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困時代的好經濟學

台灣在全球疫情狂燒下承平了一年，不幸仍出現本土疫情而軟封城了。在這兩個月來，許多人在經濟上很不好過，店家此起彼落的關店時有所聞。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7月7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預期，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將在年底創下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新高，就業人口較Covid-19疫情爆發前減少約2,200萬人，並且最早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https://www.oecd.org/newsroom/jobs-must-be-at-heart-of-recovery-to-avoid-deep-scars-in-economy-and-society-says-oecd.htm）。

OECD 警告表示，如果各國過早撤回支持就業的緊急措施，將不利於就業市場，並呼籲各國政府應啟動新計劃，鼓勵企業僱用員工，特別針對首次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工。OECD 表示，如果下一波波疫情爆發，造成再度封鎖，則失業率可能更高。OECD預測，如果美國面臨再度封城，則美國2020年失業率將達到 12.9%，2021年將達到 11.5%，而如果是疫情逐漸好轉的情況下，美國今年的失業率將為11.3%，明年則是8.5%。

從全球範圍來看，那些依賴旅遊業的經濟體本已前景黯淡，而各國為應對Delta變異SARS-CoV-2冠狀病毒採取的旅行限制措施令前景雪上加霜。今年全球經濟可能遭受的產出損失料接近2020年創下的2.4兆美元損失紀錄。其中約60%的產出損失將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反映出這些國家疫苗接種的進展較慢。旅遊業如果復甦，預計將由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富裕國家主導，包括法國、德國、瑞士、英國和美國。

對全世界而言，危機剛爆發的關鍵時期中國官員百般掩蓋，讓病毒不受控地逃逸到全世界，而經濟上只有中國還仍有收獲，甚至還趁機向世界上的貧窮國家推銷一種效果不太好的疫苗。

在這個艱困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更清晰的思考，沒多少人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與杜芙若更有資格了，在疫情前就出版的《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就很適合在這時候好好一讀。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借鑒了經濟學研究的最新發展，為世界各地現代經濟和社會面臨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包括移民、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境。 這是自《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出版以來他們的第二本合作的書，也是他們自2015年成為夫妻以來的第一本合作的書。他們因為研究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經濟情況而聲名鵲起，這本書的出版是在他們與哈佛大學的麥克．克里莫（Michael Kremer）共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後的一個月。

兩位作者中的阿比吉特．班納吉（অভিজিৎ বিনায়ক বন্দ্যোপাধ্যায়，Abhijit Vinayak Banerjee，1961－）是印度裔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1972－）則是法裔美國經濟學家，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發展經濟學教授。杜芙洛是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服務於經濟分析董事會，是經濟和政策研究的發展經濟學主管。他們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J-PAL）聯合創始人，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得主。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一再強調，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給經濟學家。班納吉與杜芙若甚至承認，經濟學家其實甚少知道哪些政策和製度推動經濟增長和繁榮，但好奇心讓他們追究下去。《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的每一章都要探討了一個與全球相關的重大問題。例如，阿宅們應該投票給支持移民的政客嗎？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氣候大戰？福利或現金發放會讓阿宅變得懶惰嗎？自動化將對就業和福利產生什麼影響？這些問題不小心都能成為絕交話題，但他們嚴謹地分析和論證。

班納吉與杜芙若的方法是主要通過隨機對照實驗（Random Control Trail，RCL）來檢驗這些主題的實證研究結果。在這些研究中，阿宅們被隨機分配接受通常是產品或服務的干預，或成為完全不接受干預的對照組，再比較兩者的結果。然後把這些研究的結果與經濟理論的預測進行比較。

班納吉與杜芙若反對移民降低工資並從本地工人那裡搶奪工作的觀點。 他們還爭辯說，貧困者通常會做出更合理的財務決策。 他們指出，與供求規律相反，低技能工人的湧入並未真正影響大多數國家的當地工資。事實上，移民也是消費者，他們在本地的消費也創造了就業。

關於自由貿易，經濟學家最常被引用的是李嘉圖比較優勢定律（Ricardo’s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認定自由貿易下國家如何變得更繁榮昌盛。他們研究了印度在初期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發現與據稱從貿易中均勻分配的收益相反，自由化對印度阿宅的影響方式存在巨大差異，有些阿宅的受益遠遠超過其他阿宅。果然有些阿宅比另一些阿宅更平等啊。儘管自由貿易促進了整體增長，但它也造成了大量失業。雖然經濟理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失業的工人將轉向新的工作機會，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實際經驗與經濟模型或理論之間的分歧，可以用「粘性」（stckiness）來解釋。他們指責經濟學想像了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阿宅轉換工作不需要適應。然而，「粘性」顯示，阿宅和流程適應變化的速度比過去想像或想要的要慢。舊習慣很難改掉，金錢可以影響某些類型的行為，但非全部，而非立即的，當然也不是適合所有阿宅。 他們認為，「粘性」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制定方法，那就是更多地依賴實驗和真實資料，而非依賴理論模型和預測的方法。

另外，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良好的經濟學是在艱難和不確定的時期，更加強調解決不平等和支持復原力的政策。這種對平等和正義的關注，在他們對《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解決的其他重大問題的討論中也很明顯。

關於如何應對氣候變遷，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乾淨的能源和綠色增長不足以解決本質上是道德的問題那就是富裕國家應不應該減少奢侈品消費，以便較貧窮國家的公民可以擁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們強調政策在影響個人行為、習慣和規範方面的作用。他們呼籲將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提供政策建議，例如碳稅與更簡單的方式（如更清楚的標籤）相結合，可以有效且溫和地推動人們做出更可好的行為和決定。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減稅可以提振經濟。但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重大稅收改革，對加速增長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他們指出，沒有證據表明減稅、上調最高邊際稅率對改變長期增長率有任何影響，也沒有證據表指出，收入分配頂端的富人會以影響整體經濟增長率的方式改變他們的行為。

關於社會福利、現金移轉和全民基本收入的部分，班納吉與杜芙若深入探討了這些話題如何被嚴重政治化，並再次展示了民間智慧、經濟理論預測和實際經驗之間的巨大反差。他們的證據來自對一百多個國家的十億人自2014年以來接受有條件或無條件現金移轉的經歷，進行的大量研究。他們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現金移轉讓人們不想工作。

然而，如果不需要錢來生存，為什麼還要工作幹嘛？班納吉與杜芙若強調，很多經濟學研究都集中在對勞動力供應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上，假設阿宅會通過減少工作，以便花掉任何額外收入。而且他們指出，移轉支付可以為家庭提供基本生活水平讓他們成為更有生產力的員工。

班納吉與杜芙若還討論了他們認為有希望的政策干預，例如其中一些幫助人們度過失業。這些轉變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研究顯示，五十歲後失業的人的預期壽命低於繼續工作的人。在瞬息萬變的經濟中，他們主張要讓多人將在勞動力市場上度過難關。失業是這是社會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他們提出，補貼整個公司和受影響的老年工人讓他們分別從事業務和工作，這個努力將有助於防止社區在企業陷入困境時分崩離析。

班納吉與杜芙若也強烈支持加大對勞動密集型公共服務的支持，例如公共教育和養老服務。因為這類工作不太可能被科技取代，也不太可能外包給另一個國家，因而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地方。

許多經濟學論述，說穿了是為了服務即得利益者，但班納吉與杜芙若透過《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讓我們認識到，沒有任何經濟學鐵律阻止我們建立一個更人道的世界。經濟學太重要了，真的不能只留給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