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科技公司人物傳記可說敬謝不敏,避之唯恐不及。原因很簡單:科技圈宛如戰場,風雲詭譎、瞬息萬變,前浪剛剛拍上沙灘,後浪可能明天就被拍死在岸邊。未蓋棺,難論定,一不小心,今日神話,明日笑話。除非主角早已作古,否則我實在提不起勁把一個「進行式」當作經典讀。
尤其在台灣,黃仁勳幾乎被封神。肥宅膜拜皮衣教主,他一出現夜市,粉絲便蜂擁而至,爭相拍照打卡,恍如巨星降臨。我卻只想遠觀,冷眼旁觀這場集體狂歡,不願隨波逐流,跟風瞎起鬨。
直到某天,一位朋友強力推薦《黃仁勳傳:輝達創辦人如何打造全球最搶手的晶片》(The Thinking Machine: Jensen Huang, Nvidia, and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Microchip),信誓旦旦說:「這不是崇拜傳記,是一本真正講AI的科普好書。」我抱持半信半疑的心情翻開幾頁,結果──一口氣讀到深夜,欲罷不能,拍案叫絕。
《黃仁勳傳》打著傳記名號,骨子裡卻是人工智慧興起的史詩。從矽谷興衰、GPU的誕生與演進、AI崛起的關鍵轉折,一路鋪陳,高潮迭起、跌宕起伏,閱讀體驗如坐雲霄飛車,刺激過癮。難得見到一本書能兼顧深度與可讀性,既有科技含金量,又不失人味與節奏,真是鳳毛麟角。
談到科技業,不能不提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社群媒體霸權,白人說了算。Meta、Google、Twitter等美國巨頭一手遮天,從平台規則到輿論演算法,全由西方語境主導。直到有一天,一匹東方黑馬橫空出世──TikTok以驚人速度攻城掠地,顛覆全球用戶習慣,讓世界猛然驚醒:亞洲,不只是組裝廠,也能打造改變世界的數位產品。如今,小紅書與DeepSeek各據山頭、群雄割據,熱議不斷、戰火四起。
然而美國加州矽谷內部,長期以來卻存在另一種不對稱:工程師寫程式的,大多是華人;坐在董事會裡拍板的,卻少見華人面孔。高層決策圈依舊由白人主導,倒是南亞裔執行長(CEO)築起一道黃金長城。
從Google的桑達爾.皮查伊(Pichai Sundararajan),到微軟的薩提亞.納德拉(Satyanarayana Nadella),從IBM的阿文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到Adobe的山塔努.納拉延(Shantanu Narayen),再到Twitter前CEO帕拉格.阿格拉瓦爾(Parag Agrawal)、Palo Alto Networks的尼科什.阿羅拉(Nikesh Arora)、Arista的潔斯瑞.烏拉爾(Jayshree Ullal)──這些南亞戰隊個個來勢洶洶,坐鎮科技金字塔頂端,氣勢如虹。
他們的共通點顯而易見:教育背景硬、工程根基穩固、管理風格穩健成熟,講話不浮誇、不作秀,卻總能穩住局面、博得信任。他們的成功,不是靠炒作,而是靠一場場技術與耐力並進的長跑。
然而風水輪流轉,今日的半導體江山,已悄悄寫入華人之名。
2025年,英特爾正式宣布由馬來西亞出生的華人企業家陳立武(Lip-Bu Tan)出任CEO,成為公司創立以來首位華人CEO,消息一出,舉世譁然。他不是新面孔,而是江湖人稱「晶片創投教父」的重量級人物,曾帶領Cadence登頂EDA領域,拿過張忠謀領導獎,連Relationship Science都給他「影響力滿分100分」的評價,堪稱實至名歸。
