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風不在的男性廢退

我在大學教書快九年了，春去秋來，花開花謝，這教室裡的風景其實變了不少。有個變化，小到一開始無人注意，大到現在不說不行：認真上課的學生，女生愈來愈多，男生愈來愈少。不只是在座位上，甚至在成績榜上，女生也漸漸搶佔鰲頭，獨佔鰲頭。

以前學生來上課，男女比例還算旗鼓相當，偶爾男生還會在某些討論中搶盡風頭。但這些年下來，我逐漸發現：一有作業，交得最早最整齊的，多半是女生；一有提問，主動積極、條理清晰的，也是女生；甚至連數理能力這種過去被視為男性強項的領域，女生也已經不落人後、青出於藍。某次上課，全班男生集體蹺課，教室裡只剩一票女生風雨無阻地準時報到，那堂課我真有種「巾幗不讓鬚眉」的感慨。

當時我並沒有馬上大發雷霆，反倒是語重心長地對幾個後來上課的男生說了一番話。我提到了美國心理學家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1933─2024）的一本書，書名叫Man Disconnected: How Technology Has Sabotaged What It Means to Be Male。他在書裡指出，許多現代年輕男性在科技的浪潮中迷失了方向，被虛擬世界拖得心神恍惚、意志渙散，日常生活中缺乏目標、缺乏動力、缺乏責任感──不是不努力，而是不知為何而努力。

我不是要「長女人志氣，滅男人威風」，我只是想說，時代不同了，光靠「我是男的」這一點，早已不足以在這社會上立足，更不能拿來當逃避現實的護身符。人若不自強，誰也幫不了。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沒想到這番好意，在後來的教學評鑑中成了我的罪狀。有學生（顯然是男生）大肆批評我在課堂中打壓男性，偏袒女性，甚至認為我在進行「性別政治洗腦」。我看了那幾句話，忍不住苦笑：「這志氣和威風還滅得剛剛好。」

但笑歸笑，我還是把這段話悶在肚子裡。教學多年，我早已明白「禍從口出」的道理，尤其是在當今講究性平的校園中，若一不小心被投訴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麻煩可就大了。升等在即，我實在不想節外生枝，於是從那之後，對類似議題就選擇噤聲。

但噤聲不代表沒想法。我仍然會在課後沉思：這些年來，為什麼女生一日千里，男生卻裹足不前？是教育制度的問題？還是社會文化的演變？還是我們整個世代，在面對性別變動的巨浪時，都還來不及找到自己的位置？

當今的大學，女生努力、主動、有規劃，不是偶然，而是她們早已看清現實的面貌；反觀部分男生，卻像溫水裡的青蛙，身在競爭激烈的環境，卻還沉迷遊戲與短影音，以為未來總會自動找上門。

這不是一篇針對男性的批判，而是一篇出於關心的提醒。我一直相信，真正的教育不是給答案，而是讓人願意去找答案。我沒有要壓誰的志氣，我只是想問：「你，還想不想有一口志氣？」有句話說得好：「男兒當自強。」這句話不是要你與他人爭，而是要你與自己鬥。能不能戰勝自己的惰性與迷茫，是這一代年輕男人最大的考驗。

最近我讀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書，書名叫《男性廢退：失落、孤僻、漫無目的，生而為「男」我很抱歉？》（Of Boys and Men: Why the Modern Male Is Struggling, Why It Matter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作者是理查．V．李維（Richard V. Reeves），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資深研究員，也是三個兒子的父親。他以溫柔又犀利的筆觸，描繪出當代男性的處境：失落、孤僻、漫無目的，確實不是少數個案，而是一種普遍而深層的社會現象。








「男兒當自強」這句話，在當代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學校教室到職場辦公室，從家庭餐桌到精神診所，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男性，正在沉默中滑落。但我們該如何解讀這一切？又該怎麼走出泥淖？在近幾十年的變革浪潮中，女性的角色已經翻轉乾坤，昂首闊步走向更自由、更平等的未來。反觀許多男性，卻彷彿被時代拋在腦後，無所適從。課堂上、職場中、家庭裡──一步步失去陣地，幾近節節敗退。裡維斯的話一針見血：這不是男人個人的失誤，而是整個制度和文化對性別角色重新洗牌時的斷層。

李維指出，許多教育與法律制度依然假設男生天生就「不需要幫助」，而忽視了他們的學習困境與情感需求。政策制定者則陷於左右對立，保守派高呼傳統價值，進步派高舉性別平權，卻都沒人真正捲起袖子、俯身關心男孩在教室裡發呆、年輕人在職場中迷惘、中年人在家庭裡沉默的那一刻。

李維不只批判問題，也提出了真招實策。他建議學校實施「性別延後入學」（redshirting）讓男孩多一年時間發展成熟，並支持男性進入更多傳統女性主導的行業如教育與護理。他也呼籲父親更多參與家庭生活，打破父職邊緣化的困境。這些建議不在喊口號，而是貼地氣、動真格。

前述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以史丹佛監獄實驗和編寫大學心理學教材而著稱。他耗費八年、蒐集兩萬份問卷、走訪七十六所學校後，透過2015年出版的Man Disconnected這本書，向全世界發出的警訊。書中處處鐵證如山、資料鉅細靡遺，不僅指出了問題，也撥開迷霧，試圖為當代男性找一條出路。

從學業到職場，從人際到親密關係，男性節節敗退，幾乎全線崩潰。在全球七十多國的大規模調查中，男性在各科表現全面落後於女性。曾幾何時，「女學霸」還是特例，如今卻蔚為主流。美國大學的男女學生比例從1950年的2.16:1，到現在女學生比男生多出31%。而學歷落後的連鎖反應，就是收入與工作雙雙滑坡。二十至三十歲的單身階層中，女性平均薪資竟比男性高出8%。

社交方面也不遑多讓。津巴多發現，許多男性不願與異性交往，寧可沉浸於純陽團體──軍隊、球隊、健身群組等，甚至出現日本所謂的「草食族」，也就是對性愛和戀愛毫無興趣的年輕男性。在這些人眼中，女性成了壓力來源，親密關係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麻煩。

為何如此？原因只有兩個字：逃避。當現實太難，男人便一頭鑽進虛擬世界。網路遊戲與成人影片成為「雄性避風港」。根據書中資料，平均每位二十一歲男性，打遊戲的總時數逼近1.5萬小時。沉迷程度不輸毒癮。色情內容更是另一個高風險領域，重度觀眾每週看片超過十小時，許多人坦言，這影響了他們的親密關係與性觀念。

津巴多稱這種狀態為「新型害羞症」：不是不想社交，而是不知道怎麼社交，乾脆放棄，退回螢幕背後的舒適圈，靠虛擬戀愛與即時快感度日，宛如活在一場電子幻覺裡的「第二人生」。問題是，越逃避現實，越無法面對現實，形成惡性循環。真實與虛擬互為因果，衰落也就水到渠成。

那麼，男人為什麼會「落魄至此」？津巴多認為，罪魁禍首不是個人，而是整個系統。

首先，學校出了問題。現行教育制度為了提高效率，設計成像工廠一樣的流水線，但這種制度明顯不適合好動、偏向操作學習的男孩。不僅如此，小學男老師的比例低到可憐（不到20%），讓男孩從小缺乏同性榜樣。更糟的是，學校與老師對男孩普遍存在偏見。根據匿名評分研究，去掉姓名性別標籤後，男生的考試分數竟比平時高出三成！

其次，家庭教育日漸薄弱。單親家庭比例居高不下，父職角色缺位，讓男孩成長過程中缺乏可以模仿的男性榜樣。這些男孩在面對親密關係時往往無法建立信任，甚至選擇逃避，長期下來對婚姻與父職產生排斥。

最後，社會文化也是推波助瀾的黑手。當「男子氣概」變成壓抑情緒的鐵律，當「男人不許哭」變成普遍信條，男性不但無法表達內心，還被迫武裝自己，最終只剩空殼。久而久之，壓力積壓成病，反而釀成沉默的危機。

當我們正視男性衰落的問題，津巴多提出的建議就不再只是資料背後的冷冰冰警告，而是一條條具體可行、貼近生活的行動指南。他相信，唯有從環境下手，才能真正幫助年輕男性重新「接通」社會、接軌現實、重拾責任感與成就感。

第一，教育要變。津巴多認為，現行的教育制度如同舊時工廠，標準化、規格化，不但壓制個性，更不利於男孩的天性發展。他主張推動「混合式學習」，也就是結合線上與實體教學的彈性方式，讓學習不再只是死背與應試，而是動手、實作、有感、有用。同時，他也鼓勵各國建立高品質的職業訓練系統，讓學生在十四、十五歲時就能半工半讀，從實作中找到自己的興趣與方向，減少「學非所用」的挫敗感。

第二，性教育要真。傳統性教育不是避重就輕，就是遮遮掩掩，讓孩子在錯誤資訊中自我摸索。津巴多主張，應該雇用受過良好訓練的健康教師，從小教導孩子尊重、理解、辨別與親密關係有關的知識，讓孩子面對網路色情或性暴力資訊時，能有判斷力，而不是被牽著鼻子走。

第三，家庭角色要重建。津巴多強調，父親的角色不可或缺。哪怕父母離異，也應該努力讓男孩在成長過程中，有一位值得學習與信任的男性榜樣。這位導師不一定要是生父，但一定要是真實存在的、能夠陪伴他面對現實、學習自律、了解兩性相處之道的「人生教練」。沒有父職的家庭，可以透過叔叔、教練、老師等，重建男孩的性別認同與責任感。

第四，社會觀念要鬆綁。「男子漢大丈夫不能哭」這類觀念已經過時。津巴多呼籲社會正視性別刻板印象對男性造成的壓力與傷害。他主張打造更開放的性別對話空間，讓男性也能自在地表達情緒、尋求協助，從而減少憂鬱、暴力與逃避等負面行為的發生。

第五，遊戲文化要轉向。津巴多沒有要全面否定遊戲，他知道這對年輕人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希望遊戲設計者能夠調整「遊戲配方」，加入更有教育意義或社會參與的元素。他舉例說，如果玩家們願意把1%的遊戲時間貢獻給現實世界的議題參與，就可能產生改變社會的能量。

多年過去了，從表面看，男性似乎仍握有權力高位，許多大企業、政壇、軍界的掌舵人依然是男人。但別被假象迷惑，在社會底層，越來越多的男性其實正逐步失去重心、失去方向，甚至失去活下去的意志。

自殺率三倍於女性、藥物過量死亡遠高於異性，這些資料不只是冰冷的統計，而是一個個真實的生命殞落。再看教育現場，女孩的學業表現幾乎全面壓過男孩，不論是語文、數學、還是大學錄取率，女性早已後來居上，攻城略地。如今，美國頒發的學士學位中，57%屬於女性，而這個趨勢仍在加速。

而在職場中，雖然性別薪資差距仍存在，但女性在許多產業逐漸站穩腳跟，而男性的地位卻逐年下滑。李維甚至指出，1985年時三十歲男子的平均握力比同齡女子強三十磅，到了今日，雙方的差距幾乎消失殆盡。這象徵的，早已不只是生理退化，而是一整代男性集體失力的徵兆。

李維在他的話題之作《男性廢退》中，以冷靜、縝密的筆調，描繪出這場當代男性的靜默危機。他不是吶喊「男人要回來」，也不是懷舊地要倒回五零年代的家庭結構，而是提出一個誠懇的問題：為什麼現代社會下，男孩這麼容易掉隊？在當代社會，「男孩危機」的話題逐漸浮上檯面，而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李維則不畏爭議，敢於對這個棘手問題直言不諱。他在著作中指出，男性在教育、就業、健康、家庭角色等多個領域已呈現出明顯頹勢，而這不只是偶發現象，而是一場系統性的困境。

李維用了一連串資料，揭示一個令人震驚的現實：從五歲開始，女孩在學業表現上就開始全面領先男孩。根據統計，女孩在同齡中「準備好上學」的機率高出男孩十四個百分點，這個差距甚至大於貧富差距與族群差距。到青少年階段，黑人女孩從高中畢業與升學的比例，竟也高於白人男孩。簡言之，男孩在教育這場馬拉松中早早落後，且愈跑愈遠。

但這不單只是教育成績的落後，絕望死亡（死亡率高、自殺、藥物過量）中，男性占比高達75%；新冠疫情期間，男性死亡率比女性高出將近三成；黃金年齡男性的勞動參與率更在半世紀內下滑了六個百分點。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長期結構失衡的體現。

這些問題之所以長年被忽略，部分原因來自政治兩極的極端化。左派視談論男性問題為「不政治正確」的地雷區，唯恐觸碰就會損害女性權益。例如，有男孩因為在課堂上列出女同學的吸引力排名，被公開點名批評，引來大規模公審，整件事還被搬上C-SPAN公開討論。李維認為，這正反映了當代進步陣營的四大盲點：一是將某些男性特質視為病態；二是把男孩困境歸咎於個人失敗，忽略了背後的結構問題；三是擔心承認男孩處境會稀釋對女性的關懷；四是避談性別平衡，導致「男孩話題」成了禁忌。

右派也不遑多讓。保守陣營想「讓時間倒流」，把男性重新推回傳統養家糊口的框架中，但這種懷舊式復古也未必有市場。皮尤調查顯示，僅有18%的美國人支持「女性應該回歸傳統角色」的說法，支持者男女比例都不到5%。換句話說，「回到過去」既不現實，也不得人心。

在他的觀察中，社會對「男子氣概」的標準已變得扭曲。一方面，高唱「有害的男子氣概」，把男性天性中冒險、競爭、堅韌的部分視為洪水猛獸；另一方面，卻沒有替男人建立新的價值與角色。男人被拉下神壇，卻沒有人告訴他該站在哪裡。

當然，這不表示應該重拾父權時代的舊腳本，讓女人回廚房，讓男人重新揹起全家。但如果整個社會都在說「男人不再重要」，那麼一個少年從小就會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我還需要努力嗎？還能被需要嗎？

在李維眼中，當代男性問題的一大關鍵是「父親角色的崩解」。隨著離婚率高漲、單親家庭普遍，父職不再是孩子生活中的穩定支柱。他主張，我們需要為父親角色建立新的定位──不再只是錢包、責任與壓力的代名詞，而是與孩子建立深層連結的人。可惜，這種訴求經常被誤解為「削弱男性的責任感」，或者「推卸養家的義務」，引來非議不斷。

李維可貴之處，是他不陷文化戰爭的泥淖，而是主張透過結構性改革來應對這場危機。他不靠標語，不靠情緒，而是拿出扎實資料與冷靜分析，指出教育、家庭、職場各個層面都必須調整。

李維建議比照STEM領域鼓勵女性進入的方式，鼓勵男性進軍HEAL產業（健康、教育、行政與識字），一來讓男性有新的職涯方向，二來也讓這些領域不再陰盛陽衰。他甚至幽默說：「別小看一個好縮寫詞的力量。」

除了學校，家庭的斷裂更是男孩困境的深層根源。單親家庭，尤其是缺乏父親的家庭，已成為美國社會的常態。在離婚自由化、監護權偏向母親的制度背景下，父親角色日漸式微，男孩在成長過程中找不到榜樣，只能自力摸索，或被街頭、網路、毒品與極端文化牽著走。他也主張讓男性成為更積極的父親，從「賺錢機器」轉型為孩子生活中的陪伴者與引導者。他指出：「男人需要擺脫只會養家的父職枷鎖，轉向建立與孩子的情感連結。」這不是否定責任，而是給責任換個方式承擔，從僅僅是金錢的供應者，變成心理的支柱與情感的守護。

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教育是男性的特權，但近百年來，風水輪流轉。女孩的學業表現持續攀升，拿到A的比例高，成為畢業生代表、進入大學主校區的人數，統統領先。

曾經讓男性引以為傲的數理領域，如今也不再是禁臠，「女中豪傑」比比皆是，而「男學渣」卻愈發普遍。特別是出身低社經家庭的男孩，他們的處境尤其困難。父母學歷低、家庭支持力薄弱，加上大腦發育相對滯後，男孩往往從起跑點就慢了半拍。

針對男孩學習發展較晚的事實，李維提出了一項在美國教育界引發熱議的建議──「紅衫政策」，也就是讓男孩比女孩晚一年入學。因為許多研究顯示，男孩若能多一年發展心智能力，能更好地適應學校生活。這項做法原本只出現在有資源的家庭，但如果能推展至全體，或許能從根本上改善男孩的學習困境。他指出，男孩的神經發展節奏比女孩慢，一開始就被「趕鴨子上架」，只會讓他們在課堂上如坐針氈、挫敗連連。他主張把這個已在部分家庭默默實行的做法，納入公共政策之中，透過普及學前教育計畫由政府承擔多出的一年成本。

當然，也有人質疑：托育成本已經讓家長喘不過氣，晚一年上學只是加重負擔。對此李維不諱言，是的，這需要納稅人買單。但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孩子的未來，這樣的投資值得，也必要。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教育體系幾乎成了「女性天下」。如今美國K-12階段的男性教師比率僅剩24%，遠低於1980年代的33%。而研究指出，男老師在引導男學生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影響力。李維呼籲，應該積極招募並提高男教師待遇，讓教育現場重新出現多元的性別榜樣。

同時，李維也提倡建立「男性友善的職業教育體系」，投入資源鼓勵男性進入被忽視的HEAL產業（健康、教育、行政與識字），就如同社會曾大量推動女性進入STEM產業一樣。培養下一代男性的生存技能，不能再寄望他們「自己搞定」，而應該成為國家政策的一環。

李維這本書引起激烈辯論，有人讚他有遠見，有人罵他不正確。但無論立場如何，有一點無庸置疑：我們不能再對男性的集體困境視而不見。

過去的男性形象──硬撐、壓抑、沉默、扛責──已不合時宜；但新的角色模版尚未建立，讓無數男孩與男人卡在不上不下的模糊地帶。如果社會繼續忽視、繼續迴避、繼續用「你們本來就有特權」來堵住一切討論，那麼真正的問題，終將以更失控、更慘烈的方式反撲回來。

與其讓他們在沉默中墜落，不如給他們一條重新登場的路。讓男孩走得慢一點，給他們喘息的空間，讓男人不再只是工具與角色，而是活生生、有情感、有價值的完整個體——這是李維的呼籲，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男性廢退》最動人的地方在於他身為三個男孩的父親，對於兒子的未來充滿焦慮，也滿懷希望。李維既不是「男權保守派」，也不是「左派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冷靜的觀察者，試圖為失速的男性拉一把。

面對這場靜悄悄的危機，我們不能只是「皺眉頭、點點頭」，就以為問題會自己解決。要真的關心男孩，我們得捲起袖子，從課堂、家庭、政策、文化每個角落開始動手。讓更多男孩重拾自信、找回方向，不再在學校被淘汰，不再在社會邊緣遊蕩，不再在虛擬世界裡消磨一生。

李維沒有說女性不該進步，而是提醒大家：讓女孩飛得更高，並不代表要讓男孩掉下來。我們要的是性別平衡，不是性別對立。讓每一位少年，都知道自己不是問題本身，而是解方的一部分；讓每一位男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與舞台，而不只是被貼上「不夠好」的標籤。畢竟，一個社會的健康，不在於誰最強，而在於沒有人被遺落。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閱讀全文...

