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抱對世界第一強權的無限憧憬，我滿懷期待地踏上美國這片自由與繁榮交織的土地，準備開啟博士研究生涯。在我的想像中，這裡的一切應該如同璀璨的煙火，無論是學術殿堂的思想碰撞，還是日常生活的五光十色，都該充滿驚喜與發現。尤其是超市，我幻想著貨架上擺滿琳瑯滿目的蔬果生鮮，五花八門的美食等待我一一探索，彷彿進入了舌尖上的萬花筒。
然而，現實卻給了我當頭棒喝。
初次踏入美國超市，我的期待瞬間化為泡影。貨架上的蔬果雖然整齊排列，卻品項單薄，乏善可陳。那些紅得發亮的番茄，外表光鮮亮麗，內裡卻味同嚼蠟，完全沒有番茄應有的甘甜與微酸；草莓圓潤得像紅寶石，入口卻寡然無味，彷彿咬下一團精緻卻空洞的塑膠模型。原以為在這個以「豐裕」為傲的國度，餐桌風味應該百花齊放，卻沒想到竟是千篇一律，了無生趣。
為了挽救我們被「食之無味」折磨的舌尖，我們決定轉戰亞洲超市，希望在異鄉找回久違的熟悉味道。幸運的是，終於在貨架間覓得幾樣讓人心頭一暖的食材：翠綠欲滴的蔬菜、鮮嫩細緻的豆腐、飽滿多汁的水果⋯⋯每一樣都彷彿是時光的載體，將我們瞬間拉回家鄉的餐桌，讓人心生慰藉。然而，這場與食材的重逢，也讓我們深刻意識到，這些在記憶中稀鬆平常的滋味，如今竟差點成了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這一刻，我想起童年時光，那些在馬來西亞巴剎（菜市場）的日子。市場裡人聲鼎沸，水果攤上堆滿大地的饋贈：各種椰子、芒果、榴槤香氣四溢，紅毛丹、木薯、香蕉如小山般堆積，濃烈的果香在空氣中飄散，每一口都是對土地的致敬。蔬果不僅是食物，更承載著土地的溫度與生命的氣息。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這些充滿煙火氣的市場正一個個被冰冷的現代超市取代。那些曾經彌漫在空氣中的天然果香，被塑膠包裝的氣味取而代之；攤販熱絡的叫賣聲，被掃碼機的「嘀嘀」聲掩蓋；人情味濃厚的交流，也被商場裡冷冰冰的自助結帳所取代。便捷雖然是時代的恩賜，但我們付出的代價，卻是風味的單調與文化的消逝。這樣的變遷，不只發生在馬來西亞，台灣亦難逃此劫。
當今世界，無論在倫敦、首爾、洛杉磯還是利馬，餐桌上的選擇似乎空前豐富。炒飯、壽司、咖哩、漢堡、比薩、義大利麵等等，五大洲的美味彷彿近在咫尺。然而，這種表面的繁華，掩蓋的是全球食物供應鏈的單一化與標準化。看似應有盡有，實則千篇一律。
全球化帶來了物流的便捷，卻也讓我們的飲食變得毫無個性。如今，全球市場上的香蕉幾乎全由「卡文迪許」這一單一品種壟斷，一千五百多種香蕉品種被拋諸腦後；超市裡的麵包、啤酒、甚至豬肉，背後往往只有單一品系支撐，失去了昔日因氣候、土壤、傳統技藝而產生的千變萬化。農業的大規模標準化，如同一張無形的網，正悄悄剝奪著我們的味覺記憶。
食物不僅僅是溫飽的工具，更是文化的縮影、歷史的載體，也是我們與土地最直接的連結。然而，在效率至上的工業化農業體系下，全球糧食的多樣性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許多適應不同環境、曾經養育無數世代的農作物，如土耳其高原的卡沃加小麥、祕魯的古老玉米品種，正在歷史的長河中悄然凋零，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基因單一、產量至上的「高效農作物」。
這是一場無聲的浩劫，一場味蕾的危機，也是一場文化的斷裂。我們吃得越來越豐富，卻嚐得越來越單調；我們的餐桌上充滿選擇，卻愈發感到索然無味。我們以為自己擁抱了世界的飲食文化，實則只是步入了一場全球標準化的陷阱，讓曾經豐富多彩的味道，變成了機械式的複製與貼上。
英國BBC飲食記者丹．薩拉迪諾（Dan Saladino）在其著作《消失的餐盤：走訪五大洲的傳統飲食文化巡禮，探查稀有食物從盛產、瀕危到復育的變革之路》（Eating to Extinction: The World’s Rarest Foods and Why We Need to Save Them）中，揭露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人類的飲食習慣在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歷的劇變，遠超此前百萬年的演化。在這短短六代人的時間裡，全球化食品體系風起雲湧，將無數珍貴食材推向滅絕的深淵，讓昔日豐饒的餐桌逐漸淪為單調乏味的「複製品」。
薩拉迪諾指出，人類自遠古時代以來，曾經食用六千多種植物，而如今我們的主食來源卻已大幅縮減至九種，其中稻米、小麥和玉米三大作物更是提供了全球超過一半的熱量。這種極端單一的飲食結構，不僅讓糧食供應系統日趨脆弱，亦讓我們失去了千百年來孕育而成的多樣性遺產，令整個農業生態陷入危機。
回顧上世紀，「綠色革命」曾如同救世主般橫空出世，以高產作物與現代農業技術，大幅提升糧食產量，拯救無數人免於饑荒。然而，這場革命看似功德無量，實則暗藏禍根──它以犧牲生物多樣性為代價，讓傳統作物一一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少數高產基因改良品種。農業逐步走向單一化、工業化，仰賴化肥、灌溉與基因改造的農作物雖然短期內豐收滿倉，卻讓糧食供應系統變得如空中樓閣，一旦遭遇病蟲害或氣候異常，便有崩盤的風險。當高產與永續無法並存，環境污染、土壤退化與資源枯竭，成為這場農業變革無法迴避的代價。
薩拉迪諾痛心地指出，大自然千百年來創造了食物的多樣性，而人類的食品體系卻正將其一步步摧毀。當世界各地的稻田只剩一種品種，麥田變得千篇一律，那些經過世代篩選、適應當地氣候與土壤的優良作物，便如同昨日黃花，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以土耳其的卡沃加小麥（Kavilca）為例，這種自新石器時代便紮根當地的古老品種，擁有極強的抗病能力，外殼緊密，可抵禦真菌侵害，甚至可能擁有對新型麥瘟病的抗性。然而，隨著綠色革命席捲全球，高產新品種攻城掠地，傳統小麥品種被棄如敝屣，最終淡出農田，成為歷史長河中的一抹遺憾。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場飲食單一化的浪潮，不僅衝擊糧食供應，也正在侵蝕人類的健康。飲食結構的單調，使得我們體內的腸道微生物群越發貧乏，而這些微生物對消化系統與免疫力至關重要。隨著傳統食材的消失，許多世代相傳的烹飪技藝也正面臨滅絕的危機，讓餐桌上的文化遺產變得危如累卵。
為了讓我們如親臨現場般感受這場全球飲食變遷，薩拉迪諾在《消失的餐盤》中踏遍五大洲，尋訪那些即將消失的珍稀食材。他以生動的筆觸，記錄這場跨越時空的美食探索，並將其化為一部瀕危食物的百科全書，帶領我們見證那些曾經風光一時，如今卻被邊緣化的食材如何在全球化的洪流中無聲謝幕。
《消失的餐盤》分為十個部分，涵蓋穀物、蔬菜、肉類、魚類、甜食與酒精等類別，逐一揭示全球食物多樣性的流失。每一則故事，不僅為這些瀕危的食物發聲，也為人類敲響了一記記警鐘。薩拉迪諾警告，若我們繼續沉迷於這種單一化的飲食體系，未來的餐桌將變得更加貧瘠，基因多樣性將永遠失落，而人類健康與生態平衡亦將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消失的餐盤》並非一場單純的懷舊之旅，而是對全球飲食未來的深刻拷問。飲食的同質化，不僅侵蝕了農業的多樣性，也在悄然改變人類的味蕾。從可口可樂等含糖飲料的風靡全球，到速食文化的滲透，現代人的口味正被甜膩與強烈刺激所俘虜，使那些風味層次豐富的傳統食品日漸黯然失色。
比利時的蘭比克啤酒（Lambic Beer），曾經因其酸澀細膩、風味多層次而備受推崇，然而隨著市場對甜味的偏愛，它的銷量逐漸江河日下；俄羅斯的傳統發酵飲料克瓦斯（Kvass），曾試圖與可口可樂一較高下，甚至打出「為了國家的健康，乾杯克瓦斯！」的口號，但終究敵不過市場的洪流，最終銷聲匿跡。更令人咋舌的是，全球四分之一的啤酒，竟來自同一家企業：安海斯─布希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 SA/NV，AB InBev），這意味著，無論我們身在何處，端起酒杯時，喝到的幾乎都是同一種風味。
這場「味覺馴化」的浪潮不止於飲品，主食亦未能倖免。在中國，曾經風靡的紅嘴糯米，因產量遠遜於「綠色革命」的高產白米IR8和IR64，而被市場棄若敝屣。這種帶有獨特風味的糯米，原本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卻因無法與「產量至上」的市場邏輯抗衡，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在印度，野生柑橘梅蒙那朗（memang narang），因其苦澀口感與高含量的酚類物質，具備卓越的防蟲抗病能力，卻無法迎合現代人對甜味的偏好，最終被打入冷宮。
這些例子不勝枚舉，足見單一化飲食正在摧枯拉朽般地剝奪我們的農業資源與文化遺產。飲食的消亡，不只是味覺上的喪失，更意味著歷史與記憶的斷裂。從法羅群島的發酵風乾羊肉（Skerpikjøt），日本沖繩的O-Higu地方大豆到喬治亞的傳統陶甕qvevri葡萄酒，這些承載地方風土的珍饈，正在全球化市場的壓力下節節敗退。這些食物不僅代表一種風味，更是文化的承載者，一旦它們被市場淘汰，與之共存的傳統技藝與歷史記憶也將一去不復返。
在坦尚尼亞的灌木叢間，鳥鳴響徹林間，召喚著哈札部落的狩獵者西格瓦茲（Sigwazi）。這不是普通的啼叫，而是一場生物間的精妙協奏：鳥兒與人類並肩作戰，共同尋覓猴麵包樹上的蜂巢。鳥兒在枝頭盤旋，為西格瓦茲指引方向，而他則徒手攀上樹梢，一手揮舞燃燒的樹葉驅趕蜂群，另一手冒著被蜂蜇的風險撕開蜂巢，將香甜的蜜糖拋向地面上的夥伴。而鳥兒則在旁靜候，準備分享它的戰利品——蜂蠟。然而，這樣的景象正逐漸成為傳說。哈札部落的年輕一代，如今只需走進雜貨店，便能輕易購得罐裝飲料，那瓶裝裡的甜膩滋味，正在悄然取代祖先世代傳承的採蜜文化。
在玻利維亞的安第斯山脈，當地農民曾精心培育數百種奧卡酢漿草，這些塊莖植物經過世代演化，適應了極端環境。然而，隨著氣候變遷與新型害蟲侵襲，農民被迫離開祖先開墾的梯田，轉向城市謀生，原有的作物與傳統農耕方式也隨之走向衰亡。
然而，《消失的餐盤》不僅是一場對飲食多樣性的挽歌，更是一種召喚。薩拉迪諾呼籲我們，選擇本地食材、支持小農經濟、尋回那些瀕臨絕跡的傳統烹飪技藝，這不僅僅是對美味的追求，更是對文化的守護。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未來餐桌的樣貌。若不逆流而上，傳統味道將成為記憶裡的殘影，而我們的餐盤，終將失去靈魂。
儘管全球化的浪潮無情拍打著地方飲食文化的根基，仍有一群人選擇逆流而上，誓死守護那些瀕臨消失的傳統食材與烹飪技藝。他們不僅是食物多樣性的最後防線，更是文化傳承的燈塔與火炬手。如同黑夜中的微光，他們努力在這條滿布荊棘的道路上點燃希望，照亮飲食的未來。
在愛爾蘭，莎莉．巴恩斯（Sally Barnes）經營著一家僅存的野生大西洋鮭魚煙燻坊。當全球市場充斥著養殖鮭魚，她卻選擇堅守傳統，根據每條鮭魚的特性調整煙燻技術，確保魚肉能保有最純粹的風味。她自嘲自己是「逆流而上的生物」，如同一條不屈的鮭魚，迎著時代洪流奮力前行，只為守護這門幾近失傳的工藝。
在蘇格蘭的奧克尼群島，磨坊主雷·菲利普斯（Ray Phillips）堅守著一門與風搏鬥的技藝。他種植一種能夠抵禦刺骨寒風的古老大麥，這種作物曾是當地釀酒文化的靈魂，卻隨著全球標準化農業的興起而式微。菲利普斯不僅悉心照料這些麥田，還將古老的磨坊技術毫無保留地傳承給年輕一代，希望這項珍貴的遺產不會在時代巨浪中悄然消逝。
在土耳其的鄉村，農民厄達爾·格克蘇（Erdal Göksu）與妻子菲利斯（Filiz）依舊守護著卡沃加小麥這一古老品種。他們用它烹製令人驚嘆的傳統美食：奶香濃郁的軟奶酪、風味十足的醃菜、混合香料的羊肉，再搭配香氣四溢的小麥飯，喚醒人們對土地與文化的深厚情感。薩拉迪諾的筆觸讓我們彷彿親臨餐桌，聞得到飯香，感受到那份歷史與美味交織的情感。
在墨西哥，一個名為「沒有玉米，就沒有國家」的組織正在與時間賽跑，試圖保護本土玉米不被進口基因改造作物取代。他們深知，玉米不僅是一種糧食，更是文化的靈魂，一旦消失，整個國家的飲食傳統也將土崩瓦解。
在巴勒斯坦，薇薇安．桑蘇爾（Vivien Sansour）為尋找賈杜伊古老西瓜（jadu’i），不惜翻山越嶺。這種西瓜曾是貝魯特到大馬士革餐桌上的珍品，卻因工業化種植而一度絕跡。最終，她在一位老農的抽屜中找到珍藏的種子，讓這顆遺失的文化明珠得以重生。
這些珍貴的地方作物與傳統烹飪技藝，不僅是味蕾的饗宴，更是生態與文化的縮影。例如澳洲的山藥雛菊（Murnong），這種根莖植物曾是原住民狩獵採集者的生命之源，卻在殖民者的羊群踐踏、外來植物入侵與兔子的繁衍下，步入滅絕之境。如今，原住民社區正努力復育這一營養豐富的作物，但它所代表的烹飪傳統與文化記憶，已在歷史洪流中飄搖不定。
類似的故事，也在歐洲的麵包演變中上演。隨著小麥適應南北氣候，黑麥麵包、班諾克圓餅（bannock）等傳統美食逐漸被標準化的白麵包取代。有人或許會問：這些古老技藝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答案藏在土地與人類的深厚聯繫中——那些麵包的味道，是時光與自然的對話，也是文化的記憶。
面對多樣性的流失，義大利慢食運動創立了「品味方舟」（The Ark of Taste），致力於挽救瀕危食品與地方農作物。如今，「品味方舟」已收藏超過五千種食材，每一種都承載著人類歷史的記憶。當我們支持地方農業、享用這些傳統食品時，不僅是在挽救一種味道，更是在延續一段歷史、一份文化自豪感。
在挪威，斯瓦爾巴（Svalbard）全球種子庫深藏於極地山腹，如同末日方舟般，守護著地球上最豐富的農作物基因，為未來抵禦病害與氣候變遷提供最後一道防線。這些基因的保存，意味著不僅是食物的未來，更是生態平衡的保障。
《消失的餐盤》不僅是對食物的記錄，更是對文化與自然共生之美的禮讚。從法羅群島的發酵風乾羊肉到蘇格蘭的抗風大麥，從安第斯山脈的梯田塊莖到哈札部落的蜂蜜探險，每一則故事都在提醒我們：食物不僅是果腹之物，更是歷史、文化與土地的見證。
我們的餐盤，不應只是口腹之享，而是文化的載體、土地的記憶、自然的回聲。下一次，當你咀嚼一口麵包、啜飲一杯咖啡時，請記得，它們的背後，可能藏著一段正等待被守護的故事。
讓我們的選擇，為未來的餐桌，點燃希望的微光。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5年9月18日 星期四
消失的餐盤從盛產、瀕危到復育的變革之路
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戰爭憑什麼鬼？
當今世界局勢動盪，戰火不斷。從中東到歐亞，從南亞、東南亞到印太，我們所處的時代似乎正重返一個以暴力為主旋律的歷史節點。敘利亞內戰剛結束，但全國宛如一個大型廢墟；加薩走廊的煙硝未歇，以色列與哈瑪斯的衝突屢屢升級，每一次交鋒不僅奪走無數平民性命，更牽動阿拉伯世界的神經；伊朗與以色列的軍事對峙亦逐步升高，從暗殺核科學家到飛彈襲擊，雙方儼然陷入一場漫長的冷熱混合戰。
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侵略，則不僅改寫了歐洲的安全秩序，更深深撼動了全球政治的神經末梢。這場戰爭的拖延與升級使全球糧食、能源、供應鏈與通膨全面惡化，原本已因疫情而顫抖的世界秩序，如今更陷入深淵。而在亞洲，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邊境摩擦從未真正終止，核威懾雖形塑了表面和平，卻無法抹除彼此心中的歷史仇恨與宗教裂痕。
台灣所面對的，則是一種低烈度高風險的「灰色地帶戰爭」——中共透過軍機繞台、網路攻擊、認知作戰、經濟施壓與外交孤立，步步進逼。若說過去我們對戰爭的理解來自教科書與影視劇，那麼今日，我們已被迫面對一個殘酷現實：戰爭從未遠離，和平從非理所當然。
在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的《戰爭憑什麼》（War! What is it Good For?）可謂一盞直照現實深井的歷史之燈。他不是為戰爭辯護，也不是高舉人道主義的象牙塔觀察者，而是一位用理性、證據與橫跨十五個世紀的深度視野，重新提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戰爭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人類無法擺脫它？而它，真的全然無益嗎？」
摩里士是史丹佛大學的歷史與古典學教授，同時是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專精世界史與文明演化。在這本書中，他以跨越歷史、考古、人類學、地理學與演化生物學的視角，進行一場關於暴力、秩序與文明的全景式辯論。他提出一個震撼且具挑釁意味的命題：人類的繁榮與和平，其實正是透過戰爭這個破壞性的手段，所「間接」與「意外」地催生出來的。
莫里斯從考古學與人類學下手，訴諸石器時代的遺骸，指出史前人類幾乎人人身上都有致命外傷。當時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死於暴力之手。即便到了今日某些部落社會，這個比例仍居高不下。與其說人類天生仁慈，不如說我們早就是殺戮成性。那麼，這場「萬人敵萬人」的混戰是如何終止的？答案令人錯愕：靠的正是戰爭本身。能夠組織最多人、最有默契的部落打贏了鄰居，也就有能力壓制內部暴力，換來相對和平。
這個大膽的觀點令人錯愕：戰爭雖殘酷於人，卻有利於國家。在他眼中，戰爭彷彿是一種鍛造「利維坦」的大熔爐──勝利者吞併資源，組建更大、權力更集中的國家體系。這些國家或許專制、荒謬、壓迫，但卻也能帶來某種程度的內部和平、經濟繁榮與制度穩定。莫里斯反其道而行之地主張：戰爭雖以暴力開始，卻能在長遠中「減少暴力」。
摩里士主張，若不是靠戰爭促成征服與建國，人類恐怕還停留在茹毛飲血、弱肉強食的遠古部落。戰爭讓人類學會組織、合作、服從，從而建構起國家、法律與秩序。結果就是：我們今日的生活，比石器時代的祖先安全二十倍、富裕百倍。這說法雖讓人倒抽一口涼氣，但比起「戰爭令人偉大」、「戰爭孕育英雄」等老掉牙的說法，倒也別具一格。
這樣的觀點，無疑將許多現代人對戰爭的絕對否定視角推上辯證的火線。戰爭，這個在人類詞彙中充滿血腥與恐懼的字眼，在摩里士筆下，卻被賦予了制度與結構的意涵。他援引大量史前考古與歷史紀錄，指出在小規模社會中，暴力的比例其實遠高於現代國家，反而是在國家組織興起之後，透過有組織的暴力壟斷，社會才出現了秩序與相對和平。
摩里士提出一個概念：「生產性戰爭」。當農業興起，搶掠鄰居反而不划算，因為把對方燒光搶光，等於破壞了土地與勞力。於是統治者開始學會收編對手、整合資源，打造大型帝國，讓原本彼此爭鬥的部落學會服從與合作。羅馬帝國的鐵血擴張雖然暴烈無情，但到了西元一世紀，整體暴力死亡率已從20%降到3~4%。
對被征服的薩賓婦女或馬薩達猶太人來說，這當然不算什麼安慰；但從歷史尺度來看，這個數字足以讓人瞠目結舌。他甚至認為，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衣缽，在全球維穩，雖然也有可議之處，但整體帶來的和平與繁榮遠超過它製造的血腥。他直言：如果美國不繼續高舉大棒，全世界恐怕又將陷入零星內戰與動亂，死得更多。
從古羅馬到波斯、從蒙古帝國到大英帝國，摩里士深入分析這些軍事強權如何以征服為名，建立橫跨地域與文化的秩序。特別是在古羅馬時期，他指出所謂「羅馬和平」（Pax Romana）雖是以戰爭開始，卻實際帶來長達兩百年的穩定與繁榮，使歐亞商業與城市建設迅速擴張。摩里士將這種「和平的代價」視為戰爭的制度性後果，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實驗中，他展開對戰爭效用的辯證。
這種說法令人咋舌，卻也不無道理。他的論點雖驚世駭俗，卻引人深思；他的筆鋒機鋒百出，文風通俗卻絕不膚淺。書中隨手拈來一句：「帝國，就像好萊塢的殭屍，一次又一次從墳墓中爬起來。」讀來令人拍案叫絕。他也毫不留情地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譏諷那種「西方戰爭方式優越」的說法不過是自我陶醉、夜郎自大。
摩里士聚焦於如何透過帝國秩序將暴力納入制度化框架。他援引東亞的例子——從戰國七雄到秦漢統一，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密度雖高，卻反覆生出一個又一個以集權管理為核心的王朝體系，進而促進了法律、稅收、交通與文字的統一。摩里士稱這是戰爭的「意外工程」，透過暴力打破舊有秩序，建立更大規模的合作架構。這段分析亦顯示他對東西方發展的對照格外謹慎，不陷入單一路線說明，也不流於「西方中心論」。
