的好書《美味詐欺》，就能瞭解到政府介入保護人民的健康，有多麼的重要！同時，也要瞭解英美政府的放任無為，在英美兩地造成了多少重大的黑心食品醜聞。月亮可能真是國外的比較圓比較大，可是那樣的月亮上的嫦娥，是會喂玉兔吃瘦肉精的...
作者碧．威爾森（Bee Wilson）是英國知名的飲食作家，她書中舉的主要例子，大多數皆是在英美發生的醜聞。她指出，她主要揭露英美的黑心食品史，並非是因為她是英國人，而是英國的貿易和工業發展對黑心食品的影響有其指標意義。
我想，更重要的是，書中提到的，英國因為圈地運動趕走了眾多的小農，導致傳統飲食文化的淪喪，加上英國政府主張貿易自由而放任，把關的責任下放予廠商甚至消費者。而美國也有類似的問題。相較之下，法國政府對食物產地和製法的嚴格規定，以及強制執法，還有優異的飲食文化，讓黑心食品無地自容。
在《美味詐欺》書中，碧．威爾森舉出一些重大的黑心食品醜聞，包括1756年倫敦的麵包門事件。劣質麵包裡加入明礬，黑麵包就變成白麵包。吃不起白麵包的窮人在沒有任何政府監管的保障下，只好用賤價買下再吃下他們原本付擔不起的黑心明礬白麵包。英國政府基於自由貿易的稅收，一直不肯為消費者把關。倫敦在19世紀還出現的假茶葉訴訟案。不肖廠商把黑刺李葉子煮過、烘烤、揉製、乾燥，再用醋酸痛染色，冒充上等中國綠茶。
獨立後的美國也沒好到哪去，美國政府也和英國政府一樣把食品衛生管控的權力下放予企業和消費者，一直到1906年才通過「純天然食品與藥物法案」（Pure Food and Drug Act）。於是多起黑心食品醜聞相繼爆發：1850-1853年紐約爆發餿水奶醜聞。《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披露說，這種骯髒的液體一年內導致了八千兒童死亡。餿水奶醜聞甚至持續了十多年；1898年美國的防腐劑醜聞。美西戰爭中，大批軍人因食用添加了防腐劑的牛肉而死亡；1904年芝加哥的黑心香腸事件。辛克萊（Upton Sinclair）暢銷書《叢林》（The Jungle）披露了大型肉品工場毛骨悚然的場面；1970-1985年，《化學大餐》（The Chemical Feast）出版，討伐美國日常飲食中的各種化學添加劑。英國的一項研究調查發現，耶誕節大餐中可能含有高達170種不同的添加劑。
對我們毫不陌生的，2004-2008年在中國出現的人造雞蛋、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代表了中國在自由經濟市場的畸形產物，不過就是重蹈過去的英美的覆轍。
既然英美政府無能，《美味詐欺》只好敘述了德裔英國化學家兼商人阿庫姆（Frederick Accum，1769 – 1838 ）、英國顯微鏡專家哈塞爾（Arthur Hill Hassall，1817 – 1894）、創立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提供哈塞爾宣傳平台的沃克利（Thomas Wakley，1795 – 1862）、成功推動「美國純天然食品與藥物法案」的威利（Harvey Washington Wiley，1844 – 1930）、《化學大餐》作者納德（Ralph Nader）、英國營養學家凱洛琳（Caroline Walker）等人揭發黑心食品內幕的故事，藉著講述這些鬥士的趣聞和傳奇，再現出黑心食品背後的技術較量、以及政治與商業利潤的糾葛。
《美味詐欺》也探入探討了技術進步和觀念變化在黑心食品的歷史裡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當人工合成食品的技術日益成熟，廉價的替代食品滿足了底層和中產階級的自由選擇時，形形色色的防腐劑、爽脆劑、軟化劑、乳化劑、染色劑、起雲劑、調味劑、除臭劑就以合法的、科學改良的名義添加到食物中。這時候，黑心食品又該如何定義呢？
當然，會有人指出，那些添加劑或人造食品，不見得會對人體有害。事實上，有些人造食品甚至在推出市場時，還標榜有益健康呢！例如用氫化植物油製成的人造奶油－乳馬琳（margarine）來取代真正的奶油，然後標榜零飽和脂肪酸和零膽固醇。可是結果人造奶油含有的反式脂肪，後來證實比飽和脂肪酸和膽固醇還可怕，已知長期食用和心血管疾病息息相關！
中國市面上出現的人造雞蛋和三聚氰胺毒奶，還有台灣的塑化劑事件，都是不折不扣的黑心食品，可是速食、垃圾食物和加工食品呢？前陣子揭發美國速食業大量使用泡過阿摩尼亞的下等牛雜肉來做漢堡的英國名廚傑米·奧利佛（Jamie Oliver）榮獲TED大奬的演講中，就指出英美這一代有可能會因為吃的不健康食物而比父母輩還短命：
對英美政府非常放心而歡迎美牛進口的朋友，真該好好讀讀這本《美味詐欺》好書來認識英美飲食、社會、工商和政治文化下不光彩的黑心食品史，看看英美國民吃的食物有多麼有溢身心賤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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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30日 星期五
台北士林文林苑都更案之不可取
王家的這一切事件，其實根源是建商的錯，因為建商在還王家一開始就提出退出都更後，還暗中把王家劃入建案中，然後在預售屋都賣光光之後，強硬地要求的天龍國政府強制拆除，結果天龍國政府果然在眾目睽睽下大肆破壞人權。
對於文林案，網路上已有許多文章分析評論，諸多細節就不一一在此詳述。我只想探討一個問題，那就是「誰的錯」？為了解答這個問題，要探討四個迷思。
在探討這四個迷思前，我想先問，王家有錯嗎？當然有，不過是小錯，那就是他們一開始沒有積極尋求法律途徑來把他們家排除在外，而是消極抵制，當事情惡化後才四處奔走。不過這不是他們家被強拆的理由。因為如果只是踩到法制的地雷，家就要被拆，那麼全台灣幾乎都要夷成平地！有誰沒有犯任何法條的小過錯的啊？如果這是王家被拆的理由，那麼不是容許懂法律的人欺負不懂法律的人嗎？
有人說王家獅子大開口，可是這有錯嗎？心理學上，人對已經擁有的東西，開出更高的價格，是再正常不過的，因為失去對人心理的衝擊，比獲得還大很多。心理學上，這叫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又稱損失厭惡性，是指人們在對同樣大小機率的選擇的時候，相對於獲得，往往更加看重損失。
換句話說，即相同的一樣東西，人們失去它所帶來的痛苦要大於得到它所帶來的快樂。因為我們更在乎「失去」，我們也就有意無意地盡量避免「失去」，這就是損失規避。比如說，人們丟掉一仟塊錢給你帶來的痛苦往往要大於拾到一仟塊錢錢給你帶來的快樂。（關於這點，請參考這幾篇文章中介紹的心理學或行為經濟學好書：〈蝦米！誰說人是理性的！？〉、〈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獲得「不理性的力量」！〉、〈讓人乖乖聽話的影響力〉）
因此，先不說王家的本意是讓對方知難而退（我相信應該是如此），王家的獅子大開口，本來就是合情合理的，畢竟人家祖宗從清朝就開始住在那裡了，他們對「失去」感受到的痛苦，很可能比其他街坊鄰居還大很多。而且，私德並不是拆人家房子的理由（正巧有朋友的外婆家就是其中受影響的一戶XD），要不然你能夠只因為你鄰居比較自私，就把人家門窗砸爛來來教訓人家嗎？
接下來再討論四個迷思，而反駁這四個迷思其實非常簡單。首先，天龍國政府指稱他們是「依法行事」。很抱歉，這更本就是個屁！由於文林苑緊鄰士林橋，建物與橋面距離僅有3.2公尺。而根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5樓以下建物需保留3.5米通道；6樓以上建物則需保有4米道路以供救災車輛出入，另外也必須留下8乘以20米的消防車作業空間。
先不提文林苑建案沒有先取得王家同意就自行圈地和販售預售屋有多不合理，單單違反消防法規這一項，天龍國政府就有權力要求文林苑建案更改設計！更何況都市更新條例內諸多條文已嚴重侵害人民的居住權及財產權利，存在重大的違憲嫌疑。為何天龍國政府在協商過程一味偏袒有錢有勢但故意犯錯的建商，而不是拿出GUTS來保護無辜的市民？
另一大迷思是，建商和九十幾戶住戶的權益受損的問題。保守的台灣政府常常一再以尊重自由市場為由而拒絕很多社會正義的改革。可是文林案本身就是違反自由市場精神的最佳例子。我並非自由市場的信徒，只是想指出政府如何自打嘴巴。自由市場的精神是競爭，因此有效率有眼光的企業勝出，沒有效率沒有眼光的企業被淘汰掉。是的，犯錯的輸家退出市場讓贏家繼續遊戲。
可是，文林案中的犯錯的建商，一個沒有妥善處理事情能力的建商，他們蓋的房子，有人敢住嗎？是的，我沒有證據說他們蓋的房子會有問題，可是在商言商，我講的是品牌和信用！無法建立品牌信用的企業，就該無情地讓他們倒！很殘酷，是的，要不然躺著就能賺錢或靠政府撐腰永遠倒不了，還有誰認真服務顧客，這就是共產主義計劃經濟衰敗的主因之一！
這樣的商家企業，應該被市場重重處罰！可是天龍國政府居然自以為「依法行事」地協助不良企業處理他們自個闖的禍，請問從此以後，台灣房地產市場還有能力處罰和淘汰不良建商嗎？從此優良企業要和不公平的不良企業共存，還有誰會用心去辦優良企業？
第三大迷思是有人白目地說在民主社會，要少數服從多數。先不提文林案中的多數並不是那九十幾戶，把民主描述成多數暴力，本身就是對民主最大的羞辱。民主的精神，是對異議的互相尊重，也是對少數族群權意的保障。如果真來個少數服從多數，那麼政府能夠花納稅人的稅金來建設殘障設施嗎？還有，民主反壓迫，反霸權，反對強者的意志凌駕一群人！在這事件中，民主的精神，就要讓決意不參加都更的王家排除在外！
