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7日 星期三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










傳統上,春節回鄉,常要和親戚詢問各種看似互相傷害的機車問題。大多數人都相信血濃於水的道理而互相忍讓。可見,我們對血緣關係的重視。

然而,如果我們一直往上追溯,全世界的人類,或多或少都和我們有親緣關係,甚至連尼安德塔人都有。2022年10月,當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t)宣佈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時,出乎意料的是著名古基因體學家帕波(Svante Pääbo),他正是發現了原來歐亞大陸的不少人們,都帶有一些尼安德塔人的基因,顯示我們智人祖先曾在歐亞大陸和尼安德塔人混過血。我在著名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的報告,也顯示我有大約百分之二的DNA可能是來自遠古的尼安德塔人。

帕波在發現智人和尼安德塔人混血後,就聲名大噪,他寫了本自傳《尋找失落的基因組:尼安德塔人與人類演化史的重建》(Neanderthal Man: In Search of Lost Genomes),講述了他投入發展出古DNA研究的前因後果(請參見〈尋覓尼安德塔人的失落基因體〉〈每個阿宅的短歷史〉)。帕波建立的研究方法,不僅僅讓我們得知有百分之幾的DNA來自尼安德塔人,影響力也遍及整個古人類學、考古學以及動植物的馴化研究。還有,我們也能夠開始利用考古發現的早期人類骨骸,建構出我們人類遍及全球的壯闊史詩,見識到遷徙和族群之間的情慾流動,原來有多家常便飯。即使貴為地表上最愛記錄歷史的民族,中國科普作家波音的好書《無字史記:基因裡隱藏的祖先秘史》也指出,華夏文明中一些我們熟知的歷史篇章,可能要被古DNA研究給改寫。

因為帕波是當年唯一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當然是實至名歸,可是有一些學者也認為,如果古DNA研究的貢獻還該有第二個人獲獎,那應該會是哈佛醫學院遺傳學系的大衛.賴克(David Reich),因為他不僅是帕波的長期合作者,在古DNA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他的好書《我們源自何方?:古代DNA革命解構人類的起源與未來》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Ancient DNA a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Human Past),也是本介紹人類族群的古遺傳學貢獻的的重要好書,在主流媒體和學術期刊都引起不少討論。他在書中描述了他們在分析和比較世界各地人類族群的古代和現代DNA,發現了幾乎所有的人類族群都是由多次人口遷移和基因流動造成的混合體。






賴克師事著名人類族群遺傳學大師路卡.卡瓦利—斯福札(Luca Cavalli-Sforza),後者從六十年代開始,就利用當時有限的遺傳資料,率先嘗試整合考古學和語言學的發現,來研究人類族群在全球的遷徙。如果卡瓦利—斯福札有幸生在這個年代,他當初諸多臆測,都更有可能一一驗證,或者被大幅修正。

拜DNA定序技術日新月異所賜,以及帕波和賴克的創新研究,自二○一○年以來,族群基因體學家已經能夠對古代人類的DNA進行定序,拼湊出古人的全基因體序列,這大大推進了我們對人類演化的理解。在此之前,早期的方法依賴於粒線體DNA,因為它每顆細胞中有成百上千個,並且只透過母系遺傳,而且沒有基因重組的問題。然而,和粒線體DNA相比,核基因體有更大量的資訊,讓我們能挖崛出更龐大的資料用作更精準的分析。

古DNA研究最大的考驗,是樣本極易被現代生物,無論是微生物還是人類的皮屑汙染。另外,從剛死亡的動物骨頭粹取DNA,也是較軟組織還麻煩的。還好他們後來發現,顱骨中內耳的岩骨(petrous bone),含有更大量的DNA,讓重建過去成千上萬年前的史前遷移和族群間混血成為可能,這些新知識也多次改寫了教科書,例如尼安德塔人。