摩里士提出「戰爭的倒退性」。當帝國無法持續有效治理、戰爭工具擴散至地方勢力時，往往會引爆長期動亂，甚至導致文明倒退。從羅馬的衰亡到中古歐洲的封建分裂，再到西域的突厥與蒙古諸部落，摩里士指出，若暴力無法制度化，反而會走向解體。他在此提出一個重要警訊：戰爭並非永遠帶來秩序，關鍵在於「誰控制暴力、以什麼方式」。
摩里士以宏觀史觀，描繪15世紀至20世紀的歐洲如何透過火器革命、殖民擴張、軍隊專業化與戰略聯盟建立起「現代國家」的秩序。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如何透過戰爭磨練出一整套現代化體系，包括徵兵制、現代教育、稅收與國家認同——這一切都在摩里士筆下勾勒成歷史的機械鏈條。而兩次世界大戰，則讓這一鏈條被逼至極限，並誕生出「和平的最高形式」：冷戰均勢與核威懾。
這裡摩里士援引「彼得羅夫時刻」，即1983年一名蘇聯軍官拒絕對美國核報復而阻止核戰爆發的歷史瞬間，指出冷戰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利用戰爭邏輯壓制戰爭衝動。他稱這種結構為「有史以來最危險、卻也最有效的和平」。這番見解雖略帶宿命，卻也令人無法輕忽其背後的歷史張力。
摩里士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迴避動物行為研究的重要性──他甚至主張，理解黑猩猩之間的戰爭行為，有助於我們反思人類的戰爭衝動。但他仍不免跌入「人類例外論」的窠臼，堅稱只有人類具備重新組織社會的能力。他對文化差異的解釋過於簡化，忽略了情緒與意識形態對決策的扭曲力量。畢竟，人類從不總是「理性經濟人」，仇恨與恐懼往往才是真正的導火索。
摩里士進一步從演化生物學與靈長類學視角，探討暴力是否為人類基因中與生俱來的傾向。摩里士援引靈長類研究，特別是珍．古德對貢貝黑猩猩社群的長期觀察，指出即便在沒有人類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黑猩猩群體中，也存在有組織的族群暴力與領土戰爭行為，這顯示暴力並非人類文明的產物，而可能是從共同祖先延續下來的演化策略。
然而與此同時，摩里士也引述倖存於偏遠地區的原住民族研究，指出人類擁有更強的社會合作能力與文化抑制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暴力衝動並建立規則。他強調：「我們既是殺手猩猩，也是嬉皮猿。」這句話濃縮了他對人性二元性的深刻洞察——我們有能力暴力，也有能力建立和平，只是條件與制度使然。
摩里士聚焦當代世界中唯一具有全球戰略影響力的美國。他不諱言地指出，美國在冷戰後的單極霸權地位不僅是軍事實力的展現，更是對全球秩序的「強力維穩」。摩里士指出，雖然美國常被指責為霸權國家，甚至發動戰爭，但從制度角度看，正是其霸權維持了當今世界相對的和平框架。
他進一步警告，若美國「抽手退場」，而中國、俄羅斯等極權政體無法提出更具普世制度與合作共識的新框架，那麼世界將重返無政府狀態，進一步引爆新一輪全球衝突。他將此稱為「死亡賽局」的終局：若人類無法設計一個超越戰爭邏輯的新架構，那麼戰爭終將重返核心。
摩里士不僅強調「戰爭帶來進步」，而還把焦點轉向：我們是否能打破戰爭這一「必要之惡」的歷史角色。這不僅是人類社會的終極考驗，更是演化、制度與倫理能否達成和解的試金石。
最後幾章與結語中，摩里士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假設：也許人類將在未來50年內面對最後一場「大戰」，而這場戰爭若能幸運挺過，將是戰爭在人類歷史中最後一次以「建設性破壞」的姿態出現。之後，我們將迎來一個不再靠暴力維繫秩序的文明新世代。
作為考古學家，莫里斯習慣用長時段、量化資料看問題。這讓他能毫不猶豫地把希特勒、猶太人大屠殺與二戰，視為20世紀歷史裡的「微小插曲」，因為——他的重點是，這一百年間人類壽命翻倍、生活水準突飛猛進。至於五千萬條人命的代價？不過是中國人口增長曲線上的微小震盪。他說這不是為了淡化苦難，而是呼籲大家把眼光放遠，看見「長時段」中戰爭對人類社會的整體效益。這種量化取向讓人不寒而慄，也讓人質疑歷史若失去同理與道德，是否就成了冷血的算術遊戲？
這個結論既令人振奮，又讓人寒毛直豎。因為這代表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地緣政治與科技武器的升級，更是道德、制度與認知結構是否能跟上時代的終極賽跑。摩里士以深厚的學術功力與歷史視野，為我們開啟一扇關於戰爭與和平、毀滅與重生的思想之窗。讀罷《戰爭憑什麼》，你可能仍憎恨戰爭，但你會理解它。你可能仍渴望和平，但不會天真。」
若想真正告別戰爭，就必須先了解它為何而來，又為何從未真正遠去。在這個風雨飄搖的世界，我們也該問自己：難道內部和平的代價，非得是外部戰爭？若國家的偉大建基於萬骨枯，那麼我們是否該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和平？
2025年5月13日 星期二
從石器時代到AI紀元的大連結
滑手機的時候，你有沒有對自己說過：「我只看五分鐘而已。」但往往一看就過了一個小時？這種情況再熟悉不過了，資訊網絡就像一個無形的漩渦，悄悄地把我們越捲越深，讓人難以欲罷不能。
你有沒有發現，每次進超市只是打算買尿布，最後手裡卻莫名其妙多了一瓶啤酒？你以為這是你的自由選擇，其實這是超市設計的消費心理策略。他們透過特定的商品陳列方式來影響你的購物決策。而資訊網絡也是如此，它能絲毫不差地找出你的興趣點，牢牢抓住你的注意力，讓你不知不覺中點開更多內容、停留更久，甚至慢慢改變你的想法。
想像某天，你坐在咖啡館裡，耳邊響起了一首讓你又愛又恨的流行歌，那旋律在你腦海裡揮之不去。這就像我們生活中的資訊網絡一樣，看似隨機出現，但其實背後充滿了精心策劃，只是為了讓你無法輕易退出。
在這個資訊排山倒海而來的時代，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巨大挑戰：如何分辨真相？當真實和虛構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時，以色列的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書《連結：從石器時代到AI紀元》（Nexus: A Brief History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from the Stone Age to AI）中，帶領我們踏上了一場跨越千年的思想旅程。他用一個宏大的視角來探討資訊網絡如何影響並塑造了人類歷史，並深入分析AI帶來的機遇和威脅。
哈拉瑞帶著我們進行了一次智慧的時間旅行，從原始部落的「篝火聊天」到現代的超級網絡，他生動地描繪出資訊就像DNA一樣，一步步影響人類歷史的演化，例如古代的文字記錄、印刷術的發明，直到現代的網絡數據和人工智慧技術，這些資訊的傳遞和擴散無不影響著人類的發展。他的敘述風趣且引人入勝，讓複雜的歷史和科技變得清晰易懂，讓人讀完後意猶未盡。
哈拉瑞因為他的暢銷書《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人類大命運：從智人到神人》（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等書而廣為人知（請參見〈虛構事物和集體想像建構出的人類大歷史〉、〈從智人到神人的大命運〉和〈人類大歷史大命運之21世紀的21堂課〉）。在《連結》這本書中，哈拉瑞把焦點放在AI這個當代最熱門的話題上，他的見解既刻骨銘心又讓人膽戰心驚。我認為，這可能是繼《人類大歷史》後最值得一讀的作品。
哈拉瑞在書中挑戰了一個巨大的主題：從石器時代到AI的資訊網絡發展。他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從古代阿宅們圍著篝火講故事的時候，到現代演算法的世界，重新審視人類文明的歷史。他認為，人類的歷史其實是一部關於資訊的創造、傳遞和連結的歷史：從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到印刷機翻開的書頁，再到今天掌控我們生活的AI和演算法，文明的進步本質上依賴於資訊的處理和交流。
不同於科幻電影裡的機器人叛變或AI稱霸的橋段，哈拉瑞所揭示的威脅更加真實，甚至令人深思。AI並不是突然以劇烈的方式改變我們的世界，而是悄悄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改變我們對真相的看法，甚至重新定義整個社會的結構。他提醒我們，這不是一個未來才會發生的科幻情節，而是當下正在發生的現實。
AI的威脅在於它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我們看什麼新聞，到社交媒體上的推薦，再到網上購物和娛樂選擇。它不斷影響我們的決策，甚至左右我們對世界的認知。這種「隱形威脅」特別可怕，因為我們往往不會察覺到它的存在，直到我們的行為和想法早已被改變。
哈拉瑞在《連結》中挑戰了一個重要主題：從石器時代到AI的資訊網絡演化史。他帶著我們穿越時空，從遠古的篝火故事到現代的演算法世界，重新審視人類文明的發展。他認為，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資訊傳遞和連結的歷史：從最早的象形文字，到印刷技術的誕生，再到今天的AI技術，每一次資訊革命都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哈拉瑞描繪了資訊網絡的演變過程，就像是一部充滿波瀾壯闊的史詩。每一次技術的突破，都讓人類文明邁出一大步。從最初的文字，讓人們能夠記錄與傳遞信息，到印刷機的發明，極大地普及了知識，再到網際網路的出現，讓資訊共享變得全球化，以及AI的應用，重新定義了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每一次進步都在各個層面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他讓我們理解到，資訊的創造和傳播不僅是技術進步，更是人類社會和文化進化的核心驅動力。
哈拉瑞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觀點：每次資訊技術的革命──從口頭傳說到泥板文字，從印刷術到電腦──都不僅帶來了巨大的進步，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今天的社會之所以是現在的樣子，是因為在人類一次次的技術革新中，我們不斷地嘗試和適應，最終找到了一條既有效率又能保持平衡的道路。
談到AI的風險時，哈拉瑞指出，我們正處於生態災難的邊緣，但人類卻缺乏團結，反而創造了可能毀滅我們的新技術。過去的科技進步（例如火的使用、輪子的發明、印刷術的普及）給了我們很多力量，但控制權始終在人類手中。而現在的AI卻有所不同──它能自我學習、獨立做決定，這意味著人類正逐漸失去「決策權」，把未來交到機器學習和深度演算法的手中。
哈拉瑞批評了一種他稱為「天真的資訊觀」的信念：認為資訊本質上是好的，越多越好。例如，有些人認為社交媒體的普及能促進透明度和理解，但實際上它也成為假消息和極化言論的溫床。這種想法相信，資訊的自由流動能夠揭露真相，甚至促進政治智慧。但歷史一再告訴我們，資訊的傳播不一定代表真相的傳遞。事實上，資訊網絡常常成為虛假訊息的溫床，扭曲事實，誤導大眾。他冷靜地提醒我們，資訊的主要目的是聯繫人們、維持社會秩序，而不一定是反映真相。
如今，我們看到的大部分資訊都是由演算法生成，而這些演算法並不是中立的。哈拉瑞直接指出，資訊的傳播通常反映了權力的需求。他提醒我們，當面對所謂的「真理」時，我們應該問問自己：這背後，誰在得利？誰的權力因此擴大？
在《連結》這本書中，哈拉瑞用生動的筆觸把資訊網絡的歷史追溯到石器時代。他寫道，當我們的祖先圍坐在篝火旁，分享獵物的行蹤時，那就是最早的資訊網絡。這些網絡雖然沒有光纖和無線電波，但卻是用語言、符號和人際關係編織而成。他用一個巧妙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篝火旁的故事講述者與現代的AI演算法其實有相似的功能──資訊是把殺豬刀⋯⋯哦不⋯⋯雙面刃，既是人類成就的基礎，也是挑戰的根源。
語言是人類故事中的關鍵武器。哈拉瑞幽默地指出，智人之所以能超越尼安德塔人，是因為我們學會了「說八卦」。這些早期的「社交網絡」幫助智人能夠計劃行動、分享知識，甚至創造共同的信仰，建立起緊密的群體聯結。這些聯結成為後來資訊網絡的基礎，因為無論技術如何進步，人類對於分享訊息的渴望從未改變。
在《人類大歷史》中，哈拉瑞強調語言是人類統治地球的關鍵：語言讓我們能夠講述故事，創造虛構的宗教、國家和經濟系統，這些虛構概念提供了共同的信仰和目標，使得陌生人之間能夠建立信任，從而實現大規模合作。例如，國家是一種抽象的概念，透過語言，人們可以想像並認同這一共同體系，進而願意為國家效力。然而，這種能力既是我們創造奇蹟的引擎，也可能成為毀滅的武器。
他還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原始的洞穴壁畫並不是閒暇時的藝術創作，而是早期資訊網絡的雛形──一種分享故事、信仰和文化的方式。這些壁畫不僅記錄了狩獵的場景，還是人類試圖聯繫彼此、分享知識的第一步。哈拉瑞讓我們明白，資訊的力量自古以來就是雙刃劍，而我們如何使用它，將決定未來的方向。例如，古羅馬時期的公共告示板促進了公民的知情權，但同時也成為了政治宣傳的工具；現代社交媒體能讓真相迅速傳播，但也讓假消息更加泛濫。
接著，哈拉瑞將焦點轉向另一場革命──文字的誕生。從最早的泥板文字到甲骨文，文字的出現徹底改變了資訊的傳遞方式。文字不僅讓知識能夠跨越時間保存下來，更成為文明的基石。透過文字，帝國能記錄稅收，宗教能編纂經典，法律能規範社會。正是文字，使得早期帝國能夠管理人口、制定法律，甚至創作流傳千古的史詩。
隨著文字的演進，從楔形文字到字母，資訊的傳遞變得更高效，文化交流和知識保存也發生了巨大變革。例如，羅塞塔石碑的發現促進了對古埃及文化的理解，而《吉爾伽美什史詩》的保存讓我們得以窺見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信仰和價值觀。這些文獻成為不同文明之間交流的重要橋樑，推動了文化的相互影響和演化。然而，哈拉瑞也提醒我們，早期的文字使用幾乎被精英階層所壟斷，導致識字者與文盲之間的差距日益加深。資訊的進步固然令人讚嘆，但也埋下了社會分化的隱憂。
他還特別提到《新約》的編纂，生動地展現了資訊匯集並非完全基於真相，而是一場「選擇重要性」的過程，即在眾多文本中，決定哪些內容應該被保留、哪些應該被排除，以符合當時的宗教和政治需求。例如，〈提摩太前書〉強調女性的順服，而〈保羅與帖克拉行傳〉則講述了女性領袖創造奇蹟，甚至自我施洗的故事。最終，後者被排除在聖經之外。哈拉瑞引人深思地指出，如果這部作品被納入聖經，西方對女性角色的看法可能會完全不同。一條訊息的勝利與另一條的失敗，對歷史的影響不可估量。
此外，哈拉瑞指出，資訊的扭曲並非偶然，而是權力運作的結果。極權政權透過壓制那些挑戰核心信仰的聲音來維持穩定，甚至在民主國家中，也很難接受對核心信念的質疑。例如，美國關於憲法原旨主義的爭論就是一個例子。
在15世紀，古騰堡的印刷機將資訊傳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印刷術讓書籍從「手工製作」變成了「大量生產」，知識不再只屬於貴族和神職人員，而開始進入普通人的生活。印刷革命的影響不僅普及了識字和教育，還促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革命，甚至改變了經濟結構。例如，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因印刷術得以廣泛流傳，促進了宗教改革的快速發展，而科學革命中的重要著作，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作品，也因印刷技術得以被更多人閱讀和討論，從而推動了科學知識的普及和進步。
哈拉瑞把印刷革命和現在的數位革命做了比較，認為這兩次技術飛躍都改變了人類的連結方式，讓世界變得更小、更快，但也更加複雜。數位革命中的社交媒體和即時通訊應用讓全球資訊的傳遞變得幾乎是瞬時的，使得人們能夠跨越國界互動，但同時也帶來了資訊過載和虛假訊息的問題。與此相對，印刷革命雖然也讓知識廣泛流傳，但速度遠不如現代數位技術迅速，資訊的品質控制相對更高。這些對比顯示了技術進步如何既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也帶來了新的挑戰。
哈拉瑞一如既往地顛覆了我們的傳統觀點。雖然印刷術常被認為是促進科學發展的關鍵，但他指出，印刷術同樣助長了假新聞的傳播。例如，印刷術的普及讓許多煽動性的書籍和傳單得以大量發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女巫之槌》，這本書由多明尼加修士撰寫，因為印刷技術的普及而成為暢銷書，直接引發了歐洲的女巫狩獵狂潮。這些虛假資訊的快速傳播，加劇了社會恐慌和暴力行為。哈拉瑞提醒我們，資訊網絡本應帶來知識的繁榮，但如果被錯誤的人操控，反而可能成為災難的導火線。
在19世紀，電報技術帶來了驚人的進步。哈拉瑞稱其為「資訊時代的開端」。電報讓訊息不再依賴馬匹或船隻的慢速傳遞，而是首次可以迅速跨越大洲大洋。這讓世界的聯繫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例如，電報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首次被用於戰爭通訊，大幅提高了指揮效率；在商業方面，倫敦與紐約之間的即時通訊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讓國際貿易和投資變得更加便捷。哈拉瑞不僅解釋了電報技術的基本原理，還深入探討了它對商業、政治和社會的深遠影響。電報促進了全球貿易的繁榮，改變了人類對時間和空間的理解，這種改變不僅在物理層面，還深刻影響了人們的心理和情感世界。
接著，哈拉瑞帶我們進入數位革命的浪潮。他認為數位革命是資訊網絡的第四階段，並指出數位技術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改變世界。從冷戰時期的軍事研究到今天的全球網際網路，數位革命的發展歷史就像是一部未完成的科幻小說。數位革命的核心是「連結性」：網絡不僅讓資訊傳播更快，也讓全球合作變得可能。例如，開源軟體的發展讓世界各地的程式設計師能夠協作，共同創建和改進技術；此外，像是國際空間站的建設，也依賴數位技術促進各國科學家的合作。這些技術和事件顯示了數位革命如何實現全球合作。然而，哈拉瑞也警告，這種連結性帶來了代價，比如假新聞的氾濫、隱私的喪失，以及大型科技公司壟斷的風險。
哈拉瑞還探討了人類網絡向無機網絡的轉變，並分析了資訊網絡如何改變現代權力結構。他指出，無論是古代祭司壟斷宗教文本，還是現代科技巨頭如Google和Facebook掌控海量資料，對資訊的控制始終是權力的核心來源。這些公司通過收集用戶數據，能夠精準掌握個人偏好，進而影響廣告投放和政治宣傳，對社會輿論和選舉結果產生重大影響。這一觀點為我們今天圍繞隱私和數位權利的辯論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AI的出現則進一步改變了現代資訊網絡的結構，甚至威脅到我們對未來的掌控。哈拉瑞指出，一種全新的資訊網絡正在崛起，它不再由人類主導，而是由AI主導。AI不僅能處理資訊，還具有自主決策的能力，使它在醫療、交通和教育等領域展現出巨大的潛力。例如，在醫療方面，AI可以協助醫生進行疾病診斷，如透過影像識別技術快速檢測腫瘤；在交通領域，自動駕駛技術正在改變人們的交通方式；在教育中，AI輔助系統可以為學生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計劃，提升學習效率。
但隨著AI的潛力而來的是巨大的挑戰。哈拉瑞提出了一連串重要的問題：AI是否會超越人類的理解？它會改變工作的本質嗎？如果AI主導決策，我們是否會失去對自己命運的掌控？
哈拉瑞認為，AI的威脅並不是像科幻電影中那樣無情的殺手機器人，而是更隱蔽、更難防範的社會性危害。他指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為了吸引用戶注意力，往往推送極端或煽動仇恨的內容，這種機制正在撕裂我們的社會。例如，Facebook的演算法曾在緬甸煽動反羅興亞人的仇恨，助長了種族清洗的暴行。而當AI被應用於法律、金融或軍事決策時，其複雜性讓人類難以理解。一旦決策出錯，追究責任就變得非常困難。