陳立武的上任,絕非一人之喜,而是整體趨勢的象徵。今日的半導體業,從英特爾的陳立武,到輝達的黃仁勳、超微的蘇姿丰、博通的陳福陽、MPS的邢正人、Ambarella的王奉民,再到Marvell的周秀文與戴偉立──華人CEO群星閃耀,照亮整個晶片版圖,無論市值還是技術影響力,皆已名列全球之巔。
也因此,黃仁勳的傳記意義,早已超越創業故事。他的經歷,簡直就是AI與矽谷近代史的縮影。他不畏唱衰聲,不信毀滅論,始終堅持:AI是工具,不是終結者;只要人類學會駕馭,就能化危為機,與之共舞。
2023年5月25日,一則消息如同晴天霹靂,震撼了整個華爾街──那款令全球驚為天人的人工智慧聊天機器人ChatGPT,竟是在輝達(Nvidia)打造的超級電腦上誕生的!此言一出,猶如驚雷乍響、石破天驚,瞬間點燃了科技圈的激情與股市的腎上腺素。當日納斯達克開盤,輝達市值暴漲兩千億美元,創下史上單日最大漲幅之一,投資人瞠目結舌,市場一片譁然。
才不過數月前,輝達執行長黃仁勳還滿懷信心地向投資人透露,公司已成功向美國百大企業中的一半賣出AI超級電腦。如今,這家昔日專為電玩玩家設計圖形處理器(GPU)的公司,如同扶搖直上的巨龍,躍升為全球市值第六的科技巨頭,市值甚至超越了沃爾瑪與埃克森美孚的總和,風頭一時無兩,氣勢如虹。
2025年剛開年,全球科技界早已風起雲湧。人們預言AGI(通用人工智慧)即將破繭而出,AI無處不在,AI代理人(AI agent)將成為主流,機器人也將不再只是展覽品,而是走進尋常百姓家。但預言歸預言,真正令人驚掉下巴的,是今年CES展場上黃仁勳掀起的驚濤駭浪──輝達,不再只是顯卡公司,而是要重塑AI時代的基礎設施。
CES開幕首晚,黃仁勳登台發表主題演講,舉手投足之間霸氣外露,猶如將軍閱兵,讓全場觀眾為之側目。這不僅是一場新品發表,更像是一紙昭告天下:未來的AI世界,將由輝達搭台唱戲。
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黃仁勳的兩大殺手鐧。當大家還在雲端調用大模型、拼拼湊湊地打造代理人時,輝達已搶先一步,提出本地化、企業級的全套AI代理人解決方案。簡單講,就是每家公司不必再仰賴OpenAI或其他平台,而是可以在自家伺服器(當然,是輝達賣你的)上,建立屬於自己的AI代理人軍團。這不只是一個模型,而是一整個運作系統──不同的代理人扮演公司內部不同角色,還有一個「AI人資部」負責協調與管理。
輝達的思路不是把產品賣給你,而是把整套未來都搬到你門口來。你只要買單,未來全包。如果說AI代理人是重塑知識工作的未來,那麼Nvidia Cosmos就是接管物理世界的野心圖譜。很多人知道輝達涉足機器人,但你可能沒想到,黃仁勳盯的,早已不是單一應用,而是整個物理世界的虛擬分身──Digital Twin(數位孿生)。
從自駕車到工廠生產線,從機器人臂到建築工程,凡是涉及現實世界操作的場景,都可以先在Cosmos中進行模擬、驗證、訓練、部署。就連一輛鏟車要搬一個箱子,都能在虛擬環境裡「預演」一遍,確保一切萬無一失。
這不就是把人類腦中的空間預測能力數位化、工業化嗎?正是如此。黃仁勳說得更直白:每一家公司都需要三套系統:一套用來訓練模型、一套用來部署模型、一套用來蒐集真實世界的資料。而這三者,輝達全包了。你要做機器人,不用從頭寫軟體、訓練模型──Cosmos早就幫你準備好,開源、可用,拿來即戰。
