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悲傷的腦科學






有一次,我在鳥房進行實驗時,一隻飼養於實驗室的虎皮鸚鵡不停地叫喚,我們隨後發現它的伴侶不幸去世了。牠不斷地親吻伴侶,希望能夠喚醒她。我先將逝去的母鸚鵡放進冰箱保存,晚上取出來調查死因時,那隻原本已經稍微平靜下來的公鸚鵡,一看到伴侶的遺體,就開始猛撞鳥籠並哀鳴,情景令人心生悲悼。即便是禽獸,其情感之深也讓人唏噓不已,何況人類呢?

我最深的感觸來自於阿嬤的逝世。當時我正在美國加州念博士班,原計劃在春節新年假期回家,卻在十二月中旬在朋友家得知她過世的噩耗。我當時還試圖理性地對朋友說,即便我回馬來西亞奔喪也無法改變她已經過世的事實,加上我當時還有助教的職責需要批改學生的期末報告。但在開車回宿舍的途中,我整個人心神不寧,回到宿舍後,我終於決定無法再忍受,決定回國奔喪。隔天,我向課程教師請了假,經過近三十幾小時的長途跋涉,終於在她下葬前的凌晨抵達靈堂。我本以為自己能夠保持冷靜,因為她是高壽善終,但當我到達那裡時,仍然忍不住泣不成聲⋯⋯

我家的寵物貓小白,過世前近兩年一直忍受著腎病的折磨,我們為了照顧患有腎病的小白,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當牠的病情急遽惡化,我們決定讓牠安詳地離開,本以為這對彼此都是一種解脫,會感到心情輕鬆一些。然而,在它離世後的數週,我仍舊被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傷所籠罩。

愛別離苦是佛教講述的四大苦之一,它描述了因與所愛之人或物分離所引發的痛苦,這其中可能包括家人、朋友、戀人,或是任何被深愛的事物。佛教認為,這類苦楚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環,也是許多煩惱與苦痛的根源。

除了生苦、老苦、病苦、死苦,還有與之相關的五蘊盛苦,即對於自我存在的五個基本組成部分的執著所帶來的苦楚,愛別離苦則是這一系列苦論中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佛教對於人類情感的深入洞察,特別是對人際關係無常性的理解──不論我們多麼不願接受,生命中的每段關係最終都會迎來結束或變化,從而帶來痛苦。

面對愛別離,我們何時何地能學會應對?尤其是在台灣這個風俗上儘量避談死亡的社會裡?《悲傷的大腦:一位心理神經免疫學者的傷慟考,從腦科學探究失去摯愛的悲痛與修復》The Grieving Brain: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How We Learn from Love and Loss)深入剖析了悲傷過程,並從神經科學角度解析我們如何經歷失去所愛之人的痛苦。








《悲傷的大腦》作者瑪麗─法蘭西絲.歐康納(Mary-Frances O’Connor)是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悲傷、失落和社會壓力實驗室」(Grief, Loss and Social Stress (GLASS) Laboratory)實驗室的主持人,她身為一名神經科學家及臨床心理學家,在過去二十年致力於研究悲傷的神經生物學。

歐康納的實驗室和合作者特別關注慢性悲傷──一種在失去摯愛後長時間內持續的深刻悲傷狀態。他們試圖確定導致某些人體驗慢性悲傷的神經機制,並探索為何某些人能有效地從悲傷中恢復,而其他人則陷入長期的悲痛之中。通過使用腦成像技術,如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她的研究揭示了大腦中處理情感和認知反應的特定區域在悲傷過程中的活動變化。

其中一項重要的發現是,長期悲傷的人在與情感調節和自我反思相關的大腦區域展現出異常的活動模式。這種改變與人們在思念逝去之人時的持續關注,以及他們在調整新的自我認知(例如,從有伴侶到單身)過程中的困難有關。歐康納的工作強調了悲傷不僅是一種心理經歷,也深深植根於大腦的生物機制之中。

透過她的研究,歐康納希望能夠為治療慢性悲傷和幫助人們有效處理失落提供科學依據。她的工作對於發展新的心理治療方法和介入策略具有重要意義,這些策略可以幫助人們調整他們對逝去親人的記憶,以及改善他們的情緒調節能力,讓我們看到在面對失落和悲痛時,有更多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援方式可供選擇。

在個人經歷上,歐康納在二十幾歲時經歷了母親逝世的打擊,近期又經歷了父親的去世。在《悲傷的大腦》中,歐康納多次提到她與父母間深厚的情感連結。她的母親曾罹患乳癌末期,卻堅強生存了十多年。當母親去世時,她尚未成為悲傷研究的專家。當時,有人建議她尋求心理諮商,她在首次諮商時表達了對母親去世的淡然態度。然而,二十年後,她寫下了整本書來探討這一主題。當父親去世時,她對自己、對悲傷,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反應有了更深的理解,她也對如何處理這些反應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她在書中一再提到的故事鼓勵我們認識到,即使在面對生命中最艱難的挑戰時,個人的成長和理解也是可能的。

