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草原上的騎馬者和語言

馬，曾徹底改變運輸、通訊和戰爭的方式，形塑人類文明。有了馬，人們也能夠跨越以前無法想像的距離進行旅行、交流、貿易和襲擊。也有歷史學家提出，馬的貿易和中華文明與遊牧民族的恩怨情仇有關──當中原地區結束分裂和爭戰形成統一王朝，北方遊牧民族缺少了賣馬匹給中原各政權的貿易來獲利，就只能用侵略掠奪的方式強搶中原王朝的資源。

然而，家馬的起源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因為與牛羊等其他牲畜不同，考古學家難以從骨頭分辨遺骸屬於家馬還是野生馬。因此，過去的研究工作必須建立在間接證據上，例如殺害模式、牙齒損傷、食用馬奶的痕跡、符號性證據等等。

根據2021年10月28日刊登在《自然》（Nature）的一項研究，考古學家使用古DNA樣本，發現現代家養馬可能在大約4,200年前首次被馴化，起源於俄羅斯境內黑海地區的伏爾加河和頓河周圍的草原，然後延伸到歐亞大陸。




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的分子考古學家Ludovic Orlando等人，花費了十幾年收集兩千多個來自家馬可能起源地如伊比利亞、安納托利亞、歐亞大陸西部和中亞草原的骨頭和牙齒碎片樣本。他們從大約兩百七十個樣本中獲得完整的基因體序列，並且使用放射性碳定年法來確定樣本的年代，並從野外考古學中收集文化背景資料。這使他們能夠追踪馴化之前、之中和之後各種馬族群。他們發現，直到大約4,200年前，許多不同的馬族群還居住在歐亞大陸的各個地區。

他們分析發現，具有現代家馬DNA特徵的馬匹，從公元前六千到三千年生活在西歐亞草原，尤其是伏爾加河─頓河地區。然後，到公元前2200到2000年左右，這些馬出現在歐亞西部草原之外——首先到達安納托利亞、多瑙河下游、波希米亞和中亞，然後蔓延到歐亞大陸，在公元前1500到1000年左右取代了所有其他當地馬群。大約4,200年前，馬的數量急劇增加，可能是人類開始大量繁殖此類馬，以滿足對以馬為基礎交通的激增需求。

在馬車發明之前，人類可能騎在馬背上。更重要的是，在馬被馴化幾百年後很常見的騎馬和戰車，改變了社會之間的權力動態，並可能進一步刺激了新馬的傳播。第一輛輻輪戰車出現在公元前2000到1800年左右。馬馴化的一些最早證據來自俄羅斯南部青銅時代的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 culture），在那裡發現的馬和古老的車輪一起存在，意味著馬在交通方面的重要性。




原本馬被馴化的地點，被認為是在歐亞草原（Eurasia Steppe）西部某處，最可靠的證據來自位於哈薩克北部，距今五千多年的波泰文化（Botai culture），該地出土的動物遺骸，絕大多數都是馬的骨頭，並且還有裝過馬奶的陶罐。 這個新研究也發現，波泰馬並沒有產生現代馬，而是普氏野馬（Przewalski’s horses）的直系祖先，普氏原野馬原本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後的野馬。可是牠們原來不是野生的，而是家養馬的野化後代。




這些發現還挑戰了先前關於馬在一些早期人類遷徙中的作用的觀點。分析古代人類基因體，揭示了公元前三千年期間從西歐亞大草原到歐洲的大規模遷移，與顏那亞文化（Yamnaya culture）有關。這些人被認為有助於將印歐語言傳播到歐洲，並且經常被認為騎馬。然而這個研究卻顯示，歐亞西部草原之外幾乎沒有家馬祖先。這排除了馬在顏那亞人的遷徙和印歐語言的最初傳播中發揮作用的情況。

人類在馴化馬匹的過程中，選擇性繁殖馬匹，以獲得更具耐力、溫馴和承受人類體重的能力等特性。Orlando等人研究了公元前三千年晚期現代馴化馬中常見的遺傳變異。他們還發現，在馴化過程的早期，GSDMC和ZFPM1基因變異，可能讓馬有更強壯的背部。