況且，王家是兩戶獨棟透天庴，他們不是集合住宅中的一小戶哦，他們的房子和其他街坊鄰居不是連成一體的集合住宅哦！所以這哪來的少數服從多數啊！？如果這也能叫少數服從多數，那麼天龍國是不是可以來個多數決來把垃圾全都倒到基隆去？
第四大迷思中，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可以說明這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公共利益，因為這是社區街廓的舊屋更新成新屋，這不是拆掉來蓋許多市民都會用到的道路或公園等公共設施，也不是都市計劃的一部分，只是政府為了自我感覺良好的美化市容而作的獎勵，所以這和公共利益無關，要關也只是關天龍國政府和建商的私事！
總而言之，王家的拆屋事件，顯然是一齣違憲反人權、反市場、不民主、沒有公共利益的大鬧劇！如果天龍國政府真要為那無辜的九十戶人家尋求公道，那麼要要罰的，也只有建商，還有監督不嚴的天龍國政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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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文林苑都市更新爭議案｜維基百科
「都更釘子戶」背後的關鍵奧秘5分鐘包您看懂士林王家-文林苑都更案
血淚都更系列報導清單
文林苑都更案惡搞圖懶人包，第一次拆厝就上手（圖多）
當政府變成強盜，人民更要自強
請連署支持廢除都市更新第25-1條和36條，以及36條補充規定！
士林王家強拆案給都市計畫學生上了什麼課？
全民監督公權 莫讓溪州重演王家悲劇
寫給萬華區以外的居民－總有一天拆到你家的都市更新
201200328 日記 士林文林苑抗爭之戰略思考
家 不只是財產權而已（翁國彥）
是都市更新，還是現代版的新圈地運動？
【文林苑現場直擊】中產階級不得不知的「變形都更」
讀者投書》少數服從多數合理？惡法逼王家人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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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統治都市 財團統治國家 必須讓獨裁者付出代價| 苦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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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9日 星期一
以愛之名－民主鬥士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是我最景仰的政治家〔另外兩位是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和達賴喇嘛〕。翁山蘇姬是全球爭取民主與和平、反對軍權統治的象徵，為了爭取緬甸民主，過去廿年，她大部分時間都被軟禁。2010年美國《時代雜誌》（Time）將她名列在「史上十大政治犯」首位。
我最喜愛的愛爾蘭搖滾樂團U2有一首鼓動人心的經典好歌Walk On，就是獻給翁山蘇姬的，U2最受歡迎的專輯All That You Can't Leave Behind，標題就是出自這部歌：
這部由法國大導盧貝松（Luc Besson）導演的《以愛之名：翁山蘇姬》（The Lady）不容錯過。
翁山蘇姬是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她出生緬甸仰光，是緬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全國民主聯盟的創辦人兼總書記。1990年帶領全國民主聯盟贏得大選的勝利，但選舉結果被軍政府作廢。其後21年間她被軍政府斷斷續續軟禁於其寓所中長達15年，在2010年11月13日緬甸大選後終於獲釋。
1947年，她的父親翁山將軍為了緬甸獨立而與英國談判，同年卻為政敵所暗殺。1960年，隨出任印度大使的母親前往印度。在印度中學畢業後入英國牛津大學聖休學院（St Hugh's College），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主修經濟、哲學與政治。並在此認識了她的丈夫阿里斯（Michael Aris），婚後育有兩個孩子。之後在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修畢博士課程。
翁山蘇姬的一生，是愛與勇氣的極致表現，非常曲折傳奇，也算是很難在短短兩個多小時內表現的。可是《以愛之名：翁山蘇姬》鋪陳得相當不錯。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中翁山蘇姬三歲時，她的父親翁山將軍帶領緬甸走向獨立，其後遭行刺身亡。翁山蘇姬長大後移居英國，與一名大學教授阿里斯結婚，生活美滿。1988年，翁山蘇姬從英國牛津回到緬甸探望病危的母親，適逢緬甸爆發反政府運動，爭取民主改革之聲不絕於耳，她遇見很多在8888示威中遭緬甸軍隊鎮壓而受傷的人，這事激發起她的政治抱負。她明白自己身為翁山將軍的女兒，理應帶領緬甸人民爭取自主，並開展政治活動。
翁山蘇姬協助創立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迅速成為全國最大反對黨，對軍政府造成極大威脅。並獲國會大多數議席，但軍方拒絕交出權力，反而決定要完全控制翁山蘇姬，不得她就職總理。軍方拆散翁山蘇姬的家庭，並且以煽動騷亂罪名將翁山蘇姬軟禁，她拒絕以驅逐出境來換取自由的條件，從此與心愛的丈夫麥可及兩名兒子別離。軍政府還禁止她的丈夫和兩名兒子入境，以試圖打擊翁山蘇姬的信心和志氣。
為了緬甸的民主發展，勇敢的翁山蘇姬繼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為人民爭取自由，即使遭受軟禁，跟丈夫和兒子分隔兩地，甚至生命受到威脅仍無所畏懼。翁山蘇姬的家人在境外努力爭取國際對翁山蘇姬認可，因為這樣才能保證她不會被忘記，也不會無聲無色地失蹤。1991年，她因「爭取民主人權的非暴力鬥爭」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本人卻被緬甸政府拘押。
因她家人的努力，翁山蘇姬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亞洲女性。但她和家人依然分隔兩地，未能親身出席諾貝爾和平獎在挪威的頒獎典禮。1997年，麥可罹患癌症，但軍政府禁止他進入緬甸，只允許翁山蘇姬前往英國陪伴丈夫。翁山蘇姬面臨人生中最困難的抉擇：一旦離開這片土地，她可能永遠無法回到緬甸；若選擇留下，就無法見丈夫最後一面。家庭與國家之間只能擇其一，最後，翁山蘇姬為了人民的自由，放棄自己的自由。從此她與病危的丈夫天人永隔，但二人的愛卻未曾止息，直到最後一刻…
導演盧貝松在《以愛之名：翁山蘇姬》聘用了不少緬甸演員，電影中使用大量的緬甸語，也試圖原樣重現翁山蘇姬的家。編劇Rebecca Frayn作了大量的功課，以期忠實地呈現翁山蘇姬的一生。
楊紫瓊不愧是大馬之光，她飾演的翁山蘇姬入木三分。據說她為了拍《以愛之名：翁山蘇姬》而瘦身了十公斤！楊紫瓊原本就是氣質非凡、很有魅力的演員，她為拍攝《以愛之名：翁山蘇姬》苦練英國腔和緬甸語，也再再展現了她的努力和天份。
翁山蘇姬原本是一位生活安定富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她回緬甸原本只是為了照顧病危的母親，可是她卻同時選擇了站在人民這一邊，和有理想鬥志的青年共同為緬甸更美好的將來奮鬥。人民選擇她，是因為大家都敬仰她的父親－緬甸國父翁山將軍，她只不過剛好身為緬甸國父的女兒，即使擁有這樣的身份，她還是大可回英國繼續她安定富足的幸福生活，不需要留在動盪不安的祖國，飽受威脅地四處勞累奔波，為國家不確定但是美好的將來犧牲她人生中寶貴的青春和家庭。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中最令人感動的，莫過於翁山蘇姬對她老公的愛，還有翁山蘇姬的老公麥可在她被軍政府軟禁期間的不離不棄，還有為她四處奔走遊說，甚至在人生的最後關頭，還毫無保留地疼愛和諒解她。如果翁山蘇姬在她老公病逝前，選擇離開緬甸，我想絕大部分緬甸人都能諒解她，可是她選擇了為了國家承受痛苦而繼續留在緬甸被軟禁。
和許多西方電影老愛自以為是地把亞非的軍事獨裁者單純地描述成嗜血的殘暴變態不同，《以愛之名：翁山蘇姬》中的大反派將軍，與其說是個兇殘的暴君，還不如說他是個愚昧和懦弱，還有貪戀權位的昏君，而他的愚蠢卻讓緬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
當翁山蘇姬的老公剛到緬甸找尋他老婆等，翁山蘇姬的舅舅就告訴他，因為獨裁者的迷信，所以讓學生沒午餐吃，所以才群起抗議，然後將軍先是無情地鎮壓，可是在恐懼翁山蘇姬的回國後，他就去算命，然後毫無主見地宣誓下台，可是後來後又白爛地後悔食言。當翁山蘇姬領導的民盟愈來愈強大後，他卻又再恐懼，於是下令清算民盟和軟禁翁山蘇姬，可是後來又幾次因為國內外的壓力改弦易張，可是不久又出爾反爾。