《悲傷的大腦》中,歐康納探索了我們的大腦如何應對失去親近人的經歷,她透過科學研究與真實故事的結合,深入剖析了悲傷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行為和情感。她揭示了悲傷的神秘面紗,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大腦如何被悲傷所影響,以及這個過程如何改變我們的行為和情感。不僅增進了我們對悲傷處理的認知,也加強了我們對情緒與行為相互作用的理解,成為了理解悲傷科學的重要好書。

我們的大腦能夠預測未來的事件,讓我們做好準備。當我們與他人建立深刻的聯繫時,這種關係在我們的大腦中被編碼,伴隨著一種堅定的信念──相信他們會永遠與我們同在。我們不需要依賴他們實際的存在來維持這種信念。如果沒有這種信念,我們就無法安心地每天分開去工作,相信最終我們會再次團聚。這種對未來團聚的深信不疑不僅是情感上的支柱,也是我們社交生活的基石。

我們實際上同時存在於兩個世界:我們預測的世界和現實世界,但這兩個世界有時並不一致。這兩種資訊流(來自我們的記憶以及對親密關係的信念),可能會發生衝突。面對兩種相互衝突的資訊時,大腦難以理清在世界中的定位。在不幸突然來臨時,我們的大腦仍然會不自覺地「預測」我們與已逝者之間的互動。這種心理機制的存在反映了人類對穩定與連續性的深切需求,以及面對現實與預期之間差異時的心理挑戰。

當所愛之人不在我們身邊時,我們的大腦會認為他們只是暫時在其他地方,並驅使我們去尋找他們,或做些什麼以引起他們的注意,讓他們回到我們身邊。因為我們的大腦在處理兩種相互衝突的資訊,可能會讓我們繼續進行某些習慣性行為,例如想要拿起手機給那個特別的人發LINE訊息,隨後才驀然意識到,我們再也無法這麼做了,不禁潸然淚下。

從某種角度來看,對我們大腦的一部分而言,他們似乎從未真正離開。我們的大腦需要花費數天、數週乃至數月的時間來接受再也見不到他們的現實,從而學會在缺失他們的狀況下繼續生活。這種資訊的矛盾意味著,我們需要相當一段時間來調整和重塑我們與已故親人相關的習慣行為。悲傷和接受的過程不僅是情感上的挑戰,更是一種認知和行為上的學習過程。因此,僅僅知道愛人已經去世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學習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

歐康納指出,悲傷初期,我們會感受到極強烈的悲痛。人們常問,這一切什麼時候會有結束的一天?如果我們期待某天能夠不再因為親友的逝去而感到悲傷,那麼當這種期待破滅時,我們可能會感到極度失望,甚至懷疑自己出了問題。然而,當數月或數年過後,我們再次經歷悲傷的洗禮時,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未能走出悲痛,而是表示我們已開始學習如何在一個沒有那個特別人的世界裡生活。這個見解提醒我們,悲傷的再次浮現並不是復原過程的倒退,而是我們逐步適應新現實的一部分,這種認識有助於我們更健康地接受並整合失去親人的痛苦。

歐康納指出,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提出的悲傷五階段模型,即使廣為人知,但其準確性和完整性卻有所欠缺。這個模型目的在描述面臨終末疾病患者的心理過程。雖然這一模型後來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形式的悲傷和失落經歷,如死亡、分手或其他重大生活改變,但其五階段包括:

一、否認(Denial):此階段中,人們往往難以接受即將發生或已發生的失去,使用否認作為心理防衛機制,暫時避開痛苦的真實性。
二、憤怒(Anger):當無法再否認悲傷的現實時,隨之而來的痛苦讓人們可能會感到憤怒,這種憤怒可能針對任何人,其背後是深刻的痛楚。
三、懇求(Bargaining):個體嘗試透過討價還價來逃避或延後失去的發生,這種行為反映了對更多時間或不同結果的渴望。
四、沮喪(Depression):認清失去無法避免後,可能會沉浸在深深的悲傷和無助中,這一階段是開始接受現實的過程,伴隨著巨大的痛苦。
五、接受(Acceptance):在悲傷過程的終點,個體開始接納失去的現實。這不代表忘記了所失去的,而是學會了如何在生活中留下這一空缺繼續前行。

雖然庫伯勒─羅斯模型為理解和處理悲傷提供了一個框架,但每個人的悲傷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必然會經歷這五個階段,或按照此順序發展。有些人可能會體驗到所有階段,有些人則只有部分,且階段間可能存在重疊。我们需要更加個性化地理解和支持那些正在經歷悲傷的人。