其他公司還在召開頭腦風暴、開共識會議、驗證市場需求的時候,輝達已經把整條高速公路給你鋪好了。還不是PowerPoint,是產品原型,還已經拉上合作夥伴開始測試。正所謂「未雨綢繆者,得天下」,輝達這次不是走在時代前頭,而是替時代鋪路。
姑且不論今年開場的,華爾街某分析師的一句話切中要害:AI的戰場硝煙瀰漫,而輝達就是唯一的軍火商。這話聽來誇張,實則一語中的。黃仁勳如今的角色,正如19世紀淘金熱中在舊金山賣鏟子的繆爾.布雷能(Samuel Brannan)──別人忙著尋金,他卻靠賣工具坐擁金山銀海,不動聲色地笑到最後。
這位執掌輝達三十年的領航者,其實出身並不顯赫。當年,他不過是在加州聖荷西一家Denny’s餐廳裡打工洗碗的年輕人。1993年,他與兩位創辦人就在那家餐廳的早餐桌旁討論創業計畫,從零開始,白手起家,硬是在激烈競爭中闖出一條血路。如今,他身價數百億美元,一舉一動皆牽動全球市場風向,可謂厚積薄發、功成名就。
黃仁勳的外貌親切,有如一隻泰迪熊,但灰髮下那雙銳利的眼睛,卻藏著驚人的洞察與堅定的意志。他說話直白,風格尖銳,從不矯飾造作,語帶幽默,卻句句見骨。他不玩虛幻、不談空話,只信實驗、推理與證據。他的風格,就是腳踏實地、實事求是。
輝達初創時,只專注於圖形處理器(GPU),主攻電玩市場。但黃仁勳卻早早看穿科技的潛力,於2006年率先將GPU推進超級電腦領域;2013年,更大膽孤注一擲,把整間公司的命運賭在尚未成熟的人工智慧技術上。那時候,AI還只是炒作成分居多的「概念股」,市場充滿懷疑,就連輝達的首席研究員布萊恩.卡坦扎羅(Bryan Catanzaro)都憂心忡忡,擔心重蹈2000年AI泡沫化的覆轍。
但黃仁勳獨具慧眼,堅持己見。他明白,深度學習並非單純的演算法,而是一整套顛覆傳統的軟體開發方式。數十年來,數位運算的架構幾乎未曾改變,而深度學習的出現,正是打破舊規、重塑未來的契機。他沒有退縮,沒有搖擺,而是迎難而上,置之死地而後生。最終,歷史證明,他押對了寶。
如今,AI無處不在,從自動駕駛、影音推薦、疾病診斷,到未來的育兒與創作,無不仰賴輝達的晶片提供心臟般的運算核心。黃仁勳在公司中的股份已超過四百億美元,堪稱科技界的傳奇人物,風光無限,眾星拱月。
2023年9月,《黃仁勳傳》的作者史蒂芬.維特(Stephen Witt)受邀與黃仁勳在他創業的起點──Denny’s餐廳共進早餐。當天場面熱鬧,餐廳特別頒發紀念銘牌,攝影團隊也到場紀錄歷史時刻。黃點了七道菜,笑談風生,還逗趣地和女服務生聊天,說他以前就在這裡洗碗、送餐,一路從最基層做起。
說這番話時,黃仁勳神色淡然,語氣平靜,卻自有一股「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從容與力量。這正是他的風格──不浮誇,不張揚,低調務實,卻步步為營,穩操勝券。他不靠空想,也不沉迷科幻。他的成功,來自持續的驗證與實幹。他坦言,自己會傾盡全力,避免公司破產,避免讓自己失敗。他相信,一旦深度學習成熟,就將徹底改變軟體開發、翻轉整個科技版圖。
2023年5月,全球數百位科技領袖聯合簽署聲明,警告AI失控可能帶來如核戰般的毀滅性風險。黃仁勳卻選擇不簽。他甚至打趣說:馬的職業選擇太少,它們又不會打字。一句話,點破人類創造力與AI的本質差異──機器再快,也無法取代人的判斷與情感。