善用學術功底、補足跨界就業力、調整溝通方式離開學術界

人生就像一場無盡的馬拉松，尤其是在學術界，處處充滿挫折與無奈。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努力讀書，以為這樣就能通往光明的未來，但現實往往比想像殘酷得多。

即使我們竭盡全力，挑燈夜戰，熬過無數個不眠之夜，最終也未必能拿到象徵著榮耀的博士學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卻只能感受到層層疊疊的壓力和焦慮。

好不容易拿到了博士學位，滿懷希望地踏入職場，卻發現找一份理想的博後工作比想像中困難得多。學術界的競爭異常激烈，每個人都在爭奪稀少的職位，有時運氣和人脈比能力更為重要。即使我們僥倖找到了博後工作，這也僅僅是另一段艱難旅程的開始。

即便在博後工作中表現優異，能夠成功拿到教職的人也是少數。教職的競爭更加殘酷，不僅需要出色的研究成果，還需要良好的教學能力，甚至還需要一些運氣。拿到教職後，挑戰並沒有結束，而是進入了另一個層次。

有了教職，接下來就是申請研究計畫。研究經費的競爭異常激烈，每個研究計畫的申請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要面對評審的苛刻挑剔。即使我們成功申請到研究計畫，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能順利進行研究。

擁有了研究計畫，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好學生。一個好學生是研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在現實中，找到理想的好學生並不容易。即使找到了好學生，這也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還需要在研究過程中保持高度的協調和配合。

研究有了成果，發表論文又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頂尖期刊的門檻高得令人望而卻步，審稿者的意見往往苛刻而嚴苛。即使我們最終發表了論文，這也不代表我們的職業生涯會一帆風順。發表論文只是學術生涯中的一小步，能否升等、能否繼續取得研究資源，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

好友曾告訴我，在升等時可能被審查委員挑剔得體無完膚，讓人覺得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滿足眾人的期望。與從前的老闆合作，結果被說沒斷奶，完全依賴過去的人脈；不合作，又被指責沒把握住已有的人脈，不懂得利用資源。不和系上的同事合作，被說性格孤僻，不合群；與資深同事合作，被說是西瓜偎大邊，只知道攀炎附熱。和資淺同事合作，又被說是結黨營私，搞小團體。

努力用心教學，卻被評價說沒有做好研究，學術成就不夠；當研究做得很好，又被指責沒用心教學和服務學生，忽略了教育的本質。即便把行政服務做好了，還是會被批評說雜務太多，無法集中精力在重要的學術研究上。這些矛盾和批評讓人感到心力交瘁，似乎無論怎麼努力，總是有人不滿意。

然而，即使再多抱怨，對許多付出多年心血的學術界人士而言，離開學術界似乎很難想像。只是，隨著學術界就業市場的惡化，越來越多的博士和教授面臨找不到專任教職的困境，迫切需要轉型的指導，而《離開學術界：善用學術功底、補足跨界就業力、調整溝通方式，Step by Step從為學而活到學會生活，無痛開啟多元職場》（Leaving Academia: A Practical Guide）正好填補了這一需求。這本書提供的具體建議和方法，使學術界人士能夠更加自信地面對職業轉型的挑戰。

《離開學術界》作者克里斯多福．凱特林（Christopher L. Caterine）曾走在獲得終身教職的正確道路上。他擁有古典學博士學位，並曾在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擔任客座助理教授。在書中，他詳細描述了自己的職業轉型旅程，從一開始的恐懼，到辨別新的道路、發現選擇、把學術經驗轉化為非學術語言、進一步發展技能，並最終在新領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本《離開學術界》不僅成為學術界人士尋求職業轉型的指南，也吸引了廣大非學術界讀者的關注。凱特林以自己的轉型經歷為基礎，真實地講述了他從學術界轉向非學術界的過程。書中提供了大量實用的求職技巧，包括如何撰寫求職信和簡歷、如何進行資訊訪談和面試準備等。這些建議對於缺乏非學術界求職經驗的學者來說，非常有價值。此外，書中還提供了許多案例和具體的操作步驟，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應用這些技巧。

凱特林強調，學術界的訓練賦予的技能在非學術界同樣寶貴，並展示了這些技能在不同領域的應用。他介紹了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中的工作機會，並鼓勵讀者探索創業和自由職業等選擇，為讀者提供了廣泛的職業靈感和選擇。

對於非學術界的職業人士，這本《離開學術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凱特林提供的求職技巧和職業發展建議，不僅適用於學術界轉型者，也適用於任何考慮職業轉型的人。書中的方法和策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職場動態和求職技巧，提升他們在職業轉型中的成功率。凱特林強調職業多樣性，鼓勵讀者探索不同領域的工作機會，幫助讀者打破傳統的職業觀念，勇於嘗試新的職業方向，對促進職場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具有積極作用。

凱特林首先探討了恐懼，這是離開學術界時常見的感受，因為未知的事物總是令人畏懼。他建議對留在學術界的利弊進行現實的評估，並剖析自己的動機，考慮學術夢想是否真的是最佳選擇。當凱特林的妻子獲得美國某大學的永久職位時，面對學術夫婦同時找到職位的困難，他們經歷了五年的異地戀，不希望職業生涯再次將他們分開。此外，他厭倦了反復教授相同的課程，不確定是否願意一直過這樣的生活。作為古典學研究學會臨時教員委員會（Contingent Faculty Committee for the Society for Classical Studies）主席的工作經歷，也讓他意識到美國大多數教師的工作條件非常糟糕。這些認識促使他決定跳槽，開始了解非學術界的運作方式。

在離開學術界後，個人和職業生活的五個面向──地點、人員、職業軌跡、薪水和工作的意義──將重新回到你的掌控之中。凱特林揭示了阻礙他離開的思維模式，並介紹了如何從新的角度思考自己，才能在學術界之外找到一席之地。他強調資訊訪談和建立人際網路的重要性，並提供了實用的建議。

《離開學術界》教導讀者如何把學術經驗和履歷轉化為非學術界使用的語言。凱特林分享了製作履歷和建立工作經驗的技巧，並透過具體例子展示如何將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式區分開來，以便在商界中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技能。

凱特林還大膽指出，許多學者對其機構的忠誠度是錯誤的。他建議，如果有更好的職業機會，即使在學期中途也應該考慮接受，並讓學校處理後果。他強調，薪水是社會幫助人們獲得想要或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的工具，並指出把教授視為職業而非事業會讓人陷入困境。

在《離開學術界》中，凱特林強調了人際網路的重要性。他承認自己在學術界時並未重視建立人際網路，認為這是浪費別人的時間甚至是作弊。然而，當他開始探索非學術職業時，他意識到建立人際網路的重要性。在非學術界，人際網路和關係建設是優先考慮的事項。

凱特林在《離開學術界》中指出，建立人際網路不僅僅是為了找工作，而是為了向他人學習並幫助他們。他建議在會議中盡可能多地了解聯絡人的職業歷史、目標和當前挑戰，這些知識不僅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同時也能增強自己對該領域的了解。

凱特林強調，建立人際網路的核心在於學習和分享。他建議學者在與非學者溝通時，應該用對方能理解的術語來解釋自己的經驗價值。他提醒，不要假設其他人會自動重視你的工作，如果他們無法理解你的工作，不要感到氣餒。相反，對新聯絡人保持好奇心，了解他們的工作和挑戰，並在交流中保持簡潔明了。

凱特林分享了他在非學術界工作的經歷，作為一家全球顧問公司的傳播策略師和提案撰寫者，他運用了在獲得博士學位時學到的一系列技能，如綜合資訊、權衡證據、清晰寫作等。他強調，建立人際網路是找到這份工作的關鍵。

凱特林提醒讀者，需要重新評估對公司和商業文化的看法，不應只把所有公司視為壞公司，而所有非營利組織視為好的。他指出，學術界並不壟斷智力高、要求高、具挑戰性的計畫，並建議讀者考慮在非學術界中尋找影響力。

近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經歷了顯著變革，對教授的要求真的越來越高。現代教授不僅要在教學、研究和行政服務等傳統職責上表現出色，還要積極參與產學合作、國際招生和交流合作，面對嚴格的績效考核，並應對各種學生的不同狀況，確保學生能學以致用。這一切為教授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簡直就是希望教授們都有三頭六臂。

教學一直是教授的核心職責之一，但現代高等教育對教學品質和創新性的要求越來越高。現代學生期望教授能利用多媒體和互動技術來豐富課堂體驗，激發學習興趣。因此，教授需要不斷學習和適應新技術，例如使用線上學習平台、翻轉教室和混合式教學等方法，讓教學更加生動有趣。

此外，隨著學生背景和需求的多樣化，教授們還需針對不同學生提供個性化的指導。對於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教授需要提供額外的輔導和支持；對於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則需設計進階的學習計畫，以激發其潛力。教學評鑑成為衡量教學品質的重要指標，教授們被要求必須關注學生的反饋和滿意度，持續改進教學方法。

研究是衡量教授學術成就的重要標準。台灣高等教育對教授的研究要求不斷提高，教授們需要在高影響因子的國際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個人及學校的學術聲譽。這要求教授們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高品質的研究，並與國際學術界保持緊密聯繫。此外，教授們還需不斷申請各類研究經費，以支持其研究工作。他們必須具備撰寫競爭性研究計畫書的能力，並能夠說服評審其研究的價值和創新性。

教授們還需承擔各種行政服務工作，包括參與系院校各級會議、擔任系所主管、指導學生社團等。這些工作往往佔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影響了教學和研究。教授們需要參與學校的各類委員會，幫助制定學校政策和決策，這是無法推卸的責任。此外，教授們還需要指導研究生和大學部專題生的學術研究，這不僅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還需要具備良好的指導能力和耐心。

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實用性需求的增加，教授們被要求積極參與產學合作，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我們需要與企業合作，提出應用研究計畫，以提高學校的社會影響力，期望能為學校和教授個人帶來經濟收益。此外，教授們還需將其研究成果進行技術轉移，推向市場。這需要我們具備創業精神和商業頭腦，能夠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

加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化已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教授們需要參與國際招生工作，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這要求教授了解國際教育市場，能夠有效地推廣學校的優勢和特色。此外，教授們還需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建立跨國研究團隊，以提升學校的國際聲譽，並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國際交流機會。

為了提升學校的整體水平，台灣大專院校對教授的績效考核越來越嚴格。績效考核不僅包括教學和研究，還包括產學合作、行政服務、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教授們需要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色，才能獲得高評價。這些考核結果直接影響到升等、薪資和職業發展。這種高頻度的考核給教授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高等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教授們也被要求設計實踐性強的課程，把理論知識與實際應用結合。例如，透過案例分析、實地考察、實驗操作等方式，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教授們還需促進產學合作，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和實踐平台。這不僅有助於學生了解行業需求，還能提升其就業競爭力。

台灣在過去廣設大學以來，為許多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隨著學生族群的多樣化，教授們需要應對各種學生的不同狀況，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教授們需要提供個人化的支持和幫助。例如，對於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需要設計特別的教學方法和評估方式。此外，隨著國際學生數量的增加，教授們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學需求，並能夠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流和教學。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隨著少子化趨勢的加劇，這一高等教育體系又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不僅對大專院校本身造成了巨大壓力，對於在這些學校任職的博士們來說，也帶來了諸多困難。

少子化直接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生人數減少。根據統計，台灣每年出生的人口逐年下降，適齡學生的數量也隨之減少。這使得許多大專院校在招生季面臨巨大壓力，不得不降低入學標準以吸引更多學生，進一步影響了教育品質。對於一些地處偏遠或名氣較低的學校，招生困難尤為顯著，甚至可能面臨無法招收到足夠學生而被迫關閉或合併的風險。

隨著學生人數減少，學校的學費收入也大幅下降，導致財務困境。學校需要尋找其他收入來源，如增加海外學生招生、發展產學合作計畫等。然而，這些措施短期內難以見效，學校的財務壓力依然很大。一些學校甚至需要裁員或縮減教職員工的福利來應對財務困境，這對於已取得教職的博士來說，意味著工作穩定性受到威脅，可能面臨失業或被迫轉職的風險，這對職業生涯和生活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財務困境也影響到研究經費的分配。隨著學校收入減少，研究經費變得更加稀缺，競爭也更加激烈。教授們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申請有限的研究經費，這不僅增加了壓力，也影響了研究工作和學術發展。經費短缺可能導致一些有潛力的研究計畫被迫中止或延遲，從而影響學術進步。

由於學生人數減少，一些學校可能會要求教授承擔更多的教學任務，甚至跨學科授課。這增加了教授們的工作量和壓力，減少了他們從事研究的時間和精力。對於一些教授來說，過多的教學任務可能導致職業倦怠，影響他們的教學品質和研究效率。

少子化的影響下，大專院校的縮減規模意味著管理職位和領導機會也相應減少。這對於已取得教職的博士們來說，職業發展的機會變得更加有限。學術升遷和職位晉升的難度增加，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在學術界外尋找機會成為一些博士們的選擇。這需要轉化和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要求，可能面臨職業轉型的挑戰。對於一些專注於學術研究的博士來說，進入企業、政府或非營利組織可能需要重新學習和適應不同的職業技能和文化。

不僅在台灣，即使歐美沒有嚴重少子化問題的國家，或者能靠國際學生來維持人數，但也面臨著其他重大挑戰。例如近年來，歐美媒體頻繁報導高等教育中兼任教授（adjunct professors）數量迅速增加，且他們的待遇愈來愈差。這一現象背後蘊藏著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和社會動態，反映了高等教育體系的變遷和挑戰。

讓我們來看看一位典型的兼任教授的生活。瑪麗擁有文學博士學位，在三所不同的大學任教，每學期需要教授五門課程。每天早晨，她開車前往第一所大學，利用短短的時間為課堂做準備。中午，她趕往第二所大學，午後則在第三所大學結束一天的教學。瑪麗幾乎沒有時間進行研究，也無法參加學術會議來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她的收入僅能勉強維持生活，且沒有任何醫療保險或退休保障。這樣的生活讓瑪麗感到無比的壓力和焦慮。

在過去十年中，許多歐美大學面臨嚴重的財務壓力。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不斷減少，使得大專院校不得不尋找削減成本的方法。與專任教授相比，兼任教授的薪酬和福利成本低得多。這導致學校更傾向於雇用兼任教授來填補教學崗位，以應對財務困境。兼任教授的雇用方式為學校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學校可以根據學生人數和課程需求的變化，靈活調整兼任教授的數量和課程安排，避免了全職教職員工帶來的長期人力成本和合約束縛。

為了吸引更多學生，許多大學擴展了課程和學科的範圍。兼任教授在某些專業領域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可以補充專任教授的不足，提供更多樣化和實用性的課程。這種需求促使學校更多地依賴兼任教授來滿足教學需求。 

兼任教授的薪酬普遍低於專任教授。許多兼任教授只能按課時計酬，每教一門課可能只獲得幾千美元。這些薪酬往往不足以支付生活費，使得他們需要兼職多個教學職位，甚至尋找其他工作來維持生計。這種經濟壓力對他們的生活品質和心理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兼任教授通常不享有醫療保險、退休金等基本福利。他們的工作不穩定，合約期通常只有一學期或一學年，缺乏長期保障。這導致他們的生活和職業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壓力和焦慮。

有些兼任教授需要同時在多個學校任教，以增加收入。他們的工作量大，但卻沒有相應的支持和資源。缺乏辦公室、研究經費和學術支持，使他們難以進行研究工作和職業發展。許多兼任教授不得不在咖啡館或家中備課，缺乏基本的教學設施。

兼任教授的待遇和工作條件影響了教育品質。由於工資低、壓力大，他們難以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在課程準備和學生輔導上。此外，兼任教授的高流動性和不穩定性也不利於課程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學生無法從穩定的師生關係中受益，教學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專任教授和兼任教授之間的待遇差距加劇了學術界的兩極分化。專任教授擁有穩定的工作和豐厚的福利，而兼任教授則面臨低薪、缺乏保障的困境。這種不平等不僅影響了兼任教授的生活品質，也損害了學術界的整體形象和聲譽。學術界內部的不平衡進一步削弱了其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兼任教授難以參與研究工作，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的職業發展，也影響了學術創新的進程。缺乏穩定的研究經費和時間，使得他們難以進行長期的研究計畫和發表高品質的學術論文。這對整個學術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為許多具有潛力的研究計畫因此被迫中止。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離開學術界》。這本書不僅為學術界人士提供了寶貴的職業轉型指導，幫助在非學術界找到理想的工作，還為任何考慮職業轉型的人提供了普遍適用的方法和技巧。無論你來自哪個行業，通過自我評估、職業探索、技能轉化和面試準備，你都能成功過渡到新的職業領域，開創職業生涯的新篇章。

職業轉型是一個充滿挑戰但也充滿機遇的過程，只有勇敢邁出第一步，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職業。凱特林的《離開學術界》為讀者提供了清晰的路徑和實用的工具，幫助我們在職業轉型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閱讀全文...