緬甸是個非常窮苦的國家。緬甸的2011年人類發展指數僅0.483，在全世界187個國家中排名第149名，在亞洲是倒數第五名。根據維基百科，1940年代自英帝國獨立後，緬甸曾是亞洲富國之一，然而，由於軍人任意干涉行政，甚至建立軍政府，扼殺民選制度，導致緬甸人心惶惶、經濟停滯不前，加上又受到國際制裁，至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僅96億美元，國民平均GDP僅180美元。緬甸工業相當薄弱，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近幾年一直在1%上下徘徊。緬甸創匯來源少，外債已高達60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只有數億美元。外匯逆差居高不下，緬甸政府根本無力還貸和實施進口替代戰略。2004年緬甸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緬幣與美元的自由市場比值到達970：1。
緬甸經濟總體水平，並沒有在二次大戰之後有大幅的提高，反而比二次大戰前還低，1936年緬甸GDP已達121.97億美元（當時人口1570.8 萬），人均年收入776美元。據2004年11月的統計數字，緬甸國民人均年生產總值僅356美元，人均年收入比這個數字更低，顯然遠遠不及二戰前的人均年收入776美元。由此可發現，緬甸的經濟發展幾乎陷入倒退。可是事實上，緬甸天然資源非常豐富，礦產有錫、鎢、鋅、鋁、石油、鋼玉及玉石，其中紅寶石及翡翠之質量全球最高。
緬甸在軍政府的無能下，還一直多災多難。2007年緬甸反軍政府示威，亦稱第二次緬甸民主運動，自8月15日開始持續至今；起因為緬甸聯邦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取消燃油補貼，導致燃料突然加價約一至五倍，公共汽車收費也漲價一倍，引發民眾連日來示威，要求民生物資價格合理化，而後開始加入「與軍事執政團進行對話」以及「釋放翁山蘇姬等政治犯」等訴求。示威以學生和反對派政治人物為首，事後緬甸軍政府宣佈宵禁，並在前首都仰光和曼德勒捉拿異見人士，聲稱示威是由外國挑撥引發。
自9月18日起，約數千名有崇高地位佛教僧侶開始參加和平示威遊行。 一些新聞媒體將此次示威活動媲美顏色革命，稱為「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在緬甸的南傳上座部佛教傳統中，僧侶原本不問世事，可是緬甸人民的痛苦，使得充滿慈悲心的佛教僧侶自發決心為人民請命而走上街頭。可是愚蠢的緬甸軍政府對示威群眾武力鎮壓，至少有四人死亡（當中有兩人是為僧侶）、100人受傷。大約300人被捕，而半數是僧侶。軍方還大舉搜捕仰光及其他地方帶頭示威的僧侶，近千人被捕。在仰光兩間寺院，寺院玻璃窗被打破、滿地子彈殼。另在其他地方寺院，並有僧侶被毆打。有一些證據顯示有被軍方逮捕的僧侶慘遭虐待甚至殺害。
身為佛教徒聽聞令人尊敬的僧侶讓人慘無人道地對待，是很痛心疾首的！後來特強氣旋風暴納吉斯（Very Severe Tropical Storm Nargis，JTWC編號：01B）在2008年橫掃了緬甸南部的海岸線，引起嚴重風暴潮，造成極大破壞，它至少導致90,000人死亡，56,000人失蹤。它是緬甸歷史上最嚴重的自然災害，CNN引用美國官方估計最後的死亡人數將超過十萬人。我媽參加的慈濟參與了關懷救援行動，她說即使遭遇到慘重的天災人禍，緬甸人民的樂觀、好學、純樸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和難忘的！
在台灣這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中，有許多年輕人以為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羨煞我們這群來自東南亞的遊子。其實民主自由是很可貴的，是很艱辛地努力很久才奮鬥來的，過程中可能要犧牲許多鬥士，得到後也有可能一不小心就失去！
「用你的自由來促進我們的自由。」（Please use your liberty to promote ours.）翁山蘇姬說道。翁山蘇姬從來就沒有讓冷酷暴力和恐懼威脅給屈服過，翁山蘇姬在2010年11月13日緬甸大選後終於獲釋，繼續以其和平抗爭的精神感召緬甸人民，繼續為緬甸的民主奮鬥。只要有一天緬甸人民還樂觀著，一定會有希望的！
除了感人的電影《以愛之名：翁山蘇姬》，聯經出版公司最近也出版了彼德．波凡姆著的（Peter Popham）翁山蘇姬傳記《翁山蘇姬》（The Lady and the Peacock: The Life of Aung San Suu Kyi），讓我們有機會讀到翁山蘇姬生動的報導，瞭解她不可思議的決心。
要瞭解緬甸的民主改革歷史和翁山蘇姬的奮鬥，還有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可以參加，是由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總會發起的「國際特赦組織 緬甸人權影展 3/19-24 2012 || 聚焦緬甸 鐵幕後的尊嚴與勇氣」：
看完《以愛之名：翁山蘇姬》，你是否對緬甸這個封閉的國家更感好奇？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即將再次推出人權影展，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四個小組精心選片之下，特別安排一系列的緬甸紀錄片播映，帶您更深入認識緬甸的人權狀況：
那些年，你不知道的緬甸～
1962年起的軍人獨裁政權帶領國家走向封閉；
1988年風起雲湧的學運帶來超過三千條年輕生命的消逝；
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超過16年的軟禁歲月；
2007年番紅花革命下的僧侶以鮮血換來世人的關注與聲援
這一年，讓我們再次聚焦緬甸～
對異議人士的逮捕、刑求、暗殺，宛如台灣威權時期的白色恐怖陰影，這是許多緬甸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
政府與外資財團恣意妄為的聯手開發與環境破壞、強迫拆遷、勞動，一步步侵害緬甸的生態、土地，以及人民的生命。
台灣不會忘記緬甸，用影像見證緬甸人民的勇氣，以行動為緬甸人民的尊嚴奮鬥！
關於影展:
臉書活動訊息
The event information in English version on Facebook
每日黃昏場映後:現場志工將帶領您以直接的行動,寫信聲援緬甸人權!
每日晚場映後:與談人透過提問與討論,帶您更深入認識「人權」這一堂課!
(黃昏場:17:00~19:00 晚場:19:30~21:30 )
影展場次與時刻：（提醒您,觀影前請務必確認場次影片與放映地點,別跑錯地方囉! ）
2012 / 3 / 19 (一) Insomnia Café 睡不著咖啡館
17:00 血淚石油 Total Denial
19:30 緬甸秘密戰爭 Burma’s secret war
與談人: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台灣自由緬甸網絡召集人)
2012 / 3 / 20(二) Insomnia Café 睡不著咖啡館
17:00 我所住的監獄 This prison where I live
19:30 血淚石油 Total Denial
與談人:詹順貴(律師)
2012 / 3 / 21(三) Insomnia Café 睡不著咖啡館
17:00 緬甸秘密戰爭 Burma’s secret war
19:30 緬甸起義:看不到的真相 Burma VJ
與談人:賴秀如(前中央社總編輯)
2012 / 3 / 22(四) Café Philo 慕哲咖啡館
17:00 血淚石油 Total Denial
19:30 緬甸秘密戰爭 Burma’s secret war
與談人:楊永助(新觀念緬甸資訊網創辦人)、賴樹盛(自由工作者,社大講師)
2012 / 3 / 23(五) Café Philo 慕哲咖啡館
17:00緬甸起義:看不到的真相 Burma VJ
19:30【哲學星期五】我所住的監獄 This prison where I live
主持:哲學星期五 與談人:馮光遠(作家)
2012 / 3 / 24(六) Café Philo 慕哲咖啡館
14:00 人氣加映場&綜合座談
以下為AI 官方網站及官方臉書連結影展資訊
1. 國際特赦組織官網影展活動連結
2. 國際特赦組織影展臉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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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ky of Gene: 【分享】污奸盜－大馬超級禁片
The Sky of Gene: 我們要的，不過就是乾淨的選舉！
The Sky of Gene: 大馬政府，好嘢！！！
The Sky of Gene: SAPU MALAYSIA!