早餐過後,維特笑稱他擔心未來有一天,把採訪筆記丟進AI裡,結果生成的文章比他自己寫的還好。黃聽了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說:放心,那還要幾年。不過,小說家會先被取代。說罷,他起身,留下一千美元的小費。舉重若輕,彷彿在這段歷史的起點上,畫下了一個既戲劇又深刻的句點。
黃仁勳的故事,是科技世界中的一則現代寓言。他用三十年的堅持,走出了一條從平凡到非凡的逆轉勝之路──一步一腳印,踏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誠如古人所言:「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而他,正是那個在Denny’s洗過碗、卻改寫世界的男人。
1963年,黃仁勳誕生於風雨飄搖的台灣,那是個動盪與希望交織的年代。他的童年,注定與眾不同。年僅九歲,尚不識人間冷暖,便與哥哥遠渡重洋,踏上孤身赴美的旅程。身邊無父母陪伴,手中只有一紙親戚的托書,兩人就這樣被送往陌生的美國──這一走,便是命運的轉彎。
最初,他們抵達華盛頓州塔科馬,暫時投靠一位叔叔,尚未站穩腳步,便又輾轉來到肯塔基州一所名為歐奈達(Oneida)的寄宿學校。由於年紀過小,他無法正式進入寄宿學校就讀,只能改讀附近的公立學校。那是一所窮鄉僻壤中的學校,學生大多出身於菸農之家,家境困苦,資源匱乏。在這裡,他遇見了本.貝斯(Ben Bays)──一名與五個兄弟姐妹擠在無自來水木屋裡生活的孩子。
在那樣的環境裡,黃仁勳就像一隻迷途的孤雁,被人當成異類,甚至不乏人當眾叫他「Chink」,語氣平淡中帶著殘酷。那不是單純的戲謔,而是寒風刺骨的種族歧視。他每天上學,必須經過一座搖搖欲墜的吊橋,木板斷裂、橋身搖晃,下方是萬丈深淵,有時當地孩子還會故意搖晃繩索,企圖讓他失足跌落。他走在橋上,腳步雖穩,心中早已如臨大敵──這些日子,練就了他「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的本事與膽識。
叔叔以為歐奈達(Oneida)的寄宿學校是聲名遠播的貴族學府,誰料竟是環境嚴苛、紀律森然的宗教改革學校。那裡宛如冷箭暗藏的江湖,表面安詳,實則風險重重。黃仁勳初來乍到,被安排與一位十七歲的壯碩男孩同寢。那晚他輾轉難眠,室友忽地掀起衣襟,露出滿身刀疤,聲音冰冷:這些,全是打架留下的紀念。語畢,空氣瞬間凝結。他雖心頭一震,卻面不改色。他後來淡淡回憶,那裡每個學生都抽菸,他大概是唯一沒帶刀的人。更諷刺的是,那名室友竟還是個文盲。
但命運有時就藏在意想不到的轉角。這對南轅北轍的少年,竟意外成為彼此的依靠──黃仁勳教他讀書識字,室友教他鍛鍊身體。他們互為師友,在刀光劍影之中建立起生死兄弟般的情誼。每晚睡前,黃仁勳堅持做一百個俯臥撐,用汗水與孤獨搏鬥。他就像被丟入狼窟的小羊,卻硬是咬牙成長為鋼鐵之狼,苦中作樂,百煉成鋼。
令人驚嘆的是,這樣艱苦的童年非但沒有擊潰黃仁勳,反而成了他一生中最寶貴的磨練。他像是一塊被命運打磨的原石,越磨越亮。學年結束時,那個曾經被視為外來者的小男孩,已搖身一變,成為同學們口中的領袖。他不但沒有被排擠,反而帶著大家深入山林、挑戰自然,披荊斬棘、開路破障,如一位少年將軍,領軍出征。
這段童年歲月,是黃仁勳人生的第一場硬仗。他在異鄉的荒野中練膽、練心、練體魄,從一無所有,到成為眾人仰望的帶頭人。也許正是這樣的起點,讓他日後面對商場的風雲變幻時,能處變不驚、氣定神閒。畢竟,從小已在刀山火海中走過的人,又何懼未來的風霜雨雪?