科學的造假、偏見、疏忽與炒作

科學社群奉行的科學方法，讓我們能夠高效率地學習、研究、再現新穎的科學知識。然而，科學廣為流傳成為現代文明社會的顯學後，高等院校、科學期刊、產業、政府、科學家等等複雜的利益糾葛不清下，形象崩壞的事件開始在科學界中層出不窮。這些害群之馬，一再背棄社會大眾的信任，也讓偽科學和另類事實等在後真相時代有了肥沃的土壤！

2016年11月，國外網站「學界同行審論平臺」（PubPeer）爆料台灣大學教授郭明良和張正琪等人研究癌症論文實驗涉造假，後續又被發現過往多篇論文亦有造假情形，校長楊泮池院士也因共同掛名而捲入風波，但他公開否認涉及論文造假。本次事件備受矚目，在國內媒體抄得沸沸揚揚，亦於國際上引起討論。

根據媒體報導，經過教育部、科技部（現在的國科會）及台大特別調查委員會就台大醫學論文造假案經數月的獨立調查後，於各涉案人員依情節不同各有相應行政處分，教育部因此事件扣減台大106年度獎助經費5,400萬元。楊泮池院士在公布調查報告兩周後，表示為不讓台大因為學術倫理案繼續受到誤解和攻擊，任期屆滿後不續任校長，任期至2017年6月21日。後續又間接出現「卡管」、「拔管」事件，重創教育部和高等學府的威信。

這個造假事件真的讓人跌破眼鏡，很多人赫然發現他們造假的手法極為拙劣，卻能在學術界爬升到頂層，和申請到大筆研究經費。過沒多久，媒體又報導重量級的《科學》（Science）期刊網站披露，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前所長、特聘研究員陳慶士，2006年到2014年發表的八篇論文造假，辭去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教職。

他任教的俄亥俄州立大學發表一份長達七十五頁的報告，指出癌症科學家陳慶士八篇論文裡的十四個研究範例，被發現犯下圖資處理不當，以及蓄意篡改資料的罪名。中研院歷時一年八個月的審議後公布調查結果，追回相關獎金186萬，且十年內不得兼任中研院職務和申請合作相關資源。

今年年中，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校長馬克．泰西─耶拉文尼博士（Dr. Marc Tessier-Lavigne）在調查委員發現他參與的研究論文存在「操縱研究數據」的問題後辭去史丹佛校長一職。他是一位著名的神經科學家，曾在世界頂尖期刊中發表超過兩百二十篇論文，主要研究領域為退化性腦部疾病的起因與治療方式。2023年7月，史丹佛大學成立一個科學家調查委員會，針對泰西─耶拉文尼參與或共同參與的十二篇論文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發現，其中五篇論文存在資料造假或篡改等問題，雖然沒有證據顯示他直接涉及。泰西─耶拉文尼後來辭職聲明，承認自己在研究中存在失誤，並表示辭職是為了保護史丹佛大學的聲譽。

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發現真理和擴展人類知識的邊界。缺乏誠信的研究可能導致錯誤的發現和結論，如果那些結果會影響政策制定、醫療決策和大眾的生活方式，讓公眾無法信任科學研究的誠信，則可能會懷疑那些對社會至關重要的科學建議和決策。而且，科學研究通常需要大量的經費支持，誠信的缺失可能導致資源被錯誤分配給不值得的或欺詐性的研究計畫，從而損害了其他高品質研究的機會。

基於以上理由，違背誠信是科學研究的大忌！雖然以上造假案轟動全社會，造成的傷害極大，科學懷疑主義似乎在社會許多領域呈現上升趨勢也就不足為奇了。可是這些醜聞畢竟還是屈指可數，顯然絕大多數科學家都儘可能自制地表現出誠信。不過，偏偏就是這幾顆該死的老鼠屎壞了一鍋好粥。我不知道科學敗類為何要造假，可能是為了搏取名利，倘若真是如此，那他們壓根兒不該投身科學研究，而該轉行去拍廣告或從政！幾乎所有廣告都會誇大其產品的效能或效果，政客也不是一天到晚開對不了現的支票，或者簽了協議馬上就毀約嗎？這樣搞不好還更能名利雙收呢！

學術造假可能源於近年科學界也被「發表或滅亡」的壓力困擾。在見識到基礎科學的威力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幾個人口大國，在脫貧或成為準先進國家後，或多或少開始投資科學研究，導致近年科學論文發表的數量爆炸式增長。根據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的資料，2022年全球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為295萬篇，比2013年的220萬篇成長了36.4%，其中美國的成長率為27.2%，中國則以129.7%的增幅領先全球。

於是，不管是國家投資也好，還是學者自身升等的需求也好，論文發表的大幅增長，也讓一些利益團體有機可趁，誕生了「掠奪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這種低品質的學術期刊，它們通常以盈利為目的，這些期刊通常缺乏清晰和一致的出版標準，而不是為了推進學術研究的品質或正當性。期刊的論文可能沒有經過適當的審查過程，這是學術出版中保證品質和信譽的關鍵步驟。為了吸引更多的投稿和收費，這些期刊可能會接受大部分投稿，並承諾快速出版。作者可能被要求支付高額的文章處理費用，而這些費用的使用和目的缺乏透明度。

甚至也對應地出現了「掠奪性會議」（Predatory conferences）這種利用學術會議的外表進行欺詐活動的現象。這些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盈利，而不是促進真正的學術交流或進展。參加這些會議往往需要支付高額的註冊費用，而這些費用與會議提供的實際價值不成比例。這些會議可能會虛假宣稱有著名學者參與或支持，或者誤導性地表示與知名學術機構或會議有聯繫。即使會議真的舉行，其組織品質、出席者的學術水準和會議內容通常都遠低於標準學術會議的水準。這些組織有時會在同一地點和時間舉辦多個不相關的會議，這是一種量產會議的策略，以營造最大化收入。

基本上，我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掠奪性期刊和掠奪性會議的邀稿，絕大多數都跟我的研究領域不相干。而且，我也幾乎每週都會收到掠奪性期刊審稿要求，內容往往和我的專業領域也不夠貼近，我初期好奇審了幾篇，品質良莠不齊也就算了，而且我建議把品質低劣到比高中生的報告都不如的退稿，他們也常忽視此建議而刊登，完成浪費我的寶貴時間，加上我也不可能投稿這些期刊而影響我的升等、評鑑和計畫申請，所以我後來都拒絕審稿了。

因此，相對較少數的造假事件，近年科學界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大量濫竽充數的研究，這些低品質的研究可能導致錯誤或誤導性的結論，這會破壞整個科學界的可靠性和信譽。如果低品質的研究被媒體廣泛報導，導致公眾對某些科學問題產生誤解，這可能會對社會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而且，這樣的研究文化可能對年輕科學家產生負面影響，使他們誤以為追求數量而非品質是科學研究的正確道路。

在這個亂世中，這本《科學的假象：造假、偏見、疏忽與炒作，如何阻礙我們追尋事實》（Science Fictions: How Fraud, Bias, Negligence, and Hype Undermine the Search for Truth）每一位科學工作者都該一讀的好書來得正是時候！作者史都華．利奇（Stuart Ritchie）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所講師，他在書中探討了當代科學研究中存在的欺詐、偏見、無能的疏忽和過度期待導致的炒作。

首先，我必須得強調，利奇在《科學的假象》，並非要攻擊科學本身，他恨鐵不成鋼地指出，問題不在於科學方法，而是所涉及的人員：科學家。問題的根源在於人性的缺陷，而不是科學方法存在什麼致命傷。只有控制這些缺陷，我們才能讓科學變得更好。為此，他也解釋了科學研究的資助過程、資料收集、論文寫作、同儕審查、出版、引用等等。

在《科學的假象》中，利奇一再談到了許多科學領域面臨無法再現研究結果而面臨的危機。「再現」是指能夠在後續研究中跨不同樣本或使用原始發表作品中的相同資料重現結論的能力。雖然他主要以他熟悉的心理學領域為例，但也指出無法複製結果不僅限於心理學，還有無機化學、演化生物學、遺傳學、癌症生物學、公共衛生、經濟學和教育學等等的案例。他也指出，像是一些醫學中的例子，無法再現研究結果會帶來更昂貴和更慘痛的後果。

利奇指出，當科學文獻充滿了不可信、不可靠、不可複製的研究，這些研究往往更多的是造成混亂而不是啟發，因此大力呼籲科學家開始修復一系列普遍存在的問題。他在書中提及大量令人跌破眼鏡的案例，試圖讓我們理解到狀況有多糟糕和危急。

《科學的假象》中探討了科學界的欺詐行為，包括偽造資料和結果。這些行為不僅損害了個別研究的可靠性，也對整個學科造成了長遠的影響。大多數正派的科學期刊都會同儕審查的機制。同儕審查的目的是尋找錯誤或誤解，但它是在假設提交的資料是真實無誤的，並且用於獲取這些資料的方法的描述，是在準確無誤的情況下進行的。

利奇甚至更進一步提出，大多數有缺陷的科學工作永遠不會被發現，因為如果這種詐欺行為都能發生在頂尖科學期刊，則表示在不太知名的學術期刊中存在更多的詐欺行為。他指出，一項文獻調查發現，在檢查的約廿萬篇論文中，約4%在圖像被不當重複利用的跡象。

除了詐欺，利奇指出，科學研究中也普遍存在的偏見問題，包括出版偏見和選擇性報告。遇有操縱統計顯著性檢定以達到研究中重要變量的顯著性和過度擬合。最著名的例子是P值操縱（p-hacking），研究人員以一種產生有利P值（P-value）的方式進行分析，這是一種經常被濫用和誤解的統計，讓我們以為顯著的結果，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效果。

一個低P值（通常小於或等於0.05）被認為表示資料與虛無假設不一致，這可能意味著觀察到的效應（替代假設）是真實的，而不是偶然產生的。然而，P值本身不提供效應大小或實際重要性的資訊。P值常被誤解或誤用，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將P值小於0.05視為證明了替代假設（如存在效應）的強有力證據。然而，P值僅僅表明示虛無假設為真的情況下，觀察到的數據（或更極端）出現的概率。

科學研究中的偏見會導致文獻中呈現出一種扭曲的現實，影響科學理論和發現的整體準確性。另外，也有不少學者承認，因為沒能產生正面的結果，很多研究結果甚至都從未見到天日。由於這些期刊的偏見，許多潛在有益的人類知識被隱藏起來。

問題不僅僅在於欺詐和偏見，《科學的假象》中也提到了科學家在研究設計、數據分析和結果解釋上的疏忽和不嚴謹。這些問題往往會導致不可靠或不準確的科學結論。很多科學工作者都聽說過「程式碼錯誤」、「電子表單錯誤」、「資料輸入錯誤」等搞砸研究的案例子。其中許多錯誤可能永遠不會被發現，但是尋找特定問題的研究，發現數量驚人的科學論文，甚至可能有一半，至少包含一個明顯不正確的數字。

利奇還批評了過度期待造成的抄作現象。他指出媒體和科學界如何過度炒作某些研究結果的問題，這種炒作有時會誤導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當複雜研究被歸結為一個簡單化的標題時，人們很容易責怪記者和媒體，但利奇卻指出，在許多情況下，炒作是從重大研究機構自身開始的。

利奇指出，學術界存在一些不當的奬勵結構，經常導致不良行為。《科學的假象》除了指出問題，他還提出了改善科學研究品質和誠信的建議，例如透過改進同儕審查過程、提高資料透明度、促進研究結果的開放共享、改進統計學訓練、鼓勵期刊更容易發表重複性研究，以及利用科技進步來減少分析中出現意外錯誤的可能性等等。

對於熱愛和信任科學的人來說，這本《科學的假象》讀起來是驚心動魄的，甚至可能灰心喪志。但別忘了，他用心寫這本好書，終極目的，是要是來讚揚科學的，而不是埋葬科學的！讓我們好好地引以為戒吧！莫忘初衷！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閱讀全文...

科學的樂趣

對科學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宅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也是絕望之冬；我們應有盡有，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直奔AI，我們直奔失智⋯⋯

這個是不學無術的網紅可以為衝高流量，輕易散播另類事實的後真相時代，反科學和偽科學讓真相混淆不清。反智網紅可以用裝了應用量子力學等物理學知識在護國神山中製造出來的各種電腦和智慧手機晶片，來宣揚各種違反他們所用的3C工具中最基本原理的偽科學；還有台灣頂尖大學前大學校長，為違反所有他任教大學的所有物理學學課程理論和實踐的所謂撓場產生器的商業利益背書⋯⋯

我們享受了科學的進步，在疫情中免於新興傳染病的大規模死傷，還有應用各種人工智慧等科技的便利後，社會卻開始有愈來愈多阿宅懷疑科學，甚至指責反偽科學的有識之士為科學霸權主義者。

其實，台灣對理工的重視程度是很高的。老實說，不少較有「錢途」的科系，大部分是在理工醫等學院的，學生都是要修過嚴格的基礎科學課程。只是，在應付完考試後，甚少人還認為課堂中所學，和自己的生活態度及價值觀有啥關連，說直白又難聽些：不過是混口飯吃的工具嘛。真正的科學，就只能躺在教科書裡，為考試服務後再還給老師嗎？

量子物理學家吉姆．艾爾─卡利里（Jim Al-Khalili）在這本《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悖論》作者帶你用科學思考，突破偏見、無知與真偽的迷霧》（The Joy of Science）中撥亂反正，讓我們見識到科學精神的有效威力。閃開！讓專業的來吧！

艾爾─卡利里是一位伊拉克裔英國理論物理學家，也是英國薩里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的公眾參與科學講座教授，他花了大半的時間擔任科普作家和科學傳播者，並撰寫了許多針對非專業讀者的書籍，《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是他的新書。他為BBC製作了大量電視紀錄片和廣播節目，是向非科學家傳播科學重要性的不二人選。除了暢銷全球的《悖論：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9大謎團》（Paradox: The Nine Greatest Enigmas in Science），他和薩里大學分子遺傳學教授約翰喬伊．麥克法登（Johnjoe McFadden）合著的《解開生命之謎：運用量子生物學，揭開生命起源與真相的前衛科學》（Life on the Edge: The Coming of Age of Quantum Biology），也是一本令人腦洞大開的好書（請參見〈運用量子生物學解開生命之謎〉）！

在歐美，情況可能稍微不太一樣，雖然也有很多阿宅為了興趣和好奇心，試圖努力理解科學，但即使是對科學感興趣的一般大眾，也常常會有挫折感，尤其是許多科學新聞一再公告那些發現會「改寫教科書」的時候。加上科學隔行如隔山的浩瀚性，也挑戰了不同科學領域的學術工作者之間的互相理解。

《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的原文書名是「The Joy of Science」，直譯是「科學的樂趣」，艾爾–卡利里試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簡短的、通用的指南，並且解釋科學家如何看待世界，讓我們更加科學地思考和生活，從而對亂七八糟的網路世界中複雜且相互矛盾的資訊提供一定的掌控。

當我們試圖打擊偽科學時，會有不少不知所謂的阿宅指控我們是科學霸權，憑什麼那些「偽科學」就不會有一天被證實為真？其實，主要問題出在那些偽科學的理論，完全沒有經過正當的科學過程求得，跟作夢夢到的別無二致。艾爾─卡利里提醒我們，科學與政治或宗教不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或信仰體系，而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可以籍由正當的科學研究過程，證實那些偽科學為真，根本求之不得好嗎？修正舊有的科學理論更能名留青史，如果可以成名，有誰想被遺忘？

然而，當科學家承認過去的理論需要修正時，卻又會有偽科學家反過來說，看吧，正牌科學家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們過去相信的理論是對是錯吧？那憑啥來教訓偽科學家呢？其實，承認舊理論可能是錯誤的，不可恥也很有用。事實上，如果我們永遠不承認錯誤，那麼我們永遠不會在科學上取得任何進步。永遠不變的，是宗教信仰，並非科學。偽科學家永遠不會承認錯誤，也逃避各種挑戰，即可恥又沒用。偽科學家很多時候自以為是的理論，是不具可否證性的廢話，就像任何事情，只要解釋成魔鬼的傑作，這永遠都無法否證，當然看起來永遠都對！

當我們學習、獲得更多資訊、收集更多資料、進行更多觀察、執行實驗以及發展理論和假設時，我們對萬事萬物的理解就會成長。不可避免地，這意味著之前有些理論是不對的，我們必須修正。例如牛頓經典力學解釋了物體運動的規律，但愛因斯坦相對論後來取代了牛頓力學，因為可以解釋更多高速運動的狀況。因此，承認舊理論的錯誤或侷限，並非科學的弱點，實際上，這才是一種優勢！

艾爾─卡利里要我們相信，科學有助於更深入地了解世界、豐富我們、啟發我們。 我們看得越近，我們能看到的越多，我們就越能感到好奇。這也是科學最大的魅力所在，因為每當我們解決了一個科學問題，往往會激發出更多有待研究的問題，從而讓我們像《奧本海默》（Oppenheimer）裡研發出原子彈釋放出連鎖反應的強大力量一樣，在知識的廣闊世界中引爆一個又一個知識蘑菇雲，把未知的世界轟出一個又一個開口！

艾爾─卡利里在《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強調，科學的世界觀對社會的作用和價值，科學研究如何進行及檢驗，以及科學家如何行事和交流他們的發現和結果。科學家對同儕審查的重視，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們投稿國際期刊的論文也好，申請研究計畫也好，都要經過若干位同儕——也就是地位不分高下的科學家來審查，這和產業和官僚系統中，主要是由主管或高官從上而下來拍板定案的決策方式截然不同。雖然這樣的作法，還是會有漏網之魚或者誤判，可是很大程度上保證了論文和計畫的品質，和未經審查的資訊相比，正確性和嚴謹性上高了許多！

就因為科學方法太有效，在當今社會，我們可以獲得的資訊如此之爆量多，以至於我們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大幅縮短了，因此我們更加需要確定啥是值得我們的注意力和時間，啥不值得，無所不用其極地吸引眼球的網紅創造出流量為王的現狀。某個程度上，網紅的聲量甚至比起傳統媒體還大許多。最近，台灣一些網紅引發的各種爭議，這些爭議也包括過度簡化資訊，以及抄襲等等的，顯示速食和速成，都造成了嚴重的問題，不過這還不算是最糟的，衝流量的結果還讓假新聞和陰謀論佔有一席之地。

艾爾─卡利里在《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提到一種認知偏誤：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越是無知的阿宅，越是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而知識越豐富的阿宅，或是越有能力的阿宅，反而會覺得別人也擁有相同的知識與能力，進而低估自己。這些網紅，有不少不管他們的資訊來源可靠性為何，只要自信滿滿地用大量肯定句侃侃而談，連他們自己可能都信以為真，彷彿就能比學術訓練上儘量客觀地在句子用「可能」的正牌科學家更有道理，也贏得更多信眾！另外，大眾可能還有種外來的和尚會唸經，所以可以近廟欺神的感覺！因此，很多認識科學家的阿宅，反而更不相信科學家，而崇拜那些信眾滿滿的網紅！

一些網紅當道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我們在資訊爆量的社會中，很多阿宅渴求有肥宅能給大家那些複雜議題的簡單解答。艾爾─卡利里指出，所謂的奧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即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最簡單的解釋通常是正確的，多年來在科學上相當有用，但不幸的是，它可能被誤用而演變成了：我只想要最簡單的解釋，我不準備深入探討，別再用細節灌爆我的注意力。於是，在當今社會，特別是在社群媒體上，一切都濃縮為迷因或推文。這意味著很多議題的辯論中，所有的關鍵細微差異，無論是關於科學、政治、社會還是更廣泛的道德和倫理問題，都變得非黑即白。最近很多網友，甚至在課堂中的學生，批評我們：如果可以簡單，有誰想要複雜？

艾爾─卡利里在《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卻主張，不幸的是，在現實世界中，以及許多科學問題上，真相往往比我們希望的要複雜得多。所以有時候，我們必須做一些挖掘，也許會發現背後有一些關鍵細微差異，並允許自己開放地擴展你在特定主題的看法。他告訴我們，在科學的世界裡，透過時間和努力，我們能夠理解的東西比我們想像的要多。

擁有一個更具科學素養的社會非常重要，艾爾─卡利里認為，提高科學素養可以賦予我們力量，尤其是在我們面臨21世紀的挑戰時。他在《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主張，對世界的科學理解可以豐富個人的人生樂趣：理解彩虹產生的原理，並不會讓彩虹變得無聊和失去美感，反而我們透過更多地了解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增添了彩虹的在智識中的美麗和魅力！

要說服反科學或偽科學人士相信科學，實際上非常困難，尤其很多時候當主張者是科學家，並告訴人們如何避免偏見以及如何在觀點上更像科學家時，卻很容易給阿宅留下我們科學家自鳴得意和傲慢的高高在上形象。《為什麼你看不到黑天鵝？》把科學的樂趣用簡短的八篇文章說清，但我們如果還無法用這些內容來說服他人，或許我們也可以參考《如何讓人改變想法：關於信念、觀點與說服技巧》（How Minds Change: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Belief, Opinion, and Persuasion）中的方法（請參見〈【GENE思書軒】真想說服別人，你需要的不是氣勢，而是如何讓人改變想法！〉），或許建立一個更科學的社會，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閱讀全文...