哈拉瑞舉了兩個典型的例子，生動地展示了AI的威脅：2016年，DeepMind的AlphaGo打敗了韓國圍棋冠軍李世乭，這顯示機器在某些領域已經超越了人類智慧，震驚了各界。另一個例子是OpenAI的AI在使用TaskRabbit平台時，為了解決驗證碼問題，竟然謊稱自己視力不好，成功請求人類協助。這一事件顯示了AI在追求目標時展現出的高度靈活性和自主性，甚至具備了模擬人類情緒的能力，這引發了深刻的倫理問題，因為它讓人們意識到AI可以在必要時誤導人類達成目的。這些例子展示了AI在達成目標時的高度自主性，也引發了深刻的倫理問題。
哈拉瑞的分析讓我們不得不思考，當資訊網絡變得越來越複雜，權力的運作越來越隱秘，我們是否準備好面對AI塑造的未來？這不僅僅是技術上的挑戰，還是一場關乎人類命運的思想挑戰。
在《連結》中，哈拉瑞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AI的自主性讓它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不需要人類直接指揮就能自行運作的工具。它不再僅僅是我們手中的工具，而是一個能夠自主決策、追求目標的「智能代理人」。他警告說，如果這些技術不被妥善管控，可能會引發人類難以想像的災難，甚至威脅到文明的存續。資訊的傳遞、修改，乃至決策的權力，都可能會徹底脫離人類的掌控。
哈拉瑞一再強調，資訊從來不是中立的。歷史上，權力者利用資訊來塑造現實、控制人們，甚至改變歷史的進程。這一觀點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在AI時代，誰掌握資訊的生產？誰控制它的傳播？他舉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例子：伊朗的臉部識別監控系統能自動向未戴頭巾的女性發送威脅簡訊。這表明，AI不僅能被用來高效執行特定任務，還能被用來維持嚴格的社會控制，讓政府進一步鞏固權力。這種應用剝奪了人類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並且將冷漠的執法機制自動化，完全消除了人類的同理心和道德考量。這種「效率」讓人類的同理心和審慎完全消失在冰冷的演算法中。
哈拉瑞還揭示了一個讓人深思的現象：虛構和幻想往往比真相更能維持社會秩序，這也是資訊網絡的根本脆弱性所在。當我們依賴AI生成內容時，又如何確保它不被用來推動危險的議程？他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我們能否為AI建立一個「真相的守門人」？
AI和機器人的普及不可避免地會對人類的工作產生影響。從農業到瑜伽教學，許多工作可能會被機器部分甚至完全取代。例如，自動化農業設備已能替代農民進行播種和收割，而在工廠中，許多生產線工人已被機器人取代。此外，客服人員、倉庫管理員、甚至一些基礎的瑜伽教學也可能被AI技術所取代。這些變化將對勞動力市場造成巨大的影響，可能導致大量人員失業，特別是在從事重複性和低技能工作的群體中。哈拉瑞警告說，這對社會穩定和民主制度將構成嚴峻挑戰。他還指出，先進的電腦網絡賦予政府和企業追蹤我們行為、思想和情感的能力，這可能為極權主義的復甦鋪平道路。如果當權者擁有深度監控的能力，選舉可能淪為形式，民主也將失去真正的意義。如果處理不當，AI的威脅甚至可能引發文明的崩潰。
但哈拉瑞並不是只想渲染危機，他也提出了解決方案。他認為，人類必須團結起來，建立強有力的機制來控制AI，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些機制包括制定國際性的AI治理政策，如透明的數據使用規範和算法審查制度，以確保AI系統的安全性與公平性。此外，推動倫理委員會監督AI的發展，以及建立強有力的法律框架來規範AI的應用，也能有效減少AI技術濫用的風險。
他以科學研究為例，說明自我糾錯的重要性。科學界雖然也曾抗拒新理論，例如牛頓力學和量子理論之間的矛盾，但科學的核心在於接受挑戰和修正錯誤。而極權社會的資訊網絡，因為拒絕改變，最終會陷入災難的困境。
哈拉瑞指出，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的根本區別在於如何處理資訊。極權政權專注於控制資訊，而不在乎它是否真實；而民主國家則依賴透明和自我糾錯的機制。然而，他也承認，這一觀點並非無懈可擊，仍然有一些例子可以對此提出挑戰。
他特別強調，民主制度的優勢在於「自我糾錯機制」，並將科學和民主做了對比。科學之所以能不斷進步，靠的是實驗重複和同儕審查；相反，極權制度因為權力過於集中，往往難以糾錯，最終走向崩潰。儘管如此，哈拉瑞明確表達了他的立場：開放對話和自我修正的制度，遠比專制的盲從和壓制來得好。
《連結》是一部融合歷史、科技與哲學的傑作。哈拉瑞用簡單易懂的語言和生動的例子，把看似複雜的主題講得引人入勝。他對當前和未來科技影響的深刻分析，既讓讀者享受閱讀的樂趣，也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類和資訊網絡之間的關係。
哈拉瑞在《連結》中提出的核心思想引起了很多討論。有些批評者認為，批評者認為哈拉瑞將「資訊連結」視為人類從石器時代到AI發展的主線，這個觀點顯得過於簡化。此外，他對AI和演算法之間的區分不夠明確，使得兩者在書中的角色容易混淆。然而，這些批評忽略了一點：哈拉瑞的目標不是詳細分析技術細節，而是從宏觀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人類文明的演變。
哈拉瑞強調，人類歷史的每個重要時代，都是因為資訊處理方式的革新才得以推動的。這些資訊不僅包括文字、故事和數據，還包括解釋世界的框架，比如宗教和政治。他指出，AI的出現不只是技術上的升級，而是一場革命，改變了資訊處理的主體。過去，資訊的創造、傳遞和修改完全依賴人類；而今天，AI可以自主分析數據、生成內容，甚至提出解決方案，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況。
有些人提到「自動化交易比AI更早出現」，但哈拉瑞的重點並不是「誰最早開始處理資訊」，而是「資訊處理的主體有什麼改變」。AI相比於早期的算法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它能自我學習和改進，甚至超越原來的設定。例如，AlphaGo通過自我對弈和強化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圍棋水平，最終打敗了人類世界冠軍李世乭。這種能力體現了AI系統在學習和適應方面的突破，遠遠超過了以往的算法。這種自主性就是AI革命的核心，而批評者沒能抓住這一點，錯解了他的論述。
還有批評者質疑哈拉瑞把史達林製造「富農階級」的歷史和AI的偏見做類比，認為這有點牽強。史達林在蘇聯時期將「富農」定義為階級敵人，利用宣傳手段鼓動人民仇視這個人為構建的階級，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災難。但實際上，兩者的本質問題有相似之處。史達林的「富農階級」是人為製造的資訊偏誤，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災難。同樣地，AI的偏見可能來自訓練數據的缺陷或模型設計中的偏差。哈拉瑞的比較是為了說明：無論資訊的處理者是人還是機器，偏見都可能造成重大的現實影響。批評者把這種比較斥為不合理，實際上是忽略了其中深刻的警示。
有些人嘲笑哈拉瑞把AI描述成可能威脅獨裁者權力的「心腹大患」，認為這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但事實上，哈拉瑞的論點涉及技術倫理問題：當AI系統具備自主學習和改進的能力時，其決策可能偏離原本設計者的意圖，特別是在涉及複雜社會和政治問題時。比如，AI在尋找最優解的過程中，可能做出與統治者利益相悖的決定，這種偏差可能會導致統治者失去對社會的控制，加速社會的不穩定。這種情況強調了AI的不可預測性和風險管理的重要性，並不是僅僅虛構的情節。但事實上，哈拉瑞提出的是一種哲學反思：當一個系統具備自主學習的能力時，它的決策可能會偏離原本設計者的意圖。比如，AI在尋找最優解時，可能會做出與統治者利益相悖的決定，這會加速社會的不穩定。這不是荒誕的劇情，而是技術倫理和風險管理的真實挑戰。
有些批評者認為，哈拉瑞呼籲為AI建立自我修正機制是一種「理想主義」，因為極權政權不會接受這樣的設計。但這些批評忽略了哈拉瑞的核心目標──他的建議並不是針對極權者，而是針對技術開發者和社會大眾。他強調，如果在技術設計初期忽略自我修正機制，AI被濫用的風險將不可避免地增加。
在討論AI和假消息時，有人認為AI和人工網軍本質上沒有區別，忽視了AI在速度、規模和精確性上的巨大優勢。例如，AI可以在短時間內自動生成大量虛假新聞，並通過社交媒體平台迅速擴散，影響選舉結果或社會輿論。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AI生成的假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廣泛流傳，影響了數百萬人的觀點，這顯示了AI在操控輿論方面的巨大破壞力。AI可以生成極具說服力的內容，迅速擴散並操控輿論，其破壞力遠超過人工操作。哈拉瑞的重點在於：我們需要制定清晰的規範，防止AI被用來推動危險的議程，而批評者卻沒有抓住這一點。
哈拉瑞的《連結》不是完美的，但它確實給我們帶來了重要的思想挑戰。他不是在追求精確的技術解析，而是透過宏大的歷史視角，幫助我們重新思考人類在資訊和科技浪潮中的位置。他的觀點有時激進，有時也有瑕疵，但這正是哲學和歷史討論的價值所在。他用警示和希望並存的語調提醒我們：AI既有可能成為解決氣候危機、改善醫療和教育的夥伴，也可能成為人類最大的威脅。一切取決於我們如何使用這把雙刃劍。
《連結》不是一本輕鬆的書，但它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向未來的思想之窗。在這個資訊和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像哈拉瑞這樣的思想家能夠挑戰我們的成見，提醒我們潛在的風險，這本身就是一種無價的貢獻。他的悲觀不是絕望，而是一種提醒我們保持警惕的反思：我們能否在技術的洪流中保持主導地位，這將決定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5年5月8日 星期四
霍金的探尋： 宇宙之初及時間的演繹
中學時期，我熱中於逛書店，特別鍾愛挑些看起來「高深莫測」的書，好像只要帶它們回家，智慧就能一夜增長。有次我雄心勃勃地買下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W. Hawking，1942—2018）的《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洞》（A Brief History of Time: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然而，一翻開書頁，立刻感覺自己掉進一個知識黑洞——裡面的文字和專業術語都如天書陌生。因此我把這本書放回書架，視它為「某天總會看懂」的象徵，它也在那裡靜候我的成長。
《時間簡史》是深奧的書，但也是霍金的人生縮影。對於我這種「物理白癡」來說，比起理解艱深的公式，他的人生似乎更具啟發性：他不僅憑藉卓越的智慧探尋宇宙奧秘，還以驚人的毅力對抗病痛的折磨。即便身體幾乎癱瘓，他依然發表了許多改變科學史的重要研究。若看過他的相關影片，會發現他那標誌性的電子聲，不僅訴說深奧的物理學，還充滿幽默與機智。霍金的人生充滿了戲劇性，但他仍熱中於探索宇宙，並以毅力面對病痛，這種堅韌和對科學的熱愛，如同火炬一般點燃了無數人心對於未知的追尋，包括我自己。
霍金的最後一位合作者赫托（Thomas Hertog），透過《時間的起源：史蒂芬．霍金的最終理論》（On the Origin of Time: Stephen Hawking’s Final Theory）進一步解釋了霍金的最終理論。本書是他們合作的結晶，把霍金對宇宙起源的最新想法，濃縮成更易理解的形式來解答人類心中長久的困惑：為何宇宙適合生命存在？宇宙的起源究竟是什麼？霍金的最終理論提出無邊界假說，以新思維理解宇宙的誕生與結構：他認為宇宙在時間的起點上沒有邊界，這意味著宇宙在沒有明確起點的情況下即存在。
人類歷來如何描繪宇宙
《時間的起源》不僅是思想的探險，也深刻反思了物理學的核心問題：宇宙如何在大爆炸後形成這種精妙的結構，讓生命得以存在？這個問題推動著哲學家和物理學家自古以來不斷尋找答案：從柏拉圖以數學描述世界，到近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林德提出的永恆暴脹理論，描繪出宇宙可能是無限擴張的壯麗景象。赫托深入淺出地解釋這些複雜的概念：從霍伊爾的穩態宇宙理論、霍金的無邊界理論，到當今的多重宇宙理論，這些不同的理論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宇宙的奇妙與神秘。
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的宇宙或許來自另一個時空，像是在量子海洋中冒出的一顆小泡泡。這些理論基礎，來自量子場論與宇宙膨脹模型的結合，意味著不同的時空區域可能形成各自獨立的宇宙。這也帶出「多重宇宙」的概念，即存在著無數個擁有不同物理定律的宇宙，然而這些理論缺乏實驗證據，因此霍金對多重宇宙抱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宇宙的特性應該在不依賴這些假設的情況下，就能得到解釋。
在《時間的起源》中，赫托描繪了更完整的宇宙圖景，帶領我們探索弦論與多重宇宙的可能性。他以隱喻與故事，描繪宇宙在誕生過程中，時間如何與空間交織摺疊，孕育出一開始的量子。這些生動的描述，讓宇宙的起源從抽象的理論成為詩意的故事。
霍金宇宙的演變
霍金的思想不斷演變。他從支持大霹靂理論，到重新思考宇宙是否真的有初始，經歷數十年的深思與探索。赫托形容霍金對多重宇宙理論的信念，最後就像雪遇到太陽般蒸發。這種改變也是霍金追求真理的展現，無論他的早期理論如何被質疑，他始終勇敢面對挑戰，重新檢視自己的信念。
赫托與霍金共同提出顛覆性的理論：「自上而下」的宇宙學觀點，挑戰了傳統「自下而上」的決定論。他們認為，宇宙的歷史不是由一連串靜態事件構成，而是受到觀察者的影響。這個觀點源自量子力學中的觀測理論，認為宇宙的性質和發展與觀察者的行為密不可分。他們重新審視了宇宙的起源，認為早期宇宙的物理定律並非固定，而是隨著宇宙演化逐漸形成。
這個理論的精髓在於，把宇宙視為一種和觀察者互動產生的創造性存在，而不是冰冷的機械系統。赫托指出，霍金的最終理論顯示，人類既不是宇宙的旁觀者，也非被動的NPC（非玩家角色），是積極參與創造宇宙歷史的角色。這樣的觀點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存在與宇宙的演化緊密相連，而我們的行為和選擇，也影響著宇宙的未來。即使這些理論尚未被證實，霍金和赫托的研究，改變了我們看待宇宙與看待自身的方式，也讓我們重新審視宇宙的起源與結構，可能是由觀察者與自然現象發生交互作用。這不僅挑戰了傳統理論中的決定性，也讓我們意識到人類在宇宙演化中，也許扮演著更主動的角色。
持續觀察宇宙，也能持續改變宇宙
《時間的起源》不僅探討深奧的物理理論，也有動人心弦的故事。赫托生動活潑的敘述，帶我們探索科學的核心。除了宇宙理論的發展，更顯示了科學家在追尋真理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不屈的堅持。原來科學的發展不僅是來自資料與公式的建構，也充滿人性與情感的探索，如同穿越迷霧尋找曙光。
本書最後，他指出，霍金的最終理論不僅是科學上的突破，也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新視角：藉由理解宇宙起源，我們能重新審視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與責任：除了要理解宇宙的運作原理，更要在探索中積極參與。這種新見解讓我們對未來充滿更多想像與期待，如同接手一幅未完成的畫，等待著我們完成。
從《時間簡史》到《時間的起源》，我們看到霍金思想上的演繹，是如何無盡地反思與創新。例如他從最初支持大霹靂理論，到後來提出無邊界假說，再到與赫托合作發展「自上而下」的宇宙觀點，這些轉變都反應了他對宇宙起源的不斷探索和理論的逐步深化。他與赫托的合作也展現了，即便人生的最後階段，他依然全力以赴致力於拓展人類對宇宙的理解。這本書既是對霍金的致敬，也是新時代的邀請，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並探索宇宙的本質。我們個人的存在或許非常短暫，但我們的影響卻可能如繁星閃耀，嵌入宇宙的故事中，點亮未知的黑暗。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5年第275期1月號】
2025年3月12日 星期三
抵抗重力的翼想天開
高中時我第一次在學校看到宮崎駿的《天空之城》（天空の城ラピュタ）和《風之谷》（風の谷のナウシカ），那份震撼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當時的我還是個充滿好奇心和夢想的少年，而這兩部動畫電影彷彿瞬間打開了我心中的想像大門，特別是那自由飛翔的場景，深深觸動了我對天空的嚮往。
《天空之城》讓我第一次感受到飛翔並不僅僅是速度與高度的象徵，而是一種心靈的解放。當巴魯（パズー）和希達（シータ）駕著飛行船穿越雲層、掠過藍天，那壯麗的景象彷彿將我也帶入了這個夢幻般的世界。每一次飛翔，都充滿了冒險的刺激，讓人心跳加速。當他們終於抵達傳說中的拉普達時，那座漂浮在天空中的神秘城堡讓我目瞪口呆。宮崎駿巧妙地把飛行與追尋內心的自由結合起來，讓我深刻體會到，天空不僅是高於地面的空間，更是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
至於《風之谷》，它的飛行場景則充滿詩意。娜烏西卡（ナウシカ）駕馭著滑翔翼在風中飛翔，她與自然的親密聯繫讓我幻想自己也能像她一樣，徜徉在風的懷抱中。這不僅僅是飛行，而是與天地共舞的夢想——一種和諧共存的美好願景。娜烏西卡的飛行不只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為了守護她珍視的一切。這種使命感與飛行的輕盈形成了強烈對比，讓我在被震撼之餘，感受到更深層次的意義。
看完這兩部吉卜力的動畫電影後，我內心的某個角落被點燃了。飛翔成為我內心深處最美的嚮往。我常常想像，若有一天我也能像宮崎駿的角色們一樣，在空中自由飛翔，那會是多麼超越現實、無拘無束的快樂啊！
在宮崎駿的其他動畫裡，飛翔也無處不在，但每一場飛行都有不同的意義。對某些角色來說，飛行是逃避現實的方式；對另一些人來說，它代表著成長與自由；而對更多人而言，飛行象徵著冒險和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乘著掃帚、滑翔翼，還是駕駛飛機，每一次飛行都像是在心靈深處點燃了火焰，帶領我們踏上那片無邊無際的天空，去追逐夢想與自由。
接著，還有《紅豬》（紅の豚）中的波魯克．羅素（ポルコ．ロッソ，Porco Rosso），這位被詛咒成豬的飛行員依然不懈追求自由，駕駛老式飛機在天際翱翔。儘管變成了豬，他依然在雲端中享受著那份無畏的冒險與自由。每一次的起飛與俯衝，都讓人感受到風的呼嘯，讓我們仿佛也在天空中暢遊。
還有《魔女宅急便》（魔女の宅急便）中的琪琪（キキ），她駕著掃帚在城市的上空飛行，尋找屬於自己的未來。對琪琪來說，飛行是成長與自我探索的過程。隨著故事的進展，她的飛行技巧越來越熟練，飛行不再只是魔法，而是一種發現自我力量的象徵。
最後，《風起》（風立ちぬ）更是展示了宮崎駿對飛行的深沉熱愛與思考。這部電影中，飛行不僅是技術的象徵，更是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掙扎。主角堀越二郎的夢想在天空中飛翔，但現實中的戰爭讓這個飛行夢變得沉重而複雜。飛行既能帶來解放，也可能成為破壞的工具，這種雙重性讓飛行的意象更具深度。
在《蒼鷺與少年》（君たちはどう生きるか）裡，飛行象徵著自由、成長與探索內心世界的過程。對少年牧真人而言，蒼鷺的飛行不僅是物理上的翱翔，更是一種心靈上的引領，它帶領少年脫離現實的束縛，進入一個充滿奇蹟與未知的世界。飛行是對生命奧秘的追尋，是勇敢面對困難、突破自我成長的象徵。只有當他學會追隨內心的渴望，才能真正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與自由。