那年的黃仁勳,或許還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改寫全球科技版圖的關鍵人物,但他已經領悟一個深刻的道理:置身險境,唯有咬牙前行,方能柳暗花明。他曾感慨,那個年代沒有諮商心理師,也沒有人會問你「你還好嗎」。唯一能做的,就是練成刀槍不入的心,咬牙硬撐,走過去。簡單一句話,道盡了他童年的孤獨與自我磨鍊的真相。
2019年,他慷慨回饋母校,捐建一棟嶄新大樓。致詞時,他動情回憶那座早已消失的人行吊橋,那座曾經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的橋。他語氣溫和,談起當年困苦,卻絕口不提那些霸凌他的孩子。他選擇寬容,選擇放下──「宰相肚裡能撐船」的胸懷與「飲水思源」的品格,就此展露無遺。那一刻,站在講台上的他,不僅是輝達的執行長,更是一位從風雪中走出、依然溫暖的長者。
命運終究不是無情。幾年後,父母順利取得移民資格,一家人終於在奧勒岡州團聚。從此,黃仁勳如魚得水,成績突飛猛進,精神飽滿,宛如困獸重返森林、展翅高飛。他不僅在數學、電腦與科學俱樂部中表現出色,還是全國級的乒乓球選手。跳級兩次,年僅十六歲便從高中畢業,少年得志,風華正茂。
進入奧勒岡州立大學後,他選讀電機工程,一頭扎進那個將改變世界的領域。而也正是在這裡,他遇見了改變他命運的另一個人──洛麗.米爾斯(Lori Mills)。她是全班二百五十人中僅有的三位女生之一,棕髮捲髮、目光堅定,自有一股不容忽視的書卷之氣。在滿是競爭激烈的男學生之中,她就像一朵開在沙漠裡的花。
黃仁勳個頭不高,看起來像個十二歲的小孩,自知外表不佔優勢,但他懂得「曲線救國」,以學業實力見長。他選擇以功課為媒、智慧為矛,每逢週末就打電話邀她一起寫作業。他知道,戀愛可以慢慢來,但機會只留給主動出擊的人。就這樣,兩人從共桌討論走向心靈契合,在數不清的解題夜晚中,感情悄然升溫。六個月後,黃仁勳終於鼓起勇氣邀她外出──她答應了。
畢業之後,兩人攜手闖蕩矽谷,投入當時仍處萌芽階段的半導體產業,雙雙成為晶片設計師。事實上,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洛麗的薪水還比黃仁勳高。但這從不是問題。婚後不久,她主動選擇離開職場,專心照顧家庭,甘願在背後為他撐起一個溫暖的避風港。而他則白天在公司領導團隊,晚上攻讀史丹佛研究所課程,「白日操千軍,夜間讀萬卷」,日子過得如火如荼,快節奏、強心臟,卻也充實無比。
1993年,年僅三十歲的黃仁勳,在一家毫不起眼的Denny’s餐廳裡,與兩位資深晶片設計師克里斯.馬拉考斯基(Chris Malachowsky)和柯蒂斯.普里姆(Curtis Priem),攤開紙筆,畫下改變世界的第一筆。三人圍坐餐桌,談笑間定下未來的戰略藍圖,輝達(Nvidia)──這家日後震撼全球科技產業的巨擘,就此悄然誕生。
當時黃仁勳是三人中最年輕、資歷最淺的,卻毫不猶豫地被推舉為CEO。這不只是對他的才幹的肯定,更是一場豪賭──一場用信任押注未來的賭局。
輝達的創業故事,簡直堪比商業版的《臥虎藏龍》。初創時,他們原本構想的名字是「NVision」,象徵「新視野」,寓意遠大,氣勢非凡。誰料英雄所見略同,這名字早被一家生產衛生紙的公司捷足先登。眼看註冊無望,眾人正一籌莫展時,黃仁勳忽然靈光乍現,提出了「Nvidia」──取自拉丁文invidia,意為「嫉妒」。他的願景很簡單:做出來的產品,要讓對手氣得咬牙、羨得紅眼!此名一出,氣場全開,殺氣騰騰,儼然宣告這不是來湊熱鬧的,是要在戰場上分一杯羹、甚至稱王稱霸的。