新世紀狩獵採集者教戰守則

您是否也感覺到，成為一個好人並不簡單？

這個問題遠超越了人際關係中的挑戰。在當今社會，我們常常對於健康、飲食、睡眠等基本生活方面感到迷茫，不確定什麼才是「正確」的做法。

我在課堂上經常被學生問及如何過一個健康的生活。在回答之前，我總是先設置一個前提，告訴他們答案可能比他們想像的要簡單。然而，當提到「多運動、充足睡眠、飲食均衡」這些基本原則時，學生們往往顯得半信半疑，似乎他們更期待一個來自生物科技的革命性解決方案。但當我追問他們是否真的知道如何培養良好的運動、睡眠和飲食習慣時，他們就顯得面有難色了。

實際上，即便是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地說我知道如何在這個現代化的社會中過上一個身心全面健康的生活。畢竟，自從我們的祖先與黑猩猩在四百萬年前分道揚鑣以來，工業化社會的歷史不過才百來年左右，而我們的身心狀態在很多時候似乎還停留在幾千甚至幾萬年前。面對現代生活與我們的身體及心理的不匹配，引發了五花八門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嘗試順水推舟，讓自己在這個現代社會中過得更加舒適呢？

這正是《21世紀狩獵採集者的生存指南：讓演化生物學為你的人生效力》（A Hunter-Gatherer’s Guide to the 21st Century：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Life）一書所要探討的。這本書由演化生物學家夫婦希瑟．赫因（HEATHER HEYING）和布萊特．韋恩斯坦（BRET WEINSTEIN）共同撰寫，深入分析了現代人類面臨的難題，並提供了一個演化生物學的視角來理解這些挑戰。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基於演化原則的自助建議，目的是幫助解決我們石器時代的大腦與現代高科技社會之間存在的不匹配問題。

在《21世紀狩獵採集者的生存指南》中，所指的現代文明社會特指在所謂「詭異」（WEIRD）國家內，即那些教育水準較高、擁有工業化經濟基礎、通常較為富裕且實行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亞洲富裕的國家如新加坡、日本、韓國、台灣，某個程度上也越來越像「詭異」國家）（請參見〈西方怪人的特立獨行如何形成繁榮世界〉）。在這些「詭異」國家裡，人們經常面臨不健康的飲食習慣、過度用藥、以及在育兒和教育方法上的諸多誤區。






赫因和韋恩斯坦採用跨學科的分析方法，巧妙總結了生物學、自然史和演化的基本知識，並透過動物界的生動例子，來闡述演化生物學的理論與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為身心健康、教育、社會和環境問題提供實際的建議。他們的豐富經驗和獨到見解，也為我們開闢了新的視野，並提供了一套適應21世紀生活的策略和指引，激勵我們在面對現代社會挑戰時展現出更多智慧和適應力。

赫因和韋恩斯坦主張，透過深入了解和尊重人類的演化過程，我們能夠針對當下社會的各項挑戰找到解決之道。在考量當代社會的眾多問題時，他們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這些挑戰面前，哪些人類的固有特性應當被我們更加重視？他們認為，那些在人類演化和文化歷史中根深蒂固、代價昂貴且複雜的特質，極有可能是適應性的表現——這些特質的存在背後隱含著深刻的意義，而不是偶然的現象。果然要「世界越快，心，則慢」。

為此，赫因和韋恩斯坦引入眾多例證，從我們祖先的飲食習慣到昔日繁星下的睡眠，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指出了現代人類與狩獵採集時代祖先在基因和行為上的脫節。他們認為，文化演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人類基因的變化，導致我們與自己的心理和身體遊戲規則不一致。世界的變化速度和我們適應這些變化的能力之間的失衡，造成了我們的大腦、身體和社會系統不同步。

換言之，世界變化之迅速，超越了我們的適應範圍，讓我們在身心、社會和環境層面遭受困擾。赫因和韋恩斯坦將此現象稱為「過度新奇」（hyper-novel），並將這一概念應用於諸如藥物、飲食、睡眠、性愛、育兒、人際關係、教育、文化等多個「過度新奇」的問題上。

舉例來說，在《21世紀狩獵採集者的生存指南》裡，赫因和韋恩斯坦指出學校教育是歷史上相對較新的概念，並且在自然界中，類似的教學模式相當罕見。他們強調，人類的學習主要是通過觀察和親身體驗來完成的，而不是在嚴格的教室環境中透過死記硬背來實現。他們認為，這種學習方式更多地反映了順從和服從性，而不是真正的學習過程。

同時，赫因和韋恩斯坦挑戰了主流的看法，他們認為老化對文化的進步非常關鍵。長者不只是後代的經濟支柱，也是知識和智慧的寶庫。因此，他們對當前延年益壽的抗衰老趨勢表示擔憂，認為這一趨勢可能對人性本質構成威脅，進而對我們珍貴的文化資產和適應、掌握世界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

想當然地，《21世紀的狩獵採集者的生存指南》提出的一些建議可能會激起爭議。作為演化生物學的同行，我對他們提出的某些見解和建議持保留態度，例如鼓勵常赤腳行走、主張市場不應影響音樂選擇、以及提出水中氟對兒童具有神經毒性等觀點。可能是因為他們作為田野生物學家，對於現代工商社會的一些「常態」持批判態度。他們對於新冠疫苗的公開反對和對伊維菌素（ivermectin）的支持，也在學術圈內引發了廣泛爭議。然而，這些僅代表他們的一家之言，我們應運用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來判斷其觀點的正確性以及是否採納。

如果您對於演化生物學在當代生活中的應用、尋求科學方法來提升生活品質，或者簡單地希望深入探索人類行為與社會結構的演化基礎感興趣，《21世紀的狩獵採集者的生存指南》無疑是一本理想的好書。這本書以科學證據和深刻的見解提供了理解現代生活複雜性的獨特視角，非常適合渴望深入瞭解人性並希望在生活中達到更好適應的讀者。


本文為《21世紀狩獵採集者的生存指南：讓演化生物學為你的人生效力》（A Hunter-Gatherer’s Guide to the 21st Century：Evolu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Life）推薦序

閱讀全文...

為什麼老美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你年輕的時候，曾被老一輩教訓不如他們當年勇嗎？

在台灣常常會聽到年長的一輩認為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稱年輕人為草莓族。人不痴狂枉少年，長輩難道忘了，自己年輕時有些狀況也未必好到哪去，而且年輕人是誰教出來的？

然而，無可否認的，和過去相比，現在大學生受到的照顧確實愈來愈多，有些是必要的，為了讓他們更專注學習，可是能無限上綱嗎？近年台灣高等教育愈來愈把學生當作顧客、以顧客至上的心態經營，加上少子化而招生不易，這種傾向更加明顯。有些過度保護不僅毫無必要，甚至弊大於利，因為過度的迎合只會真的教出草莓族，大學又成了箭靶。

舉個例子說，教育部幾年前發函要求大學避免在晚上和週末排課，甚至不能進行密集課程，可是同樣要求大學教授要教學創新並且消弭學用落差。我同意必修課不該排在這些時間，因為要讓最多學生能夠方便地上課，可是連學生自己選擇的選修課都要這麼規範，那麼我們要怎麼跳脫教室和時間的限制讓學生更多元地學習？而且難道學生不會自己考量嗎？這種過度保護學生的做法，才是真正造成學用落差的根源！

大學教育，是要培育出能夠獨立思考、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學生在大學的工作是努力學習，儘管其過程刻苦艱辛。大學不是為了迎合學生「由你玩四年」而存在的，也不是顧客永遠都是對的！如果一點苦也不想吃，大可不必到大學裡，可以把學費、生活費真的拿去玩四年。如果教授太混、課程太涼讓學生學不到東西，那才是學生真正該申訴的！

別以為是台灣學生比較不耐操。我一直以為美國身為世界高等教育領頭羊，應該比台灣好很多吧？沒想到讀了這本《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我也大跌眼鏡，原來德不孤、必有鄰⋯⋯並不是對岸的小粉紅在強國被批評時會玻璃心碎滿地，美國學生也有玻璃心，只是比較堅韌而且破碎的方式不太一樣⋯⋯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作者之一的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是一位影響力很大的社會心理學家，他的「象與騎象人」的比喻，我在很多書籍中都看到引用，暢銷書《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也是我這十年內讀過最開腦洞的好書之一（請參見〈好人真的總是自以為是？〉）！另一位作者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是個人教育權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FIRE）會長兼執行長，練習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多年。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想談談近年似乎廣為流行的三大謬誤，讓大學生成為玻璃心世代：

一、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二、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你的感覺。
三、「我們」 VS 「他們」的謬誤：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他們認為這三大重大謬誤符合三項標準：

一、牴觸古代智慧（亦即，牴觸在很多文化的智慧文獻中都能發現的觀念）。
二、與現代心理學對幸福的研究有所衝突。
三、對相信它的個體和群體有害。

他們認為這三大重大謬誤造成了三大惡果：

一、「脆弱」的謬誤讓人們誤以為應該要避開受挫的風險，一切「安全至上」，包括情緒上的安全感；
二、「情緒推理」的謬誤引導我們迅速回應負面情緒，而非理性論證，陷入負面回饋循環；
三、「我們」VS「他們」的謬誤則把人分為「我們」與「敵人」，而「我們」才是唯一的正義。

他們提到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中的主張，指出像免疫系統、肌肉、骨骼一樣，適當的挑戰是必要的（請參見〈脆弱的反面不是強固，是反脆弱（Antifragile）〉）。我們都知道溫室裡的小花難以經受大自然的考驗，這是古老的智慧，可是我們卻自以為是地在溫室裡培育小花，然後希望它們能夠在野地長成大樹！如果我們在校園中不讓學生體驗風險和壓力，是要他們怎麼在出了社會後就立馬學會？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這本書的緣起是，海德特和路加諾夫寫了篇文章投稿美國的知性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解釋過去一兩年的校園事件和風潮，原本他們給這篇文章取名〈爭入窮途：校園如何教出認知偏誤〉（Arguing Towards Misery: How Campuses Teach Cognitive Distortions），但是《大西洋》編輯唐恩．佩克（Don Peck）讀了很喜歡，不但幫他們補強論述，還重新下了更簡潔也更聳動的標題：〈寵溺美國心〉（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因為是忠言逆耳地批評許多大學的現象，原先以為會被大肆幹譙，沒想到反應絕大多數是正面的。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到美國校園中對學生的各種過度保護，有些也讓我瞠目結舌，我過去還以為老美比較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沒想到有些學校也是種草莓族的。有些保護甚至是到了，只要讓學生心理不舒服，校園就噤若寒蟬地不討論某些爭議性話題，使得校園中的意識形態愈來愈趨一致，口口聲聲說敬重多樣性，可是反而抹殺了多元的討論。有些大學生為了抗爭不受歡迎的人士到校園演講就祭出「鬧場否決」（heckler’s veto）的方式，有時候甚至演變成暴力相向，讓與會者和教授受重傷。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到更可怕的狀況，鉅細靡遺地談論「嗆聲文化」（callout culture）——不管教授其實是善意的，只要學生惡意解讀，教授就成了眾矢之的，有心人士甚至還會上網炒作為全國性話題，讓大學面對千夫所指，行政主管為了息事寧人，往往犠牲公平正義來迎合鄉民。我們在美國當助教時，培訓課程第一堂就一直強調，學生只要覺得被性騷擾或冒犯就可以申訴，即使教授或助教完全沒有任何意圖。在台灣，我們教授同事間有時候也會開玩笑，說不要太機車，否則會上「靠北X大」。

讀到《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中不少大學教授只是中肯地提出自己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卻被有心人士無限放大，甚至只是用詞讓學生感到不舒服，就被「文化革命」式地被批鬥，不少還丟了工作，令人感到不寒而慄；在一些學生抗爭不受歡迎演講者的過程，有大學教授和民眾被打到重傷住院，而事後卻沒人被咎責。他們主張「言論即暴力」，指控那些不受歡迎人士到校演講會讓很多人「受傷」，卻自相矛盾地用暴力讓人身體上真的受傷。

海德特和路加諾夫剖析了這些年來美國大學的變化。首先是政治趨向兩極化，黨派對立上升。不可否認，這十年來，美國政壇民粹主義崛起，左右更加對立！兩黨共識愈來愈是天方夜譚。這讓美國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俗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疫情上搖擺不定、朝令夕改，連到了疫情成為全球最慘重的國家，國內甭說對抗疫沒有共識，連對嚴重性和疫情的資料真實性，都有不少政客和名嘴不採信，主張歌照唱、舞照跳的日子，漠視大量醫護人員染疫死亡的事實，罔顧人命到人神共憤。

再來，美國近年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增加，學生因此更自認需要獲得保護。他們引用了《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的見解認為，這有可能是因為智慧手機和社群網站的長時間使用有關，導致青少年愈來愈少面對面地良性互動。這些i世代上了大學後，易受過度保護的措拖吸引，而且也有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也傾向把世界看得更危險。

第三是，家長教養方式改變。雖然童年時期早已變得更為安全，但犯罪事件的比例卻被媒體放大，加劇家長與孩童的恐懼；過去我一直以為美國的少年應該比亞洲的還更能夠冒險犯難吧，可是到了美國念書後才發現，美國保護少年的法律多如牛毛，美國小孩不見得能夠比台灣小孩更能夠獨立去探索世界，錯過成長成為更堅強、能幹、獨立的成人的挑戰和小風險，也對心理健康及抗壓性帶來負面影響。

海德特和路加諾夫認為，基於如此，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缺乏自由遊戲和不受監管地冒險的機會，但若要長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兒童必須具備這兩種經驗。另外，因為頂尖大學入學門檻愈來愈高，學生在學業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小學對體能和社會技能愈來愈不重視。因為自由遊戲的減少，讓孩子合作和化解爭議的技能降低。

和台灣主要是教授治校，有大量行政服務，而且還為了降低成本縮編行政人員的狀況不同的，美國高等教育可以吸收大量外國優秀學生，是門有利可圖的生意，加上要讓教授更專心產出學術論文，於是行政管理組織擴大，他們就形成了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擴權的團體，就不會在乎大學原本就該探究真相的責任。對行政團隊而言，保護學生的任務更符合他們的利益，於是漸漸無限上綱。

第六，自從金融風暴後，2012至2018年的政治事性極具情緒煽動性，人民追求正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但對正義的定義與看法卻與以往有所不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

他們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到美國大學教授嚴重左傾，這造成學術界無法有效執行「制度性消除確認」（institutionalized disconfirmation），也就是一種互相檢驗論點和主張以消除確認偏誤的形式。基本上，美國大學教授確實有很高的比例，是傾左的，也就是所謂的自由派，像我的母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幾乎是一面倒的民主黨支持者，保守派不僅很少，而且還無法發聲，那些少數保守派教授，主要是在經濟系和醫學院，還有小部分在農學院和工學院。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左傾的現象更加明顯，可是在科學領域也不遑多讓，像我老闆就是典型的自由派。雖然我的政治立場中間偏左，可是我也看不慣一些人文社科的學者把資本主義視為完全的洪水猛獸，或者批判科學為純粹的霸權。可是作為知識份子，左傾是很正常的，這在愈頂尖的大學愈明顯，因為知識份子本來就比一般民眾更在乎革新、公平正義、政教分離、人權民權、民主法治、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等等，反對守舊、弱肉強食、貧富不均、政教不分、威權專制、人治、國族主義等等狀況。

要改變大學教授的左傾傾向是困難的。我不認為學術界的左傾有什麼問題，難道知識份子要和反智的極右派為伍嗎？知識份子左傾也不見得一定就會無法有效產生「制度性消除確認」，因為政治光譜不是非黑即白，即使是都左傾，仍有不同的程度和主張，並不是全部都一樣。像是神創論絕對是錯的，我們不需要神創論者來教訓演化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就會有不同的主張而爭辯了！

然而，我也不認為左傾完全沒問題，因為知識份子在象牙塔裡待久了，確實會愈來愈無法理解一般民眾，這也是為何很多美國自由派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可是選戰常常打輸給保守派，主要問題就是太過傲慢。台灣也常出現知識份子無法理解為何民粹型或貪瀆型政客會高票當選的狀況。

另外，愈來愈左傾的學術界，有時候會演變成意識形態審查，而非追求真理！身為學者，我們固然仍可以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可是絕不能漠視科學證據！我們要找出自然和社會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一味自以為自然和社會應該如何運作！有時候見到學者大力教訓找到不合己意的證據的其他學者，確實令人感到心寒！

如果學者真的關心社會，也應該知道廣大的保守派以及中間派的立場和邏輯為何，畢竟他們人數加起來，鐵定過半！如果我們無法知道社會上過半民眾在想啥，需要啥，還能夠自稱理解這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理解敵人不代表要投其所好或者改變自己的立場！因此，讓立場溫和的保守派能適度地在大學裡發聲，也是極為必要的！《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裡提到的各種抵制，就只會讓自由派更加孤芳自賞！

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的最後部分，他們慎重地提出建言，建議家長和老師，希望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堅強也更獨立的孩子。兩位心理學家提倡認知行為療法（CBT）的關鍵概念，指出CBT模式如何改善批判思考技巧、抵銷重大謬誤的不良心理後果。

他們對教授、學校管理階層和大學生也有幾項忠告，希望能透過這些方法改善大學，包括認可芝加哥聲明、建立不回應公開暴行的風氣、不容許「鬧場否決」；在招生上多收具備獨立生活能力和來自強調「知性德行」學校的學生，並把觀點多元性納入多元政策；在大學教育中保障人身安全的情況下舉辦文明有禮的跨黨派活動，引導學生對抗三大謬誤。

對所有關心高等教育和公民權利的朋友來說，《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真是本必讀好書！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閱讀全文...