The Sky of Gene: 人民的心聲，該聽見了吧！？
The Sky of Gene: 參與式民主政治的公民批評者角色
The Sky of Gene: 一場思辨之旅的正義
The Sky of Gene: 民主究竟有多好？
The Sky of Gene: 民主有多好？
The Sky of Gene: 民主真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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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2日 星期一
【活動分享】關鍵募款 搶救PanSci遠離末日
這裡幫忙宣傳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是科景Sciscape.org的友站PanSci科學網的「關鍵募款」。
PanSci成立於2010年，當時我們科景也想要擴增內容，沒想到我們在內部會議才提出這個想法不久，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的鄭國威先生聯絡我來討論他們要成立PanSci的計畫。當時我深感受龐若驚，因為鄭國威先生在網路上暱稱Portnoy，他的部落格「龜趣來嘻」很有名，他也主持「全球之聲」這個人權網站的繁體中文版，他長期關注台灣國內外社會事件，也參與了許多媒體改革的社會運動。基本上，他是我的偶像部落客之一。
當時目睹PanSci的計畫時，有種相逢恨晚的感覺，因為PanSci所有要做的事，基本上就是我們科景想做的，可是後來他們做得好太多了。
科景當年早在部落格流行前，就創新地以WEB 2.0的精神來提供更專業和精確的中文科學新聞，而後起之秀PanSci更整合科學部落客的力量，加上科學新聞，以及科學討論的管道和平台，大部分文章和討論的品質可能都比主流媒體和政府資助的科普網站還毫不遜色。
PanSci的經營相當不易，要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和心力（小弟並非PanSci工作人員）。在沒有任何資金贊助者和廣告收入的情況下，PanSci這個網站不僅作得比許多有充沛資源的網站還好，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永續經營還是得有一定的資金，所以PanSci發起了這個賣T恤募款的活動，懇請大家大力支持！
雖然NT$790不是個小數字，可是NT$790能做什麼呢？吃美國瘦肉精牛排嗎？衷心希望大家能用NT$790來做更有意義的事，贊助公益讓世界更美，支持科學普及和傳播，建立理性科學溝通管道和平台！
以下是轉載自PanSci上的活動，還有文末附上這個活動在Facebook上的說明，希望大家到PanSci的話動網頁上共襄盛舉：
關鍵募款 缺你不可
PanSci感謝ETTV熱情報導。是的，為了要改善使用介面、讓討論機制更方便更清楚、建立行動上網專屬介面、運作新企劃充實內容、舉辦實體活動、研發核子武器、建造亞洲最大粒子加速器、到海王星採甲烷……所以PanSci要賣T恤。
T恤以2012世界末日之物種滅絕為主題，從古到今所有已發現滅絕物種的順序，排列出神祕的四個數字－2012。網友表示，穿這件T-shirt的人越多，世界末日就越晚到來。（其實沒有唬爛，起碼對PanSci來說）
兩款顏色，各自都有男版及女版剪裁，任君挑選。領口背後印有2012年PanSci和三分之一聯名設計字樣，在袖口還有黑底白字（它是白的，你沒看錯）的標籤。
穿著它，知性+35，馬上受到大家的歡迎。
好T恤，不買嗎？
一件NT 790，兩件NT 1580（已包含國內運費）。
預購期間：3/1 至 3/30（今年僅此這波！）。
感謝熱血作者的貢獻，如果你在PanSci發表5則以上文章（包括5則），可以5折優惠價購入最多兩件T恤。
如果符合優惠價條件，請以訂購時填入的電子郵件，寄信到 pansci.tw@gmail.com 告知，編輯部會以優惠價計算匯入款項。
預購結束後，將開始印製，製程約一個月，預計四月底會寄到各位的手上。那時候也差不多該換上短袖了……（遠目）
請到預購頁面，填寫訂購的款式及件數，再填入相關資料後送出。（按這預購去）
3/30前，請將總款項轉帳至數位文化協會(PanSci的母單位)的帳戶：
帳戶名稱：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
銀行名稱：遠東銀行忠孝分行
帳號 ：031-001-0001019-3
（若要直接捐款，請在訂購數量後面附註「捐出」即可）
任何疑問請來信 pansci.tw@gmail.com，或者透過表單聯絡我們，我們會火速答覆！
衣服尺寸請參考：
1. 女版XL及男版2L請在訂購數量後面括號註明，編輯會處理訂單
2. 顏色有可能因螢幕顯示而有所差異，附上色號供參考，一切以實品為主
3. 布料長度為平放帳量之尺寸，差距2公分內為正常唷（尺寸和GALOOP類似）
4. 材質為精梳棉；原料產地：台灣；加工產地：台灣；成衣廠符合MIT微笑標章認證。
PanSci為何要賣T募款
1. PanSci成立1年多以來，至今沒有拿過政府、企業、個人任何一塊錢，不是我們假清高或是太有錢，我們也希望能夠永續經營，然而PanSci這種沒有背景、完全靠網友支持的模式，不太符合贊助者的想像，所以碰壁了很多次，大部分是完全沒回應。
2. 經過好心人的介紹跟推薦，最近我們正在與幾個學校單位談小型的案子，不過即使成功，盈餘也完全不夠填補到過去開支的一半，當然也不用提未來了。
3. 其實PanSci開支不多（跟其他同規模網站比起來），我們覺得若花費大把心思去承接政府或學校案，處理惱人的行政、核銷、報告...PanSci大概也不用經營了，更何況我們就算想承接也難...沒有背景。
4. 所以才想到賣T。價格790並不低，我們有想過更高價或是更低價，但是PanSci並不是專門賣T賺錢的，我們是為了能夠讓PanSci自給自足，才發起募款。希望認同PanSci的夥伴能夠多多支持。
5. 如果訂購超過下限200件，可以真的開賣的話，PanSci會將詳細將最後的結算資料公布。並且持續讓各位知道我們接下來會將錢花在什麼地方。當然，如果只賣200件，大概也就是打平而已。我們當然希望賣越多越好。
另外，關於開放小額捐款一事，PanSci確定會在這次T-shirt募款活動後再研究作法，因此，希望願意支持PanSci的大家依舊先以這次活動為主。 如果您真的願意捐款但不想要T-shirt...您還是可以先訂，我們會當作您又將T-shirt回捐給我們，然後會在辦理實體活動時現場限量販賣或當作 獎品送出。您就直接在訂購選單的Tshirt欄位填上數字，然後註明[捐出]即可。例如 " 2[捐出] "。
我們確定會開始主動尋找長期贊助單位。因為不是廣告，所以我們能回饋給贊助單位的不像廣告那樣有個對等的計算方式，也沒有辦法讓贊助者廣告特定商品或服務，只能呈現贊助單位的品牌或贊助人的姓名。贊助單位可以贊助特定時段、特定內容類別(例如生態類)、或是贊助實體活動...老實說，我覺得很難找，可能一年也找不到 一個，但是會試試看。
以上，希望這陣子頻繁的發佈跟科學無關的營運訊息沒有煩到大家，因為該講的差不多都講完了，所以接下 來就不會這樣了，請見諒。至於T-shirt訂購件數的進度，我也不會每天催著大家訂購。從明天起進度會顯示在網站邊欄，不會在臉書上一直發訊息干擾大家。請沒有要訂購的各位不要有壓力，因為不管你用什麼方式支持我們，都是PanSci的榮幸。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問題，都歡迎隨時提出喔！還是要請大家幫忙推一下啦！點我來去支持
關於PanSci 泛科學
PanSci 泛科學 由台灣數位文化協會(ADCT)成立，邀請台灣科學研究者、教育者、愛好者、以及所有受科學影響的人們，共同暢談科學。歡迎各方科學人加入作者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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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牛該不該開放進口？蘇花高/蘇花改能不能蓋？石化工業利弊何在？基因改造作物是糧食問題的未來？生物科技與醫療技術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哪些願景與衝 擊？…許許多多的公共議題都跟科學有關，但由於知識門檻與媒體失焦，科學卻漸漸變得與公民無關，成為少數「專家」們的評斷。
我們認為科學應該面向大眾，要能解決大眾的問題，也要讓解決問題本身變成樂趣。PanSci將以輕鬆活潑的溝通口吻詮釋科學議題，介紹國外科學發展，推廣 台灣科學動態，除了透過網路，也會舉辦各類線下活動。如果你支持PanSci的理念，有好的點子跟資訊提供給我們，請跟我們聯繫。
如果你來自台灣各科學研究機構，請將研究成果新聞稿或論文摘要寄給我們，我們會加以報導，將各位努力的成果傳播出去。如果你希望我們介紹特定國外科學議題，也可以跟我們說，我們會排入專題。
PanSci正積極尋找志同道合的工作夥伴，如果你有興趣加入PanSci編輯團隊或擔任供稿志工，請跟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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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7日 星期三
學習樂觀地樂觀學習
在這裡介紹了不少好書，最近想想應該要介紹一些影響我深遠的超級好書，其中一本是這本《學習樂觀．樂觀學習》（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當初得知這本書是在大四上的心理學通識課中，那門課的老師非常推薦這本書，解釋說樂觀其實是可以學習來的。說完還在台上像是喃喃自語很感慨地說，她這生遇到很多很聰明卻不成功的人，看來人生的成功與否似乎和聰明太大有關係，樂不樂觀或其他人格特質其實更加重要等等。
讀了這本《學習樂觀．樂觀學習》真的有種遇到貴人的感覺，原因當然主要是我當時有種諸事不順的感覺，然後就愈來愈憂鬱和悲觀，一直怪自己力不從心，有陣子親情、友情、感情上的挫折甚至有種鬼打牆的感覺。讀了這本書才發現，原來一切都不是我的錯，而且既然悲觀是學來的，樂觀當然也是能夠學得到的。
更重要的是，《學習樂觀．樂觀學習》不是像坊間一大堆勵志書，總是老掉牙地說你該OOXX才能XXOO，《學習樂觀．樂觀學習》其實是一本科普書，《學習樂觀．樂觀學習》提供了不少科學證據來支持其論點，就算是抱著想要學習心理學新知的心態來讀，也能有所收獲！因此，讀了這本《學習樂觀．樂觀學習》，簡直就是一魚二吃。
《學習樂觀．樂觀學習》的作者馬汀．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是美國賓州大學心理系講座教授，主要從事習得的無助、抑鬱、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等方面的研究。塞利格曼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隨後進入賓州大學師從事實驗心理學的博士研究。
塞利格曼有輝煌的學術成就，他是廿世紀在普通心理學教科書中被引用論文第13高的學者。曾以史無前列的高票當選1998年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他被尊為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之父，是習得的無助與解釋形態領域的權威，曾獲得許多學術界大獎，包括美國心理學會的新人獎，國家心理衛生院、麥克阿瑟基金會、古根漢基金會的研究獎等，同時也是唯一得到美國心理學會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雙重獎項的心理學家。他的其他暢銷書有《真實的快樂》（Authentic Happiness: Using the New Positive Psychology to Realize Your Potential for Lasting Fulfillment）和《邁向圓滿：掌握幸福的科學方法&練習計畫》（Flourish: A Visionary New Understanding of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塞利格曼最有名的研究，是「習得的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塞利格曼在《學習樂觀．樂觀學習》中述說了他學術生涯中的不少實驗。他使用了三隻狗與鞍具行為來做為習得無助感的實驗。第一隻狗簡單的被加上鞍具，隨後被解下。第二隻狗被加上鞍具之後，接受短暫但有痛感的電擊，狗可以經由碰觸槓桿來停止電擊。第三隻狗也接受同樣的電擊測試，牠前面也有槓桿，唯一不同的是槓桿沒有停止電擊的作用。
在實驗結束後，第一隻與第二隻狗都迅速的恢復原先的狀態，但第三隻狗則被診斷出有臨床慢性消沉症狀，也就是憂鬱症。
另外一個較小規模的試驗是將兩組狗放在吊床當中，第一組狗被輕微電流電擊，但牠們能夠停止電流，另一組狗而則不行，當這個吊床實驗做完之後，再將這兩組狗放到一個有障礙物的屋子，第一組狗在屋子中遭受電擊時，會跳過障礙物逃走，第二組狗在遭受電擊時，則不嘗試逃走，只會躺在原地不動。這就是習得的無助，儘管狗看到第一組的逃走範例，也知道自己能逃走，但他們並沒有嘗試。在其他實驗當中，還用了不同的動物，結果都非常相似。在所有試驗中，造成習得的無助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上認為自己無法控制某件事情，進而產生了消極的行為。