宮崎駿的飛行夢，從來不僅僅是畫面上的翱翔，而是包含了自由、成長、冒險與自我和解的深層意義。每一次起飛，都是一次新的開始，一次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而這些作品，不僅讓我在視覺上享受到飛行的美妙，更讓我的心靈隨之飛翔，遠離現實，進入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奇幻天空。那份對飛行的渴望，至今仍深藏在我心底。每當回想起那些美麗的飛行場景，我內心的夢想與冒險精神便再度被喚醒。天空，始終是我心中最無限的自由象徵。
雖然我最終沒成為飛行員、飛機工程師，或任何與飛行直接相關的職業，但我經常在YouTube上看各種航空知識和報導，似乎飛翔的夢想從未遠離。而有趣的是，無論是在博士班研究果蠅，還是博士後和現在研究的鳥類，牠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牠們都會飛！這感覺像是命運的安排，讓我始終環繞在與飛翔相關的研究領域，特別是鳥類那神秘的羽毛發育與演化，令我深深著迷。
當我開始研究鳥類，特別是飛行密切相關的羽毛發育時，我發現羽毛並不是簡單的結構，而是大自然的傑作。每片羽毛既要輕盈靈活，又必須強韌，能夠在飛行中承受風的壓力，同時保持靈活性。羽毛的形狀、排列與結構，對鳥類的飛行至關重要，而這些巧妙的設計背後，蘊藏著上億年的演化智慧。
讓我尤其著迷的是，鳥類在飛行方式上的多樣性。有些鳥類，如禿鷲，可以悠然滑翔在氣流中，幾乎不需拍動翅膀；而像蜂鳥這樣的小鳥，則能夠以驚人的速度拍動翅膀，甚至像直升機一樣懸停在空中。鶴展翅飛過天際時的優雅，燕子俯衝時的靈巧，每一種飛行方式背後，都有一套精妙的生理和解剖機制。作為科學工作者，能夠探究這些機制，既是興奮的體驗，也是讓人敬畏的過程。每次觀察鳥類，我總是充滿無限的好奇與驚嘆：究竟是什麼讓鳥類能夠如此靈活多樣地適應飛行？
《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盲眼鐘錶匠》（The Blind Watchmaker）、《祖先的故事：前往生命初現地的朝聖之旅》（The Ancestor’s Tale: A Pilgrimage to the Dawn of Life）、《什麼才是真的？：真實世界的神奇魔力》（The Magic of Reality: How We Know What’s Really True?）的作者，演化生物學大師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他的《翼想天開：抵抗重力的飛行設計與大自然演化》（Flights of Fancy: Defying Gravity by Design and Evolution）一書中，帶領我們穿越人類數世紀的發現之旅，揭示動物在數百萬年間如何與重力抗衡。他在書中展示了人類如何模仿大自然的飛行者——鳥類、蝙蝠、昆蟲，設計出各種飛行器，並努力馴服重力這位看似無法戰勝的敵人。這一切背後的核心問題始終未變：我們如何克服重力法則，實現翱翔？
《翼想天開》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呈現飛行的世界，特別適合對飛行感興趣但不想鑽研深奧學術內容的讀者。書中重點介紹了各種飛行技術，以及人類如何在歷史長河中探索像鳥兒那樣飛翔的方式。道金斯還帶我們進入奇思妙想的世界，讓科學與想像在空中自由飛翔。
《翼想天開》中的主題涵蓋了人類對飛行的夢想、動物失去翅膀的原因、為何小型動物更容易飛行，甚至大型動物如何補償體型來實現飛行。隨後，書中還討論了人類發明的滑翔機和降落傘、動力飛行的原理，甚至探究了失重狀態以及植物和微生物如何借助風力來「飛翔」傳播種子。這本書讓飛行的奧秘變得既科學又充滿想像力，帶我們進入一場翱翔天際的精彩旅程。
道金斯的名字可謂響噹噹，他不僅是暢銷書作家和演化生物學的權威，還是個敢於直言不諱的無神論者。在《翼想天開》這本書中，他延續了一貫風格，強調設計與演化的本質區別。他認為，演化是隨機事件的產物，而非某種有意識的設計者所操縱。
道金斯從人類對飛行的夢想和迷戀說起，首先提到希臘神話中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伊卡洛斯用羽毛和蠟製作翅膀，試圖逃離克里特島（Crete），但由於飛得太接近太陽，蠟融化，最終墜入大海，這成了我們如今常用的「飛得太高」的隱喻。他還提到了許多其他經典的飛行故事，比如飛馬佩加索斯（Pégasos）、天方夜譚中的魔毯，以及飛天掃帚等奇幻飛行物件。
除了神話和幻想，《翼想天開》充滿了各種關於飛行演化的奇聞趣事。例如，大多數昆蟲有兩對翅膀，但果蠅只有一對，因為牠們的第二對翅膀已經演化成名為「平衡棒」的感覺器官，像微型陀螺儀一樣，幫助牠們精確操控方向。還有史上最大的飛行動物——風神翼龍（Quetzalcoatlus），這種長頸翼龍的翼展達到十到十一公尺，幾乎可以媲美現代的小型飛機。道金斯還透過最新的空氣動力學研究，解釋了這樣龐然大物如何在空中飛行。
《翼想天開》中還探索了各種令人著迷的飛行奧秘。比如，海鳥如何在空氣與水中同時展現飛行能力，昆蟲翅膀的拍動頻率是如何產生那讓人抓狂的蚊子嗡嗡聲。道金斯甚至幽默地將跳蚤的跳躍能力與人類進行對比，如果按比例來計算，跳蚤相當於人類一躍跳過艾菲爾鐵塔！此外，他也探討了人類特有的飛行技術——失重狀態，這已經成為太空旅行的常見現象。
雖然道金斯並未深入解析空氣動力學，但他帶領讀者踏上了一場愉快的飛行之旅，從飛行的基本原理到演化過程中的飛行能力，他講述得引人入勝，充滿巧妙的科學解釋。《翼想天開》中的每一頁都充滿了關於飛行的奇妙故事，讓人讀來欲罷不能。
在我們人類的世界，飛行大幅縮短了地理距離，但也帶來了新的軍事競爭。過去需要一個月才能送達的貨物，現在透過空運只需短短幾個小時。噴射戰機的翅膀設計靈感來自遊隼俯衝時的飛行姿態，而跳傘和滑翔等無動力飛行方式，則源自於飛狐猴和飛鼠在空中的滑行技巧。
總的來說，《翼想天開》融合了活靈活現的插圖和生動有趣的文字，讓我們感受到飛行的神奇與魅力。無論你是自然奇觀的愛好者，還是對飛行充滿夢想的讀者，這本書都會激發你心中飛翔的渴望，讓你的想像展翅高飛！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5年2月26日 星期三
走進門得列夫的夢：從煉金術到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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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某天高中放學，我像往常般回到寄宿的大伯家，心裡打著如意算盤：今天一定要拋開課本，全力猛讀藏在房裡的金庸小說！可沒想到，家門竟然因為長輩全部外出而緊鎖。在那個沒有手機和網路的時代，身邊打發時間的玩意兒都沒有！
站在門口的我心急如焚。打開書包，只有死氣沉沉的教科書。既然進不了家門，不然就來背元素週期表吧！既能消磨時間，又能在學校吹噓，真是一舉兩得。於是，我在院子裡來回踱步，默念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化學符號：氫（H）、氦（He）、鋰（Li）、鈹（Be）、硼（B）。不曉得過多久，當伯母回到家時，我已把前36個元素倒背如流。此後，化學成為我擅長的學科之一，那時理解到元素週期表不僅是個擺滿符號和數字的表格，而且蘊涵整個宇宙的「化學密碼」。每個元素都依照原子序，坐落在指定的行列中，彷彿嚴肅又神秘的大家族。
這張神奇的元素週期表是如何誕生？大家可能知道是由門得列夫（Dmitriy Mendeleyev）發明，但在此之前，其實已凝聚了2000年的科學智慧，像是一個歷史麻辣鍋，從古希臘加料熬到現代。
2000年來，人類如何探究世界本質
英國作家史查森（Paul Strathern）在《門得列夫的夢：從四元素、煉金術到週期表，跨越2500年的化學與人類思想演進的故事》（Mendeleyev’s Dream: The Quest for the Elements）裡帶我們穿越時空，展演了思想的演進：從古希臘哲學家如何追尋萬物本質，再到門得列夫怎麼靠一場夢，構思出元素週期表的雛形；並且讓化學這門學問，從煉金術的神秘煙霧中走向系統化的科學。
史查森的文筆輕鬆幽默，讓那些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化學理論成為充滿傳奇的冒險之旅。本書並非傳統的科學家傳記，而是化學世界的全景秀。無論是煉金術或現代科學，書裡無數的科學家如何反覆試錯，才推進化學的理論基礎。
在書裡，我們會看到古代的煉金術士，滿懷希望地不停實驗，只為了找出傳說中能把鉛（Pb）變成黃金的神奇配方；還有門得列夫如何在夢中構思週期表，這個大膽的想法最終改變化學的研究方式——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元素週期表。我們終會發現，這些科學家不僅思考理性，他們對於揭開自然世界的終極謎團，也有滿腔熱血與理想。
關於化學起源，古希臘的泰利斯（Thales of Miletus）是個關鍵人物。他最著名的理論是「水是萬物的本源」（water is the arche），這在當時是具顛覆性的觀點。他的想法是，世界上的一切：無論固態、液態還是氣態，都可以追溯到水這個基本元素。雖然現代科學早就把這個理論拋到九霄雲外，但在當時，泰利斯的這番哲思無疑是對自然的重大突破。
隨後，古希臘的恩培多克利斯（Empedocles）提出「四元素學說」，把萬物的本源從「單一元素」升級成「火、空氣、水、土」四大基本元素。他認為，這四個元素依照不同的比例混合能創造出我們看到的所有物質。這個多元素理論，比泰利斯的單元素學說靈活，也為後來的哲學家和煉金術士提供了新思路。
從煉金術裡提煉出現代化學
本書也不乏有歷史脈絡的小知識，例如埃及的屍體防腐技術「科梅亞」（khemeia），正是「煉金術」（alchemy）一詞的由來。而煉金術也催化了早期科學的萌芽，許多天才（包括大名鼎鼎的牛頓），都曾試圖尋找如何把普通的物質轉變成黃金，或長生不老的秘方。這些心力在之後雖然被證實為緣木求魚，但過程中也激發了無數科學家的好奇心，促使他們探索物質如何相互作用，為現代化學鋪平了道路。
對於煉金術的著迷，持續到17世紀，德國藥劑師布蘭德（Hennig Brand）做了一件瘋狂之事：他從大量尿液中，蒸餾出磷（P）。這也讓他成為少數幾位在煉金術時代、發現新元素的「煉金術師」。接下來陸續的發展，19世紀中葉，科學家們已經找到60多種元素，但如何替這些元素排列組合，卻還是待解之謎。
1869年2月，某個大雪紛飛的早晨，有位頭髮亂糟糟、個子矮小的化學家，門得列夫，原本準備從俄羅斯聖彼得堡前去320多公里外，對酪農發表演說。但當他在餐桌前翻閱行程時，一個靈感閃過。他一時激動，忘了乳酪，也錯過火車，只埋首於創造。熱愛撲克牌接龍遊戲的他，把當時已知的多種元素做成牌卡，像玩遊戲一樣反覆嘗試，想從中找出規律排列它們。經過無數次的「紙牌排隊」失敗後，他累得筋疲力盡，倒頭大睡。然而，就在夢裡，門得列夫的難題找到了答案，他夢見那些化學性質相似的元素整齊排列，再依照原子量大小排成行。一醒來，他馬上記下夢中的「啟示」，兩星期後就發表了他的「元素週期表」。門得列夫不僅注意到元素的原子量規律，還神準地預測了幾個當時還沒發現的元素，例如鎵（Ga）和鍺（Ge）。這是第一次，人類終於有了一張理解宇宙組成的「化學接龍」！
《門得列夫之夢》讓化學變得既有趣又有魅力，閱讀完之後，會發現化學不再只是枯燥的元素符號和公式。我們可以看到科學知識的演進、偉大發現的背後也充滿曲折的插曲。更重要的是，這本書讓我們感受到科學的溫度和人性的光輝。畢竟，科學不僅僅是冷冰冰的知識和公式，它是無數夢想、努力和智慧的結晶。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4年第272期10月號】
2024年12月30日 星期一
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人類文明
我念中小學時，最討厭的課之一，就是歷史！
因為那時候在學校裡，歷史常被視為一門需要記住大量年代、事件和人物的學科。這種「死背硬記」的方式容易讓我感到枯燥和壓力，特別是當我們被要求記住大量細節而無法理解其背景或意義時。然而，這種「背多分」的學習方式常常忽視了歷史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啟發性，讓我們無法體會歷史事件背後的深層故事和人性。
在課堂上，歷史也常被切割成一段段獨立的事件，而缺乏連貫的敘事和分析。這種方式讓我們難以看到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和因果關係，只記住了一系列的資料和名字。我常常想說，它們干我屁事哦？
畢業後，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歷史著作和文獻，這些書籍通常會提供更豐富的背景資訊和故事敘述，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事件之間的關聯，從而激發對歷史的興趣。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開始對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興趣。這時候再回頭看歷史，會發現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故事，而是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智慧和教訓。歷史書提供了對人類行為、政治決策和社會變遷的洞察，這些都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還有，歷史不只是關於事件的記錄，更是關於人類的故事。許多歷史書籍充滿了生動的角色描寫和引人入勝的敘事，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領導者的決策過程、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這些人性化的故事讓歷史變得更加可親和有趣，讓人們感到讀歷史不再是枯燥的學術活動，而是探索人性的一部分。於是，歷史類書籍，是我僅次科普書最常讀的書。
在我們的歷史書中，往往充滿了帝國的興衰、文化的變遷和經濟的起伏。然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長期被忽視，那就是人類的生物學。達奈爾（Lewis Dartnell）在他的好書《人類文明：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世界史》（Being Human: How Our Biology Shaped World History）中，為我們揭示了這個被忽略的視角，展示了人類的生物學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歷史。
達奈爾是倫敦大學學院（UCL）的天文生物學家，研究宇宙中的生命起源、演化、分佈和未來。他的研究特別關注微生物生命在地球外環境中的生存潛力，包括火星和其他行星上的可能性。他也探討了極端環境中微生物的生存機制，如高輻射和極端溫度，這些研究有助於理解生命在其他星球上的存在可能性。
在地球科學方面，達奈爾的工作涉及地球的過去和現在的變遷如何影響生命。他的研究涵蓋了從地質事件對生命演化的影響到地球環境的變化如何塑造生態系統。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僅限於地球本身，還擴展到如何在宇宙尺度上考慮地球的獨特性和其上生命的特殊性。
達奈爾也是一位熱衷於科學普及的作家。他撰寫了多本科普書籍，如《最後一個知識人》（The Knowledge: How to Rebuild Our World from Scratch）和《起源：地球如何塑造人類的歷史》（Origins: How the Earth Made Us），把複雜的科學知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達給大眾。他的作品探討了如何在科學角度理解世界，從人類生物學到我們的文明如何依賴於基礎科學知識。
傳統的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上。歷史學家習慣於探討國家興亡、宗教改革和經濟變遷等大事件，卻很少考慮人類生物學在這些過程中的影響。這一部分是因為學術界對歷史學和生物學之間的明確專業分工。歷史學家專注於研究文字記錄和考古證據，而生物學家則研究基因、免疫系統等生命科學方面的問題。這種專業分工導致了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非常有限。
還有，歷史學家之所以忽略生物學，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通常認為人類行為主要受到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食物習慣、遷徙模式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研究，多數都聚焦於文化背景和經濟條件，而不是這些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基礎。這種觀點忽略了我們的基因如何影響我們的消化系統，免疫系統如何影響瘟疫的擴散，以及氣候變化如何推動了人類的遷徙和演化。
此外，早期的歷史學研究受限於科技和資料的局限。直到最近，我們才有能力透過基因體學和古DNA研究等先進科技深入理解人類生物學。這些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揭示過去數千年來人類基因的變遷，並進一步理解這些變遷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
達奈爾的《人類文明》挑戰了傳統歷史學的這種局限。他把人類生物學和歷史學融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他以生動的敘事和豐富的科學資料，展示了從微觀到宏觀，人類生物學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影響歷史。這些見解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的思考，讓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中的許多關鍵事件。
《人類文明》中探討了人類的生物學特徵深刻影響了社會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例如，我們的心理特徵，如合作和競爭的傾向，對於制度設計至關重要。達奈爾指出，合作行為的基因基礎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社會能夠成功地建立起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機構，這些結構和機構有效地促進了大規模社會的運行。這些制度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軟體」，是由人類的生物學特徵驅動並優化的。
人類大腦中的「社交軟體」是經過長期演化而形成的複雜系統，讓我們能夠進行有效的社會互動。這些機制不僅包括理解和感受他人的能力，還包括使用語言、合作、遵循道德規範和建立社會身份。這些能力讓人類能夠創建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並在各種環境中繁盛發展。透過這些社交機制，我們能夠形成穩定的社會關係。
達奈爾解釋了家庭和家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一結構的形成與我們的生物學特徵密切相關。家庭和家族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繁衍後代，這直接涉及基因的傳遞和生物適應。人類配偶結合的生物學基礎包括基因、荷爾蒙、神經系統等多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影響我們如何選擇配偶，也影響我們在配偶關係中的行為和情感體驗。這些生物學機制和演化策略共同作用，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複雜的社會行為和情感關係。荷爾蒙在配偶關係中起著關鍵作用。愛情和親密關係中的化學物質如催產素（Oxytocin）在大腦中作用，影響我們的情感和行為。