歐康納認為,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開創了公開討論悲傷這一概念,她在最初進行描述時所做的,正是所有科學家所起始的工作。她描述了人們分享給她的經歷,而這些經歷至今仍然具有真實性。人們的確會經歷抑鬱、否認以及接受等階段。然而,挑戰在於,庫伯勒─羅斯沒有對同一人進行多次訪談以追蹤悲傷隨時間的演變。這意味著,雖然這些經歷都是真實的,但我們現在明白它們並不會以一種線性且有序的方式出現。

《悲傷的大腦》讓我們學習到,把悲傷理解為一種學習過程,或許能使其顯得更為親近,甚至不那麼令人畏懼,因為學習自我們呱呱墜地之時就未曾停歇。我們明白,學習是一個需要時間、可能會帶來挫折感,且無終點的過程。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構建的每一個想象中的現實都以「然後我所愛的人並未離開」作終結。然而,傷痛的真相是,他們已經不在了。活在當下,意味著我們需要正視這一痛苦的真相,以及理解逝者離開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影響。

《悲傷的大腦》把悲傷描述為一種學習過程,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這也提醒我們,就像任何學習過程一樣,悲傷也需要時間和耐心來逐步適應和克服。這種觀點鼓勵我們接受悲傷作為人生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逃避或否認它的存在。

儘管當下充滿了悲傷、憤怒和痛苦,但它也是體驗快樂、連結、愛、歡笑和驕傲的唯一途徑。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人們無法僅僅避開負面情緒。如果我們試圖迴避某種感受,那麼我們將無法體驗到任何感受──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許多人可能因此感到麻木,或僅僅是機械性地度日。真正的生活是帶著所有的歡笑與淚水繼續前行。透過接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負面情緒,我們反而能夠更完整地體驗到所有美好,這是一種勇敢面對真實生活的力量。

總之,《悲傷的大腦》探討了哀傷階段、我們的記憶以及大腦如何適應失去所愛之人的過程在悲傷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並討論了理解悲傷背後的神經科學如何助我們走出失落的陰影等主題。對於那些經歷過失去的人,以及對神經科學、心理學和人類情感相交融處感興趣的人來說,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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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從歷時最久的研究,探索人生寶藏






從小我就對於一個問題感到困惑:那些人生道理往往只有簡單幾句話(心靈雞湯不就是這樣嗎?),但為什麼想要過美好人生卻這麼困難?我們還缺少什麼?該怎麼做才能真正活出自己的人生?

老實說,我最渴望的就是簽中獎金上億的大樂透。身為科學研究者,理當不食人間煙火,因此這個念頭讓我有點不好意思說出口,直到最近,發現原來許多卓越的科學家朋友也抱有相同的夢想。

為什麼呢?雖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萬萬不能。一個多世紀前,只有貴族才玩得起科學研究。現在我們到底需要哪種程度的財富自由,才不會被體制綁架,無後顧之憂地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撇開個人志業不談,我們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後,仍要努力賺更多錢,不就是為了想讓自己更幸福嗎?但為什麼,我們在影視作品甚至是現實生活中看到許多富豪,也覺得他們並不滿足,甚至活得更痛苦呢?

面對這些大哉問,該從哪裡尋找解答?尋求先知或者心靈導師?我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建議,不妨試試從科學的角度尋找。美國哈佛成人發展研究主持人兼哈佛醫學院精神醫學教授沃丁格(Robert Waldinger)與該研究的副主持人、布林茅爾文理學院心理系教授修茲(Marc Schulz)共同撰寫的《美好人生:史上最長期的哈佛跨世代幸福研究,解答影響一生最重要的關鍵》THE GOOD LIFE: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Longest Scientific Study of Happiness),便提供一種回答。

從兩位高材生的人生際遇思索幸福的樣貌

首先得提一下《美好人生》中兩位引人注目的高材生——約翰和李歐,兩位都畢業於哈佛大學。1975年,當他們都步入55歲時,約翰成為生活在大城市的律師,年薪為5萬2000美元;而李歐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回到自己的家鄉成為高中老師,年薪僅1萬8000美元。看起來約翰比李歐更為富裕,應該意味著更加成功,對吧?但事實上,約翰卻認為他的生活裡充斥著更多痛苦,情感需求經常無法被滿足;反觀李歐雖然不富裕,卻是研究中數一數二的幸福之人。兩人的差異在於:約翰為了處理客戶委託的案件而逐漸忽略家庭;李歐則是喜歡在人際關係中尋找動力,並從自己的教育工作中找到意義。








這本書讓我震撼的是,回想起學生時代和任教前,常跟朋友們開心喝酒、大口吃肉的那種痛快、甚至在酒酣耳熱之際和朋友一起幹出不勝枚舉的荒唐事蹟。但近年來,我與朋友的聯繫越來越少,常為了追求工作效率,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匆忙地吃飯,許多聚會也在個人過度疲累或為了爭取更多工作時間的考量下而婉拒。甚至認為這才符合專業人士的形象!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這三年來我更是逐漸習慣了與朋友相聚頻率的下滑。