塞利格曼也用老鼠來進行另外的實驗。他把習得的無助的老鼠放入水箱中，本來老鼠一入水就會本能的把頭伸出水面以求呼吸，同時四肢會不停的擺動掙扎划水，但是只要連續把習得的無助的老鼠的頭按入水中幾次，牠們就不再繼續掙扎划水，好像接受了這個該死的命運，不久就自沉於底了。這是個自殺的行為，因為正常的老鼠會在水中奮力掙扎，雖然頭被按下去的次數一樣多，但是牠們到實驗終了都還在掙扎，沒有放棄求生的意志，甚至一直到筋疲力歇為止。
此外，也有與人相關的實驗，例如，一個人坐在一間有噪音的小房間裡，他如果找到可停止噪音的開關，並能關掉噪音的來源，這個試驗者的心理狀況就加強了。
塞利格曼在《學習樂觀．樂觀學習》中指出，解釋形態是一種習慣性的思考方式，但這並不是先天的特質，而是後天學習得來的；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了這些慣性思維，但是既然是學習得來，就有改造的可能性。本書特別針對經常有負面思想習慣的人，提供一套改變的技巧。
《學習樂觀．樂觀學習》還指出，掌握樂觀思考的技巧讓人在困境中不至於流於冷漠、憂鬱或沮喪，幫助情緒管理，有助於事業的成功、學業的成就、運動的表現、健康的良方，塞利格曼在書中就舉了不少實例來說明樂觀的力量。除了幫助自己，掌握樂觀思考的技巧也是一種大善行，因為可以讓周遭的親朋戚友能夠更少擔憂自己，甚至還可以影響周遭的人，改善人際和親子關係。
讀了《學習樂觀．樂觀學習》，我也深刻地體認到，為何自己的人生明明愈來愈成功地克服了愈來愈多的難題後，自己在心情上卻越來越悲觀憂鬱地鬼打牆，因為我過去基本上是有反芻式思考習慣的人，對生命中的困境，會不斷地一直思考其發生的原因，然後永無止境地死命鑽牛角尖；更糟的是，還會不斷地責怪自己錯過和做錯了什麼，從來不去考慮那真的是自己的問題嗎？
學習到如果樂觀地面對一切之後的感覺真的很好，從此人生雖然還是有不少波折和起落，可是至少幾乎不會再出現鬼打牆的狀況，甚至在面對人生中的一些危機還能苦中作樂（〈人生的失與得〉、〈GOOD LUCK!!!〉和〈危機〉）。
除了科學實驗和勵志內容，《學習樂觀．樂觀學習》在書中還有一個令我影響非常深刻的有趣故事：塞利格曼在1976年收了一位非常優秀的博士生，她研究心理狀態在生理健康上的效應，後來成為第一個成功顯示心理狀態──習得的無助──會導致癌症的人。這位研究生儘管學術表現非常優異，不過身份卻頗為神秘，博士班申請書中有些時期和地點交代不清楚。
那位讀完博士學位後，申請了好幾個學校的助理教授職位。這些學校都堅持要她完整的履歷表，塞利格曼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她早就已經是耶魯大學護理系的助理教授。她要從科學的方法上去証明心理可以影響疾病，而她的這個理念在她從事護理工作時，被她的醫學院同儕所訕笑和不以為然的。依照當時教條，只有生理條件可以影響疾病，心理條件門都沒。所以她就毅然再念個博士班來尋找答案。等她寫完博士論文時，她已經用科學的方法証明了心理狀態的確可以控制病情。現在醫學界也開始相信這個說法了。她後來成為耶魯大學醫學院小兒護理系的系主任。
這個故事很讓我感動，因為一個一流大學的助理教授要放棄原本得來不易的教職，堅持信念冒險地再回研究所，是要抱著極大的勇氣的。西方醫學儘管號稱進步，可是對心理影響生理這個事實，也要到晚近廿卅年才被認識到，可是這在東方文化中，早就不是秘密了，而且還是普通常識。在印度和中國文化當中，訓練心理力量來調和生理，已是一再被證實是有效的。
印度傳來的佛教在中國落地生根發展出的禪宗，就有一套有效的禪修訓練，當人有效擺脫過去的陰影和未來的擔憂而自在地活在當下，就這點而言我們比物質生活而富裕的西方人幸福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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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2日 星期五
【分享】Namewee F**k Lynas - Good Day to Die 美好的一天-黃明志
我承認這首歌不只是粗俗，而是粗俗到爆！不過和昧著良心中飽私囊出賣國民健康利益的骯髒政客和無良企業相比，這首歌簡直就是太乾淨了。
馬來西亞根本不出產稀土金屬，所以這家買通馬來西亞政府的澳洲公司Lynas，還得遠渡重洋從四千公里的澳洲運來稀土礦到馬來西亞原本樸素美麗的東海岸城市關丹來處理，然後再把一大堆放射性廢料留在馬來西亞。不僅如此，大馬政府還給Lynas整整12年的免稅優惠！（The New York Times: Taking a Risk for Rare Earths）
有老闆會讓顧客到自家漂亮的餐廳庭院大便，然後讓大了便的顧客免收服務費的嗎？只有仇家才會這麼做吧？那麼把人民當仇家的是誰呢？
愚蠢地請犧牲國民利益讓外國企業到自家大便也就算了，Lynas還公然使用不良工程設計還有廉價低等鋼材和建材來建造處理具放射性、高溫、高腐蝕性材料的工廠，簡直就是公然草菅人命！（The New York Times: The Fear of a Toxic Rerun）
當然，那些政客和Lynas一定會說他們的製程很安全環保，可是用屁股想都知道，如果真的是那樣，那麼在澳洲蓋工廠不是更實際嗎？如果他們的話可以信，那麼袋鼠大便都可以是美食了！
延伸閱讀：
The Sky of Gene - 【分享】(ori) 黃明志新年歌CNY SONG by Name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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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ky of Gene -【分享】9月3號敬請期待
The Sky of Gene: 【分享】決戰骯髒選舉，大馬人民加油！
The Sky of Gene: 【分享】污奸盜－大馬超級禁片
The Sky of Gene: 我們要的，不過就是乾淨的選舉！
The Sky of Gene: 大馬政府，好嘢！！！
2012年2月18日 星期六
全球變暖說真的是聳人聽聞嗎？
前陣子有個聳人聽聞的新聞，指稱16個科學家聯名揭秘說全球暖化是騙局。
該16個科學家，聯名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措詞嚴厲的文章（附於文末），指控美國物理學會等科學團體誇大了危機。他們認定事實上十多年來全球氣候並沒有變暖，而且威脅論者意圖把所有異常都歸咎於二氧化碳。該16個科學家聲稱，採取激烈行動為世界經濟「脫碳」，並無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當前私人和政府在氣候方面投入巨額資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有無必要，很值得懷疑。
他們說，這一切只因「全球暖化」讓許多人撈到大量好處，它使政府資金流入相關學術研究項目，也成為政府擴大官僚機器的理由。這種論調是政府增加稅收、讓納稅人為補貼企業埋單的藉口，也是吸引巨額捐款流入許諾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的誘餌。
我看到那篇文章和新聞時，首先問道：什麼！？才16個科學家？
可是，絕大部分科學團體、組織和學會都毫無疑問地認為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氣候變遷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科學界的確有所共識（Scientific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 那16個科學家自己就是科學家的話，怎麼會不知道這麼多科學團體要達成共識有多困難，更甭提這樣的共識會有遇到多大的政治阻礙。
人多並不見得是對的，可是支持人類大幅改變氣候的科學家沒有證據嗎？可是如果有人去十家醫院，八家大醫院檢斷的結果說他得了肺癌，一家小醫院說是肺結核，另一家小醫院說是肺炎。難道那個人為了讓自己安心，應該相信最輕微的肺炎？
有朋友指出，科學問題不是用投票決定對錯，還是要回到資料和方法，任何暫時的結論，對挑戰都應該要用歡迎的態度，用資料和邏輯迎擊。所以我才舉生病上醫院檢查為例，而不是生病上神廟求籤。因為絕大部分醫院都是用科學的方法，由專業的醫學團隊做檢驗和診斷的吧？除非把密醫也算進去。即然有壓倒性多數的科學家面對資料和方法後，告訴我們人類正在大幅改變氣候，我選擇相信絕大多數那一方。這是尊重專業的態度，就上述比喻而言，病人該不會需要親自看過所有和肺癌檢驗有關的學術論文，才能相信醫生的判斷吧？
而且科學家早發現，人類造成的氣候變遷，不僅是全球暖化，而且還有極端氣候（熱上加熱、冷上加冷、濕上加濕，乾上加乾），而且溫室氣體除了二氧化碳，還有更嚴重的甲烷。這些科學家會不會太落伍了。
他們指控其他科學家，因為全球氣候已有十多年未呈變暖趨勢了，而且這22年以來，氣候變暖的程度一直小於預期。所以就另起「極端氣候論」。可是，身為科學家，難道不知道科學理論會不斷隨著更多事實的發現而被修正的嗎？說個自己熟悉的例子，分子生物學的中心教條（Central dogma of molecular biology）說明了遺傳信息由DNA流到 RNA再到蛋白質的過程，可是後來發現了反轉錄、跳躍子、上位遺傳，中心教條就一再被違反了。可是難道遺傳信息由DNA流到RNA再到蛋白質是錯的？當然不是，只是實際狀況比中心教條當初說明的還要複雜。同理，地球科學家和氣候科學家一直不斷地在修正全球暖化的理論。
有朋友表示，這個投書是這是一種反挫。因為也的確有科學家為了拿到經費或是出名而刻意誇大全球變遷的後果。他們指控科學家騙取經費和資源，難道石油業者不是曾經在小布希政府的幫助下，更可惡地阻礙氣候科學的研究。小布希政府還多次偷偷讓沒有科學背景的政客去窜改科學報告咧！《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最近也報導了芝加哥的一個右派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智庫Heartland Institute外流一份文件，揭露出他們如何意圖在美國的校園教育學生對石化燒料造成氣候影響的科學證據存疑（Leak Offers Glimpse of Campaign Against Climate Science）；無獨有偶，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也揭露石油公司捐助Heartland Institute至少幾百萬美元來攻擊氣候科學（The inside story on climate scientists under siege）。
還有，雖然指稱科學家誇大的論調不時出現，說支持人類造成全球變遷的科學家是販賣恐懼。可是要不要上街上問問經過的路人，看一百個裡頭有多少人真的有嚇到挫屎的？全世界有哪個政府真的認為這是未來可見的危機，必須馬上處理的？2009年俗稱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各國似乎都還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而無法達成具體的協議。
有朋友指出科學界對全球暖化的論述是太誇了，甚至最壞的情景描繪一幅恍如末日的未來景象。也有朋友指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對還有未蓋棺定論且爭議性的議題，不應背書。事實上，進行科學研究的朋友都應知道，在寫作科學論文時，要盡量避免用肯定句，可是面對媒體或記者，不用肯定句的話，會怎麼樣呢？而且有一些誇大是媒體的問題，記者有時候看到一兩篇發表在頂尖學術期刊Nature或Science上的論文，就以為有多了不起，或者教科書要改寫云云的。事實上，科學家需要足夠多的證據，才會達成科學共識的。
而且，支持氣候變遷的科學家超難為，因為如果說得太保守，根本沒人理會他們，有心人士還會以科學家也不肯定或沒達成共識為目標來攻擊。可是說得太肯定，人家就攻擊他們太誇張。反正有心人士就是能做文章，斷章取義來攻擊，不管人家是太保守還是太誇張。資源有限，我們是不是該提防有心人士，比提防誇不誇大多一些？
那16個科學家指控其他科學家把全求球暖化當信仰。也有朋友指出，許多科學家都把氣候異常歸罪給全球暖化，不過科學界本來就有個主流理論來當典範（Paradigm）。所以，當科學家發現有氣候異象，就試圖討論是否和全球氣候變遷有關，這是正常的。科學家的行為其實非常古怪，我們在接受研究所的訓練時，被強調要對科學證據保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可是又同時堅持某一個理論，似乎要比該理論當成宗教信仰來相信。關於這一點，美國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1922–1996）可以給予我們一些解答。
孔恩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他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提出了典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和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等觀念。此書問世已超過三十年了，雖然其中學說備受挑戰，但其魅力仍只能用方興未艾來形容。而看看他是怎麼說的吧！