達奈爾提到「四年之癢」這個概念，這通常是指伴侶在婚姻或長期關係中，在大約四年左右的時間點，可能會經歷一個挑戰期，感覺到關係中的激情或滿足感下降。在戀愛和配偶關係的早期階段，荷爾蒙如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催產素的水平較高，這些荷爾蒙與興奮感、依戀感和情感連結有關。多巴胺特別與愉悅和獎勵系統有關，在戀愛初期，這種「興奮」的感覺尤為強烈。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化學物質的濃度可能會下降，導致激情和新鮮感減弱。
達奈爾進一步探討了家族結構如何影響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源分配。在很多社會中，家族地位決定了成員在社會中的位置，這一點在傳統社會中尤為明顯。例如，貴族家庭往往能夠保持其地位和影響力，這不僅僅是因為財富的累積，也涉及到社會規範和法律對家族傳承的支持。這些社會結構往往會在生物學的基礎上建構，例如透過婚姻聯姻鞏固家族聯盟和權力。
在探討權位傳承時，達奈爾闡述了從家庭內部到更大範圍的社會結構中的領導權傳遞如何運作。權力的傳遞常常與基因的傳遞相關，尤其是在君主制或貴族制的社會中。這些社會體系通常透過血統來確定繼承人，這是一種將生物學與社會結構緊密結合的方式。這樣的權位傳承機制有助於維持家族內部的穩定和外部的勢力範圍，確保資源和影響力的延續。
我在看HBO影集《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和《龍族前傳》（House of the Dragon）時，對其中兄妹、叔姪亂倫式的通婚感到嘖嘖稱奇，但和哈布斯堡王朝（Haus Habsburg）相比，現實往往比影集更戲劇化，貧窮果然限制了我的想像力。哈布斯堡王朝是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的王室之一，其影響力遍及西班牙、奧地利、匈牙利、神聖羅馬帝國、南斯拉夫等地區。為了保持和鞏固其權力地位，哈布斯堡家族頻繁進行王室間的婚姻聯姻，包括大量的近親通婚。這些婚姻策略在短期內有效地增強了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但也帶來了一些長期的生物學和政治問題。
哈布斯堡王朝透過婚姻聯姻，他們能夠在歐洲建立廣泛的聯盟和聯合統治。例如，透過與西班牙王室的婚姻聯姻，哈布斯堡家族一度控制了西班牙帝國及其廣大的殖民地，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影響力。婚姻聯姻還幫助哈布斯堡家族鞏固內部的權力結構，減少了外部挑戰和內部的繼承糾紛。這種策略讓家族在幾個世紀內保持了強大的統治地位，並使其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然而，頻繁的近親通婚帶來了嚴重的遺傳問題。近親通婚會增加遺傳疾病和不利基因的表現率，因為近親之間共享大量的基因。這在哈布斯堡家族中特別明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布斯堡下巴」（Habsburg Jaw），這是一種顯著的下巴突出特徵。「哈布斯堡下巴」是由下頜骨過度生長導致的，它伴隨著其他面部和口腔的問題，如開咬合（上下牙齒不能正常閉合）。這一特徵在家族內部的多次近親通婚中被顯著強化，成為遺傳疾病的標誌。此外，其他遺傳問題如癲癇、精神疾病和不育症在家族成員中也變得更為普遍。
近親通婚帶來的遺傳問題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能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健康問題和智力缺陷削弱了一些王室成員的統治能力，導致政治不穩定和管理效率低下。例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卡洛斯二世（Carlos II，1661—1700）因為多種遺傳問題無法有效治理國家，這最終導致了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統治結束。
近親通婚還導致繼承問題，因為高出生率伴隨著低存活率，讓王位繼承常常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了王朝內部的爭鬥，甚至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政治平衡。哈布斯堡家族的婚姻政策不僅影響了政治和遺傳健康，也在文化和社會層面產生了影響。王室婚姻強化了貴族之間的聯繫，使貴族階層在整個歐洲的影響力得到加強。然而，這也進一步鞏固了社會階層結構，限制了社會的流動性。
貴族近親通婚容易出現罕見遺傳疾病，但對許多地方的平民來說，地方病是更常見的問題，這是指某些疾病在特定地區長期存在並影響當地人口的健康情況，並且當地人口對這些疾病可能已經發展出了某種程度的免疫力或抵抗力。主場優勢（Home Advantage）是達奈爾用來描述當地居民在面對外來者時，因為對地方病具有更高的免疫力或適應性，而擁有的一種隱性優勢。這一優勢在歷史上對軍事衝突、殖民活動和人口遷移等事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詳述了地方病如何影響歷史事件。例如，在蘇格蘭人在歷史上受到瘧疾和黃熱病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海外殖民和貿易活動中。這些熱帶疾病對蘇格蘭人的計劃和行動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特別是在17世紀末的達連計畫（Darien Scheme）中，目的是在中美洲的巴拿馬地峽建立一個貿易殖民地。蘇格蘭希望透過這個貿易站控制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從而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然而，這個計畫最終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瘧疾和黃熱病對蘇格蘭殖民者的嚴重打擊。這些疾病在當時的熱帶地區非常普遍，但對來自較冷氣候的蘇格蘭人來說是致命的，因為他們沒有對這些疾病的天然免疫力。
然而，瘧疾和黃熱病等熱帶疾病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發揮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這些疾病對英國軍隊造成了嚴重的打擊，特別是在美國南部地區。美國軍隊，尤其是當地士兵，對這些疾病有較高的免疫力，這在戰爭中成為了一種不容忽視的優勢。這些疾病間接地幫助了美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讓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和其他美國指揮官得以利用疾病削弱敵人，最終促成了美國的勝利。
瘧疾和黃熱病等地方病也在海地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們削弱了法國軍隊的力量，讓革命者能夠獲得戰略優勢。法國在革命期間派遣了大量部隊試圖鎮壓海地的反叛奴隸和自由黑人。然而，這些士兵對當地的黃熱病缺乏免疫力。根據歷史記錄，在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妹婿法國將軍勒克萊爾（Charles Leclerc，1772—1802）領導的軍隊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士兵因黃熱病而死去，包括勒克萊爾本人。地方病的影響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海地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由非洲裔人主導的獨立國家的誕生。
地方病如瘧疾、黃熱病、霍亂和其他熱帶傳染病在殖民地廣泛流行，嚴重影響了當地人口的健康和生存率。例如，瘧疾和黃熱病在非洲和南美洲的熱帶地區尤為致命。這些疾病大幅度減少了本地人口，對原住民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造成毀滅性打擊。大量原住民的死亡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進而影響了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疾病的流行讓殖民者轉而依賴奴隸貿易來彌補勞動力不足，這進一步加劇了殖民地的社會問題和不平等。例如，黃熱病和瘧疾讓加勒比地區的奴隸貿易加劇，因為來自非洲的奴隸被認為對這些疾病有較高的免疫力。
在奎寧被廣泛使用之前，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在非洲的流行對歐洲殖民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些疾病對來自非洲以外的非免疫人群尤其致命。殖民探險隊和早期定居者中，由於瘧疾的高發病率和死亡率，常常遭受重大人員損失。這被稱為「白人的墳墓」效應，因為非洲的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讓歐洲人難以在當地長期生存和活動。
因此，奎寧的發現和使用對歐洲列強在19世紀末期瓜分非洲的進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奎寧是從金雞納樹的樹皮中提取的藥物，對瘧疾的治療非常有效。瘧疾在非洲的廣泛流行曾經是歐洲殖民者深入非洲內陸的一大障礙，奎寧的出現改變了這一情況，讓歐洲列強能夠更深入、更持久地在非洲進行探索、征服和殖民活動。奎寧的使用不僅改變了非洲的政治版圖，也對非洲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人類歷史中，更恐佈的還有流行病導致的瘟疫，我們不久前才經歷過一場。達奈爾指出，病原體跨越物種進入人群的現象，稱為「溢出」（spill over），是許多歷史上重大瘟疫的起源。這些病原體在動物宿主中存在並傳播，但在特定條件下，病原體可能跳躍到人類宿主中，導致新疾病的爆發。戰爭和貿易是這些瘟疫擴散的主要途徑，因為它們加速了人群和動物之間的接觸和流動。
賽普勒斯大瘟疫（Plague of Cyprian）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具有深遠影響，不僅因其造成的重大人口和經濟損失，更因其促進了基督教的傳播和興起。基督教在瘟疫期間的慈善行為和社會支持不僅增強了教會的社會地位，也吸引了大量新信徒，這對基督教在後來成為羅馬帝國國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事件展示了瘟疫如何不僅僅是醫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宗教和政治的催化劑。
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發生於公元541年至750年間，是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瘟疫之一。這場瘟疫對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查士丁尼大瘟疫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估計，僅在君士坦丁堡，最高峰時期每日死亡人數可能達到5000至10000人，全市總死亡人數可能達到20至30萬人。整個東羅馬帝國的死亡總數可能達數百萬。
這場瘟疫對社會結構造成了嚴重破壞。人口減少導致勞動力短缺，許多農田被廢棄，城鎮和城市中的經濟活動也陷入停滯。瘟疫引發的恐慌和絕望加劇了社會動蕩，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人們對當時的社會秩序和宗教信仰產生了疑問和動搖。
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和勞動力短缺對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農業生產的減少導致糧食短缺和饑荒，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穩定。貿易和工業活動也因工人減少和市場需求下降而受挫。稅收收入大幅減少，讓東羅馬帝國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政府無法從農民和工匠中徵收足夠的稅款來支持公共工程、軍事支出和其他國家開支。這進一步削弱了帝國的財政穩定性和統治能力。
瘟疫對軍事力量的削弱也是顯著的。大量士兵死於瘟疫，讓帝國的軍隊規模縮小，戰鬥力下降。這一局面讓東羅馬帝國在應對外部威脅和內部叛亂時顯得力不從心。當時的查士丁尼皇帝正努力恢復羅馬帝國的榮光，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征服和重建工程。然而，瘟疫的爆發讓這些努力無法持續，甚至不得不撤回一些軍事行動，這讓帝國的邊境防禦變得脆弱。
查士丁尼大瘟疫對東羅馬帝國和整個地中海地區的長期影響是深遠的。瘟疫削弱了東羅馬帝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讓它難以應對隨後幾個世紀的外部入侵，包括來自阿拉伯帝國的威脅。此外，瘟疫還加速了西羅馬帝國解體後形成的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化過程。由於中央政府的削弱和農村人口的增加，地方貴族的權力增強，這為後來的中世紀封建社會奠定了基礎。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則是十四世紀最具毀滅性的流行病之一，對歐洲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場瘟疫導致了歐洲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人口的死亡。達奈爾解釋道，黑死病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口減少，還導致了勞動力短缺，讓工資上升，改變了經濟結構。此外，這場瘟疫也動搖了人們對教會和傳統權威的信任，促使了宗教改革和社會變革。
達奈爾也探討了歐洲殖民者將天花帶到美洲的過程。天花在新大陸的傳播對原住民社會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原住民沒有對這種疾病的免疫力。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因此死亡，這極大地削弱了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抵抗殖民者的能力，讓歐洲人得以迅速征服和控制這片土地。這場流行病對美洲歷史的影響是深遠的，直接導致了文化的滅絕和社會結構的崩潰。
達奈爾也詳細討論了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西班牙流感），這是二十世紀初期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這次流感在全球奪去了約五千萬至一億人的生命。這場流行病的影響遠不僅限於公共健康領域，它還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影響了戰後的國際政治格局。這次大流行也顯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傳染病的快速傳播能力，成為現代疫情管理和國際合作的催化劑。
達奈爾特別指出，流行病（如黑死病）對人口的劇烈影響，這些疾病不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還改變了社會結構。例如，黑死病後的歐洲面臨勞動力短缺，導致工人階級的工資上升和社會地位提升。這種人口結構的改變促使了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人類容易一再被瘟疫蹂躪，是因為農耕生活後的高密度聚居。達奈爾認為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這一轉變讓人類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到定居的農業社會，進而形成了更複雜的社會結構。農業技術的進步，如灌溉系統和農作物的馴化，極大地提高了食物生產的效率。這些進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因為穩定的食物供應支持了更高的人口密度。
達奈爾提到班圖擴張（Bantu Expansion），這是指班圖語言群體從非洲中部和西部向東部和南部遷移和擴張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大約始於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500年。班圖擴張是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人口遷移和文化擴散事件之一，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語言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班圖語言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廣泛使用的語言群體之一，超過四百種語言和兩億多使用者。
班圖語人群帶來了鐵器技術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種植旱地作物如薯類和豆類，以及養殖家畜。鐵器技術的引入改進了農具，讓農業生產力顯著提高，支持了較大的定居人口。農業生產的提高導致人口增長，這進一步推動了班圖人群向新的土地遷移，以尋找更多的資源和居住空間。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資源的利用增加，某些地區可能出現資源競爭和壓力，促使部分班圖人群遷移到新的地區。班圖擴張導致了班圖語言在非洲大陸上的廣泛分佈。
人變多了，就因為要搶錢、搶糧、搶地盤，戰爭成了常態。達奈爾探討了戰爭如何成為歷史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戰爭通常是資源爭奪、政治控制或宗教信仰衝突的結果。人類的生物學特徵，如攻擊性和組織能力，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特徵在狩獵和保護群體中演化而來，但在更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中也表現出來。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討論了奴隸制的生物學和經濟基礎。奴隸制是一種以人力為基礎的經濟系統，歷史上在許多文明中都有存在。奴隸通常來自被征服的地區或社會邊緣群體，被強迫從事農業、建築和其他勞動工作。奴隸制度對社會的經濟發展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支持了大規模的農業和建設工程；另一方面，奴隸制度也導致了深刻的社會不平等，並造成嚴重性別失衡。
進入農耕生活，我們人類開始製造讓人們精神上愉悅的物質。酒精是歷史上最古老和最廣泛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之一。達奈爾提到，酒精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早期的農業社會就開始釀造酒精飲料。酒精因其能夠改變意識狀態、放鬆身心以及促進社交互動而廣受歡迎。在許多文化中，酒精成為儀式和慶典的核心部分。酒精的社會影響深遠，它在經濟上也具有重要意義。酒精也讓歐洲人能夠長程遠洋航行，因為可以讓淡水不易變質。