提出馬在顏那亞人的遷徙和印歐語言的最初傳播中發揮作用，就是《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作者──美國人類學家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這本於2007年出版的書是詳述了「墳塚假說」（Kurgan hypothesis；其中kurgan源自俄語курган，意為「墳塚」，可溯源自更早的突厥語言）的經典著作，現在幾乎所有和印歐語言起源、印歐語族遷徒路徑、馬的馴化等等的語言學、人類學、演化生物學研究，都深受這部經典的影響！無論是支持墳塚假說也好，反對也好，只要談到原始印歐語、印歐語族在歐亞大陸的擴散、馬的馴化和車輪的發明，一定繞不開這部經典。

安東尼是美國紐約哈特威克學院人類學榮譽教授，在另一個刊登在同一期《自然》的研究中，他也參與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的Shevan Wilkin和Nicole Boivin等人領導的研究，卻發現了黑海─裏海草原有人類明確食用馬乳的證據。他們分析人類牙結石成分，發現了人類在青銅時代初期馴化馬的證據。顏那亞文化的代表從阿爾泰和蒙古傳播到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科學家們認為，顏那亞文化的傳播源於使用輪式手推車和馬匹運輸的畜牧經濟。然而，過去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這一點。








伏爾加地區發現的牙結石樣本，來自於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人類牙齒。科學家使用蛋白質萃取方法在許多樣品中發現了酪蛋白。青銅器時代的遷徙似乎恰逢一個簡單但重要的飲食轉變——喝馬奶。青銅時代前超過 90%的新石器時代大多數個體，沒有攝入乳製品的證據。相比之下，早期青銅器時代的人顯然有94%長期攝取乳製品。而且根據馬、牛、綿羊和山羊奶的酪蛋白差異，還發現他們喝的就是馬奶。

以上研究結論未來或許還會因為更多的證據而修正，但要解釋遍及歐亞大陸的印歐語族的崛起，還會是考古學和人類學的熱門研究題目，畢竟使用印歐語系為母語的人口達32億，佔了全球人口46%！日耳曼語、波羅的海語、斯拉夫語、凱爾特語、拉丁語、希臘語、伊朗語和梵語都屬於印歐語系。印歐語系民族也誕生了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文明，深遠地影響了整個人類文明迄今。

在16世紀，印度的歐洲訪客就注意到梵語和歐洲語言的相似性。英國語文學家威廉．瓊斯（Sir William Jones FRS FRAS FRSE，1746-1794）被派往印度學習梵語並在殖民地最高法院任職，他意識到梵語與波斯語、拉丁語、希臘語、凱爾特語和英語有多麼相似，他的結論是，這些語言語法上的相似性太接近了，不可能是偶然的結果，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些語言是從某個古老的祖先那里傳下來的。

除了語法，雖然大多數詞彙變化相當快，這在重溯語言關係上很不方便，但有一組單詞，即核心詞彙，變化要慢得多。任何語言的核心詞彙都只有幾百個單詞，但它們是最重要的詞彙。通常，核心詞彙包括以下詞語：身體部位、小數字、親屬、基本需求、一些自然特徵或家養動物、一些代名詞和一些連接詞。核心詞彙每千年變化約14-19%，一旦兩種方言的核心詞彙差異超過10%，就能把它們視為不同的語言。梵文和歐洲語言的核心詞彙高度相似，例如「兄弟」在梵文、印地文、拉丁文、希臘文、英文分別是bhrata、bhai、frater、phrater和brother，「名字」分別是naman、naam、nomen、onoma和name，「神祇」分別是deva、devta、deus、theos、divine，「三」分別是tree、teen、tres、tria和three，「七」分別是sapt、saat、septum、hepta和seven，「十」分別是das、dus、decem、deca和ten。

