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憑什麼鬼？

當今世界局勢動盪，戰火不斷。從中東到歐亞，從南亞、東南亞到印太，我們所處的時代似乎正重返一個以暴力為主旋律的歷史節點。敘利亞內戰剛結束，但全國宛如一個大型廢墟；加薩走廊的煙硝未歇，以色列與哈瑪斯的衝突屢屢升級，每一次交鋒不僅奪走無數平民性命，更牽動阿拉伯世界的神經；伊朗與以色列的軍事對峙亦逐步升高，從暗殺核科學家到飛彈襲擊，雙方儼然陷入一場漫長的冷熱混合戰。

而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全面侵略，則不僅改寫了歐洲的安全秩序，更深深撼動了全球政治的神經末梢。這場戰爭的拖延與升級使全球糧食、能源、供應鏈與通膨全面惡化，原本已因疫情而顫抖的世界秩序，如今更陷入深淵。而在亞洲，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邊境摩擦從未真正終止，核威懾雖形塑了表面和平，卻無法抹除彼此心中的歷史仇恨與宗教裂痕。

台灣所面對的，則是一種低烈度高風險的「灰色地帶戰爭」——中共透過軍機繞台、網路攻擊、認知作戰、經濟施壓與外交孤立，步步進逼。若說過去我們對戰爭的理解來自教科書與影視劇，那麼今日，我們已被迫面對一個殘酷現實：戰爭從未遠離，和平從非理所當然。

在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的《戰爭憑什麼》（War! What is it Good For?）可謂一盞直照現實深井的歷史之燈。他不是為戰爭辯護，也不是高舉人道主義的象牙塔觀察者，而是一位用理性、證據與橫跨十五個世紀的深度視野，重新提出一個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戰爭究竟是什麼？為什麼人類無法擺脫它？而它，真的全然無益嗎？」

摩里士是史丹佛大學的歷史與古典學教授，同時是訓練有素的考古學家，專精世界史與文明演化。在這本書中，他以跨越歷史、考古、人類學、地理學與演化生物學的視角，進行一場關於暴力、秩序與文明的全景式辯論。他提出一個震撼且具挑釁意味的命題：人類的繁榮與和平，其實正是透過戰爭這個破壞性的手段，所「間接」與「意外」地催生出來的。




莫里斯從考古學與人類學下手，訴諸石器時代的遺骸，指出史前人類幾乎人人身上都有致命外傷。當時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死於暴力之手。即便到了今日某些部落社會，這個比例仍居高不下。與其說人類天生仁慈，不如說我們早就是殺戮成性。那麼，這場「萬人敵萬人」的混戰是如何終止的？答案令人錯愕：靠的正是戰爭本身。能夠組織最多人、最有默契的部落打贏了鄰居，也就有能力壓制內部暴力，換來相對和平。

這個大膽的觀點令人錯愕：戰爭雖殘酷於人，卻有利於國家。在他眼中，戰爭彷彿是一種鍛造「利維坦」的大熔爐──勝利者吞併資源，組建更大、權力更集中的國家體系。這些國家或許專制、荒謬、壓迫，但卻也能帶來某種程度的內部和平、經濟繁榮與制度穩定。莫里斯反其道而行之地主張：戰爭雖以暴力開始，卻能在長遠中「減少暴力」。

摩里士主張，若不是靠戰爭促成征服與建國，人類恐怕還停留在茹毛飲血、弱肉強食的遠古部落。戰爭讓人類學會組織、合作、服從，從而建構起國家、法律與秩序。結果就是：我們今日的生活，比石器時代的祖先安全二十倍、富裕百倍。這說法雖讓人倒抽一口涼氣，但比起「戰爭令人偉大」、「戰爭孕育英雄」等老掉牙的說法，倒也別具一格。