創業初期,他們沒有華麗辦公室,也沒有風光資源。幾個人就以Denny’s餐廳為臨時戰情中心──環境簡單、咖啡便宜,最重要的是,黃仁勳對那裡情有獨鍾。因為在1980年代,他就是在奧勒岡州的Denny’s 當過洗碗工。那段經歷讓他深知,在最嘈雜的環境裡思考,反而最能激發腦力。他說,壓力愈大,他愈能冷靜,思緒愈清晰;在餐廳尖峰時段生存過的人,才懂什麼叫臨危不亂。
黃仁勳本人就是一名死忠的遊戲迷,也敏銳察覺圖形運算將成為科技業的下一座金礦。當時的遊戲開發正從逐像素繪圖邁向三維建模,整個產業開始採用幾何圖形作為運算基礎。大多數公司選擇了技術門檻較低的「三角形」,但黃仁勳和團隊卻反其道而行,選擇了更難駕馭的「四邊形」作為核心單位。他們相信這會帶來更精細的畫面、更高的運算效率。
沒想到,好景不長,微軟突如其來地宣布:旗下圖形標準將全面支援三角形,對四邊形毫不兼容。這一消息如五雷轟頂,彷彿一記悶棍將輝達打進萬丈深淵。那一刻,公司彷彿被推到懸崖邊緣,前無退路、後無援兵。
資金快速枯竭,團隊士氣低落,公司岌岌可危。黃仁勳面對生死存亡關頭,果斷揮刀斷腕,裁員過半,把僅存的資金全數壓在一款還沒經過完整測試的晶片上。他親自押注這場豪賭,將這款晶片命名為「Riva 128」。成敗在此一舉,這不只是產品上市,更是一次孤注一擲的背水一戰。
結果?大獲全勝。Riva 128上市四個月,銷量突破百萬,讓輝達一舉翻身,從鬼門關前拉回半條命。那場險中求生的經歷,成為黃仁勳職涯中最關鍵的轉捩點之一,也為輝達奠定日後稱霸圖形晶片市場的基石。自此以後,他常在員工大會上一語雙關地開場:「我們公司還有三十天就會倒閉。」表面是玩笑,實則是刻在骨子裡的創業記憶──九死一生,刀口舔血;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浴火重生的真實寫照。
時至今日,輝達的總部早已不只是公司基地,更成了矽谷科技圈的精神象徵。位於聖塔克拉拉的兩棟總部大樓外觀如同太空船降臨地表,造型未來感十足,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它們那一眼可辨的幾何語彙──三角形。
這不是單純的設計巧思,而是一段刻骨銘心的企業記憶。當年,輝達曾因選錯幾何圖形陷入險境,如今他們以三角形為主軸,從建築外觀到地毯花紋、沙發輪廓、燈具造型、甚至男廁小便池防濺板,全都充滿三角意象。那彷彿是一種雕刻在空間裡的集體記憶,在無聲無息中提醒每位踏入此地的人:我們從錯誤中站起,靠的是咬牙轉彎、浴火重生。
即使在輝達股價尚未一飛沖天之前,它就早已是矽谷人心中的理想職場之一。走進總部,就像進入一座高科技的烏托邦──頂樓設有酒吧,定期舉辦「歡樂時光」,員工們在辦公室裡自由編碼、社交、喝酒,模糊了工作與生活的界線,徹底顛覆傳統的朝九晚五。
《黃仁勳傳》指出,但在這片看似自由奔放的空氣背後,卻藏著一套精密無比的監控系統。這裡幾乎一塵不染,不是因為員工高度自律,而是因為一套全天候AI清潔調度系統在背後默默運作。只要攝影機偵測到有人在會議室吃東西,系統便會在一小時內自動派出清潔人員,迅速收拾乾淨,效率之高、反應之快,幾乎令人毛骨悚然。
這種極致的秩序與控制,正是輝達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浪漫、不喧嘩,但精準、高效、近乎冷血──正如它打造的晶片那樣,推動整個AI革命的心臟部件,正在無聲無息間吞噬世界的想像。