自孔恩以降，科學哲學家傾向與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結合，不再提供「理性方法」的軌範，而是在描述「真實科學」是如何運作的，提供一個描述性的圖像，雖然科學家們本身並不一定知道， 或喜歡這個圖像。也就是說孔恩拋棄了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和科學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重視的「邏輯性」，轉而重視「歷史性」的研究。孔恩的結論是建立在探尋革命家當時身處的時代裡，他的觀點與其團體人們的觀點間的互動關係，而非以今天常態科學界對革命家的典範的看法來評斷科學革命家的事業。
作為一個「群體承諾型態」（the constellation of group commitments）的典範是一組有序的「學科結構」（disciplinary matrix）：一、符號式的通則，如公式、定律等；二、形而上學式的信念與模型圖像，如原子論、機械論式的最高原則；三、共享的價值和美學取向，如「精 確預測」、「和諧」、「簡潔」、「太陽中心」、「天上完美的圓形」等；四、共享的具體例子，或「範例」（exemplar），如何從「範例」發展成具有 「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新例子。
在前典範時期，涉及了沒有理論指導的「歸納法」，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關於熱、 色、風、礦等的自然史中的觀察資料往往只是部份的，不合後來的理論的要求，往往是條件沒說清楚，今天我們無法重覆當時的觀察。而且各學派之間存在著極大的 方法論的差異，互相難以溝通。進入典範時期後可以明顯觀察到的現像是協立一致的學刊、學會的成立，科學家們努力地探討更具體而內行的問題，他們逐漸地把研究成果用論文形式發表給同行參考，而不再寫給一般知識階層看的書 。
在典範指導下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所做的收集事實的活動的研究方向有：第一、下工夫把事實定得更精確，以及了解在各種變化下這些事實的變化情形，如各種物理常數等；第二、 量化定律的形成，即尋找自然和理論之間的數學關係式；第三、向潛在的新領域做探討，例如接受牛頓典範後，繼續完成牛頓未完成的月球軌道等問題，而另外許多新領域也「應該」可以以類似的方法來探討。還有為了解決問題的新數學之發展、為了美感、清晰量化而進行大量的公式重組與重設 （reformulation）之工作。若非典範之支持與承諾，則深入、專注而集中的研究不可能做成。這三類問題──決定重要事實、使理論與事實相吻合和精煉典範──己涵蓋了常態科學中理論與實驗工作所欲解答的所有問題 。
常態科學的活動在孔恩看來是一種「解謎的活動」（puzzle-solving），就像拼圖、詰棋、猜字和謎語等遊戲一般。當科學社群接受了一個典範之後， 它也同時接受了一個判準，并以之來選擇研究的問題，那就是：在典範的保證下，它們必然有答案。大致而言，只有這種問題社學社群才會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其成員來研究。這使得科學家能夠專心致志，這也就是為何常態科學能夠進展神速 。
如果，「解謎活動」並不想解決「沒有預期」的問題、並不想大肆創新，為什麼科學家仍然不斷地有新的「未預期」的重要發現？今人驚訝的「科學新發現」如何可能？「常態科學」是保守的科學思想，還是對「促進」改變典範的創新也特別有功能？孔恩本身在書中解答了「常態科學」是保守還是「促進」改變的問題。常態科學愈發展，對自然的「預期」就愈清楚和全面、對現象的「預測」也就愈精密，如也就愈容易發覺「異例」、或理論與自然的「不合」之處。「創新」，通常是被那 些很「精準」的知道自己「預期」的是什麼的人所發現──但要能「精準預期」，卻預設了常態科學的存在。反之，沒有典範的預期下，對自己要什麼並不清楚，何謂正常、何謂異例的區別也不明，故很難發現什麼「新事物」。「異例」只有在「典範背景」前才會顯現 。這也就是為何科學家會把全球氣候異象先和全球暖化作關連，因為如果不那樣做，那些氣候異常就全部成了個案，無法被有效地研究。
在討論過程中，有朋友比較支持波普的「否證論」。波普建立否證或證偽（falsification）的新觀念，以「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來區分科學或非科學，只有可否證的理論，才佔有科學的地位。科學是由假設和推測組成，並不等同真理。波普的否證論開創了科學哲學新天地。波普提出的「否證論」有嚴格的否證精神，科學理論，其存在只是還未被否證，只要假說被否證了，科學家就要服從事實，放棄該假說。可是，波普的嚴格否證論有個大問題，就是如果是那麼理想，那麼全世界大學生不是早就在普物、普化、普生實驗室中把物理、化學、生物學基本定律證了成千上萬次了？為何每當我們在普物、普化、普生做不出預期結果，助教和老師都迷信基本定律要認定我們是錯的？而從來是沒有毫不懷疑地把那些定律否證掉？
除了孔恩的典範論的挑戰，波普的否證論後來讓匈牙利的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提出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Research programmes）給修正。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研究有其研究綱領，理論有內核，外部有邊界條件、輔助假設。一個理論經過檢驗，若未通過，其內核是不輕易放棄的，可以改變邊界條件、輔助假設再接受檢驗，實在不行才放棄。允許幾個理論相互競爭，看哪個能夠解釋較多事實、能夠預測新的事實。相互競爭下，好的理論就會保留下來。
不管以孔恩的典範說，還是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來檢視全球氣候變遷的理論，都能夠解釋為何絕大多數科學家即使在面對一些少數互相矛盾的證據下，仍然是相信人類活動，尤其是石化燃料的使用，已造成重大氣候變遷，導致愈來愈多的極端氣候。因為能夠解釋那些氣候異像的理論雖然存在，可是卻還不足夠把主流的理論給取代掉。用孔恩的話說，就是異例還不足份量推翻常態科學；用拉卡托斯的話說，就是因為邊界條件的修改還能夠接受，而且競爭性理論預測的事實並不會比較多。
其實，對全球氣候變遷這個困難且複雜的問題來說，必定是要經由一群努力的科學家收集各方數據之後，再匯整出結論。打個簡單的比方，就像一群瞎子在摸象，假設有一群瞎子在摸象，有些人摸腿、有些摸軀幹、有些摸耳朵、有些摸象頭、有些摸尾巴、有些摸象鼻、有些摸肚子、有些摸蛋蛋、有些摸小雞雞、有些摸象牙。雖然他們摸的地方不一樣，可是開會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時，大象有粗糙的皮膚、毛髮不多、是溫血動物。可是有兩個摸象牙瞎子跳出來說，他們摸到的東西明明就很光滑和涼涼的，怎麼可能說大象有粗糙的皮膚和是溫血動物XD 我想，針對全球氣候變遷這個複雜的問題，狀況就和上述差不多。
這16個科學家說，幾十年來，國際一直大力宣傳所謂二氧化碳「污染物」數量增加將摧毀人類文明的說法。這16個科學家說，二氧化碳是生物圈生命循環系統的關鍵要素，所以溫室管理者為了讓作物長得更好，常常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3、4倍。他們指出，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農業增產，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是原因之一。可是，關於這一點，學界還未有定論，因為有些研究發現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對農作物有利，有些研究發現中二氧化碳增加讓農作物吸收更少氮素，有些研究發現溫度上升會讓農作物減產（Climate change and agriculture）。他們攻擊科學團體已達成的共識，卻來還有爭議性的東西當作確定的事實，這有違學術良心吧？
發表這個投書的是美國《華爾街日報》，這是一份給專門給工商人士看的、持右派觀點的報紙哦！在美國，有降的說法：《紐約時報》是給以為應該要由他們來治理國家的人看的（知識份子），《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是給自以為正在治理國家的人看的（政治家），《華爾街日報》是給實際上正在治理國家的人看的（企業家）。定期閱讀這份報紙的美國科學家也極少，明顯是有政治目的的。
《華爾街日報》在立場上就拿定了要反全球暖化，他們長期刊登反全球暖化的MIT科學家Richard Lindzen的文章，而且堅決不讓支持全球暖化的科學家在《華爾街日報》上投書。在《華爾街日報》上投書，有誰天真的以為這16個科學家是來和科學界玩有多少證據說多少分話的遊戲呢？
有朋友指出，科學家一下怪二氧化碳，一下怪甲烷。如果甲烷更嚴重的話，那麼針對燃燒石化燃料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是否就微不足到了？可是，二氧化碳和甲烷可能互為因果啊，二氧化碳可能造成小幅溫室效應，讓永凍土或海床甲烷冰中的甲烷釋放到大氣，然後甲烷造成的升溫又可能讓海水能溶解更少二氧化碳......
如果認為一開始排碳的結果不嚴重，就沒有找替代能源的急迫性，沒有替代方案又限制限碳效果，這也是會互為因果的。限碳真的不能給民眾滿意生活，美國人難道非得開SUV和吃那麼多肉才能滿意？日本和北歐明顯比英美更節能減碳，可是他們卻還維持了更高的生活品質。
最後，關於氣候變遷這個複雜的爭議性話題，我們身為科學家，該如何與大眾溝通呢，這小弟這篇文章〈科學知識傳播的原則〉中有拋磚引玉的一些小建議：
1）優先傳播學界主流的假說。如果有超過七成的論文支持A假說，那優先傳播A假說給大眾。
2）假設支持兩者的論文比例差不多，可是明顯較多重要期刊的近期論文支持A假說，支持B假說的近期論文主要是發表在小期刊，則優先傳播A假說。
3）假設支持兩者的論文比例差不多，或者雖然支持B假說的論文原本顯著較多，不過愈來愈多近期發表在重要期刊的論文支持A假說，則優先傳播A假說。
當然在傳播過程中，如果一定得要提到B假說，B假說可以儘量簡單提出，或指出有部分科學家支持B假說就好。
不過，如果遇到以下情況，就可以破例：
1）支持兩者的論文，無論近期論文在重要或不重要期刊，都似乎勢均力敵，則兩者都要提出。
2）雖然以上述原則判斷您該傳播A假說，不過您握有第一手堅實的資料證實B假說才是對的，您當然有資格大力推銷B假說。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全文，雖然有16位科學家，不過以專業和長期關注人為全球氣候變遷上來說，似乎只有Harrison Schmitt、Burt Rutan、Richard Lindzen、William Kininmonth、William Happer、Claude Allègre、Hendrik Tennekes、Nir Shaviv、Antonino Zichichi這九個勉強算是夠格而已。
2012年 02月 09日 07:37
全球變暖說是聳人聽聞嗎？
編者按：以下這篇文章由文末所列的16位科學家共同署名：
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或許是當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候選人都必須考慮的問題。有這樣一種被人反復提及的說法：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阻止全球變暖。但政治候選人應該了解，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事實上，許多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認為沒有必要為抑制全球變暖而大動幹戈，而且持這種觀點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去年9月份，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伊瓦爾‧賈埃弗(Ivar Giaever)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宣布退出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賈埃弗在上次大選中是奧巴馬(Obama)總統的支持者。信的開頭這樣寫道：“我沒有延續（我的會員資格），因為（美國物理學會政策）聲明中的一些說法我不敢苟同。美國物理學會稱：‘無可辯駁的証據表明，全球變暖正在發生。如果不採取行動緩和這一趨勢，地球的物理和生態系統、社會體系、安全和人類健康可能會嚴重受損。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美國物理學會可以討論質子的質量是否會逐漸變化，也可以討論多重宇宙如何運行，但全球變暖的証據果真是無可辯駁的嗎？”
幾十年來，國際上一直在大力宣傳所謂二氧化碳“污染物”數量增加將摧毀人類文明的說法，但也有一大批科學家（其中許多是非常傑出的科學家）認同賈埃弗的觀點。這些科學“異端人士”的數量也在逐年增加。其原因在於一系列不可動搖的科學事實。
對氣候變暖論挑戰最大的事實也許是，迄今為止全球氣候已有十多年未呈變暖趨勢了。氣候變暖論者對此是了解的，正如2009年“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中氣候科學家凱文‧特倫伯斯(Kevin Trenberth)在電子郵件中所述：“事實上，我們現在無法解釋為什麼沒有出現變暖現象，這無疑是一種諷刺。”不過，只有在人們相信那些計算機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所謂的包括水汽和雲在內的反饋機制會大幅放大二氧化碳微弱的影響）的前提下，才可以說氣候沒有如期變暖。