《美好人生》給我的最大啟示是,積極的人際關係在整個人生中極為重要。科學上來說,幸福不是終點,也不是目標,而是過程——一種經由演化所發展出的方式,用來鼓勵我們進行有益於健康和生存的活動。沃丁格和修茲把人際關係視為一輩子的投資,缺少良好的人際關係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傷害。尤其是和那些有與朋友聯繫的人相比,孤獨的人會發現自身的健康狀況惡化得更快。研究顯示,社交連結最少者的死亡率是社交連結最多者的2.3倍(男性)至2.8倍(女性),而長期寂寞會讓人在任一年的死亡率增加26%。

從1300種人生找到幸福藍圖的要素

哈佛成人發展研究,是歷時最久的人類生活深度縱向研究。一開始原本是分別的兩項長期計畫——由被評估為具有潛力成為健康且適應力良好的268名哈佛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組成,以及在波士頓貧民區成長的456名14歲少年組成。這兩項研究後來整合在一起,目的是要找出並預測成年後的健康、幸福和成功的因素。這項研究始於1938年,擴展到這些受測者的1300名後代,並且持續到現在。

起初,他們訪問了受測者及其父母,並對每位受測者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雖然大部份的初代成員已經過世,但他們的配偶和後代也納為新的受測者。目前的研究要求是,受測者每兩年要填寫一次詳細的問卷,每五年允許公開一次健康記錄,每15年進行一次面對面的晤談。這些問題觸及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家庭情況、職業生涯、身心健康,以及他們對生活、政治和宗教的看法。每次評估能顯現受測者生活的全貌,把這些資料結合起來,就描繪出一幅隨時間推移而展開的生活圖景。

沃丁格和修茲撰寫本書的目的,並非針對長達數十年的研究進行全盤學術解讀,而是分享他們從研究計畫中汲取到的實用智慧:一個充滿幸福的生活,不代表沒有失望、挫折、掙扎、痛苦、不安、背叛、悲傷和失落等。然而,如果困境時,有人關懷我們,那麼美好和幸福的生活便得以實現。

許多人在「建立」並「維持」關係的各個面向上,都會遇到困難,這在所難免,因為人際關係就是充滿混亂、挑戰和不確定性。在每種人際互動中,幾乎會被個人的意見、喜好差異而有所影響,因此而感到失望或脆弱也是常有的事,尤其一時的衝動就可能讓關係更加惡化。為了讓我們能應對人際關係的不確定性,他們提出WISER模型,分別代表觀察(watch)、詮釋(interpret)、選擇(select)、投入(engage)、省思(reflect),關於這些方法在書中皆有詳述。

為建立並維持關係付出心力,就是人生最好投資

另外,浪漫關係雖然非常重要,但研究也指出,各種具有支持功能的人際關係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不論是家人或和我們共事的同事。人際關係提供許多功能,並以各種方式支持我們,我們很難只從一個人或一段關係裡獲得需要的一切。

我們該如何建立溫暖的人際關係呢?作者告訴我們,個人的選擇至關重要:我們可以決定把時間投資在哪裡,以及如何對待他人。當這項研究的受測者步入70多歲和80多歲時,研究人員詢問他們是否有任何遺憾,沒有人表示希望自己花更多時間在工作,反而許多人表示他們希望能更加關注自己的人際關係:他們對於和朋友失去聯繫感到遺憾,以及表示希望能花更多時間和家人相處。我們很容易認為,一旦建立了友情和親密關係,就能永久維繫。但正如缺乏運動後,肌肉會萎縮一樣,人際關係也會隨著忽視而逐漸消逝。

幸好,與人建立更深的連結,永遠都不嫌晚。安德魯的經歷就是好例子,他的人生可能是受測者中最艱困和最寂寞的——小時候經常搬家,讓他難以結交長期的朋友;即便是30多歲結婚之後,他依然為如何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所苦;當他60多歲,被問到他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及其意義時,他僅回答:「沒有。」到了67歲,安德魯因視力問題不得不辭去少數帶給他快樂和社交機會的工作,他和太太分居,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感到孤獨;之後,他開始去公寓附近的健身房運動;三個月後,他認識了許多人,並開始期待見到他們。他們發現彼此都喜歡老電影,便開始聚在一起看電影;當他們在安德魯80多歲時採訪他,問及他探望他人或接待訪客的頻率時,他說:「每天。」

本書鼓勵我們與喜愛的人建立更穩固的聯繫,並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有意義的互動。我在掩卷之際,真恨不得能在年輕時就讀到這本書。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4年第266期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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