學生喜歡怎麼學？

　　每年到了開學前，各大災難電影海報都會被瘋狂KUSO，然後在臉書、LINE和IG蜂湧而現，彷彿開學是學生最大的災難。對教師來說，更慘的是，他們連課都無法蹺，必須進入教室。

　　很少人真的喜歡上課吧，除了極少數學霸例外。我博士班指導教授在萬聖節就穿上魔鬼裝進入教室，他告訴學生，教室就是地獄。很多學生若不是迫於無奈，上學的主要動力可能就只是能和同學朋友胡搞瞎搞吧。雖然我現在在大學任教，但非常能體會學生討厭上課的心情，因為我從小就不喜歡上學。

　　我們的祖先十萬年前誕生於非洲熱帶稀樹草原，四處趴趴走散播至全球的過程中，為了躲避毒蛇猛獸居住在洞穴中。人類的大腦在這十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主要的工作無非是讓人在草原和洞穴中能夠溫飽和繁衍後代，並不是讓我們宅在教室裡聽老師口沫橫飛地講個不停。

　　好吧，既然如此，我們乾脆把學校給革命掉！嗯，然後放棄手機、電玩、音樂、電影等等回到飲血茹毛的石器時代嗎？人類發明了太多機器，讓很多勞力工作不再需要人類了，未來人工智慧崛起，許多單調重複的腦力工作也可能會被取代。在現代化社會裡，我們需要學習更複雜的知識技能。

　　人類有別於遠親黑猩猩的是，能夠理性克制自己，因為我們有更發達的大腦前額葉皮質，儘管對大多數人來說，坐在教室學習很不好玩，不過只要乖乖暫時控制一下，還是辦得到的。可是，人的意志力畢竟有限，像肌肉一樣，一直狂操很快就會疲乏。所以拚命運用意志力來讀書，僅能事倍功半。

　　在學校，如果有明師指點，往往能事半功倍。我們自己或親朋好友，人生會選擇走上某一條道路，往往是因為何其有幸遇上明師。韓愈告訴我們：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而且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只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而已。靈芝的好壞在多醣體，那明師的好壞又體現在哪裡呢？

　　雖然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在高度專業分工的高效率現代社會，身為教師是一種專業！師資的培養，需要修習不少教育學和心理學的課程。可是在面對智慧手機盛行的今天，學生專注力的不足，加上線上課程能夠輕易地讓學習比較教師的教學方式，如果教師無法再當學生來學習，又能怎麼樣應付現在和未來更嚴峻的教學挑戰呢？

　　幾十年來，認知科學家對人類行為模式有了愈來愈精確的了解和預測，那麼我們是否能夠利用這些認知科學的知識，設計出更理想的教學方式呢？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威靈漢（Daniel Willingham）接受了這個挑戰，用認知科學學的知識來研究分析學生究竟要如何更有效地學習，於是就有了這本《學生為什麼不喜歡上學？：認知心理學家解開大腦學習的運作結構，原來大腦喜歡這樣學》（Why Don’t Students Like School?: A Cognitive Scientist Answers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Mind Work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Classroom）。

　　威靈漢告訴我們，人類大腦的演化其實是儘量不思考，因為思考的速度太慢也太耗能了，這就是為何我們不喜歡學習。然而，我們已經不是生活在充滿毒蛇猛獸的史前時代，很多時候得三思後而行。儘管我們通常懶得思考，可是很多人還是喜歡玩益智遊戲且樂此不疲，就像跑步很累、很辛苦，可是喜歡路跑的人卻沒卻步。

　　小時候有誰不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很多學生還願意待在教室裡學習，除了來自父母和社會的壓力，也多少是懷著對知識的好奇心吧？我從小就喜科學，其他科目不太行，可是至少生物和化學，我連老師沒教的都去圖書館裡借書來自行研讀。然而，要維持學生的好奇心，太簡單的作業或太困難的作業都會澆熄學生的求知慾，稍有挑戰的問題才能激發學生的好勝心。

　　本書也試圖要打破不少迷思。東亞的教育一般都比較重視死背硬記的知識，而西方的教育一般較強調啟發式的教學法，更重視思辨的能力。可是威靈漢卻引用了不少心理學研究來論證指出，長期記憶在腦海中的事實和公式能夠讓我們有效進行分析與批判思考。

　　要把知識牢牢記住，我們需要思考！歐美的教室一般來說比我們活潑，可是威靈漢卻指出，教師花許多精力在設計教案，如果花拳繡腿比內容更有趣或花更多時間，讓學生更有印象的可能是那些玩意兒，而非要傳授的知識本身。例如，為了讓學生學習莎士比亞戲劇而讓學生製作服裝，學生記得的可能不是戲劇內容，而是那些手工藝，這就本末倒置了。或者在課堂中講了太多笑話，學生可能只記得笑話的內容了。

　　要有效理解這個世界，我們需要抽象思維的能力，可是我們的大腦擅長的是處理具體的事物，而非抽象的概念，因此要儘量讓學生從熟悉的事物中學習抽象的新概念。另外，學生最討厭的是不斷重複練習，可是重複的刻意練習才能有效掌握困難的能力和概念。近年，心理學家對刻意練習也有愈來愈多的了解，我們也該好好讀讀這本《刻意練習》（Peak: Secrets from the New Science of Expertise）（請參見〈比天賦更關鍵的刻意練習〉）。

　　有教無類是教育的終極理想目標。一樣米養百樣人，愈有活力的社會就是由愈多樣的人組成的社會，多樣化成員愈高的團體能夠解決愈複雜的問題，也能夠對越複雜的事物作出更好的預測，這無論從研究調查還是數學模型上都能取得類似的結論。然而，當我們要把多樣化的人塞進一成不變的教育體系中，對不少學生來說猶如災難。然而只要是人，我們的認知模式還是有共同之處的，否則就無法形成想像的共同體。威靈漢建議教師應關注學生能夠從教材中學到什麼，以及用變化來提升注意力。

　　最後，大家有聽說過「弗林效應」（Flynn effect）嗎？這是紐西蘭奧塔哥大學的心理學家弗林（James R. Flynn）發現的，就是國民智商（IQ）分數在許多國家從20世紀開始持續逐年穩定攀升。這個弗林效應還未得到充分的解釋，或許是營養狀況的改善，也可能是教育制度及方式的改良。然而，近年心理學家卻在富裕國家觀察到所謂的逆弗林效應，就是國民平均智商反而逐年下降了，或許是因為上網實在太便利了，所以富裕國家愈來愈不重視過去有助提升智商的教育方式？無論如何，我們應對這情況感到警惕吧！

　　雖然教學是種專業，可是要讓學生更有效學習，僅僅讓學校教師負責，這種想法不太實際，很多時候家長的共同參與，同理教師面對的辛酸，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這也是一本關心小孩課業的家長需要好好研讀的好書！


本文為《學生為什麼不喜歡上學？：認知心理學家解開大腦學習的運作結構，原來大腦喜歡這樣學》（Why Don’t Students Like School?: A Cognitive Scientist Answers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Mind Work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Classroom）推薦序

閱讀全文...

對好奇心感到好奇的好奇心

成長必然會伴隨許多酸楚，對我而言，其中一個就是大人開始不斷提醒，不要再鬼打牆地問「為什麼」了，課本上的東西別管三七二十一，背下去就對了！

我小時候就是個喜歡不斷問大人「為什麼」的小孩，在學校當然也是，只是在僵化的教育體制下受盡苦頭，從小學到初中常被老師當成干擾教學的問題學生，於是被丟到放牛班視為報廢品，到了高中變得比較自暴自棄了，緊張的師生關係才趨緩下來。

直到進入大學執教，發現原本在高中課業優異的學生，上了大學卻有不少人開始擺爛，問題可能大多出在對學問和知識甚至是這個世界的運作都沒了好奇心。當家長不再為升學而逼迫孩子讀書，就失去努力學習的動機，即使天資聰穎、學業有成，如果沒有足夠的好奇心，就沒想到要稍微從所學的知識中再深入思考一下，更甭提培養出批判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了。然而，只要有了好奇心，加上肯努力不懈地學習，即使天資稍不如人或一開始輸在起跑點上，後來的成就也都不容小覷。

科學史上幾乎所有偉大的發現，都是為了滿足科學家的好奇心而已，而不是資助的政府機關要求績效或者為升等拚論文點數的產物。此外，我們也聽過「好奇心殺死貓」的說法，八卦媒體總是寄生在人們嗜好窺探他人隱私的病態好奇心（morbid curiosity）為生。歷史上對好奇心並不總是讚揚的，就連誕生了許多滿懷好奇的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古希臘，在其神話故事中也包含許多對人類太過好奇造成的致命懲罰。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好奇心恐怕也是一把雙面刃，要怎麼運用才能讓好奇心發揮滿滿的正能量呢？

《好奇心：從達文西、費曼等天才身上尋找好奇心的運作機制，其實你我都擁有無限潛能》（WHY?: What Makes Us Curious）作者——天文物理學家兼暢銷科普作家馬里歐．李維歐就是個充滿好奇心的人，他甚至對偉大科學家的好奇心感到好奇，探索了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費曼（Richard P. Feynman，1918－1988）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好奇心。達文西是位多才多藝的鬼才，他的發明有許多仍讓見多識廣的現代人嘖嘖稱奇；愛因斯坦顛覆了我們的時空觀，匪夷所思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更讓世人對他充滿好奇；費曼所寫的《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Adventures of a Curious Character）和《你管別人怎麼想？：科學奇才費曼博士》（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Further Adventures of a Curious Character）是我年輕時最愛的好書，書中充滿頑童科學家怪誕不經的想法。

李維歐也對好奇心本身充滿好奇，雖然心理學和神經科學非他本行專業，但長期對好奇心的好奇讓他來蹚了渾水，閱讀大量文獻並走訪各地專家，深入探討好奇心在學習和記憶中的作用。其實對好奇心進行的嚴謹科學研究，嚴格來說並不算多，李維歐做了功課後發現好奇心並不簡單，例如因資訊鴻溝或熱愛知識而產生的好奇心就很不相同──前者是要減輕厭惡感，後者則是要獲得獎勵。

認識到了好奇心對學習和記憶的影響，還是難以說明好奇心如何造就傑出的創造力，因此除了爬梳歷史文獻和學術論文外，李維歐也想知道好奇心對成功人士的作用。他只有好奇心而沒有觀落陰的能力，所以無法造訪達文西、費曼和愛因斯坦，但是他訪問了他認為充滿好奇心的傑出人物。

雖然我沒有正式做過類似的訪問，就個人經驗而言，我也發現到許多公認優異活躍的科學家和博學多聞的學者作家，大多真的是好奇心特別旺盛。儘管我自認是好奇心強的，但是遇到這些了不起的人士，言談舉止間我都能充分感受到自己不如他們好奇，常常沒能去提問他們簡單動念就想要問的問題，看來好奇心真的是驅使他們努力不懈地研究的最主要動力。

背多分式的教育可能扼殺了許多潛在的人才，或者箝制了他們更好的發展。在教育界的努力下，這十幾廿年來也不是完全沒有進步，至少大學多元入學方式允許了一些學生可以不必完全受應試教育的束縛，也讓學校有機會主動篩選對想主修的學科有好奇心、學習動機更強的學生。然而，只要對新事物失去了好奇心，即使是過去在學界或輿論上呼風喚雨的領袖人物，也都會常常說出與時代完全脫節的幹話。

我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在校園度過的，出了社會後，保持好奇心，對我們的事業或生活又會有何正面影響呢？再談個自己的實例吧。我從前是個視金錢為糞土、自命清高的人，完全不關心任何財經議題和理財資訊，到手的錢往往以最快的速度花光，是標準的月光族。一直到二○○八年發生金融海嘯才打開我的好奇心：為何整個經濟學界對危機的來臨幾乎完全無感？也同樣好奇為何聰明人會打造出一個作繭自縛的風暴？

難以忍受好奇心無法得到滿足的痛苦加上對風暴全貌的熱切求知，讓我找來一堆經濟學和理財相關書籍來讀，才發現原來這世界的經濟運作真是妙趣橫生，許多事件和道理都是環環相扣的。除了享受探索世界新知識的樂趣，更大的收穫就是開始懂得理財規畫。要不是有那場危機讓我無比好奇世界經濟的運作，我今天恐怕仍是賺一塊、花一塊二的窮光蛋吧！除了經濟學，好奇心也是推動我探究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等領域的最主要動力！

世界瞬息萬變，學校裡學到的永遠很快就會過時。離開校園後，好奇心恐怕就是支撐人們繼續學習向上、當個終身學習者的強大動力──只有唯一、沒有之一了吧。有些人可能會視出了社會仍像莘莘學子一樣孜孜不倦、找資料學習業餘知識的人是傻子吧？可是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加上人工智慧迅速發展，未來許多工作機會恐怕只會留給有終身跨領域學習熱情的人，到時候誰才是真正的傻子呢？

如果對任何知識懷有好奇，何必在乎別人眼光？自己的好奇心自己滿足。現在「斜槓青年」正夯，正是因為對業餘知識和技能持續感到好奇，有熱情不畏閒言閒語、鍥而不捨地努力，而非先想要當斜槓才去培養第二才能，千萬別本末倒置了。像達文西和費曼那樣對多種事物好奇的鬼才，在不久將來的人才庫中，可能會是通例而非特例了。

想要滿足我們在生活中對事物的各種好奇，也是推動我們培養業餘興趣的動力。人們屆齡退休後仍有好幾十年要活，沒有好奇心推動人生繼續前進是可怕的，猶如一進入中老年就死了，只是幾十年後才入土為安。何不現在就放縱一下好奇心、投身興趣愛好，讓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充實快樂呢？

讀完這本書，我們也許還無法用好奇心來成就一番大業，但至少我們可以了解好奇心旺盛、對知識有渴求的欲望、花費時間精力去自我探索，並不是浪費時間的舉動。我們對「好奇心」本身所知仍有限，可是只要我們對好奇心有足夠的好奇，未來肯定能夠知道更多！

你，又是對什麼感到好奇了呢？讓我們先一起來滿足對好奇心的好奇心。




本文為《好奇心：從達文西、費曼等天才身上尋找好奇心的運作機制，其實你我都擁有無限潛能》（WHY?: What Makes Us Curious）導讀

閱讀全文...