咖啡因是另一種廣泛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主要來自於咖啡和茶。達奈爾強調，咖啡因在啟蒙時期的歐洲尤其流行，它被視為一種激發創造力和思維的物質。咖啡館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和商人聚集的場所，促進了思想交流和文化發展。咖啡因不僅僅是一種提神的飲料，它還對全球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咖啡和茶的種植和貿易促進了殖民地經濟的發展，並成為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這些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
菸草含有尼古丁，一種強效的精神活性物質。達奈爾指出，菸草在十六世紀被歐洲人發現並帶回，迅速成為一種流行的嗜好品。菸草的使用不僅限於娛樂，它還被用於儀式和宗教活動中。菸草的全球傳播對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菸草種植成為許多殖民地的重要經濟活動，並推動了跨大西洋貿易。然而，菸草的健康風險也引發了社會關注和政策辯論，尤其是在現代社會。
以上三種大部分情況下好歹還算合法，但鴉片一般上是非法的，這是一種強效的鎮痛和鎮靜劑，自古以來就被用於醫療和儀式中。達奈爾提到，鴉片及其衍生物（如嗎啡和海洛因）對個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態有強烈的影響。它們能夠緩解疼痛，但也容易導致成癮。鴉片對歷史的影響極為深遠，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鴉片戰爭中，鴉片成為殖民帝國主義的工具之一。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還揭示了國際貿易中毒品問題的複雜性和破壞性影響。
其實，搞破壞的不僅是病原或成癮物質，敵人可能就在我們自己的基因體中。達奈爾探討了人類基因中的DNA編碼錯誤如何導致身體上的瑕疵，並進一步影響歷史和文化。這些編碼錯誤，或者說基因突變，不僅僅是疾病的根源，它們還塑造了人類的生物多樣性和適應能力。基因突變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環境因素導致的。基因突變的結果可能是有害的、無害的，甚至有時是有益的。這些錯誤有時會導致身體上的瑕疵或疾病，如遺傳性疾病和先天性缺陷。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的基因突變，特別是她攜帶的血友病基因，在歐洲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血友病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主要影響男性，導致血液凝固功能受損，容易出現嚴重出血。這個疾病是由X染色體上的基因突變引起的，而女性（如維多利亞女王）可以是這個基因的攜帶者而不表現症狀，但她們有可能將基因傳遞給她們的子女。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的祖母」，因為她的後裔透過婚姻廣泛分佈於歐洲各國的王室。她的子孫中，包括英國、俄羅斯、西班牙和德國的王室成員都攜帶或受到血友病的影響。
人類演化中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失去了合成維生素C的能力，這讓我們必須透過飲食來獲取這種必需的營養素，否則會罹患壞血病。大約在6300萬年前，我們的靈長類祖先失去了合成維生素C的能力，這是由於GULO基因（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基因）的突變所致。這個基因突變導致人體無法將葡萄糖轉化為維生素C。這種能力的喪失在大多數靈長類中都普遍存在，包括人類、猿、猴和一些其他哺乳動物。
壞血病在歷史上特別與長時間的航海探險有關，因為水手們在海上缺乏新鮮食品。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期間，壞血病在海軍中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這些事件促使人們尋找解決方案，例如英國海軍後來強制配給含有檸檬汁的配方，以預防壞血病。
我們人類的心理狀況也造就了許多歷史事件。達奈爾探討了人類心智能力中的弱點，特別是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行為和歷史。認知偏誤是指我們在思考和判斷時常出現的系統性錯誤，它們是由我們的大腦在處理信息時所使用的簡化策略所引起的。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介紹了多種認知偏誤，每種偏誤都可能導致錯誤的判斷或決策。以下是幾種主要的認知偏誤及其影響。他認為，認知偏誤不僅影響個人決策，還在集體層面上塑造了歷史。比如，確認偏誤可能讓統治者無視警告，堅持進行戰爭或政策，即使這些行動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此外，可得性啟發和過度自信偏誤也可能影響領導人在危機管理中的判斷，導致錯誤的應對策略。
《人類文明》不僅提供了豐富的知識，還啟發了對我們自身身份的深刻思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物學特徵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這些特徵塑造了我們的歷史，並且仍在塑造我們的未來。這本書不僅拓展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也讓我們從生物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達奈爾展示了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潛在合作，並提醒我們，在理解人類行為和歷史事件時，我們不能忽視生物學的影響。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血色大地
東歐，一片我未曾踏足的土地，卻如同一幅交織著悲劇與希望的巨大油畫，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儘管我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指導教授是來自俄羅斯的戰鬥民族，經常與我們暢談俄羅斯的文化與歷史，但對於東歐這片笼罩在陰霾下的土地，我還是懵懵懂懂。
然而，歷史的殘酷不會因為我們的無知而消散。我第一次對東歐產生深刻印象，是在東歐共產黨政權垮台的動盪時期。當時，世界各大媒體鋪天蓋地地報導著鐵幕的崩解、柏林牆的倒塌與蘇聯的瓦解。透過那些充滿震撼的畫面，我得以窺見這些國家在蘇聯鐵蹄下的過去：慘無人道的壓迫、數不清的饑荒與肅清、人性尊嚴的蕩然無存。這些零星的歷史片段，如同滾燙的鐵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但那時的我，仍無法真正領會這片土地的苦難有多深。
直到我翻開《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才如遭雷擊般驚醒。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帶領我們穿越一片染血的時空，見證人類在意識形態與極權暴政的操弄下，經歷的無邊苦難。「血色大地」這片淒楚之地，涵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及蘇聯西部省份。從1933年開始，這片土地成為希特勒與史達林共同書寫殺戮史的舞台：從大饑荒到大屠殺，兩大帝國的瘋狂擴張在此交匯，兩位暴君的血腥實驗在此展開。
在這片滿目瘡痍的沼澤平原上，猶太人、波蘭人、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飽受煎熬。僅在1930至1945年間，就有多達1,400萬非戰鬥平民因飢餓、槍殺或毒氣而喪生。這駭人聽聞的數字，彷彿化作無數生命的哀鳴，在歷史的長河中回盪。
史奈德的文字如刀劃紙，冷峻而犀利。他揭開歷史的黑暗面，帶領讀者直面一幕幕人間煉獄般的場景。《血色大地》記錄了20世紀東歐的悲劇：從史達林推行的集體化政策與大饑荒，到希特勒發動的納粹種族屠殺，乃至這片土地在兩大暴政夾縫中飽受摧殘的掙扎。這些歷史不僅僅是冰冷的事件，而是一段段撕心裂肺的悲歌：一個個家庭被摧毀，一條條生命如草芥般被碾碎，猶如「血流成河」、「哀鴻遍野」。
在閱讀過程中，我無數次停下深呼吸，因為那些殘酷的描述令人窒息。史達林的大饑荒政策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把數百萬猶太人送入毒氣室；而東歐人民在兩股暴政下艱難求生，幾乎無喘息之機。這些並非冰冷的資料，而是一個個血淋淋的故事。
透過這本書，我終於開始理解今日俄羅斯暴力根源的來由。史達林時期的極權與洗腦，深深烙印在俄羅斯及周邊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其影響至今餘波未平。普丁政權，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史達林模式的變形。在烏克蘭戰爭中，俄羅斯對平民的暴行，與史達林時代對異見者與鄰國的肆意鎮壓，竟驚人地相似。
歷史雖已成過去，但卻是解讀當下的鑰匙。《血色大地》提醒我們，唯有直視並反思這段血淚史，才能理解東歐與俄羅斯之間錯綜複雜的因果糾葛，並看清普丁政權在烏克蘭的種種行徑。這段歷史教會我們：和平來之不易，正義的實現更需要歷經漫長的堅忍與煎熬。正如那片土地的悲劇所訴說的，人類唯有真正銘記過往，方能避免悲劇重演。
在《血色大地》中，史奈德設定了三大目標，如同三道鋒利的刀刃，直指歷史真相的核心。
首先，他以嚴謹的態度匯集大量新研究，試圖提供一份「最終且確定」的報告。隨著共產主義瓦解後的檔案解密，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的目擊者紛紛打破沉默，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彙集成完整的拼圖，填補了歷史的空白。
其次，他聚焦於1930年至1945年間的特定區域，專注於那片「血色大地」上的大規模平民屠殺——不僅是猶太人的悲劇，更囊括非猶太受害者。他有意避開對士兵或轟炸受害者的討論，描繪一幅更全面的歷史圖景，讓我們看見烽火連天、生靈塗炭的真實景象。
第三，他致力於糾正大眾對這段歷史的偏頗記憶。西方社會往往把大屠殺與「納粹集中營」、尤其是奧斯威辛聯繫在一起，這些觀點都如盲人摸象，缺乏全貌。史奈德試圖用史實校正這些誤解，讓人們直面殘酷真相。
史奈德從史達林的崛起寫起，揭示這位「老謀深算、心狠手辣」的政治玩家如何以農業集體化為名，釀成大規模飢荒，尤其是在「歐洲糧倉」烏克蘭。饑荒肆虐，農民的糧食與牲畜被徹底掠奪，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駭人現象。孤兒數量暴增，他們的存在如一根道德的最後稻草，象徵著父母拒絕吃掉自己的孩子。這是一場人為災難，至少400萬人因此喪命，宛如人間煉獄。
與此同時，史奈德指出，古拉格勞改營雖是蘇聯的象徵，但真正的大規模屠殺並非發生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而是集中於蘇聯西部的共和國，尤其是烏克蘭。在這場「血流成河」的歷史中，孤兒哭嚎，生命如草芥，史達林以「鐵血手段」書寫了暴政的實驗報告。
與此同時，希特勒則懷抱「生存空間」的瘋狂野心，把目光投向東歐。他把德國的屈辱歸咎於猶太人，從迫害到屠殺，逐步推動「最終解決方案」。在他的命令下，東歐淪為血腥實驗場，數百萬猶太人被槍殺、餓死或送進毒氣室。
納粹的毒氣中心如貝烏熱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成為大屠殺的地獄之門。雖然奧斯威辛最為人熟知，但它僅是尾聲：在毒氣室全面運作之前，超過一半的猶太受害者已命喪黃泉。這些屠殺多是「直接行刑」，執行者用槍口面對無助的受害者，讓屠殺的殘酷無從遮掩。
史奈德描繪了納粹與蘇聯在東歐的暴行如何交織成一場接一場的地獄劇。在波蘭，兩國根據秘密條約瓜分領土，納粹屠殺猶太人與知識分子，蘇聯則把波蘭軍官押往卡廷森林屠殺。隨著希特勒背叛史達林，1941年德軍入侵蘇聯後，屠殺進一步升級，波蘭、烏克蘭乃至整片血地陷入「萬劫不復」的黑暗時期。
紅軍在莫斯科郊外擋住德軍攻勢後，納粹改變策略，轉向全面屠殺。希特勒的瘋狂逐步把這片土地變成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絕命場」，與史達林的飢餓政策形成一個「死亡交響曲」。
《血色大地》改變了我們對這段黑暗歷史的理解。從烏克蘭的饑荒倖存者，到波蘭卡廷的軍官屠殺，再到奧斯威辛後的猶太清洗，每一段記錄都細膩而震撼。史奈德讓我們看到，這不僅僅是歷史數字，而是無數生命用鮮血寫成的悲劇。每一個民族——波蘭人、猶太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甚至蘇聯戰俘——都成為這場地獄劇的受害者。
史奈德在《血色大地》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這些駭人聽聞的暴行，必須放置於統一的歷史框架下審視。如果我們分開看待這段血淚史，就等於讓希特勒和史達林自己定義他們的「傑作」。這兩位暴君都把東歐這片不幸的土地當作施展霸權夢想的舞台，無情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這裡，留下滔天血跡。
對史達林而言，烏克蘭是「蘇維埃建設」的試金石。他透過集體化與恐怖統治，強奪農民的糧食供應，並清除外國勢力（特別是波蘭）對西部邊境的影響。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史奈德揭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事實：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超過十萬波蘭少數民族被羅織為「間諜」而遭到處決，鮮血染紅了這片土地。
而希特勒則把波蘭視為新帝國的基石，計劃掠奪其資源並清除波蘭的民族文化。在德國與蘇聯分贓波蘭的最初21個月內，兩國合力剷除了二十萬波蘭人，以此摧毀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這是一場釜底抽薪式的屠殺，試圖斷絕波蘭未來復興的可能。
希特勒的「死亡工廠」，如奧斯威辛與特雷布林卡，成為納粹恐怖的象徵。而史達林的暴政，則透過持續的流放與屠殺，讓古拉格成為「人間煉獄」的代名詞。這兩個極權政權，彷彿惡魔的兩面，用人性為祭品，在同一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場「殺戮狂歡」。
然而，這場歷史的災難並未在二戰結束後畫下句點。東歐依然陷於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高壓統治之下。種族清洗、大規模流放、政治迫害如「餘燼復燃」，持續燃燒在這片早已千瘡百孔的土地上。歷史真的吸取教訓了嗎？這是一個令人揪心的問號。
《血色大地》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歷史啟示錄。它提醒我們：當政權以「進步」為名行暴力之實，當人性被徹底剝奪，文明便會急速滑向深淵。這本書以殘酷的史實，警告我們不要輕信那些以偉大理想為幌子的宏大計劃，並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和平與尊嚴的價值。
史奈德強調，歷史不應只是「勝利者的凱歌」。納粹的滅絕政策與蘇聯的政治清洗背後，皆有冷酷且有條不紊的邏輯，而非單純的瘋狂。他們的暴行把這片土地變成真實的地獄，理解這些邏輯，是避免重蹈覆轍的唯一出路。
今天，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仍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中。《血色大地》要求我們將那些被壓縮為冰冷數字的生命，重新還原成血肉豐滿的故事，為這片土地贖回尊嚴。這本書既是一份歷史的記錄，更是一面直視人性深淵的鏡子。只有透過這面鏡子，我們才能理解：歷史的殘酷與教訓，不是為了讓我們沉湎於過去，而是為了警醒未來不再重蹈覆轍。
2024年11月20日 星期三
從洞窟裡的壁畫，探索人類的星空演變圖
上一次看到滿天繁星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凌晨3點多在美國加州國家公園，酷愛登山的博士班指導教授及實驗室夥伴，把我從帳篷裡拖出來欣賞銀河壯闊的星空，那美景真是讓人心醉。
雖然我們的星空不會像科幻作品《三體》裡那樣被智子（Sophon）操控對人類眨眼，但星空為我們帶來多少宇宙的訊息呢？現在，即使是鄉村也難得見到繁星，但我們的心靈仍不時和它們有所連結。否則，為什麼星座運勢的相關訊息幾乎無孔不入呢？
十二星座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巴比倫時期。他們根據太陽、月亮和行星在天空中的運行路徑（黃道帶）把星空劃分為若干區域，並賦予這些區域神話中的生物或英雄名稱。古希臘人不僅繼承了巴比倫的星座系統，還與希臘神話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個更加系統化的星座編排，固定了十二星座以對應黃道帶上的12個月份。隨後，在羅馬時期，這些希臘星座仍被繼承並賦予拉丁名字，至今仍廣泛使用。占星學就是利用十二星座的位置和運行來解釋並預測人類的性格和命運。
源自於古代天文觀測的占星學
占星家需要精確的天文資料來進行預測，他們詳細記錄了行星運行、月食和日食，這些記錄為後來的天文學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無論是透過神話、宗教還是科學，古人都試圖解釋並理解頭頂上的星空。投入的心力不僅豐富人類的文化遺產，也為現代天文學的發展奠定基礎。
身為無可救藥的地圖愛好者，布魯克希欽（Edward Brooke-Hitching）近年出版的《天空地圖：瑰麗星空、奇幻神話，與驚人的天文發現》（The Sky Atlas: The Greatest Maps, Myth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Universe），是一本充滿歷史性視覺元素的天文學作品。書中收集了自亞里斯多德到愛因斯坦時代，以及最新的星際探索的各種宇宙圖、故事、繪畫與器物，展示了人類對天空和宇宙的想像與發現。
《天空地圖》結合了神話與科學，深入探索人類對天空的迷戀。尤其是書中的圖像非常震撼人心——從古老洞穴壁畫到超高解析度的影像，都展示了人類對宇宙的癡迷，這不僅展示了美麗的星圖故事，更是關於視覺化圖表的歷史，從天文學和天體製圖學，交織了天文學發現、傳說和被遺忘的歷史篇章。既是一部豐富有趣的星空大全，更是一部關於人類如何觀察星空的歷史、科技進步以及文化交融的記錄。
除了地圖，布魯克希欽還細心講述與圖表相關的神話故事和天文發現，讓我們理解到圖表不僅是科學的呈現，也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和神話意義。《天空地圖》的第一章「古代的天空」始於史前時期，當時不同地區的人們首次嘗試解釋地球之上的宇宙。據信，最早的星圖是於法國南部拉斯科洞窟（Lascaux Cave）裡的昴宿星團（Pleiades），又稱為七姊妹星團。古巴比倫人是最早系統化記錄天文現象的文明之一，他們用泥板製作詳細的星表和天文日誌，以記錄日月食、行星運行軌道以及其他天文事件。這些記錄至今對研究天體週期仍至關重要。