但即便在這座象徵未來的堡壘中,也有一道靜默的陰影。維特提到,他唯一看到不快樂的人,是實驗室裡的一位年輕技術人員。他獨自在沒有窗戶的房間中,耳塞堵耳、臉色蒼白,穿著印有電玩角色的T恤,手上正在操作一顆接近崩潰邊緣的微晶片。耳邊,是不斷轟鳴的高頻風扇,奮力冷卻那過熱的矽電路。這不是單純的測試,而是一場與物理極限的拉鋸戰,是用意志與精度去撬動未來的門鎖。
這位無名工程師的日常,或許單調、沉重,卻正是推動AI革命的無名英雄。他的耳鳴、他的疲憊、他的孤獨,全都化為我們手中流暢運行的科技魔法。真正的革命,往往不是在鎂光燈下發生,而是在這些封閉的、悶熱的、燈光昏暗的角落裡,一步一汗、一晶一焊地,默默成形。
在傳統電腦架構中,「中央處理器」(CPU)如同主帥,掌控大局,一次解決一道問題,謹慎有序,滴水不漏。程式設計師寫好程式,把資料丟給CPU處理,它便按部就班、逐一破解。這種線性處理模式由英特爾主導了數十年,堪稱王者無敵,所向披靡。
面對這樣的科技巨獸,後起之秀輝達看似難以撼動。但黃仁勳從來不是會「硬碰硬」的莽夫。他冷笑應對:根本不靠近英特爾,只要他們一靠近,他就抱著籌碼落跑。這句話聽似輕浮,實則透露他一貫的戰略:不正面衝突,而是另闢蹊徑、迂迴包抄。
1999年,輝達正式上市,不久便推出改變遊戲規則的產品──GeForce顯示卡。為了將這塊新興晶片從CPU的陰影下獨立出來,他們乾脆另創一個新名詞:「圖形處理器」(Graphics Processing Unit,GPU)。這個點子由行銷主管丹.維沃利(Dan Vivoli)拋出,其實目的很簡單──不只是搶市佔,而是自創戰場,自封為王。
如果說CPU是一台卡車,每趟運送一包貨物,那GPU就像一支高速摩托車隊,成百上千輛同時出發,把複雜運算切成碎片、分頭處理。這種平行運算的架構,與其說是技術革新,不如說是作戰哲學的變革。黃仁勳不想打你擅長的仗,而是重新劃出戰場,把對手拉進他自己的節奏裡。
GeForce一出手便震撼市場,尤其受到遊戲玩家的狂熱追捧。當時的《雷神之鎚》(Quake)系列橫空出世,讓玩家第一次體驗到什麼叫「GPU殺怪」──怪物渲染速度飛快、榴彈發射轟炸四起,火花四濺,讓玩家欲罷不能。遊戲中的「死亡競賽」模式更是讓人熱血沸騰,逼得玩家一波接一波地升級顯卡,形成了輝達無可匹敵的商業飛輪。
2000年,史丹佛研究生伊恩.巴克(Ian Buck)做了一件瘋狂的事──他用三十二張GeForce顯示卡、搭配八台投影機,打造出一台佔滿整面牆的8K遊戲裝置。畫面美得讓人掉淚,也讓人看到:這不只是遊戲工具,更是一台潛力無窮的運算野獸。
而這場由遊戲燃起的戰火,很快燒進了AI的核心。那年,巴克看著顯示卡,不禁心生一問:這張卡,除了打怪,能不能解題?這一念,如同點燃火藥的火星,炸出了未來的可能性。他不是個多話的人,沉默寡言、禿頭嚴肅,但腦袋裡火花四射。他研究顯卡中的「著色器」這項技術,發現它擁有深不見底的平行處理潛能。受到DARPA(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資助,他開始著手破解顯卡的潛力,把一張用來殺怪的遊戲卡,打造成低成本的超級電腦。從此,Buck 成了黃仁勳麾下的開疆大將。
《黃仁勳傳》指出,巴克曾說,人類的思維是線性的,就像找路去星巴克時,只會問「我該怎麼走?」而不會同時計算「從全世界任何一點該怎麼抵達所有星巴克?」但這正是GPU的本事──同時處理千百條路徑,而不是一條條慢慢摸索。這就是平行運算的核心,這就是AI需要的能力。