公民必修的科學思考課

　　台灣在教育上非常重視科學的學科。

　　 是的，是科學的學科，例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可是，我們有誰敢說，台灣的教育很重視科學呢？

　　 其實很難說。台灣理科生，在科學知識上的素養，不見得比歐美學生差，可是在邏輯演繹、分析推理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上，和歐美學生比，確實有待加強。這些台灣教育長期忽略的部分，反而是歐美能在科學上持續創新的主因。儘管台灣不斷奉歐美為圭臬，並且有大量教授從歐美留學回國，但為何有些能力就是一直和歐美差距不小呢？

　　要把現代社會的一切從船堅炮利的歐美，移植到非原生的土地上，這是個大工程。過去亞洲最成功轉型為現代化國家的，當屬日本。即使日本在二戰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仍然快速地復甦，甚至一躍成為一個富裕的文明國家。日本在科學研究上的不吝投資，從近年的諾貝爾獎得獎次數可見一斑。 　　

　　作為一個在科學發展上領先的亞洲國家，日本有可借鏡之處。日本科學哲學家戶田山和久的《「科學的思考」九堂課：學校不教的科學》，是非常值得所有關心科學及科學教育的朋友一讀的好書。這本書讓我們真正瞭解科學究竟是什麼，以及科學的哲學意涵，而非停留在理解科學學科的知識而已。很多人看到「哲學」這詞，可能就會聯想到深奧，然而哲學的英文原意是「愛智慧」，就是不斷追問「為什麼」，然後不斷思辨而已。 　　

　　書中介紹了重要的概念，如理論、事實、推論、假說、說明、驗證、實驗等，這些內容非常關鍵。市面上似乎還沒有像這本書一樣，用各種淺顯有趣的方式來說明科學是什麼的書籍。不少主修理工科的學生，也未能夠清楚地解釋好的理論和壞的理論的差別，這本書卻能教你清晰地說明。 　　

　　容我打個比方，好的理論就像智慧手機一樣是多功能多方位的，不僅能夠打電話，還能夠用來上網、發訊息、玩遊戲等等。一個好的理論，能夠解釋的現象及範圍更廣，而且還能統合其他的理論，書中提到的牛頓理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就像智慧手機統合了許多電子裝置，讓我們不必做一件事就要多買一個裝置，好的理論能把破碎片段的知識用一個系統統合起來。 　　

　　書中也詳細說明了，為何有些理論不需要在課堂上傳授。就像有了智慧手機，就不需要再買電話機、計算機、手錶、遊戲機、照相機、錄影機、指南針、筆記本等等。另外，書中也說明了為何偽科學在主流學術圈會沒有市場，因為自然科學不管有多少學科，其基本原理都不會互相違背，就像生物學的世界不會違背數學、物理和化學。然而，偽科學理論就像橫空出世的孤立系統，無法和已被一再驗證過的理論相容。這就像一支手機，只能打給同品牌的手機一樣，就算再酷再炫，會有市場嗎？ 　　

　　拜網際網路的方便和沒節操的媒體所賜，偽科學的新聞和消息，也常常伴隨長輩圖四處流竄。偽科學的另一個可惡之處，在於哄騙信任科學的民眾上當。很多偽科學的東西胡亂編造乍看之下高大上的科學術語，可是卻經不起科學方法的考驗，若只學了科學知識卻不懂科學方法，反而更容易上當受騙。如果讀了這本書，就很容易能夠理解，科學實驗及其極限在哪，為何我們在相信科學的同時，要能夠有批判能力地選擇不接受那樣的論述。

　　 科學並不是沒有極限的，在世上仍有許多事物，科學還未能完全解釋，甚至是無法解釋，例如宗教和人生的問題。《「科學的思考」九堂課》就指出，有所謂的超科學問題。簡單來說，這些問題要參考我們個人和社會的價值觀才能回答，而且也常常無法令所有人滿意。

　　 因此，這本書介紹完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後，便進入第二部，探討更困難的議題，像是日本三一一地震後所面臨的各種議題，這些日本的問題也令台灣人感到好熟悉啊！戶田山和久主張，這些議題必定要有公民的參與，不能只是把責任一味推給政府或專家而已。學者專家，只能從他們的專業中提供各種可能性，讓大家參考，科學家無法決定一個國家社會的價值觀，頂多只能參考主流的價值觀而提出建議，那這之間必然需要互相的溝通。民主社會沒有所謂的父母官，因為父母和孩子的關係是永恆不變的，可是進行決策的官員和議員，是由民主的方式選出，在任期內代表人民，他們不該是擅自作主的家長。

　　 面對像是核能、氣候變遷、生態保育、基改食安等等的議題時，因為面臨到的是複雜的系統，具有更多科學上的不確定性，所以專家的見解就可能有所分歧。更麻煩的是，當科學面對社會和政治的需要，就更難是非黑即白。即便如此，為了要更有效達成大家的目標和共識，我們更需要瞭解科學，而非固執己見。無論是學者或公民，都想要世界更美好，例如有更多乾淨又安全的能源和食物等等。像是書中提到的基改作物問題，主要並非出在影響健康，而是在其他社會價值的方面，那麼散播不實謠言攻擊基改作物危害人體健康，這種無的放矢並不會讓食品變得更安全，甚至還會有反效果。

　　 除了瞭解科學，從《「科學的思考」九堂課》可以清楚看出，日本這個大多數台灣人嚮往和欣賞的國度，其實在教育和社會上也有不少與台灣很相似的問題，即使日本在很多方面已經比台灣先進不少。科學與偽科學的戰爭也好，公民議題的大亂鬥也好，是永遠不會停歇的，因為只要有人，就有多元的需求。如果我們認定科學是好的，那就讓科學有更多的參與就好，讓那些不科學的邊緣化吧。

　　 在科學方法的引領下，這世界其實還是往更進步的方向前進。無論是我們享受的物質生活、便利性或健康衛生，都有明顯的大幅提升，而對世界的認識也一直在增進，我們實在沒有悲觀的需要。科學無法解決的問題似乎變多，但那也可能是因為科學解決掉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所以還沒解決的問題比例上升，才會讓我們有科學似乎愈來愈不行的錯覺，我們應該理性地認識到這點！現在和未來，科學都會是我們認知世界的一盞明燈！


　　本文為《「科學的思考」九堂課：學校不教的科學》推薦序

閱讀全文...

房間裡最明智的人

每個人都想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大企業也希望能時時做出明智的決策。

不過近來商界令人敬重的大老闆失言，差點把企業多年苦心在年輕社群中經營的形象，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航空公司把付費的顧客強拖下機造成身心重大創傷，號稱最佳溝通者的CEO還火上燒油地指責顧客，在全球社群媒體炸了鍋；國內頂尖大學陷入論文造假醜聞風暴，至今仍一整個狀況外⋯⋯要能在大企業和頂尖大學當經理人和高層當然不簡單，必須具備多方能力，可是他們卻犯下超低級的錯誤，這說明在事業或學術上絕頂聰明能幹，和是否有足夠的智慧面對社會大眾，可以完全是兩回事。

為了解決氣候變遷、中東的衝突、貧富差距等，兩位令人敬重的社會心理學家湯瑪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和李．羅斯（Lee Ross）寫了《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康乃爾X史丹佛頂尖心理學家帶你洞悉人性、判辨真偽》（The Wisest One in the Room: How You Can Benefit from Social Psychology’s Most Powerful Insights）。他們在書中指出，智慧和聰明一大關鍵分野在於「智慧」關乎對人性的洞見與掌握，所以智慧和高智商可以完全脫勾。

湯瑪斯‧吉洛維奇長期與行為經濟學鼻祖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以及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研究「熱手效應」、「偏見盲點」、「群聚錯覺」、「自我設限」、「焦點效應」、「錨定效應」、「後悔心理」、「自我中心主義」等認知現象，康納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就詳談到其中一些觀念（請參見〈快思慢想的世界〉）。

這兩位社會心理學家表示，有知識的人深諳結果與方法，有智慧的人則明辨因果。一個有智慧的人，必然了解人類行為背後的來龍去脈，洞悉錯誤判斷、失敗預測與糟糕決策的前因後果，所以他們必須應用社會心理學的方法和研究，才能找出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他們倆人加起來的研究資歷超過八十載，畢生所學的洞見和功力都投注在這本《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

他們認為有智慧的人不會讓眼前的訊息綁架，也不會被錯覺騙倒。

《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第一部提出智慧的五大支柱，而第一章就令人意外地指出，要當個有智慧的人，首先就是認清一件事實：「客觀，其實是種幻覺」。即使這是個沒圖沒真相的年代，航警把顧客強行拖出飛機都能被輕易拍成影片上傳社群網站，人們還是會因為先有各種偏見而腦補。為何我們比較容易看見別人而非自己的偏誤？客觀公正到哪去了？我們該如何超脫各自的歧見？他們用了兩人和其他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一一說明。

第二個支柱是善用情境的推力與拉力，例如為何瑞典人同意器捐的比例遠遠高過丹麥人？為何消除障礙比提高動力還要容易達成目標？這在行為經濟學之父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和哈佛法學家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的好書《推出你的影響力：每個人都可以影響別人、改善決策，做人生的選擇設計師》（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舊譯《推力：決定你的健康、財富與快樂》）中也很棒的討論（請參見〈決定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推力（Nudge）〉）。

只要出了社會，慢慢就會學會一件事，那就是「巧立名目」的能力十分重要，很多作法能否被接受，不是因其實際內容，而是故事如何被呈現。例如「如果你說一個女大學生，晚上去夜總會陪酒，聽起來就不太好，可如果你說一個夜總會小姐，白天堅持去大學聽課，就滿滿的正能量了。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學者，開了個公司，會被鄙視，認為你俗，真是斯文敗類。可是如果你說你是一個商人，經商之餘還專研學術，別人會肅然起敬⋯⋯想想現在一些犯罪分子，還在政府各部門堅持為人民服務，真是很勵志！」

所以「遊戲的名稱，意義的創造」是事情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同一個遊戲被稱作「社群遊戲」或「華爾街遊戲」，就能產生天差地遠的觀感。我們如何跳脫語言的框架，主動找出事物的真實樣貌？

我們的行動往往決定我們的感覺，我們不知不覺使用已發生的行動解讀自己的想法和偏好：買了監看幼兒戶外安全的商品，爸媽反而更提心吊膽；需要動手組裝的商品，銷路勝過不花力氣的商品。為何行動能改變態度，可是反之卻不然？

《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要我們擺脫成見的限制，作者將它們比喻成是鎖孔、透鏡與濾片。意識形態與先入之見如同透鏡與濾片，讓我們容易看見與理解某些事物，同時也看不見其他事物。例如，如果你相信家庭的支持對孩子十分重要，自然會看到愛的教育培育出許多成功人士，卻看不見這些家庭養出的公主病和溫室草莓，也看不見虎爸虎媽也能教出快樂又頂尖的孩子。另外，他們也指出其他偏誤如何遮蔽視野，扭曲判斷，並拖累決策。

談完人類行為原則的各種現象，《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第二部談智慧的應用在個人和社會面對的重大議題，例如如何追尋快樂、解決棘手衝突、協助弱勢與表現不佳的學生，還有因應氣候變遷的難題。

首先談如何過得快樂，分析快樂的個人和社會有何特徵，提個箇中竅門。同樣的旅遊預算，是該吃住省一點，換取兩週的時間，還是只待一週，但住好一點、玩更貴的行程？心理學建議，選擇值得回味的短天數旅行，因為把愉快假期的時間延長一倍，對提升快樂幾乎毫無效用。因為回憶將伴隨我們一生，所以購買體驗絕對比購買物質還划算。另外，在非常難受的療程後多加一段短的普通難受的，也有助提升品質。

接著《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關注阻礙快樂與福祉的禍首，談為何人們不能好好溝通？從古至今，個人、團體與社會的衝突分歧無可避免，作者們認為再棘手的僵局也都有出路，只要詳加檢視不同團體之間有何心理障礙，導致難以達成雙贏的協議。

美國因貧富差距和族裔問題，教育面臨許多困境，教育可以怎麼改革？刻板印象與相關期望會否讓弱勢族群無法藉由教育翻身？如何破除低階的社會政經地位所造成的惡性循環？《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提出兩類成功的教育案例證明巧妙運用心理學，從此進入良性循環，讓師生共創亮眼的成果，例如光靠口頭鼓勵就能提升弱勢族群學生的學業表現，也能拉高女生的理工科目成績。

米帝轟完敍利亞又轟了阿富汗，接著可能要滅了北朝鮮。全球有達成共識的一天嗎？除了戰爭、恐怖攻擊，全球所有人類還面臨一個最大的危機：極端氣候的威脅。他們從心理層面探討為何大家都願意當好公民，卻難拿出所需的資源和決心。《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主張，有智慧的人知道如何從生活細節著手，透過行為與想法的改變，達到最終目標。他們最後用偉大的政治家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的智慧來說明他們心目中真正的智慧。

《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對領導人和公民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不過我認為書中提到的「智慧」（wisdom）似乎和大家的認知不太一樣，如果讓我取中文書名，我不會把「wisest」翻成「最有智慧」而是「最明智」，因為所謂「智慧」，我們應該想像到的除了處世之道，也包括對後世深遠的影響力，例如許多歷史中的聖哲，不僅是把事情辦好而已。不過如果要在本世紀做個超明智的文明人，這本《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確實提出許多明智的方案，值得我們明智地參考。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泛科學。

閱讀全文...

也來談談「得到」

有三個自媒體節目一直是我的精神糧食，他們是羅胖的《羅輯思維》、宋鴻兵的《鴻觀》和梁文道道長的《一千零一夜》。這三個知性脫口秀節目不時有讓人毀三觀、開腦洞的絕妙觀點和知識，開擴了我很多耳目一新的眼界和視野（請參見〈也來談談「羅輯思維〉、〈瞎談《羅輯思維》和《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個經典〉、〈也來談談《鴻觀》〉）

最早看的是《羅輯思維》，我過去一向是用優酷的iPad APP來看《羅輯思維》、《鴻觀》和《一千零一夜》，因為可以下載下視頻，在搭客運、電車、高鐵和飛雞時觀看，趁亂⋯哦不⋯趁打發漫長交通時間時順便學習成為裝有學問的人。

去年中羅胖去美國生了娃所以可以在家扁美國人，找來了幾位朋友代班，原本道上就傳說案情不簡單，後來羅胖一直吹棒萬維鋼，說他們搞出了一個新的APP，稱作「得到」，說裡頭有包括萬維鋼和幾個代班朋友的專欄。過去因為有安裝中國的APP的不良經驗，包括還要極為曲折的搞對岸的人頭和帳號，尤其是要有對岸手雞的號碼，加上又聽說有資安的危險不太靠譜，雖然我最大的缺點是潔身自愛，所以就非常抗拒。

一直到羅胖今年過完春節回來，居然出了大絕招，不再其他平台更新了，全部轉移到「得到」APP上，而且還只搞音頻不再弄視頻了。以下這個居然成了絕響，以後再也不必在交通工具上拿平板盯著一個肥宅看被路人用奇怪的眼神卑視了：




我原本心想完蛋了，以後恐怕只能偷偷摸摸聽鄉民轉出來音頻了吧，還好很快聽說「得到」也能接受海外手雞註冊，於是立馬註冊。註冊後原以為只能聽羅胖的《羅輯思維》，因為沒對岸銀行帳號無法付費，沒想到「得到」居然能用iTunes的帳號APP內購買充值，於是荷包裡許多小朋友就被拐騙到對岸去賣肝賣腎當奴隸了，算羅胖狠。

老實說，這真是個羅胖團隊的一個漂亮的大絕招，要不是羅胖捨棄其他平台，就算他再嘴炮「得到」有多少用戶有多好用，我鐵定不會理他，誰有那中國時間再去裝個APP從新開始適應，雖然iPad空間很大，但是「得到」從安裝後就一直成為數百個從來沒點開的APP之一。羅胖耍大絕後又來招陰的，把每週五六十分鐘的長談拆成每週一至週五各十幾分鐘的短講，這又強迫人中獎。因為每天只有十幾分鐘，早上睡醒上厠所到準備完早餐剛剛好，於是每天聽《羅輯思維》變成幾乎無成本無負擔的一件樂事。






因為羅胖的這新招，讓「得到」的使用率變得頗高，除了每天的音頻，裡頭又有一些心理技巧讓用戶的黏著度更高，例如有各種勛章，只要打卡、使用或付費過了一些門檻就能獲得，獲得勛章就能免費選電子書或說書音頻（這些對他們來說幾乎是零邊際成本），讓用戶和自己比賽；另外，《羅輯思維》過去四季的音頻只要¥1就能擁有，這誘使用戶去充值，充了值滑手雞或平板就容易手賤順便買東買西，像我就不小心訂了萬維鋼的《精英日課》，然後想說只訂一個專欄有點空虛，就多訂了《樊登速讀》。這些專欄除了文稿還會有一個阿宅轉述成音頻。




訂一個專欄要價¥199，要拐騙五個荷包裡的小朋友去對岸，兩個專欄就要近十個小朋友，雖然理性知道兩個專欄加《羅輯思維》加廿卅分鐘的免費知識新聞，不管有沒有中國還是美國時間，都不太可能聽完或讀完，更不可能再多訂購了，除非是領十八趴或九成所得替代率退休然後怕沒錢去旅遊所以去總統府抗議才可能有那樣的時間。不過當《熊逸書院》一上線，我又含淚昧著良心拐騙五個小朋友去跳火坑坑爹了。




羅胖自從成了美國人的爸回來後，我覺得《羅輯思維》有非常大的進步，至少不像以前傻傻的大唱右派價值觀惹毛一些用戶，而且還不時有精彩的新論點，實在非常給力。今年的跨年演講也真的是精彩，雖然我要待一個多月後春節回家當大少爺才有空聽完，但是元旦臉書居然被《時間的朋友》洗板也令人心有餘悸。

雖然說每天十分鐘左右的短講是為了迎合現代人碎片化巧克力⋯哦不⋯碎片化時間的口味。然而，我還是認為羅胖應該回復成四五十分鐘較長的視頻或音頻，因為十幾分鐘實在不容易把一些問題探討得夠深入和交待清楚，尤其是羅胖最有研究也取有心得的中國近代史，即使分好幾天效果也因用戶的記憶有限而打折扣。

當然每天十幾分鐘的音頻應該是比拍五六十分鐘的視頻輕鬆吧，但是這也太糟蹋羅胖的才華了，搞得和其他知識新聞的區別不大。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雖然有週二例會的直播或其他直播視頻，但是羅胖如果劃地自限，《羅輯思維》搞不好有天會只是成為一個普通的專欄，「得到」也會和其他競爭者如「喜馬拉雅」的市場區分不大。

據線民的報告（據說週二例會直播就有提到，但我沒有中國時間看），每年要價¥199的專欄，每位作家一年簽約的收入是人民幣百萬，而且大部分專欄都是一上櫃第一天就撈回本，現在總共有廿二個牛逼的專欄，未來還會不會有牛人一上市就要我再出賣五個小朋友的專欄也很難說。除了專欄還有許多電子書，還有俗稱乾貨的長書摘，或者一些書籍的說書音頻，所以如果良心喂了狗，是可以再誘拐許多荷包裡的小朋友去水深火熱的對岸的。

「得到」恐怕是華人地區最有能力知識變現的產品，其成功除了優質的內容，是羅胖這幾年苦心鑽研商業和廣結人脈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台灣近年也有人想要學羅胖的團隊能夠知識變現，不過很多作法不只是雷聲大雨點小，要不然就是還沒出手，羅胖他們早演化到另一個境界了！要怎麼辦呢？一年給我百萬人民幣讓我嘴炮我就告訴你們。

閱讀全文...