十多年來全球氣候並沒有變暖，這暗示計算機模型顯著夸大了二氧化碳增加對氣候變暖的影響。實際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發布相關預測22年以來，氣候變暖的程度一直小於預期。面對這種尷尬，宣揚氣候變暖威脅論者將矛頭從氣候變暖轉向了極端氣候，以期將千變萬化的氣候中出現的所有異常都歸咎於二氧化碳。
其實二氧化碳並不是污染物。二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我們每個人都會呼出高濃度二氧化碳，它是生物圈生命循環系統的關鍵要素。二氧化碳的增加會大大促進植物生長，所以溫室管理者為了讓作物長得更好，常常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三四倍。這並不奇怪，因為植物和動物是在二氧化碳濃度相當於現在10倍左右時進化形成的。在作物品種增加、化學肥料技術及農業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帶動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農業產量大幅增加，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是促進農業增產的原因之一。
盡管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公開質疑氣候變暖說，但許多年輕科學家私下裡表示，盡管他們對全球變暖說深表懷疑，卻不敢說出來，因為擔心這會使他們升遷受阻，甚至發生更糟糕的事情。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2003年，學術期刊《氣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的編輯克裡斯‧德弗賴塔斯(Chris de Freitas)博士大膽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政治導向（但符合事實）的同行評審文章，文章結論是，如果以過去一千年的氣候變化為背景，那麼近期氣候變暖並非異常現象。國際上的全球變暖論者很快針對德弗賴塔斯博士發起蓄意攻擊，要求撤銷他的編輯職位和大學教職。所幸德弗賴塔斯博士保住了他的大學教職。
科學研究本不應該如此，但歷史上我們有過先例──比如在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操縱蘇聯生物學的恐怖年代。宣稱信奉基因遺傳學（李森科將基因學說斥為資產階級偽科學）的蘇聯生物學家被解除工作職務。許多人被送入勞改營，一些人甚至被處以極刑。
為什麼人們對全球變暖如此熱衷？為什麼這個問題會如此觸動美國物理學會的神經？許多會員要求美國物理學會（賈埃弗已於數月前宣布退出）不再用“無可辯駁”一詞描述科學問題，他們的要求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卻遭到美國物理學會拒絕。原因有好幾個，但首先要從“何人得益？”這個老問題談起。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跟著錢走。”
氣候變暖威脅論讓許多人撈到大量好處，它使政府資金流入相關學術研究項目，成為政府擴大官僚機器的理由。這種論調是政府增加稅收，讓納稅人為企業補貼（這些公司深諳操縱政治體系之道）埋單的借口，還是吸引巨額捐款流入許諾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的誘餌。李森科之流日子過得非常好，他們處心積慮地捍衛著自己的信條及其帶來的特權。
我們要代表許多對氣候科學做過認真和獨立研究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對所有政治候選人說：採取激烈行動為世界經濟“脫碳”並無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即便認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夸大的氣候預期，採取激烈的溫室氣體控制政策也是不經濟的。
耶魯大學(Yale)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近期對多種政策方案進行的研究顯示，效益成本比率接近最高的是一項允許經濟增長在超過50年的時間裡不受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措施影響的政策。這種政策為世界欠發達國家帶來的好處尤其大，這些國家也希望分享一些發達國家在物質財富、健康和期望壽命等方面的優勢。而許多其他政策應對方案的投資收益則為負。此外，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可能導致的小幅升溫將使地球整體受益。
如果當選政治領導人覺得必須在氣候方面“做些什麼”的話，我們建議他們去支持那些增進人類對氣候了解的出色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們通過精心設計的衛星、海洋和陸地儀器，通過對觀察數據的分析來研究氣候。我們越了解氣候，就越能更好地應對瞬息萬變、古往今來困擾人類生活的自然界。當前私人和政府在氣候方面投入巨額資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有無必要很值得懷疑。
每個政治候選人都應該支持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合理措施，但有一些耗資不菲的項目純屬浪費資源，依據的是聳人聽聞卻站不住腳的“無可辯駁的”証據，支持這樣一些項目毫無意義。
No Need to Panic About Global Warming
There's no compelling scientific argument for drastic action to 'decarbonize' the world's economy.
Editor's Note: The following has been signed by the 16 scientist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A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in any contemporary democracy may have to consider what, if anything, to do about "global warming." Candidate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oft-repeated claim that nearly all scientists demand that something dramatic be done to stop global warming is not true. In fact, a large and growing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do not agree that drastic actions on global warming are needed.
In September, Nobel Prize-winning physicist Ivar Giaever, a supporter of President Obama in the last election, publicly resigned from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with a letter that begins: "I did not renew [my membership] because I cannot live with the [APS policy] statement: 'The evidence is incontrovertible: Global warming is occurring. If no mitigating actions are taken, significant disruptions in the Earth's physic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social systems, security and human health are likely to occur. We must reduce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beginning now.' In the APS it is OK to discuss whether the mass of the proton changes over time and how a multi-universe behaves, but the evidence of global warming is incontrovertible?"
In spite of a multidecad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enforce the message that increasing amounts of the "pollutant" carbon dioxide will destroy civilization, large numbers of scientists, many very prominent, share the opinions of Dr. Giaever. And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heretics" is growing with each passing year. The reason is a collection of stubborn scientific facts.
Perhaps the most inconvenient fact is the lack of global warming for well over 10 years now. This is known to the warming establishment, as one can see from the 2009 "Climategate" email of climate scientist Kevin Trenberth: "The fact is that we can't account for the lack of warming at the moment and it is a travesty that we can't." But the warming is only missing if one believes computer models where so-called feedbacks involving water vapor and clouds greatly amplify the small effect of CO2.
The lack of warming for more than a decade—indeed, the smaller-than-predicted warming over the 22 years since the U.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began issuing projections—suggests that computer models have greatly exaggerated how much warming additional CO2 can cause. Faced with this embarrassment, those promoting alarm have shifted their drumbeat from warming to weather extremes, to enable anything unusual that happens in our chaotic climate to be ascribed to CO2.
The fact is that CO2 is not a pollutant. CO2 is a colorless and odorless gas, exhaled at high concentrations by each of us, and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iosphere's life cycle. Plants do so much better with more CO2 that greenhouse operators often increase the CO2 concentrations by factors of three or four to get better growth. This is no surprise since plants and animals evolved when CO2 concentrations were about 10 times larger than they are today. Better plant varieties,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yields of the past century, but part of the increase almost certainly came from additional CO2 in the atmosphere.