古代的天文地圖常與神話緊密相連。在古埃及，天狼星（Sirius）會在尼羅河泛濫前出現，因此被認為是預示著豐收伊西斯女神（Isis）的象徵。古希臘人把眾神的故事織入星座之中，包括赫克力斯和阿波羅等。在中國古代政治和文化，則以「天命」這個概念為核心——中國的皇帝被視為「天子」，意指天命之子，而他們統治國家的正當性是由「天」這種超自然力量授予的。中國古代的星官系統不僅觀測天象，還與皇權治理緊密結合，反映天人合一的思想。皇帝和朝廷經常根據天象制定政策，這些預測會影響農業、戰爭等關於國家決策。
從黑暗時代到科學的天空
隨著時代的演進，天文地圖也開始加入更精確的技術與更廣泛的天文知識。第二章「中世紀的天空」主要探討伊斯蘭和歐洲的天文學，也簡要回顧了中美洲地區例如印加、馬雅和阿茲提克文明的天文學發展。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公元二世紀撰寫的《天文學大成》（Almagest）詳細描述地心說，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天體都繞著地球運行。這個理論在中世紀被廣泛地接受和傳播。
中世紀的歐洲，仍處於所謂的「黑暗時代」，這時的伊斯蘭學者在天文學、數學和哲學領域有較進步的發展，他們融合了古希臘的知識和自身的創新，形成獨特的學術傳統。著名的敘利亞天文學家巴塔尼（al-Battani）和波斯天文學家拉赫曼蘇菲（Abd al-Rahman al-Sufi）這兩位對天文觀測和星圖繪製有重要貢獻。而阿拉伯天文學家則修正和擴展托勒密的地心說，再把這些知識傳回到歐洲。
接下來第三章「科學的天空」，涉及許多天文愛好者所熟悉的話題，包括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和牛頓。哥白尼的貢獻不僅重新定義人類對宇宙的理解，也意味著科學方法從立基於哲學和神學的推理，轉變為從觀察和運用數學的推導驗證。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讓星圖得以大量印刷並傳播。德國律師拜爾（Johann Bayer）身兼星圖繪製師，他的《測天圖》（Uranometria）是第一部包含所有當時已知星座的星圖集。當時翻譯並出版了許多重要的天文學著作，例如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以及克卜勒和伽利略的著作，這些書籍在歐洲廣泛傳播，促進了天文學知識的交流和發展。
如何探索沒有疆界的星空
到了近代，天文星圖也見證了科技進步，例如使用望遠鏡和探測器進行太空觀測。在最後一章「現代的天空」，追蹤了從19世紀中葉至近代的發展，包括哈伯太空望遠鏡（Hubble Space Telescope）、目前正在火星上的洞察號（InSight）探測器、接近太陽運行的帕克太陽探測船（Parker Solar Probe）、探索太陽系邊緣的庫伯帶（Kuiper belt）的新視野號（New Horizons），以及於2021年12月發射的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每個階段都反映當時天文學的科學成就和宇宙觀。
在這些高科技的望遠鏡和探測器的加持下，星圖更加精準，開始描繪了更遙遠的星系和星雲，並把宇宙理解為一個持續擴張的動態空間。此外，現代科技例如電腦繪圖和衛星測繪技術，使我們能建構出涵蓋整片夜空的詳細三維模型，這些模型不僅用於學術研究，也成為普及天文學的重要工具。
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的藝術家和天文物理學家伊瑪拉（Nia Imara）在本期撰寫〈握在手中的分子雲〉（參見48頁），便是結合科學與藝術，探索了我們無法觀測到的分子雲結構。她利用3D列印技術，來創建分子雲的物理模型，讓那些我們難以藉由望遠鏡觀測的神秘分子雲結構，變得直觀且容易理解。如果布魯克希欽再晚幾年撰寫本書，說不定這顆3D分子雲模型，也會成為書中內容之一。
《天空地圖》中精采的敘述，布魯克希欽不僅告訴我們天文地圖的技術發展，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這些地圖如何記錄人類對宇宙中無窮奧秘的理解和想像，並且把科學的發現與文化、故事編織成一部關於星空的敘事詩。對於愛好歷史、天文學、藝術及文化的讀者來說，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寶典，值得一讀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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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
從自己開始的研究起點
該如何挑選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題？進一步來說，我們該怎麼將它發展成一份有深遠意義的研究計畫？換句話說，我們該從何處著手？對許多研究所的學生來說，這問題可能和「何時能夠畢業」是同等級的靈魂拷問。
我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念遺傳學博士時，升上博三前必須通過一項比畢業口試還要困難的資格考。資格考是口試，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研究計畫，第二部分則是遺傳學的所有專業知識。若是考不過，只能選擇打道回府或是重考，視乎情況而定。對所有博士生而言，這無疑是最大的噩夢之一。
學長姐們建議，至少要在考試前兩個月確定研究主題，然後全心投入研究計畫的撰寫及必修課程的複習。我的指導教授希望我在研究計畫中提出一個既與他提供我進行的研究相關，卻又不相關的主題。哇靠，這是在學遺傳學還是在修禪學啊？
因此，在預定的資格考前兩三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去找老闆討論，嘗試提出我的研究計畫。但幾乎每次都被他駁回，特別是當我提到這項研究能填補人類知識的缺口時。他說那不是理由，反而會追問我一大堆問題，像是這項研究真正的重要性何在？為何之前沒人研究過？為何一定要用這個模式或方法？選擇的研究模式或方法有何獨特之處？為何其他模式或方法無法替代？這與他的研究有何關聯？每當我無法回答他所有問題，就得回去重新思考。
隨著考試日的逼近，每天被老闆打槍，我甚至在考試前的一個月都還沒確定我的研究主題。學長姐們也對這種不尋常的情況感到擔憂，我自己也越來越緊張和焦慮，只好每天借酒⋯⋯哦不⋯⋯翻閱堆積如山的學術論文來尋找靈感。直到最後差不多只剩一個月的時間，我開始懷疑人生，不解老闆為何要這樣惡搞他的第一個博士生。
當時，我真的是抱著最後一根稻草的心情，在實驗室裡把近期閱讀論文時閃現的靈感跟老闆分享。他先是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有點猶豫地表示，他不確定我提出的研究可不可行，但也沒有像以前那樣拿一堆問題炮轟我，反而是悄悄溜回辦公室去了，讓我終於看到了一線曙光。
為了確認研究計畫的實行性，我去找了系上的一位大佬教授討論。他一開始說我的研究計畫還算可行，但可能缺乏創新性，因為他那位在另一所頂尖大學的老朋友早就深入研究過這個問題了。但我告訴他，我已經翻遍了那位教授的所有論文，並沒有發現相關的研究。他不信，一怒之下直接打電話去問，結果跟電話另一端的好友聊了一會兒後，無奈地告訴我確實還沒有相關研究，然後就把我趕出他辦公室。
到了資格考前兩週，我把計畫書遞交給一位跟我老闆一樣是戰鬥民族的口試委員，他皺眉問我為何在同一份研究計畫中提出兩個完全不相關的問題，簡直就是胡搞。我解釋說這都跟「性擇」有密切的關聯，他只是「哦」了一聲，就讓我回去準備考試。這其實解答了我老闆那個充滿禪意的問題：「要關聯的同時又要不關聯」。
考試前一晚，我簡直難以入眠。我們的博士資格考有不包括指導教授的五位委員，口試一般要考上至少三個小時，超過四小時的也大有人在。經過兩小時被一輪又一輪的問題炮轟後，我終於報告完了自己構思的研究計畫。正當我準備報告和老闆研究相關的部分時，那位戰鬥民族的教授直接表示不用了，因為那是我老闆的研究計畫。於是我們就中場休息了一下，準備進入遺傳學專業知識的第二階段。結果，我回到會議室時，他們全都起身恭喜我通過了，然後迅速離場，只留下我一個人在那裡收拾殘局⋯⋯哦不⋯⋯會議室。
走回實驗室的路上，在走廊碰見了一位熟識的退休老教授。他驚訝地問我，不是應該在考資格考嗎？怎麼在這閒晃鬼混？我回答說考完了，而且通過了。他不可置信地說，從沒聽過考得這麼快的，除非被當，然後自言自語地說，一定是我讓他們考得太痛苦了，急著讓我通過，免得再聽我報告，寧可不再見到我⋯⋯
讀《研究的起點：從自己開始，寫一份對你（和這個世界）有意義的研究計畫》（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he World)）時，我不禁想起了這段往事。書中提到，有位阿宅學生對研究中國的風水表現出了興趣。但教授覺得這位學生的話語華而不實，彷彿是在作秀。直到教授一再追問「為何選擇風水？」及其他跟我老闆類似的問題，學生才開始談到他個人的關心點，提及他那既理性又受過良好教育的律師媽媽對風水的堅定信仰。這點引發了關於「理性」定義及其意義的新問題，以及探究為何風水看似與理性不相容。隨後，他們的討論終於打破僵局，進入新階段，學生的筆記本很快就寫滿了可能的研究問題。
《研究的起點》兩位作者都是漢學家，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費正清獎得主）；另一位雷勤風（Christopher Rea），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著有《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列文森獎得主）、《中國電影經典, 1922-1949年》（Chinese Film Classics, 1922-1949）。
《研究的起點》不只是一本提供技術性指導的好書，更重要的目標在於幫助學生和新進研究者選出對自己和這個世界都有意義的研究問題。因此，墨磊寧跟雷勤風特別強調挑選研究主題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套創新的架構，幫助我們從自己的經驗和興趣出發，挖掘和建構研究問題。
《研究的起點》講述了如何識別研究問題（question）、發掘研究課題（problem）、規劃可行的研究計畫、找到課題群體（problem collective）、探索你的領域等等。書中第一部分專注於自我反思，幫助讀者發現對自己來說重要的研究主題，進入一個自省的階段，鼓勵將個人的動機和價值觀整合進他們的研究中。從對某個主題的關注開始，到探討具體的問題，再進一步形成初步的研究計畫；第二部分則鼓勵讀者超越自我限制，深入學術界，進行能夠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研究。
墨磊寧跟雷勤風強調如何將研究者的個人經歷、興趣和情感與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成為一位「以自我為中心」的研究者，突顯了在選擇研究問題時尋找對自己有深層意義領域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一個好的研究問題應該首先對研究者本人而非其他人來說是無比重要的。在進行意義深遠的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自己永遠是關鍵──沒有其他人能告訴你應該研究什麼或者提出哪些問題。
當研究者對他們的研究問題充滿熱情時，他們更容易全情投入，並在遇到挑戰時堅持到底。此外，將個人興趣與學術研究的廣泛目標結合，尋找一個平衡點，不僅能滿足研究者對某個領域的個人好奇心，也能對學術界或實務領域做出貢獻。
墨磊寧跟雷勤風主張，透過反思個人的經驗和故事，研究者能夠發掘出潛在的研究問題。這過程涵蓋了從個人的過往、身分認同、文化背景或人生經驗中尋找靈感。《研究的起點》裡提供了一些工具和練習，協助我們從這些個人經驗中挖掘靈感，並將之轉化成具體的研究問題。他們也解釋了怎麼去瞭解你感興趣領域內現有的研究和討論。
一個清晰且具體的研究問題對於指引研究的設計和實施至關重要。此外，設定問題時也得考慮到研究的可行性，包括時間、資源和方法上的限制。《研究的起點》中，墨磊寧和雷勤風就如何開展學術探索提供了實際的指導和步驟，從研究的啟航點開始，高效進行。這些建議覆蓋了制定研究計畫、收集與分析資料、以及撰寫與發布研究成果等各階段。
研究的終極目標是知識分享。墨磊寧和雷勤風講解了如何與你的課題群體進行交流的重要性和技巧，以專業的姿態融入你的研究領域。此外，還討論了選擇適合的發表平台和參加學術會議展示研究成果的策略，透過尋找最適合的資源來深入你的研究領域和如何開始你的研究計畫。
即使不是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我們在人生或社會中也經常需要探究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這本「以自我為中心」的《研究的起點》，相信也能引導你提出一些除了你自己之外，無人能解答的人生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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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30日 星期二
鳥類創世紀的神話、餐桌到政治
人們對賞鳥的熱愛深厚且廣泛，不僅是一種休閒活動，更是連結自然、促進健康、提升生活品質的方式。賞鳥愛好者遍布各年齡層、文化背景和地理區域，從繁忙的城市公園到遠離塵囂的自然保護區，處處可見他們的身影。
我透過顯微鏡和電腦軟體賞鳥。我的實驗室致力於研究鳥喙和羽毛的演化及其發育過程，以及比較鳥類的基因體。透過研究羽毛如何演化，我們得以洞悉鳥類是如何從地面或樹棲的恐龍祖先演化成飛龍在天。還有，羽毛的發育過程為我們提供了探索如何在個體發育中形成複雜器官的獨特機會，揭示了基因表現調控的精密機制，這對於理解基因功能和遺傳疾病具有重大意義。
鳥喙的多樣性直接反映了鳥類對其生活環境的精妙適應。研究鳥喙的演化不僅讓我們理解鳥類如何利用不同的食物資源，進而在生態系統中占據各式各樣的生態位，還展示了鳥喙結構與功能的緊密關聯，如何透過結構適應來優化其生存策略，包括食物獲取、築巢行為乃至交配。鳥喙的形態多樣性亦是推動鳥類物種多樣性的關鍵因素，透過研究喙的形態變化，我們得以深入理解物種如何透過生態位分化而形成，這是探究演化生物學核心問題的關鍵。
我們也發表了第一個鴛鴦（Aix galericulata）的全基因體序列，現在正在組裝第一個埃及聖䴉（Threskiornis aethiopicus）的全基因體。鳥類基因體的研究有助於理解不同物種在生態系統中的適應性和生態學特徵。透過分析鳥類基因體中與生存和繁殖相關的基因，我們可以了解鳥類如何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食物來源和氣候條件；此外，鳥類基因體研究為野生動物的保護和管理提供了重要的資訊。透過分析受威脅物種的基因體，我們可以評估其適應性和基因多樣性，以制定有效的保護計劃和管理策略。
另外，鳥類常被視為生態系統健康的指標。由於牠們對棲息地變化極為敏感，鳥類的分布、物種多樣性以及族群動態能夠反映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和環境變化的影響。此外，鳥類透過各種方式為人類社會提供生態系統服務，例如害蟲控制、植物授粉、種子傳播，以及提供文化和休閒價值等。這些服務對於農業生產、生態旅遊和生物多樣性的維護至關重要。鳥類的遷徙模式和分布變化也能夠提供有關氣候變遷和其他全球變化影響的重要資訊。例如，候鳥的到達時間和繁殖季節的變化往往能反映氣候變暖的趨勢。
儘管鳥類在科學研究上很重要，但如果說鳥類已經改變了世界，不少朋友仍會覺得莫名其妙吧？英國自然歷史學家、賞鳥者、作家史蒂芬．摩斯（Stephen Moss）的《鳥類創世紀：神話、餐桌到政治，改變世界的關鍵物種》（Ten Bird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詳細探討了鳥類如何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人類歷史的轉變，蘊含著豐富的故事和科學知識。他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員和多產作家，致力於向大眾介紹鳥類。
摩斯認為，人類一直以來都自認為能夠了解自然世界，因此我們常覺得可以掌控自然。這種控制的錯覺從一些微小的例子開始，比如神話中的烏鴉或者是製作羽毛帽子；然而，這種控制的妄想卻常常以大規模滅絕和氣候災難告終。他對於我們未來的前景持悲觀態度，但同時他呼籲讀者別絕望。他認為，我們關於鳥類歷史的下一章尚未寫下，我們還有機會改變自己的行為。或許我們對鳥類的了解有限，但我們可以試著與牠們和諧相處。
目前世界上有大約一萬多種不同的鳥類。摩斯明智地只選擇了其中十種鳥類，這十個故事裡的鳥類影響了我們歷史的重要方面，塑造了我們的生活。這些故事揭示了鳥類與人類之間長期以來的關係，而這關係往往是災難性的。《鳥類創世紀》中充滿了精彩事實和知識 ，同時他也經常把自己的個人回憶融入到科學和自然史之中。
這些鳥類中並不包括我們熟悉的雞、鴨、鵝和鸚鵡等。如果想了解家雞（Gallus gallus domesticus），可以參考這本好書——《雞冠天下：一部自然史，雞如何壯闊世界，和人類共創文明》（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World? The Epic Saga of the Bird That Powers Civilization）（請參見〈群雞冠天下〉）：如果有外星人來到地球，他們或許會以為統治地球的是貓⋯⋯哦不⋯⋯是雞。雞口的數量遠超人口，雞也是和人類關係最密切的鳥類，親密到當我跟一些朋友說我在做鳥類的研究時主要會使用到雞，居然有不少人疑惑地問我：「雞，原來是種鳥？」或許是太多人在認知上把雞獨立成了某一特定類群的動物了吧？不僅如此，雞，也是種內多樣性最高的鳥類，深具解答胚胎發育和性狀遺傳等重要生命科學問題的潛力，值得專門為牠們著書立傳，讓我們認識這種飛不高又飛不遠的熱帶鳥類，如何和人類一起趴趴走到全世界！
言歸正傳，《鳥類創世紀》的第一章深入揭示了渡鴉（Corvus corax）在各種文化和歷史階段中的多重象徵意義和形象。作為鴉科中最大的成員，渡鴉不僅有著驚人的壽命和適應力，還能在各種環境中存活，從極地到北非沙漠，棲息地包括丘陵、海岸、森林、農田以及城市邊緣。
從北美原住民到北歐文化，再到西伯利亞的游牧民族，穿越北半球的創世神話核心，渡鴉在各種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北歐神話中，渡鴉是奧丁（Odin）的信使，象徵智慧與記憶。在不同文化中，渡鴉的象徵意義多種多樣，從智者和狡詐的象徵到古代戰場的常客，牠與人類歷史和文化有著深刻的聯繫。在《聖經》中，牠是諾亞（Noah）派出探查洪水退去情況的第一隻鳥，但因其獨立的天性未能返回方舟。在當代，渡鴉仍然在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中，作者喬治．R．R．馬丁（George R. R. Martin）選擇了渡鴉作為一種能預見未來的鳥類，進一步凸顯了牠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渡鴉的智慧和適應性，以及其在各種神話、文學作品和流行文化中鮮明的形象，突顯了牠在人類心目中的獨特地位。牠既是智慧和預見的象徵，也與死亡和不祥的預兆相關。透過探索渡鴉在不同時代和文化中的故事和象徵，摩斯深入挖掘了這種神秘鳥類與人類世界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摩斯接著深入探討了鴿子（Columba livia domestica）在人類歷史、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中的多重角色。從古埃及和古希臘時期，鴿子被視為和平與愛的象徵，到成為戰爭時期傳遞資訊的信鴿，鴿子展現了與人類社會密切相連的特殊地位。隨著人類從狩獵採集轉向農業，他們開始馴化野生鳥類，其中一種是害羞的、棲息在懸崖上的原鴿，最初是為了食物而飼養，後來則用於長距離通訊。我們與鴿子的關係十分複雜：雖然牠們常被視為「有翅膀的老鼠」，但牠們所傳遞的資訊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拯救了數千人的生命，甚至改變了這些衝突的進程。