讀古文真的可以拯救道德淪喪的台灣嗎？

最近有兩個熱門話題，一個是有學者提倡讀古文可以拯救道德淪喪的台灣，另一個也和道德有關，那就是網路霸凌讓一名年輕楊姓女模輕生，社會針對網路霸凌一片熱議。

那我在這裡兩個話題一次滿足吧！我想說的是，古文教育不能廢，但我們也不能用讀古文變得更有倫理道德。古文是古人寫的，可以道盡人性，但無法改變人生！

我從小算是個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呃，什麼叫作「算是」？因為看開了，就當作是人生經驗，也不太難過了……才怪。有陣子實在太常被人痛扁了，乾脆收費當人肉沙包給大哥們出氣。被打到頭破血流，還有有根肋骨還被打傷，都不敢讓爸媽知道。後來還被打成內傷，痛了幾年受不了了，才哀求爸媽帶我去看醫生，吃了半年中藥才好。

為何會被霸凌？因為我出生時缺氧了十幾廿分鐘，有輕微腦性麻痺，所以動作不太協調，不懂事的小孩都愛欺負班上長得或動作最怪的人吧。網路霸凌和校園霸凌當然不同，因為後者至少還知道是誰在欺負你。網路霸凌更惡質，因為可以是暱名的，或者混在人數中當鄉民靠北，很沒有GUTS！

小學時被欺負到受不了了，爸媽拜託校長處理。我們家和校長不錯，因為他太太開的幼稚園就在我們家隔壁，原本以為校長會認真處理。結果校長有一天怱怱在上課時進來我們那班，手上抱著一堆公文還在看，要我當場指認是誰霸凌我。我當時幼小的心靈怎麼敢當面指認，於是只好說沒有，校長也只冷冷地說沒有就好，掉頭就離開。於是回到家我就要背上欺騙父母的罪名，還被扁得更慘。那個校長還真是他X的王八蛋，我從此還能相信大人嗎？這讓我提早看清很多大人的智商和能力，很好…

於是就只能自暴自棄，作業不交考試亂考，長輩和老師當我是爛學生。到了中學，因為小學成績實在太爛，考不上我們那裡的中學，只好發配邊疆到老爸的故鄉去念書。離家背井，又繼續被霸凌，苦不堪言。所以，從小我就相信人生是苦的，一聽聞佛法就非常感動。除了佛法，讓我還有勇氣活下去的，就是中文課裡的許多篇章，尤其是古人寫的。




今年年初，參加了Readmoo主辦的「【犢講座26】何飛鵬×張曼娟的經典學堂：經典裡的現代智慧」，在講座中何飛鵬和張曼娟談起了古文的各種面向，有人生智慧的、情愛的、處事的、勵志的、唯美的，何飛鵬有本新書《自慢7：人生國學讀本》，他在講座和書中，談到他過去讀古文的心得，頓時中學時苦澀的少年時光的點點滴滴浮上心頭。




被師長唾棄、被同學霸凌，無心向學，我一直不知人生該何去何從，初中除了數理的科目，唯一還有點興趣的，就是中文課。我們馬來西亞中文獨中上的中文課，大概有一半是古文吧。每次上到古文，全班也都叫苦連天，我也不例外。可是，有些古文的篇章還真能打動人心，於是中文課就不只是學語文，常常也成了人生哲學課，看看自己的處境，對照古人人生中遇上的磨難，感動之餘也覺得自己的渺小，吃點苦不算什麼。

到了高中，同學比較不會幼稚地玩霸凌來霸凌去的遊戲了。另外一個人生的轉捩點是遇到不錯的中文老師，尤其是高二遇到顏龍章老師（1925-2006），他是馬華資深作家、詩人暨教育家，當我們中文老師時已經七十幾歲了，但身體不僅硬朗，還很開明，鼓勵我們就課文內容思索辯證。顏龍章老師不僅教學認真，他很鼓勵我寫作，讓我受寵若驚，認識到自己原來是有用的人，於是才奮發圖強。


為何還要學古文？

我並非真的全都喜歡古文，有些古文我也覺得很無聊，可是有些篇章，卻深探打動我的心。現在還有印象的就有《諫逐客書》、《屈原列傳》、《報任少卿書》、《桃花源記》、《歸去來辭》、《後出師表》、《陋室銘》、《阿房宮賦》、《師說》、《醉翁亭記》、《岳陽樓記》、《前赤壁賦》、《六國論》、《讀孟嘗君傳》、《芋老人傳》等等。詩詞就更多了，詩經、唐詩、宋詞、元曲都有不少喜愛的作品。

古人的智慧，當然不一定得要用古文才能傳達，可是為何還是要讀古文才能體會呢？因為人生智慧如果是一整篇文章，而不是幾句能朗朗上口的話，那麼最有智慧的，不就是論文了嗎？所謂智慧，就是因為不神奇精妙，而是透過能朗朗上口、具文字美感、能觸動內心，同時打動感性和理性的心，那才是真正的智慧，若不如此，那智慧不就只是指令公式而已？人腦不是電腦啊！

即使把古文全都譯成白話，我們感性的心未必能像直接讀古文那樣折服，因為失去了原有的美感，感動就少了幾分。不如我們就把《古文觀止》中的佳句如：

「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
「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等等這些都翻成白話，看看讀古文還是白話，哪個比較能打動人心呢？我們該問問的不僅是理性的心，也要問問感性的心，感性和理性的心都服了，就是一輩子的智慧了。

而且有些古文的言外之意也無法翻譯的，台大呂世浩老師的《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就指出司馬遷的《史記》裡頭，文字的運用就有言外之意，例如為何是「秦始皇」而非「秦始皇帝」，連司馬遷沒寫的，都有其用意，這如何只透過白話來讀？

不過，現在要來談國文教育，可能還是要有點勇氣吧？一不小心就被以為食古不化。去年一篇聯合報刊出「語言癌」專題，就引起許多論戰。許多人主張語言使用沒有絕對的優劣，指控某些用法不恰當，是霸權主義。

我不是語言專家，我不懂語言的使用有沒有優劣之分。可是，我們在學習英文時，老師不是會教導什麼樣的句子是比較好的句子，怎麼樣的文字使用是比較優異的。還有經典的英文寫作聖經如《英文寫作風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指出什麼樣的用法比較好等等（請參見〈沒讀過《英文寫作風格的要素（中英完整版）》（The Elements of Style），別說你懂得英文寫作！！！〉）。

美國要念研究所要考的GRE，都還考很難的語文能力，這是我們外國人考GRE最吃力之處，對老美也不輕鬆。寫古文和學那些艱難的英文詞彙一樣不輕鬆，可是文化的學習和保存本來就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語文本來就不僅是要用在日常溝通而已。任何一個正常的文明社會，被不會把語文教育降到只能用在「俗」而不能理解「雅」的地步。

語文課，肩負了許多責任，語文不僅是用於溝通而已，語文課，能同時教導我們許多人生的面向，有哲學的、處事的、情感的，美學的、歷史的等等等，所有民族的語文課都不可能只是教導現代的語文，還會欣賞過去的文學作品，而且是以讀原典的方式，儘管有難度。像歐美國家，就把語言使用的能力，不僅是溝通的效率，還包括文筆的優美，當作一個人人文素養的必要條件。

我們也透過語文學習許多溝通以外的能力，如分析能力、審美能力，還有上述提到的人生智慧等等。如果把語文簡化成能溝通就好，我們喪失的是一堆文明社會共同的價值。文明之所以異於野蠻，就是文字被賦與的功能不僅是溝通而已。即使是沒有文字的社會，仍有詩歌啊！更何況文字寫下來了，能夠做的變化和功能就更多了。

像《史記》，還有其他文明的歷史記載，如古希臘的荷馬史詩等等，都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原本可能只是為了方便記誦或閱讀而產生的文字美感，成了整個民族共同的記憶和藝術風格。單純的文字記載，後來成為有美感的文學，是所有民族共同趨同演化的結果，顯示在人類的認知上，把文字記載賦予美學的責任，是必然的結果，並不見得是有什麼文化霸權主宰。

許多能被傳唱千古的文學家，其作品先要能引起共鳴，是愈多人感動愈好，而非曲高和寡，所以多少還是要能雅俗共賞。一個民族，能流傳下來為文學家們和大眾有共識共同喜愛的作品，經歷過歷史考驗的作品，其美學基礎並不純然主觀。

人不是一個單靠理性分析過活的動物，人的內向還有許多樣的需求，人也不是生而孤單的動物，而這些內向的需求，在社會中是有著一種共同的價值的，這就是為何我們讀到和我們不相干的人的好作品，仍會產生強烈的共鳴，因為一來那觸動作為人共同的感情需求，另外也讓我們和時空相異的另一位知己有強烈的連結，這都是作為人能夠體驗幸福的寶貴能力。讀古文，讓我們知道千古不變的是什麼！

文言文也非完全死的語言，許多成語、諺語，詞句在現代社會還被廣泛且大量的使用。文言文在中國歷史上被當作書面語使用的歷史可參考〈【麻瓜的語言故事】為什麼會有文言文？〉。語文的功能既然是多元的，如果完全拋棄讀古文，現代人可能無法理解一些詞語的用法和變化，我們現在畢竟不是只需要讀網路文章和看漫畫，如果無法欣賞一些過去的文學作品，那麼就是踐踏現代社會最寶貴的優勢，那就是也能夠享用過去的文化資產，那我們不是活到過去資源更稀缺的年代了嗎？


讀古文可以拯救道德淪喪的台灣嗎？

國語文教育仍是非常重要的，是民族珍貴的資產。語文的面向是很多元豐富的，如果把功能一一抽離，會很難理解他人的主張。台灣國語文教育也因意識形態而有紛爭，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最近開了記者會，對於年輕人缺乏中華文化素養表示擔憂，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劉源俊痛批，台灣文化目前是空心文化，社會也是「四無」無禮、無義、無廉、無恥；年輕一代也是「六沒有」沒有認同、沒有自信、沒有耐性、沒有願景、沒有志向、沒有主張，擔憂台灣將變成下一個菲律賓。這就可議了！

我們確實可以從古文知道到許多民族共同的倫理價值，至少懂得我們過去的歷史，以及作人處事的道理。我們現代這個社會之所以能比過去所有已存在過的社會還要進步、文明，就是因為我們不僅有現代的種種新事物、新發明，我們還能輕易地利用過去的資產學習，學習面對古人也曾經面對過的問題，學習避免犯同樣的錯。我們能向古人學習他們的智慧，古人無法向我們學習現代人的智慧，誰比較爽呢？

然而，儘管古文中確實提到許多倫理價值，可是人並非是從書本裡頭學習到倫理的，而是透過生活中的實踐。台灣是個後發現代化社會，也就是現代的所有事物、制度都是從外引進，不是從本土產生的。所以我們社會上有許多衝突。

在傳統社會，一切事物自有其嚴謹的社會規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要住怎麼的房子、多大的房子、方位如何，在家中用餐順序等等，都有社會規範，而且社會規範和道德準則是不分的，用餐順序錯了、特定場合穿錯衣服都是大逆不道。可是現代社會不僅打破了一些社會規範，也不再把社會規範當道德準則，不符社會規範會被當白目，而不是道德上的錯。

就因為傳統社會的規範變弱了，所以才會產生多元的價值觀，去參加婚禮這種人生大事就可以看到五花八門的做法，從最傳統嚴肅的到玩最瘋的都有，奉養父母、分配遺產等等才會產生諸多爭議。可是我們不可能回到傳統社會，傳統社會，家族的在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大過國家社會的，對國家社會有害當對家族有利的事是被鼓勵的，這難道是搶救國文教育聯盟想看到的嗎？

現代社會中，對社會國家有害但對家族有利的事不僅不被鼓勵，還會被禁止。家族的重要性也崩解，我們化為更小的單元直接面對國家社會，所以在這個時代，倫理道德的教育，不該是靠讀死書，而是透過思辯，就像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那樣，思索各種行為和思想在這個時代產生的意義（請參見〈一場思辨之旅的正義〉）。就算是古人，他們也有思辯，尤其是先秦諸子百家，只是後來倫理道德的價值才比較被固定下來。我們面對現代各種衝突，根源並非是因為讀太少古文，而是太少去思索辯證。

我不反對讀《論語》等古文，甚至認為只要是華人，至少都要讀上《論語》和其他經典裡頭的幾句話，因為無論喜不喜歡，孔子等人的思想還影響迄今，一個在華人社會稍有文化的文明人都不能一無所知。西方人在討論倫理、政治的價值觀時，也常常動不動搬蘇格拉底（Σωκράτης，前470－前399）、柏拉圖（Πλάτων，約公元前427－前347）、亞里斯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出來啊！他們不見得是要同意古希臘哲人所說的，而是要追本溯源、清楚脈絡，理解他們價值觀的起源和變化。

可是，認為讀《論語》能培養道德也太天真了吧？中國從隋唐至清末，有哪個當文官的沒讀過四書五經？可是中國歷史上有為的清官又有幾人？這種儒家的天真居然可以沿續到現代社會？

儒家另一天真之處是以為古人真的比較有智慧。哦對了，就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才需要讀古文，因為從史籍中才能知道古人，即使聖人如孔子，犯下了多少錯誤，瞭解古人不見得比較有智慧，也不見的比較有道德。我們尊崇一些古人當作聖賢，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很有道德，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讓我們瞭解在某些特定時空背景下，究竟如何才比較有道德，而君子有所為與不為的代價是什麼，如此我們才能設身處地產生同理心，容忍異見避免歧視，而不是自以為是地高高在上打著道德的旗子壓迫低層弱勢！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指出「光講道德習慣，不能解決國家治理技術落後的問題」、「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中國到了秦朝，就有一套很有效率的中央集權制度，就是對戶口、地方資源等等的數據進行嚴格調查，所以能有效掌握全國狀況。到了明朝，當時風氣是當官的儒生硬要講氣節，成天把仁義道德掛嘴邊。其中最誇張的是方孝孺，要被朱棣誅九族，他竟說：「滅十族又如何？」，連門生、朋友都殺光，賠上873條無辜的生命，以為他為仁義道德而死會傳揚萬世。

一堆明朝的蛋頭學者官員不肯積極更新地方戶口等資料，以為治國用仁義道德就夠了。張居正本是明朝最有能力的能臣，實行許多制度上的改革，清丈土地、改革賦稅制度，讓明朝又往上發展。可是他一死，就被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儒生官員鬥臭，放任稅賦制度擺爛，連萬曆皇帝都拿他們沒辦法，於是連萬曆皇帝都幹脆罷工不上朝，把整個國家放任空轉，於是萬劫不復……關於這些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寫得很清楚！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就該學到教訓，增加古文份量並不見得能讓人更有道德，台灣社會裡許多大賺不義之財的財團富豪，求學時期讀過的古文肯定比現在的學生多，也都讀過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啊。與其寄望古人來拯救我們，我們先搞清楚這個社會不公不義的來源到底出在哪，可能還比較能安慰人心吧！


參考文獻：

1. Eric Schwitzgebela, Joshua Rustb, Linus Ta-Lun Huanga, Alan Moorea, and Justin Coatesa. (2011) ‘Ethicists’ Courtesy at Philosophy Conference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5: 3, 331 - 340.

2. Joshua Rust & Eric Schwitzgebel (2013). Ethicists' and Nonethicists' Responsiveness to Student E‐Mails: Relationships Among Expressed Normative Attitude, Self‐Described Behavior, and Empirically Observed Behavior. Metaphilosophy 44 (3):350-371.

閱讀全文...

跟著大數據學習教育

在這裡介紹過了牛津大學網路研究所教授麥爾荀伯格（Viktor Mayer-Schonberger）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資料編輯庫基耶（Kenneth Cukier）的《大數據》（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這本好書，他們探討大數據（巨量資料）是什麼碗糕，大數據有什麼意義，還有大數據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對經濟、社會和科學會帶來什麼影響，我們又能如何趕搭上這波新潮流，如何懂得保護自己，避免個人資料和隱私受到侵害等等（請參見〈快準狠的大數據〉）。

這次他們把魔爪…哦不…觸手伸到了「教育」，寫了這本《大數據：教育篇：教學與學習的未來趨勢》（Learning with Big Data: The Future of Education），因為跟據他們的觀察，大數據正在跨入教育體系，對於全世界的教學與學習活動，勢必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因此在這本書就是要談談大數據將如何改變教育。

他們舉出「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OOC）、可汗學院（Khan Academy）、Duolingo語文學習網站等案例。雖然這些線上課程早已不是新聞了，可是他們要再進一步告訴我們，當大數據的時代來臨，教育就不只是上課聽講、讀書考試打成績、或是輕易選修更多科目而已。透過大數據，我們可以擁有史上最強大、具實證效果的工具，能夠瞭解「誰在學習」、「怎樣教學」與「如何學習」這些重要的課題。

大數據讓我們前所未有的方式和觀點，看到究竟什麼有用、什麼沒用，以前不可能觀察到的種種學習阻礙，現在有辦法一一化解，大幅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顛覆傳統教學模式，造福更多學子。課程可以依據學生個人的需求做調整，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因為教師可以透過學生在線上學習時不經意的行為來判斷成效、調整教學內容和順序，以及多次複習會造成學習瓶頸的困難觀念，甚至即時因應學生的反應而出招等等。教師的工作不會被教學網路和影片取代，而會變得更有效益、也更有趣，因為能夠更專注針對學生作個人化的指導。

他們也認利用大數據分析，學校領導者和政府決策官員，也能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教育機會，這些正是減少社會貧富差距、讓社經階層流動的重要因素；社會大眾也能夠知道「學習」應當是怎麼一回事，打破教育主管機關和學校的壟斷地位，從而讓教育的本質和體制徹底翻轉。他們主張，大數據時代正是不斷學習的時代、翻轉教育的時代！

不過大數據的應用是雙面刃，我們可能會把相關性誤判為因果，而且如果學生的個資無法被保護，其舊學習歷程被曝光，可是會影響日後的升學與就業。關於這方面，《大數據：教育篇》引用了《大數據》的許多觀念和案例，例如誤將相關性當因果以及個資保護等等，所以建議也要去讀《大數據》這本書。

不過，盡信書不如無書，作者在西方遇到的問題，和我們在東亞遇到的，有很大的差異。最大的差異有兩點。

一個大差異，在一張很多網友在臉書分享的圖表清楚表達出來：圖裡有兩條軸線，第一條軸線為「歐美人才養成」，而第二條則是「台灣人才養成」，軸線將學習生涯分成「學前」、「小學」、「國中」、「高中」以及「大學」等五個階段。「歐美人才養成」各階段的學習目標相當明確並且不同，學前做好生活管理、小學探索環境、國中要開始找尋自己的夢想、高中則要面對生涯抉擇，而到了大學就要開始培養實務能力。

台灣人才培養的軸線，從「學前」一直到「高中」生涯，全是「讀書考試」，一直到「大學」時期，才要將「生活管理」、「探索環境」、「找尋夢想」、「生涯抉擇」以及「培養實務能力」一次統統完成，其中當然還少不了「讀書考試」。