這樣的觀點，無疑將許多現代人對戰爭的絕對否定視角推上辯證的火線。戰爭，這個在人類詞彙中充滿血腥與恐懼的字眼，在摩里士筆下，卻被賦予了制度與結構的意涵。他援引大量史前考古與歷史紀錄，指出在小規模社會中，暴力的比例其實遠高於現代國家，反而是在國家組織興起之後，透過有組織的暴力壟斷，社會才出現了秩序與相對和平。

摩里士提出一個概念：「生產性戰爭」。當農業興起，搶掠鄰居反而不划算，因為把對方燒光搶光，等於破壞了土地與勞力。於是統治者開始學會收編對手、整合資源，打造大型帝國，讓原本彼此爭鬥的部落學會服從與合作。羅馬帝國的鐵血擴張雖然暴烈無情，但到了西元一世紀，整體暴力死亡率已從20%降到3~4%。

對被征服的薩賓婦女或馬薩達猶太人來說，這當然不算什麼安慰；但從歷史尺度來看，這個數字足以讓人瞠目結舌。他甚至認為，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衣缽，在全球維穩，雖然也有可議之處，但整體帶來的和平與繁榮遠超過它製造的血腥。他直言：如果美國不繼續高舉大棒，全世界恐怕又將陷入零星內戰與動亂，死得更多。

從古羅馬到波斯、從蒙古帝國到大英帝國，摩里士深入分析這些軍事強權如何以征服為名，建立橫跨地域與文化的秩序。特別是在古羅馬時期，他指出所謂「羅馬和平」（Pax Romana）雖是以戰爭開始，卻實際帶來長達兩百年的穩定與繁榮，使歐亞商業與城市建設迅速擴張。摩里士將這種「和平的代價」視為戰爭的制度性後果，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實驗中，他展開對戰爭效用的辯證。

這種說法令人咋舌，卻也不無道理。他的論點雖驚世駭俗，卻引人深思；他的筆鋒機鋒百出，文風通俗卻絕不膚淺。書中隨手拈來一句：「帝國，就像好萊塢的殭屍，一次又一次從墳墓中爬起來。」讀來令人拍案叫絕。他也毫不留情地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譏諷那種「西方戰爭方式優越」的說法不過是自我陶醉、夜郎自大。

摩里士聚焦於如何透過帝國秩序將暴力納入制度化框架。他援引東亞的例子——從戰國七雄到秦漢統一，指出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密度雖高，卻反覆生出一個又一個以集權管理為核心的王朝體系，進而促進了法律、稅收、交通與文字的統一。摩里士稱這是戰爭的「意外工程」，透過暴力打破舊有秩序，建立更大規模的合作架構。這段分析亦顯示他對東西方發展的對照格外謹慎，不陷入單一路線說明，也不流於「西方中心論」。

摩里士提出「戰爭的倒退性」。當帝國無法持續有效治理、戰爭工具擴散至地方勢力時，往往會引爆長期動亂，甚至導致文明倒退。從羅馬的衰亡到中古歐洲的封建分裂，再到西域的突厥與蒙古諸部落，摩里士指出，若暴力無法制度化，反而會走向解體。他在此提出一個重要警訊：戰爭並非永遠帶來秩序，關鍵在於「誰控制暴力、以什麼方式」。

摩里士以宏觀史觀，描繪15世紀至20世紀的歐洲如何透過火器革命、殖民擴張、軍隊專業化與戰略聯盟建立起「現代國家」的秩序。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國如何透過戰爭磨練出一整套現代化體系，包括徵兵制、現代教育、稅收與國家認同——這一切都在摩里士筆下勾勒成歷史的機械鏈條。而兩次世界大戰，則讓這一鏈條被逼至極限，並誕生出「和平的最高形式」：冷戰均勢與核威懾。

這裡摩里士援引「彼得羅夫時刻」，即1983年一名蘇聯軍官拒絕對美國核報復而阻止核戰爆發的歷史瞬間，指出冷戰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利用戰爭邏輯壓制戰爭衝動。他稱這種結構為「有史以來最危險、卻也最有效的和平」。這番見解雖略帶宿命，卻也令人無法輕忽其背後的歷史張力。