尼安德塔人在歐洲繁榮了幾十萬年,直到現代智人在四萬四千年前到來。在幾千年內,尼安德塔人就此銷聲匿跡,智人可能脫不了關係。過去有學者提出我們智人可能和尼安德塔人混了血的看法,即使沒嗤之以鼻,可是大多數演化人類學家對此論點抱持保守態度。然而,賴克和帕波的工作,卻讓大家跌破眼鏡,古智人不僅和尼安德塔人雜交過,連丹尼索瓦人也沒放過,這還只是目前已出土的冰山一角而已。根據薩根標準(Sagan standard),「超凡的主張,需要有超凡的證據」,他們為驗證我們基因體裡含有尼安德塔人的DNA,下足了各種苦工,也研發出不少新工具和方法,順便造福比較基因體學的領域。

他們的研究也觀察到,遷徙和人口混雜是各大洲人類史前史的特徵。儘管兩國關係不佳,日本人和韓國人共享大約八成的DNA;大洋洲的玻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就是在過去幾千年裡,從台灣遷徙過去的;印歐語族的研究也有重大突破。一七八六年英國公務員威廉.瓊斯爵士(William Jones,1746-1794)在印度工作時,發現梵語和古希臘語的相似應該不是巧合。語言學家們開始認識到印歐語系,包括日耳曼語、凱爾特語、義大利語、波斯語和北印度語(印地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旁遮普語、馬拉地語等),其實有密切關係。古基因體學的研究發現,印歐語族以及今天歐洲和北印度的遺傳構成中最大的一個組成部分,源於大約五千年前從廣闊的草原、黑海和裏海沿岸的草原上的移民。

而現代歐洲人的祖先,混合了原先抵達歐洲的狩獵-採集者,以及九千年前從安納托利亞(現代土耳其)到達希臘的農耕者血統,並向西北方向傳播到英國,農耕者的基因稀釋了狩獵-採集者的基因。他們還發現揭示了第三個古代族群體,來自歐亞大草原的牧民。後來牧民們淘汰了歐洲大部分的原始農民。草原騎馬者遍及歐亞大陸,這也是《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這本經典所要探討的(請參見〈歐亞草原上的騎馬者和語言〉)。

種族的問題不可避免的涉及各種國仇家恨式的政治,賴克在書中舉了幾個案例,說明他的研究可能遭受的政治難題,例如在印度的合作者不喜歡知道自己的DNA樣本顯示,過去有大量移民進入印度次大陸,雖然那樣印證了《梨俱吠陀》(Rigveda,古梵文讚美詩集)中描述的景象;美國原住民可能不想知道,他們尋求遣返和重新埋葬的萬年前的美國原住民骨骸,與今天生活在同一地理區域的部落沒有明顯的聯繫。就因為混血是家常便飯,已不可能存在純種的種族。然而六十七位來自自然科學、醫學、健康科學、社會科學、法律和人文科學等學科的學者組成的團體,仍然不滿意而連名撰文批評賴克,並且強調種族間不存在顯著遺傳差異,雖然他已多次強調不存在純正血統這回事。

事實上,所謂優秀種族的基因,當初被納粹份子大肆濫用,導致戰後德國有頗長的一段時間不敢碰觸重要的人類學課題,直到來自瑞典,當初在慕尼黑大學任教時被系上大佬歧視的帕波,在位於前東德的萊比錫從零打造一個全新的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volutionäre Anthropologie),除了建立全球最高標準的古DNA實驗室,也招募了頂尖的演化人類學家擔任研究員。賴克在書中也談到他們是如何打造出一個超級乾淨的實驗室,並且創造出一個又一個重大突破。

對於我們源自何方這個大哉問,《我們源自何方?》並沒有給出簡潔明瞭的答案,因為事實上,愛遷徙和混血可能就是智人的天性,在可預見的未來,許多問題的答案或許也不會蓋棺論定,認識到我們族群在遺傳上的複雜面向,或許才是我們真正能夠學到的吧?





本文為《我們源自何方?:古代DNA革命解構人類的起源與未來》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Ancient DNA and the New Science of the Human Past)導讀

沒有留言: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