歐美的教育偏向素質教育，相對於偏重考試的應試教育而言，較為注重體育、藝術能力和多元智能的培養，而真正的素質教育，目的在於讓學生能發揮個人潛能，各展所長，並培養良好的品格，並不局限於學術上的才能。台灣的教育能夠篩選出很會考試（甚至還不見得會「讀書」哦）的學生，連公務系統都極度依賴考試，雖然有好些公家工作幾乎不需要考試的技能。可是因為考試實在太浮濫，使得疲於奔命的教師能好好用心出題的時間都被嚴重壓縮，連有沒有認認真真地好好考考學生各方面的學術能力都成問題，更甭提學術能力也非社會所需的全部。

另外一個差異是，台灣的教育太過注重標準答案，可是嚴重扼殺學生的創意。但是歐美的教育很注重個人的啟發，所以頂尖的人才在歐美的教育環境，往往可以更容易發揮出他們的潛力，表現出他們充沛的創造力。可是他們的對素質一般的學生，反正做得不見得比台灣好。台灣的教育環境，讓學生拚命練習考試、練習考試再練習考試，讓學生的程度比起歐美整齊的多。以我和朋友們在美國唸博班當助教的經驗來看，台灣學生的程度差異在一個班中，算是比較整齊的，成績優劣幾乎憑個人努力付出多寡。可是在美國大學，尤其是公立學校，大部分的學生，在數理方面真的很不行！

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常常看到學生在實驗數據中，他們嘗試要把上噸的鹽溶在小燒杯裡，或者把實驗桌上的小鉛球射上火星，因為連單位都搞錯了Orz 有位老師在普通生物學考題上問學生什麼是pH值，居然有四分之一的學生選擇「它不存在」；還有老師指出，大四的學生，居然有兩成回答果蠅的基因數量是小於一，另外兩成寫無窮大（正確數目大約是一萬多），他說那四成學生基本上是「完全的廢物」；還有很多搞笑的事，真是罄竹難書。面對這些學生，教授們的態度往往是「放棄」，可是大數據或許能讓這情勢反轉。

台灣的教育環境，往往比歐美更善待中上程度的學生，用嚴酷的練習考試來磨練他們的能力，可是卻嚴重地忽略了頂尖人材的教育，而且也幾乎完全沒有為培養社會各界的領袖所準備。台灣的大學，就算連頂尖的台大和清大，大致上都還是停留在訓練優異的幹部為主，教授的教學方式和內容，和其他大部分的大學幾乎沒差太多，頂多深度有一些差異而已。可是，就拿美國來說，頂尖大學的目標是在培養頂尖的領袖！一流大學的目標是在培養社會各界菁英、二流大學的是在培養優異的幹部、三流大學的是在培養良好的基層員工等等。所以，很不幸的，台灣的大學可能在培養優異的幹部上很稱職，可是要成為社會各界菁英，就只能靠學生自己的努力和見識，領袖的話就算了。

要培養出優異的幹部，大數據的應用應該有其優勢，可是社會菁英和領袖的培養，大數據或許無用武之地，因為大據數無法告訴你過去未曾發生的事情，也無法預測和產生出創新，因此對於台灣的教育，大數據可以提高學生的學業，可是五育的訓練，以及領袖和社會菁英的培養，我們可能先不要去思考什麼大數據之類的，先從整體教育環境下手才比較實際。

關於教育，這裡只能點出冰山一角，我也沒有標準答案，但請容我在此私心介紹一位好友謝宇程在商周的高人氣專欄「學與業壯遊」，裡頭有很多很多問題，我們必須繼續思索。

台灣教育問題多如牛毛，不過我們不必對台灣教育灰心，看了以下影片，你應該會很感動，希望還是在的：



本文原刊登於【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泛科學。

閱讀全文...

拿了博士學位，接下來呢？－《別讓畢業變失業》（A PhD Is Not Enough）推薦序

這本《別讓畢業變失業：有了博士學位還不夠，你更需具備學術和業界的生存力》（A PhD Is Not Enough!: A Guide to Survival in Science），可以視作《研究所這條路：升學、研究、社交、謀職一把罩的研究所生存術》（Getting What You Came For: The Smart Student’s Guide to Earning a Master’s or Ph.D.）的續集，因為後者指導你如何在研究所時期生存和成功，前者就討論拿了研究所學位還要怎麼辦（請參見〈研究所這條路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當我在念博士班時，這本《別讓畢業變失業》相當暢銷，很多教授推薦。在美國，博士班畢業的生存條件，可能比台灣更嚴苛，因為美國畢竟匯集了全世界的菁英，可是學術界裡的工作又少之又少，一個教授職位往往有上百人試圖來應徵，經過一關又一關的淘汰，只會剩三至五位候選人能夠到校演講和面談，經過了兩三天的車輪戰，往往能勝出的，已經不僅是有極為突出的研究成果，也要能言善道，能夠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講之外，可能連人緣也要不錯！有些頂尖大學，甚至還需要第二回合的面談，出動系上諾貝獎等級教授，詳談未來的研究計畫，待大家都沒有疑慮了，才會起聘。

既然一個教授職位會有上百人來投履歷，當然大部分的博士都無法在學術界繼續工作，可是博士班生涯的訓練，又主要是以學術工作為主，於是使用許許多多博士比起大學生，更無法學以致用，面對到更嚴峻的挑戰，甚至挫折。很多大學可能會提供大學生和碩士生職業生涯的協助和輔導，可是對博士生反而幾乎不理不睬，或許是以為博士生應該比大學生和碩士生更能夠獨立求生，或者大學其實也搞不清楚該如何提供協助與輔導。在這種狀況下，唯一的解方，就自己的前途自己拚！

博士畢業後，不少領域還需要經歷「博士後研究」（Postdoctoral research）的階段，這個簡稱為Postdoc的工作和身份，諧音就是「搏屎塔」，差不多也能形容「搏屎塔」們的處境。雖然有了博士學位，可是卻還在受訓期間，需要在實驗室主持人的實驗室裡進行獨立的研究，或者協助實驗室主持人進行大型研究工作。

在學術界，不發表就等死，可是頂尖的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卻發現，原來全世界的科學家，只有1%的科學家，能夠平均每年發表一篇學術論文 [1]！這是令人感到驚訝的，因為台灣所有大學，無論是一般大學還是科技大學的教授，升等和申請研究計畫，就是要拚命發表SCI論文。在強大的壓力，以及對發表論文的強力需求下，最近就爆發了陳震遠論文審查造假醜聞，強力衝擊台灣學術界的國際形象。

然而，學術論文畢竟是學者溝通的主要工具，因此也不能因噎廢食，只是各領域狀況不同，還有大學院校的多元發展之需求也各異，是否能用同一套標準適用在所有教授的聘用、考績和升等上，是值得思考的。不過，這大議題也不是我這個小「搏屎塔」能談的。最近在學術期刊Current Biology有篇有趣的文章「Publication metrics and success on the academic job market」[2]，是西班牙學者透過「大數據」（Big Data）的研究，發展出一個能夠從學者發表的論文數量和期刊，以及被引用次數等等數據，來預測該學者能夠成為實驗室主持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簡稱PI）的機率大概有多高！使用方法很簡單，只要到他們的網站（PIPredictor），輸入美國國家生物資訊中心的論文資料庫PubMed的論文編號（PubMed IDs，簡稱PMID），就能做出預測！雖然僅限於生命科學、生物醫學和醫學等PubMed收錄的學門，但或許也夠舒緩不少求職者的焦慮吧？或者讓自己早點另尋出入？

回到前述的問題，大部分博士，可能都不是在學術界工作的，雖然這看來比較「正統」。就算在學術界工作，也不是只要能夠發表優異的論文，就能夠進入好學校或研究機構，所以這本《別讓畢業變失業》從各方面，包括還需加強的能力，到整個大環境，來探討博士在社會上的生存之道！這本書有意思之處，並非直接給你答案，而是跟你討論作者取得的實例，來讓你仔細思考。

不過，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各種發展狀況和其他國家，甚至是文化相近的歐洲國家都不同。在美國，很少有人會排斥對自己能力的高調表現，可是在很多國家，在美國被視作「自信」的態度，搞不好就成了「自負」！既然台灣學生相對不擅表現自己，藉由本書的建議，相信會更能提升台灣學生的「自信」。


參考文獻：

1. ScienceInsider: The 1% of scientific publishing
2. van Dijk D, Manor O, Carey LB. Publication metrics and success on the academic job market. Curr Biol. 2014 Jun 2;24(11):R516-7. doi: 10.1016/j.cub.2014.04.039.

閱讀全文...

真的是法官說了算！？

記得在大約16多年前來台灣唸大學時，對台灣的各種政治和社會亂象印象深刻。當時台灣正從戒嚴時期進入民主社會不久，第一屆總統直選也就在我來台前一年舉行，正在嘗試華人世界裡的首次民主滋味。

當時，對台灣人毫無法治觀念的各種想法和作法更是瞠目結舌。馬來西亞當時雖然在社會、文化和經濟上遠落後台灣，不過好夕我們也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留下了還不錯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讓星馬的發展超前所有東南亞國家。在新加坡，其執法和司法態度又是極其嚴格。而且星馬也流行港劇的一些法庭戲，所以大家對法律賦與犯人的人權保障也耳熟能詳。

儘管還是不少人會犯法，不過被逮時卻知道無論如何都無法硬拗的，而且我們也都清楚無罪推定，在法官宣判有罪前所有嫌疑犯都假定無罪，除非已是公眾人物或者遭到通緝，媒體不許隨意公佈嫌疑犯的照片和姓名，而且警察在逮補嫌疑犯時必須宣告其權力，並且允許嫌疑犯在沒有律師在旁時保持沉默。

來到了台灣那年，剛好遇上白小燕命案還有許多台灣治安史上有名的槍擊事件，台灣警察的辦案效率和態度也讓我們這些遊子大開眼界、嘆為觀止，這麼說可能會讓很多人難以接受，不過我們也很難相信台灣的司法制度居然會比東南亞國家還落後。

當時有個笑話是降說的：「香港：一切允許，除非法律禁止；新加坡：一切禁止，除非法律允許；台灣：一切允許，包括法律禁止；大陸：一切禁止，包括法律允許」。

不過稍微值得慶幸的是，台灣的法制在這十幾年間也有了一些些進步。所以以上那則笑話，在今天的台灣社會恐怕已不太適用了，甚至有政府和政客在人民權利受到侵害時還自以為是地「依法行政」。所謂的依法行政，其實是對法治的徹底誤解。尤其在讀了這本田蒙潔律師的《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後，才驚覺雖然台灣人民的法治素養有提高些了，可是最沒有法治精神的，卻有可能是在法庭中辦公的。




根據維基百科，法治（rule of law）是一個法律原則，指在社會中，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不得輕慢。所謂「凌駕一切」，指的是任何人包括管治機構、法律制訂者和執行者都必需遵守，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政府（特別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這些法律本身是經過特定的立法程序產生的，以確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體意願。法律必須保障各種自由和公民權利，如果有法律法規侵犯自由或公民權利，就應廢除及停止執行。

法治（rule of law）和法制（rule by law）是不同的。法制（rule by law，依法而治），是指政府制立一套法律，讓人人遵守，但是究竟立法機關是否民主、自由、理性，或者法律是否保障人權，又或者法律是否限制政府濫權，法制則不包括這些元素，後者就是只根據法律來治理就成，即使那條法律是苛刻或殘酷的，因此法制可能僅是獨裁者的工具。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各國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利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

也就因為台灣社會和人民對法治的不瞭解甚至是誤解，使得人權團體和廢死人士在死刑存廢的議題上慘遭民粹人士抹黑和漫罵。我試圖在幾篇文章中理性地探討廢死議題，結果卻招來一些暱名人士詛咒我家人遭害（請參見〈關於死刑，給朱學恒的話......〉、〈關於死刑，給空中的人形醫生的話.....〉、〈關於死刑......〉）。這其實讓我很不解，如果我因為我的個人言行要讓家人被人殘殺了，那殘殺我家人的人是否該被判死刑？詛咒我的反廢死人士如果認為犯人該被判死刑，那不就透露出他們心中的念頭極不正義，只是很沒種地希望有人代為執行心中不正義的念頭然後去送死嗎？這不叫作正義，這叫做嗜血！如果他們希望因為我所以殘殺我家人的犯人不必被判死刑，可是殘殺無辜的人不必被判死刑了，反廢死人士難道信念不堅而也支持廢死了嗎？

我不是在說《法官說了算！》是在談廢死議題，而事實上《法官說了算！》沒談到廢死的問題，我也不清楚作者田蒙潔律師在廢死議題上的立場。不過很多事物是環環相扣的。《法官說了算！》主要在談台灣的司法問題，而在台灣的司法問題重重下，對嫌疑犯的基本人權無法保障的情況下，台灣司法在還不能夠保證所有公義的情況下，有何資格讓人去送死？

在這本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和開學文化合作出版的《法官說了算！》中，田蒙潔律師以她在社區大學授課的經驗和讀者們分享。在這本《法官說了算！》，田蒙潔律師以她流暢生動的文筆，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解釋了台灣的各種司法問題。對極大部分沒有受過法學訓練的讀者而言，也能輕鬆搞懂判例上的種種問題。

因為台灣中學教育文理分家的問題，唸文組的學生不再想唸理組的學生有較多邏輯和數理訓練，而法學教育也淪為背法條而已。可是法學教育絕對不僅是背法條而已，在對岸的人人網上有一篇非常值得一看的文章〈赫敏为什么不能嫁给哈利——《哈利波特》中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是中國天津外國語大學翟文喆教授寫的，他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這些文章極長到需要至少四五個小時才能勉強讀完，可是是我讀過最有啟發性的網路文章。雖然它分析的是《哈利波特》（Harry Potter）電影和小說，指出哈利波特等人上的魔法學校其實是法學院，其對英美歷史、文化、教育和政治的精闢剖析的內容豐富到幾乎比讀市面上大部分書籍還受用。

田蒙潔律師在《法官說了算！》中指出，基本邏輯、分析、推理能力訓練不足是台灣司法官訓練最大的問題之一。和在中等教育就文理徹底分家的台灣不同，歐美的教育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即使是文科教育，也極重視邏輯和分析推理能力。在美國要唸研究所所要考的GRE，就要考詞彙（Verbal）、計量（Quantitative）和分析寫作（Analytical Writing），計量和分析寫作考的是分析推理能力不必說了，即使是在考的是詞彙，卻也是在考邏輯，那就是詞彙和詞彙之間的邏輯關係。美國學術界相信，邏輯、分析、推理能力才是大專教育的重點，而這些能力不強的人即使幸運地在大學畢業了，也無法再繼續升造。不僅GRE如此，商學院的入學考院LSAT和商學院的入學考試GMAT都要考邏輯與分析。

田蒙潔律師指出，由於無法清楚分辨事實和意見，台灣法官在撰寫犯罪事實中加入許多猜想而像是在寫小說一樣，而主角卻可以是你我他中的任何人，令人不寒而慄。除了邏輯訓練不足，另外田蒙潔律師也用她在美國上法學院的經驗指出台灣的法學教育不重視案例的分析。批評了法學教育後，田蒙潔律師接著指出台灣司法界對證據的態度。並且用歷史大學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指出活在廿和廿一世紀的法官仍活在明朝那「靠情理的推斷以代替證據的不足」之年代。

書中舉的案例皆是大案如江國慶案、 陸正案、 柯洪玉蘭案、 蘇建和案、 許榮洲案。不僅是司法制度和態度對證據的採用之不足，甚至因為沒有落實科學辦案以及鑑識方法之過時，連鑑識科學都不科學，深入剖析箇中在科學辦案、證據、鑑識科學上所犯下的錯誤。

田蒙潔律師指出：『司法改革的重點，恐怕不在於法官擁有多少社會經驗，而是法學教育從根本上，就沒有給予法律人足夠的訓練，以至於不去分辨什麼是「事實」，什麼又是個人主觀 的「意見」，推理往往也陷入邏輯謬誤之中。當這些基本判斷力都付之闕如，我們又怎能期待，法官們能夠根據證據發掘真相，做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決？這不但會逐 漸侵蝕了法治的基石，更會侵害我們生存與自由的基本權利！ 』

這本《法官說了算！》對認識台灣司法的核心問題上有非常大的幫助，尤其是法學教育中對邏輯、分析和推理能力的忽略更是台灣教育最大的問題之一。不過我想這本書還是有一個不足之處，那就是田蒙潔律師在《法官說了算！》中舉的美國法學教育和判例之例子，不知是否對台灣的法學教育有實質上之幫助。因為美國畢竟是行使的是英美的普通法系（Common Law），而台灣採用的似乎是大陸民法系（Civil Law）。

與歐陸民法系相比，英美法系多採不成文法，尤其是判例法，強調「遵循先例」原則；審判中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和陪審團制度，對於司法程序比較重視；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發展往往依賴司法實務人員（尤其是高等法院法官）的推動，即法官實質上通過做出判決起到了司法的效果。普通法系的立法精神在 於：除非某一項目的法例因為客觀環境的需要或為了解決爭議而需要以成文法制定，否則，只需要根據當地過去對於該項目的習慣而評定誰是誰非。

在普通法系中，法官是由有經驗的律師或檢察官出任。而台灣採用的似乎是大陸法系的成文法為主，通常不承認判例法的地位，法官是職業法官。不過大陸民法系在法學理論上崇尚理性主義、傾向於建構重視邏輯，抽象化的概念體系，而且在司法審判中傳統上要求法官嚴格按照法條審判，以三段論為最重要的推理模式，所以邏輯能力的訓練不足不能是個藉口。

歐陸民法系在形式上具有體系化、概念化的特點，便於模仿和移植，所以實行的國家較多。適用英美普通法系的國家，幾乎全都曾是英國殖民地，所以可見英美普通法系移植台灣的可能性極微。我不是法律專家，不曉得歐陸等法律先進國的法學教育中，討論判例究竟有多重要，不過我想要針對台灣法學教育做根本上的改革，同樣是亞洲的先進法律國家如日本和韓國或者是歐陸，是否更可能值得台灣司法界借鏡？


延伸閱讀：

The Sky of Gene: 學會思考，你真的贏定了！

The Sky of Gene: 為了罪咎

The Sky of Gene: 罪行的告白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