摩里士難能可貴的是，他不迴避動物行為研究的重要性──他甚至主張，理解黑猩猩之間的戰爭行為，有助於我們反思人類的戰爭衝動。但他仍不免跌入「人類例外論」的窠臼，堅稱只有人類具備重新組織社會的能力。他對文化差異的解釋過於簡化，忽略了情緒與意識形態對決策的扭曲力量。畢竟，人類從不總是「理性經濟人」，仇恨與恐懼往往才是真正的導火索。

摩里士進一步從演化生物學與靈長類學視角，探討暴力是否為人類基因中與生俱來的傾向。摩里士援引靈長類研究，特別是珍．古德對貢貝黑猩猩社群的長期觀察，指出即便在沒有人類文化與意識形態的黑猩猩群體中，也存在有組織的族群暴力與領土戰爭行為，這顯示暴力並非人類文明的產物，而可能是從共同祖先延續下來的演化策略。

然而與此同時，摩里士也引述倖存於偏遠地區的原住民族研究，指出人類擁有更強的社會合作能力與文化抑制機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暴力衝動並建立規則。他強調：「我們既是殺手猩猩，也是嬉皮猿。」這句話濃縮了他對人性二元性的深刻洞察——我們有能力暴力，也有能力建立和平，只是條件與制度使然。

摩里士聚焦當代世界中唯一具有全球戰略影響力的美國。他不諱言地指出，美國在冷戰後的單極霸權地位不僅是軍事實力的展現，更是對全球秩序的「強力維穩」。摩里士指出，雖然美國常被指責為霸權國家，甚至發動戰爭，但從制度角度看，正是其霸權維持了當今世界相對的和平框架。

他進一步警告，若美國「抽手退場」，而中國、俄羅斯等極權政體無法提出更具普世制度與合作共識的新框架，那麼世界將重返無政府狀態，進一步引爆新一輪全球衝突。他將此稱為「死亡賽局」的終局：若人類無法設計一個超越戰爭邏輯的新架構，那麼戰爭終將重返核心。

摩里士不僅強調「戰爭帶來進步」，而還把焦點轉向：我們是否能打破戰爭這一「必要之惡」的歷史角色。這不僅是人類社會的終極考驗，更是演化、制度與倫理能否達成和解的試金石。

最後幾章與結語中，摩里士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假設：也許人類將在未來50年內面對最後一場「大戰」，而這場戰爭若能幸運挺過，將是戰爭在人類歷史中最後一次以「建設性破壞」的姿態出現。之後，我們將迎來一個不再靠暴力維繫秩序的文明新世代。

作為考古學家，莫里斯習慣用長時段、量化資料看問題。這讓他能毫不猶豫地把希特勒、猶太人大屠殺與二戰，視為20世紀歷史裡的「微小插曲」，因為——他的重點是，這一百年間人類壽命翻倍、生活水準突飛猛進。至於五千萬條人命的代價？不過是中國人口增長曲線上的微小震盪。他說這不是為了淡化苦難，而是呼籲大家把眼光放遠，看見「長時段」中戰爭對人類社會的整體效益。這種量化取向讓人不寒而慄，也讓人質疑歷史若失去同理與道德，是否就成了冷血的算術遊戲？

這個結論既令人振奮，又讓人寒毛直豎。因為這代表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地緣政治與科技武器的升級，更是道德、制度與認知結構是否能跟上時代的終極賽跑。摩里士以深厚的學術功力與歷史視野，為我們開啟一扇關於戰爭與和平、毀滅與重生的思想之窗。讀罷《戰爭憑什麼》，你可能仍憎恨戰爭，但你會理解它。你可能仍渴望和平，但不會天真。」

若想真正告別戰爭，就必須先了解它為何而來，又為何從未真正遠去。在這個風雨飄搖的世界，我們也該問自己：難道內部和平的代價，非得是外部戰爭？若國家的偉大建基於萬骨枯，那麼我們是否該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