Although the number of publicly dissenting scientists is growing, many young scientists furtively say that while they also have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global-warming message, they are afraid to speak up for fear of not being promoted—or worse. They have good reason to worry. In 2003, Dr. Chris de Freitas, the editor of the journal Climate Research, dared to publish a peer-reviewed article with the politically incorrect (but factually correct) conclusion that the recent warming is not unusual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s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warming establishment quickly mounted a determined campaign to have Dr. de Freitas removed from his editorial job and fired from his university position. Fortunately, Dr. de Freitas was able to keep his university job.
This is not the way science is supposed to work, but we have seen it before—for example, in the frightening period when Trofim Lysenko hijacked biology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biologists who revealed that they believed in genes, which Lysenko maintained were a bourgeois fiction, were fired from their jobs. Many were sent to the gulag and some were condemned to death.
Why is there so much passion about global warming, and why has the issue become so vexing that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from which Dr. Giaever resigned a few months ago, refused the seemingly reasonable request by many of its members to remove the word "incontrovertible" from its description of a scientific issue?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but a good place to start is the old question "cui bono?" Or the modern update, "Follow the money."
Alarmism over climate is of great benefit to many, providing government funding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a reason for government bureaucracies to grow. Alarmism also offers an excuse for governments to raise taxes, taxpayer-funded subsidies for businesses that understand how to work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a lure for big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foundations promising to save the planet. Lysenko and his team lived very well, and they fiercely defended their dogma and the privileges it brought them.
Speaking for man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ho have looked carefully and independently at the science of climate, we have a message to any candidate for public office: There is no compelling scientific argument for drastic action to "decarbonize" the world's economy. Even if one accepts the inflated climate forecasts of the IPCC, aggressive greenhouse-gas control policies are not justified economically.
A recent study of a wide variety of policy options by Yale economist William Nordhaus showed that nearly the highest benefit-to-cost ratio is achieved for a policy that allows 50 more years of economic growth unimpeded by greenhouse gas controls. This would be especially beneficial to the less-developed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would like to share some of the same advantages of material well-being,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 that the fully developed parts of the world enjoy now. Many other policy responses would have a negative return on investment. And it is likely that more CO2 and the modest warming that may come with it will be an overall benefit to the planet.
If elected officials feel compell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climate, we recommend supporting the excellent scientists who are increas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with well-designed instruments on satellites, in the oceans and on land, and in the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data. The better we understand climate, the better we can cope with its ever-changing nature, which has complicated human life throughout history. However, much of the huge private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climate is badly in need of critical review.
Every candidate should support rational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improve our environment, but it makes no sense at all to back expensive programs that divert resources from real needs and are based on alarming but untenable claims of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克洛德‧阿萊格爾(Claude Allegre)，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地球科學學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th)前院長；J‧斯科特‧阿姆斯特朗(J. Scott Armstrong)，《預測學期刊》(Journal of Forecasting)及《國際預測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聯合創辦人；簡‧布雷斯洛(Jan Breslow)，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生化遺傳學和新陳代謝實驗室(Laboratory of Biochemical Genetics and Metabolism)負責人；羅傑‧科恩(Roger Cohen)，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會員；愛德華‧大衛(Edward David)，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會員；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物理學教授；邁克爾‧凱利(Michael Kelly)，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工科教授；威廉‧基寧蒙斯(William Kininmonth)，澳大利亞氣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前氣候研究主管；理查德‧林德森(Richard Lindzen)，麻省理工(MIT)大氣科學教授；詹姆斯‧麥格雷斯(James McGrath),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nical University)化學教授；羅德尼‧尼科爾斯(Rodney Nichols)，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前總裁兼首席執行長；伯特‧魯坦(Burt Rutan)，宇航工程師，“航海家號”(Voyager) 及“宇宙飛船一號”(SpaceShipOne)設計師；哈裡森‧H‧施密特(Harrison H. Schmitt)，“阿波羅17號”(Apollo 17)宇航員、美國前參議員；尼爾‧沙維夫(Nir Shaviv)，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天體物理學教授；亨克‧滕內克斯(Henk Tennekes)，荷蘭皇家氣象服務中心(Royal Dutch Meteorological Service)前主任；安東尼奧‧齊基基(Antonio Zichichi)，日內瓦全球科學家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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