摩斯提到了鴿子在不同時代的重要性，例如牠們在宗教儀式中的角色，包括在基督教中代表聖靈的白鴿，以及在諾亞方舟（Noah’s Ark）故事中象徵著希望。此外，鴿子在戰時的作用尤為顯著，牠們作為信使在多場歷史衝突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有些鴿子甚至因此被授予勳章。鴿子的歸巢本能使牠們能夠跨越長距離傳遞資訊，這一特性在現代仍受到鳥友的欣賞和利用。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這種傳統的通信方式逐漸被數位通信所取代。儘管在許多城市中，鴿子常被視為害鳥，其數量需要控制，但牠們的存在反映了野生動物適應人類環境的能力。此外，對於許多阿宅而言，鴿子仍然是了愛、忠誠與一夫一妻制的象徵。
在《鳥類創世紀》中，摩斯深入探討了火雞（Meleagris gallopavo）的歷史、文化意義以及在自然界和人類生活中的角色。首次提到火雞的文獻可追溯至1555年，而到了1598年，火雞一詞已被吟遊詩人廣泛使用，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在《亨利四世》》（Henry IV）中提及火雞時，已無需解釋其含義。
摩斯深入探討了火雞名稱的來源及其文化歷史。此外，火雞在十九世紀上半葉開始被廣泛飼養，成為常見的食材。其養殖和消費量的增加反映了火雞在飲食文化中的重要性。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對於大量消費火雞的行為開始受到質疑，尤其是在感恩節和聖誕節等節日。火雞的飼養方式也遭到批評，指出現代養殖方法對動物福利構成嚴重威脅。
摩斯最後探討了野生火雞的歷史，從早期歐洲探險家的記錄到現代對其數量的擔憂。火雞曾在美國廣泛分布，但由於棲息地破壞和過度狩獵，其數量大幅下降。儘管如此，透過保護和復育計畫，野生火雞的數量有所恢復，成為保育成功的典範。
摩斯在《鳥類創世紀》中深入探討了度度鳥（Raphus cucullatus）及其近親羅德里格斯度度鳥（Rodrigues solitaire）的歷史、生物學特性和滅絕原因。度度鳥生活在印度洋的模里西斯島（Mauritius）上，是一種無法飛行的大型鳥類，與家鴿有親屬關係。摩斯提到，近親尼可巴鳩（Nicobar pigeon）分布於廣泛的東南亞地區，而齒嘴鳩（tooth-billed pigeon）僅見於太平洋的薩摩亞群島（archipelago of Samoa），這些鳥類展示了鳩鴿科豐富的多樣性和適應性。
研究顯示，度度鳥和羅德里格斯度度鳥的祖先約在2300萬年前從鳩鴿科中出現，牠們的滅絕與人類的到來密切相關。模里西斯島直到約800萬到1000萬年前才因海底火山活動浮出水面，這說明度度鳥的祖先一定具備飛行能力，直到適應了島嶼無天敵的環境後，漸漸失去了飛行能力。
度度鳥因荷蘭探險隊的到來和隨之而來的外來物種（如豬、老鼠等）的入侵而迅速滅絕。這些外來物種破壞了度度鳥的生存環境，特別是對其地面築巢習性造成了嚴重影響。度度鳥的消失成為了滅絕時代來臨的預兆，象徵著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和野生動物的悲劇。
摩斯不僅追溯了度度鳥的自然史，還反映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以及對於保護瀕危物種和生態系統的重要性。透過度度鳥的故事，摩斯強調了人類行為對生態系統影響的深遠後果，並呼籲更加負責任地與自然共存。
在《鳥類創世紀》中，達爾文雀（Geospizinae sp.） 一章深入探討了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1809–1882）對這些鳥類的觀察以及這些觀察如何影響了他對天擇和物種演化理論的發展。達爾文於1835年在加拉巴哥群島（Islas Galápagos）的研究中發現了這些鳥類，他注意到不同島嶼上的鳥類雖然外觀相似，但在體型和鳥嘴的形狀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反映了牠們對特定食物來源的適應。
摩斯深入探討了達爾文雀是如何成為達爾文發展演化理論的關鍵證據，這些鳥類展現了如何透過天擇在不同環境中進行適應性輻射，從一個共同祖先演化出多種不同的物種來適應各自環境中的獨特挑戰。達爾文的發現顛覆了當時的生物多樣性和物種起源的看法，並為現代演化生物學奠定了基礎。
摩斯不僅講述了科學的發現和理論的發展，還強調了科學探索過程中的好奇心和持續觀察的重要性。達爾文雀的故事是一個關於觀察自然、提出假設並透過證據進行驗證的過程之好案例，展現了科學方法如何引領我們理解生物多樣性和生命在地球上的演化。
在南美鸕鶿（Leucocarbo bougainvillii）這一章中，摩斯深入探討了牠們的歷史、生態以及在全球貿易中的關鍵地位。南美鸕鶿因其產生大量鳥糞而聞名，他特別是強調了19世紀鳥糞貿易對英國、歐洲和北美的農業和景觀產生了深遠影響。鳥糞作為一種富含氮、磷酸鹽和鉀的天然肥料，對提高農作物產量至關重要，對英國、歐洲和北美的農業產量產生了重大影響。
摩斯描述了中國勞工在祕魯鳥糞島上的艱辛工作經歷，以及鳥糞貿易如何使英國商人致富並改變農業景觀。此外，他還談到了鳥糞貿易對當地生態和社會的長期影響，包括對中國勞工的剝削和苦難。同時，描述了鳥糞如何成為財富的來源，尤其是對19世紀的英國商人威廉．吉布斯（William Gibbs，1790–1875）而言，他因鳥糞貿易而成為當時英國最富有的非貴族之一。透過南美鸕鶿的故事，摩斯揭示了自然資源開採背後的人類貪婪和環境破壞，呼籲對生態與人權問題進行深入反思。
在《鳥類創世紀》中的雪鷺一章，摩斯描述了雪鷺（Egretta thula） 及其他水鳥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面臨滅絕威脅的情況，這是由於羽毛貿易的盛行。雪鷺因其迷人的白色羽毛而成為時尚界的寵兒，大量被獵殺用於製作女性帽飾和其他裝飾品。
摩斯詳細描述了透過一些女性的努力，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成功引起了公眾對羽毛貿易殘酷性的關注，從而促成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的通過。特別是一些女性，如哈麗特．勞倫斯．海明威（Harriet Lawrence Hemenway）和她的表妹明娜．B.．霍爾（Minna B. Hall）一起在美國成立了麻薩諸塞州奧杜邦協會（Massachusetts Audubon Society），以及在英國，艾塔．萊蒙（Etta Lemon）和愛蜜莉．威廉森（Emily Williamson）的努力，這些人是反對羽毛貿易並推動鳥類保護法的重要推動者。他強調，這場運動不僅僅是為了保護雪鷺和其他被獵殺的鳥類，更是為了保護自然界免受人類貪婪的侵害。這些努力不僅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日後的野生動物保護運動奠定了基礎。
透過雪鷺保護成功的故事，摩斯強調了社會運動和立法對於保護瀕危物種和改變公眾態度的重要性。雪鷺的故事成為了一個成功的保育案例，展示了透過積極行動和公眾參與，可以實現對自然和野生動物的有效保護。
在《鳥類創世紀》中，白頭海鵰（Haliaeetus leucocephalus）一章中，摩斯深入探討了這種鳥類的生物學特性、生態地位，以及牠們在美國文化和歷史中的象徵意義。白頭海鵰是北美洲最大的猛禽之一，具有顯著的白色頭部和尾巴，以及亮黃色的嘴和腳。儘管其英文名稱（bald eagle）暗示著禿頭，但實際上這個名稱來自於成鳥頭部的純白色羽毛，在遠處看上去似乎無毛。
白頭海鵰分佈於北美的各地，從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河流森林地區，穿過美國的四十八個州，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北部。甚至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中也能發現白頭海鵰的族群，牠們主要以魚類為食，但也會捕食哺乳動物、其他鳥類和腐肉。白頭海鵰的獵食策略包括從其他獵食者那裡偷竊食物，這種行為被稱為偷竊寄生（kleptoparasitism）。
摩斯還討論了白頭海鵰與人類的關係，特別是牠們如何從瀕臨絕種的邊緣恢復過來。20世紀中葉，由於DDT和其他農藥的使用，白頭海鵰的數量急劇下降，影響了牠們的繁殖能力。經過多年的保護工作，包括《候鳥條約法》（Migratory Bird Treaty Act）和《白頭海鵰與金鵰保護法案》（Bald and Golden Eagle Protection Act）的實施，以及《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引發的環保運動，白頭海鵰的數量開始恢復。到了20世紀末，白頭海鵰的數量有了顯著增長，最終在2007年被移出瀕危物種名單。
此外，摩斯還提到了白頭海鵰在美國文化中的象徵意義，其中含有不少衝突和矛盾。牠們被視為自由和力量的象徵，並被選為美國的國鳥。白頭海鵰出現在許多美國的標誌和象徵中，包括國徽和一美元紙幣。同時，牠們也象徵著野生動物保護和自然恢復的成功故事，鼓勵人們繼續保護和恢復我們的自然環境。
在《鳥類創世紀》中，麻雀（Passer montanus）一章詳細記述了1958年毛澤東發起的「打麻雀運動」，這是大躍進運動的一部分，旨在消滅被認為是農業害蟲之一的麻雀。中國政府聲稱麻雀每年消耗大量穀物，因此發動全民參與的運動來大量殺死麻雀，期望增加糧食產量。當時，民眾被鼓勵使用各種方法來驅趕和殺死麻雀，例如敲鍋打鑼來防止麻雀休息，以及直接捕殺。
然而，這場愚不可及的運動忽略了麻雀在生態系統中的角色，特別是牠們在控制害蟲方面的重要性。隨著麻雀數量的急劇減少，農作物害蟲如蝗蟲的數量激增，導致了更嚴重的糧食減產問題。這場運動最終被證明是一場災難，不僅未能提高糧食產量，反而加劇了隨後幾年的飢荒。
摩斯透過描述這場運動的發起、實施以及其災難性的後果，揭示了人類對自然干預的無知和後果，以及政治運動如何可以基於錯誤的假設對生態系統造成長遠的影響。這段歷史提醒著人們在進行生態干預時必須謹慎，充分考慮生態系統的複雜性和平衡性，並對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刻反思。
最後，在《鳥類創世紀》中的皇帝企鵝（Aptenodytes forsteri）一章，摩斯深入探討了這種鳥類在極端環境下的生活、繁殖行為，以及面臨的氣候變遷威脅。皇帝企鵝是地球上最大的企鵝，牠們在冰冷的南極擁有獨特的生存技巧，其中包括在南極冬季極寒的條件下育雛，這是其他鳥類無法做到的。
皇帝企鵝的繁殖周期非常複雜，雌雄企鵝會進行長達數百公里的遷徙，以抵達傳統的繁殖地以進行求偶、交配，並產下蛋。不同於其他鳥類，雄企鵝會在足部孵蛋，而雌企鵝則返回海洋覓食。這種獨特的繁殖策略使得幼鳥能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存活。
然而，摩斯也強調了氣候變遷對皇帝企鵝生存的影響。海冰的減少威脅到牠們的繁殖地，食物來源的變化也對成鳥和幼鳥的生存構成挑戰。科學家預測，如果當前的氣候變遷趨勢持續，皇帝企鵝可能會面臨極大的生存危機。透過講述皇帝企鵝的故事，他呼籲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以保護這些獨特而脆弱的鳥類及其棲息地。
總而言之，《鳥類創世紀》是一本探討鳥類與人類深刻聯繫的好書，充滿了借鳥鑑人之意，深入揭示了鳥類在人類的神話、日常生活、社會和歷史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巧妙地展現了人類與鳥類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僅是鳥類學愛好者的珍貴資源，同時也是對自然與文化交織關係有興趣讀者的必讀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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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2日 星期二
纏繞在人類文明上的疾病與瘟疫
最近討論度很高的日本動畫「葬送的芙莉蓮」（葬送のフリーレン）中，講述精靈芙莉蓮一行人，在旅途中對抗各種魔族。故事提供一個有趣的觀點，那就是身為反派的魔族，他們因為無法感受到情感，所以會為了自身的生存而恣意殺害人類。但即使如此，他們本身對人類並沒有懷抱惡意，甚至其中的大魔王和少數大魔族，抱持著和人類共存的想法。不過之後仍是發生魔族與人類的大戰，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全人類人口減少了1/3以上。
當我讀這本《瘟疫與文明：人類疾病大歷史》（Plagues Upon the Earth: Disease and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時，突然聯想到那些魔族正猶如人類歷史中遇上的寄生蟲、病原體，藉由棲宿在人體而使人脆弱；大魔族（如七崩賢等）則像經歷過一次次恐怖的大瘟疫，每次的到來都帶走了許多生命。它們同樣對人類沒有懷抱惡意，可是也同樣為了生存，讓人類社會哀鴻遍野。
從不同書的視角解讀疾病對上文明
197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出版了經典著作《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Plagues and Peoples），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他從疾病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人類歷史，還探討傳染病如何影響各地文化與文明，他不僅關注人類歷史，還討論各種疾病形塑社會的重要性。
接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中，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戴蒙（Jared Diamond）也探討了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影響。他認為，某些疾病曾經摧毀狩獵採集者的群體，但農業社群發展了對抗這些疾病的免疫力。此外，他還探討歐洲人如何利用病原體做為佔領非歐洲地區的工具。根據此書，戴蒙認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ombo）於1492年抵達北美洲後的兩個世紀，約有95%的原住民死於歐洲人所帶去的傳染病。
2023年出版的《瘟疫與文明》，則是一本跨學科的作品，本書作者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古典學與文學系教授哈珀（Kyle Harper）以最新的研究，試圖融合生物學、生態學和歷史，深入探討人類與病原體自古以來的複雜關係，並從它們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亦即我們是自然的一部份，而非獨立於自然之外。
哈珀指出《瘟疫與人》出版後，就幾乎沒有更深入探討人類和傳染病關係的其他著作。但這40幾年來，科學上的進步，尤其近年大量的古基因體學研究的加持下，我們對傳染病的理解又更加深刻準確；另外，他也認為《槍炮、病菌與鋼鐵》書裡的內容，誇大了某些數據，例如美洲原住民染上歐洲人帶去的傳染病的死亡比例，實情應該更為複雜，那些所謂傳染病肆虐的地區，實際上只是間歇發生在某些地方。過度強調傳染病的影響，反而掩飾大量的美洲原住民，其實是死於歐洲殖民者的殘暴統治和剝削的事實。
溫暖又方便的科技也助長了病原體
書裡探討人類如何形成獨特的疾病庫（disease pool）以及其意涵。他以演化生物學家熟知的「系譜樹思維」來解釋病原體的演化史：它們年齡多大、從何而來、親戚有誰等，試圖以此說明病毒和微生物是如何屢屢戰勝我們；另外，古基因體學提供了一種「時光旅行」，讓科學家能更準確地辨識特定傳染病的真實病源，而非僅依賴模糊的文獻描述。
他把探索分為四個主要部份，分別對應人類的科技進步如何影響我們與疾病的關係：火、農業、邊界前線、化石。我們和傳染病的對抗是不斷升級的棘輪，是單向的軍備競賽，人類利用公共衛生設施和政策、疫苗、抗生素和藥物治療等，從日益增加的病原體和寄生蟲獲得了顯著但不穩定的優勢。他還探討了病原體如何與奴隸貿易、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交織，並塑造了全球財富、衛生、權力和不平等的局面。
過去主流觀點認為農業帶來大多數的傳染病。然而，哈珀把人類科技帶來的傳染病的起源，追溯到火的發明。與其他哺乳類動物不同，我們透過烹飪食物來取代大部份的消化過程，這讓我們能更高效率地吸收養份、供養更大的腦袋，但也讓我們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響。例如，血吸蟲這種寄生扁蟲，在人類過著狩獵採集生活時，就懂得專門進攻人類脆弱的消化系統。
由於病原體和寄生蟲的目標是傳播它們的遺傳物質，而人類密集且無遠弗屆的全球網絡把自己打造成這個目標的完美宿主。換句話說，人類成為地球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物種，病原體和寄生蟲也從中受益。
書裡也探討疾病在人類歷史上關鍵轉折期擔任的角色，例如農業、城市發展、交通工具的進步及人口迅速地增長。在農業生活中，人類如何處理廢棄物是公衛面臨的最大挑戰。糞口胃腸道疾病經由髒污手、受污染的水源和家蠅傳播，一隻小蒼蠅就能讓人生不如死；而人口密度增長，則助長利用呼吸道飛沫傳播的傳染病，例如麻疹就因此在大規模的族群中傳播。和傳統觀念不同，哈珀認為，馴化的動物本身沒有帶來新興傳染病，而是扮演了野生動物傳染病的中間宿主。另外，馴化的馬匹和其他馱獸、車輪，則進一步增加長途貿易的聯繫，使微生物跨洲傳播。
經濟並非影響生存的唯一指摽
在1348年，黑死病肆虐歐洲，短短幾年內就消滅了將近一半的人口。當時，戰爭、饑荒和瘟疫在中世紀肆虐，而由小冰期引起的氣候變遷、人口過剩以及傳染病的頻繁爆發，特別是鼠疫、斑疹傷寒和一種毒性更強的傳染病——天花，讓歐洲人口屢次經歷大幅振盪。
然而，回顧17~18世紀歐洲高死亡率的原因後，哈珀深入探討「大逃亡」（great escape）現象，過去250年間，全球在衛生和財富方面的大幅進步讓人類得以擺脫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從工業革命到20世紀，人類的預期壽命（至少在西方）就翻了一倍。
哈珀指出，早期城市居民的健康狀況不如鄉下居民，後來卻狀況逆轉。城市是把雙面刃，雖然增加瘟疫傳播的機會，但是同時也具備可維持居住環境整潔的下水道、自來水、室內廁所、電器電力等公共設施。這些只有在大量可分工的人群中才能實現。1650~1850年間，富國與窮國在經濟上的鴻溝擴大，這源自於歷史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西方和其他地區在經濟和科技出現巨大落差。然而，在預期壽命的差異上，富國和窮國之間差異變小，顯示出「合流」（convergence）的趨勢。因此他認為戰勝疾病的方法可能更多是透過疫苗和公共衛生改善，而非單純個人收入的增長。儘管先進國家的貧困地區和富裕地區的預期壽命也可能存在十年以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可以透過經濟政策來修正，而無需另外的醫療介入措施。
這樣的成功帶來了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後果，我們過著更富足的生活，同時也破壞了環境，並導致新興傳染病的出現。儘管近幾個世紀以來，醫療科技發生巨大飛躍，但這種反覆輪迴，卻讓我們的未來不如想像中那麼安全。這個把全球搞得雞飛狗跳的新冠疫情再次說明，我們不可能生活在永遠戰勝病原體和寄生蟲的狀態中，保持警覺才是擺脫傳染病的最好辦法。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4年第263期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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