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討論度很高的日本動畫「葬送的芙莉蓮」（葬送のフリーレン）中，講述精靈芙莉蓮一行人，在旅途中對抗各種魔族。故事提供一個有趣的觀點，那就是身為反派的魔族，他們因為無法感受到情感，所以會為了自身的生存而恣意殺害人類。但即使如此，他們本身對人類並沒有懷抱惡意，甚至其中的大魔王和少數大魔族，抱持著和人類共存的想法。不過之後仍是發生魔族與人類的大戰，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全人類人口減少了1/3以上。
當我讀這本《瘟疫與文明：人類疾病大歷史》（Plagues Upon the Earth: Disease and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時，突然聯想到那些魔族正猶如人類歷史中遇上的寄生蟲、病原體，藉由棲宿在人體而使人脆弱；大魔族（如七崩賢等）則像經歷過一次次恐怖的大瘟疫，每次的到來都帶走了許多生命。它們同樣對人類沒有懷抱惡意，可是也同樣為了生存，讓人類社會哀鴻遍野。
從不同書的視角解讀疾病對上文明
1976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出版了經典著作《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Plagues and Peoples），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他從疾病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人類歷史，還探討傳染病如何影響各地文化與文明，他不僅關注人類歷史，還討論各種疾病形塑社會的重要性。
接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中，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戴蒙（Jared Diamond）也探討了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影響。他認為，某些疾病曾經摧毀狩獵採集者的群體，但農業社群發展了對抗這些疾病的免疫力。此外，他還探討歐洲人如何利用病原體做為佔領非歐洲地區的工具。根據此書，戴蒙認為哥倫布（Christopher Colombo）於1492年抵達北美洲後的兩個世紀，約有95%的原住民死於歐洲人所帶去的傳染病。
2023年出版的《瘟疫與文明》，則是一本跨學科的作品，本書作者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古典學與文學系教授哈珀（Kyle Harper）以最新的研究，試圖融合生物學、生態學和歷史，深入探討人類與病原體自古以來的複雜關係，並從它們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亦即我們是自然的一部份，而非獨立於自然之外。
哈珀指出《瘟疫與人》出版後，就幾乎沒有更深入探討人類和傳染病關係的其他著作。但這40幾年來，科學上的進步，尤其近年大量的古基因體學研究的加持下，我們對傳染病的理解又更加深刻準確；另外，他也認為《槍炮、病菌與鋼鐵》書裡的內容，誇大了某些數據，例如美洲原住民染上歐洲人帶去的傳染病的死亡比例，實情應該更為複雜，那些所謂傳染病肆虐的地區，實際上只是間歇發生在某些地方。過度強調傳染病的影響，反而掩飾大量的美洲原住民，其實是死於歐洲殖民者的殘暴統治和剝削的事實。
溫暖又方便的科技也助長了病原體
書裡探討人類如何形成獨特的疾病庫（disease pool）以及其意涵。他以演化生物學家熟知的「系譜樹思維」來解釋病原體的演化史：它們年齡多大、從何而來、親戚有誰等，試圖以此說明病毒和微生物是如何屢屢戰勝我們；另外，古基因體學提供了一種「時光旅行」，讓科學家能更準確地辨識特定傳染病的真實病源，而非僅依賴模糊的文獻描述。
他把探索分為四個主要部份，分別對應人類的科技進步如何影響我們與疾病的關係：火、農業、邊界前線、化石。我們和傳染病的對抗是不斷升級的棘輪，是單向的軍備競賽，人類利用公共衛生設施和政策、疫苗、抗生素和藥物治療等，從日益增加的病原體和寄生蟲獲得了顯著但不穩定的優勢。他還探討了病原體如何與奴隸貿易、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交織，並塑造了全球財富、衛生、權力和不平等的局面。
過去主流觀點認為農業帶來大多數的傳染病。然而，哈珀把人類科技帶來的傳染病的起源，追溯到火的發明。與其他哺乳類動物不同，我們透過烹飪食物來取代大部份的消化過程，這讓我們能更高效率地吸收養份、供養更大的腦袋，但也讓我們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響。例如，血吸蟲這種寄生扁蟲，在人類過著狩獵採集生活時，就懂得專門進攻人類脆弱的消化系統。
由於病原體和寄生蟲的目標是傳播它們的遺傳物質，而人類密集且無遠弗屆的全球網絡把自己打造成這個目標的完美宿主。換句話說，人類成為地球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物種，病原體和寄生蟲也從中受益。
書裡也探討疾病在人類歷史上關鍵轉折期擔任的角色，例如農業、城市發展、交通工具的進步及人口迅速地增長。在農業生活中，人類如何處理廢棄物是公衛面臨的最大挑戰。糞口胃腸道疾病經由髒污手、受污染的水源和家蠅傳播，一隻小蒼蠅就能讓人生不如死；而人口密度增長，則助長利用呼吸道飛沫傳播的傳染病，例如麻疹就因此在大規模的族群中傳播。和傳統觀念不同，哈珀認為，馴化的動物本身沒有帶來新興傳染病，而是扮演了野生動物傳染病的中間宿主。另外，馴化的馬匹和其他馱獸、車輪，則進一步增加長途貿易的聯繫，使微生物跨洲傳播。
經濟並非影響生存的唯一指摽
在1348年，黑死病肆虐歐洲，短短幾年內就消滅了將近一半的人口。當時，戰爭、饑荒和瘟疫在中世紀肆虐，而由小冰期引起的氣候變遷、人口過剩以及傳染病的頻繁爆發，特別是鼠疫、斑疹傷寒和一種毒性更強的傳染病——天花，讓歐洲人口屢次經歷大幅振盪。
然而，回顧17~18世紀歐洲高死亡率的原因後，哈珀深入探討「大逃亡」（great escape）現象，過去250年間，全球在衛生和財富方面的大幅進步讓人類得以擺脫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從工業革命到20世紀，人類的預期壽命（至少在西方）就翻了一倍。
哈珀指出，早期城市居民的健康狀況不如鄉下居民，後來卻狀況逆轉。城市是把雙面刃，雖然增加瘟疫傳播的機會，但是同時也具備可維持居住環境整潔的下水道、自來水、室內廁所、電器電力等公共設施。這些只有在大量可分工的人群中才能實現。1650~1850年間，富國與窮國在經濟上的鴻溝擴大，這源自於歷史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西方和其他地區在經濟和科技出現巨大落差。然而，在預期壽命的差異上，富國和窮國之間差異變小，顯示出「合流」（convergence）的趨勢。因此他認為戰勝疾病的方法可能更多是透過疫苗和公共衛生改善，而非單純個人收入的增長。儘管先進國家的貧困地區和富裕地區的預期壽命也可能存在十年以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可以透過經濟政策來修正，而無需另外的醫療介入措施。
這樣的成功帶來了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後果，我們過著更富足的生活，同時也破壞了環境，並導致新興傳染病的出現。儘管近幾個世紀以來，醫療科技發生巨大飛躍，但這種反覆輪迴，卻讓我們的未來不如想像中那麼安全。這個把全球搞得雞飛狗跳的新冠疫情再次說明，我們不可能生活在永遠戰勝病原體和寄生蟲的狀態中，保持警覺才是擺脫傳染病的最好辦法。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4年第263期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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