當印度的梵文佛經翻譯成古漢文時，因為中文的屬性，梵文裡的被動語態，以及「主體」和「客體」的邏輯關係，還有時態，在中文難以被清楚表達，可是譯成英文反而沒太大問題。最廣泛流傳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的第一句「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在佛教學者愛德華．孔茲（Edward Conze，1904－1979）的翻譯下：「Avalokita, the Holy Lord and Bodhisattva, was moving in the deep course of the Wisdom which has gone beyond. He looked down from on high, He beheld but five heaps, and He saw that in their own-being they were empty.」，其中的時態變化、主客體關係、主被動語態、單複數名詞，都比中文更貼近原梵文經意！

學者設想印度和歐洲的語言源於同一個的原始語——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PIE），這是後世語言學家根據現時印歐語系諸語的特色，透過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而所倒推出來的假想語言。這種假想語言被認為是現時印歐語系諸語的共同祖先。雖然原始印歐語沒有得到直接證實，但其基本的發音和辭彙都透過比照法重構了出來。

據估測，原始印歐語應於約前4500年至前2500年間作為單種語言通行。即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根據墳冢假說，這個有關印歐起源問題的假說之一，認為印歐語族起源於「墳塚文化」（酋長或戰士墳墓的大型凸起土丘），即東歐大草原上亞姆納文化（意為「坑墓文化」），及其前身這一考古文化，因此印歐語的發源地可能是東歐大草原。對原始印歐語的重構也開闢了研究印歐語族文化、宗教的道路。

《馬、車輪和語言》這部經典，探索了來自黑海─裏海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的印歐語言在整個西歐、中亞和南亞的起源和傳播。在引入牛、馬和青銅技術的巴爾幹文化的影響下，黑海北部海岸當地文化的狩獵採集者成為了牧民。安東尼主張，馴養的馬和車輪的發明。動員了歐亞草原的草原放牧社會，並結合青銅技術的引入，為印歐社會帶來了優勢。

《馬、車輪和語言》第一部分涵蓋語言學和考古學的理論。給出了印歐語言學的介紹性概述、研究原始印歐語的重建、原始印歐語系的年代、羊毛和車輪的特定詞彙、原始印歐家園的位置、以及這些語言發現與考古證據的相關性；第二部分涵蓋了草原文化的發展以及隨後從黑海─裏海地區到歐洲、中亞和南亞的遷移。

安東尼從1989年開始就長期在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進行田野考古考察，他主張在 《馬、車輪和語言》主張，早期的技術創新讓印歐語族在現代世界中佔據主導地位。這個創新是建立在能源和交通效率的大幅改進上。安東尼認為，馬在馴化之前就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和用途（尤其是作為乳品、肉類的主要來源）。然後，在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發現了馴養的馬匹可以用於騎馬和拉車，古代社會的整個結構就突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充滿好奇心的安東尼，透過和獸醫師合作，利用電子顯微鏡測量了可能是由馬銜造成的牙齒磨損，提出證據指出，歐亞大草原是最早騎馬馳騁的地方之一。他也用線粒體 DNA 來支持關於現代馬遷移模式的觀點，並得出結論，歐亞大草原也是製造第一輛戰車之處，這項軍事創新，讓印歐語族在極短的時間內遍佈廣大領土上。 戰車是毀滅性的戰爭武器，能快速、高效對抗步兵，可以遠距離攻擊或猛撲敵方士兵，產生巨大的優勢。馬車戰通常配有一名戰車手和一名配備標槍、弓箭等武器的戰士。

《馬、車輪和語言》提供的資料極為詳細，列出許多考古遺址的細節包括房屋類型、陶器類型等等文物的描述，簡直就是掌中博物館，只是細節太多、過於龐雜了，對外行人來說讀下去會暈頭轉向，我只能跳著讀。

馬的馴化以及古印歐語族遷徙的問題也還未蓋棺定論，相信未來關於中亞草原上的考古學和古DNA研究還會有更多有趣的發現，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引用文獻：
1. Librado P, et al.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domestic horses from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s. Nature. 2021 Oct;598(7882):634-640. doi: 10.1038/s41586-021-04018-9. Epub 2021 Oct 20.
2. Wilkin S, et al. Dairying enabled Early Bronze Age Yamnaya steppe expansions. Nature. 2021 Oct;598(7882):629-633. doi: 10.1038/s41586-021-03798-4. Epub 2021 Sep 15.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