2004年,巴克領軍開發CUDA,一套為Nvidia GPU量身打造的超級運算平台。黃仁勳的願景簡單卻深遠:讓每一張GeForce卡都成為平民版的超級電腦。過去,科學研究是實驗室的特權,是高牆之內的聖殿;但黃仁勳要讓它走入凡間、走入遊戲玩家的房間、走入每一個想動腦的普通人家中。
從CPU的陰影中走出來,輝達不只是另起爐灶,更是另造世界。從Denny’s洗碗的小子到AI革命的領頭羊,黃仁勳用GPU打造的,不只是一個產品類別,更是一場改寫科技史的平行進擊。
在輝達迅速崛起的背後,硬體團隊從未停下腳步。當軟體如火如荼地開發CUDA時,工程師們也在晶片設計上開疆闢土,為超級運算鋪設硬體基礎。他們開始在每一塊GPU晶片上開闢專區,專門為高效能運算(HPC)服務。首席晶片設計師阿爾瓊.普拉布(Arjun Prabhu)曾形容這些晶片內部如同一座座高速運轉的微型城市──數十億顆晶體管像士兵般排列整齊,以光速運作,精密度不亞於紐約的地鐵網絡。普拉布更說,自己的靈感常在夢中浮現。
然而,當CUDA在2006年正式推出,市場反應卻冷得像掉進北極冰窖。這套技術雖然前瞻,卻讓華爾街一頭霧水。外界搞不懂:一家靠賣遊戲顯示卡起家的公司,怎麼突然轉向做什麼「群眾用的超級電腦」?儘管外界冷眼相待,黃仁勳從未動搖。他堅信CUDA不只是技術上的創新,更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他不只是想做一個好產品,他想顛覆整個主流的計算方式,重塑電腦科學的根基。
但理想很美,現實很骨感。到了2008年,輝達股價慘跌七成,幾近腰斬。市場唱衰聲不絕於耳,媒體一片看空,甚至有人揣測Nvidia會被吞併。董事會裡風聲鶴唳,緊張氣氛瀰漫。老牌董事吉姆.蓋瑟(Jim Gaither)坦承,他們費盡心力只為保住公司,不讓激進股東趁火打劫、分屍獵物。為了重振聲勢,董事會甚至請來前NFL球員、行銷鬼才童恩.哈德森(Dawn Hudson)加盟,期望她能帶來新的突破思維。
《黃仁勳傳》告訴我們,但真正讓黃仁勳重燃信心的,不在矽谷,不在華爾街,而是在台灣──他造訪台灣大學物理教授趙挺偉的實驗室時,意外看見一幕動人場景:簡陋實驗室中,一台用GeForce顯示卡和電風扇拼湊出的「DIY超級電腦」,正在模擬宇宙大爆炸演化。滿地的顯示卡盒子、轟轟作響的風扇、簡單到近乎草台班子的設備,卻承載著頂尖科學家的畢生成果。那一刻,黃仁勳徹底明白:即使全世界不理解你的理想,只要有一個人能用它改變世界,就足夠了。
然而,那畢竟是鳳毛麟角。像趙挺偉這樣懂得善用CUDA的使用者,在當時幾乎是特例。CUDA下載量在2009年達到巔峰後連三年下滑,輝達前途未卜。為了拓展應用場景,黃仁勳不得不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主動出擊,把CUDA推銷給高頻交易員、石油探勘工程師、分子生物學家,甚至還跟通用磨坊合作,利用GPU模擬冷凍披薩在烤箱中如何由內而外酥脆、起司拉絲。
但在這一片看似沒有落腳點的市場中,還有一個冷門中的冷門──人工智慧(AI)。當時,AI在學術界的地位比邊緣人還邊緣。影像辨識、語音識別進展遲緩,神經網路更是學界眼中的「上世紀遺產」,被打入冷宮。沒有人認為那玩意還能有什麼作為。輝達的深度學習研究員卡坦察羅回憶,他的指導教授根本不鼓勵我碰神經網絡,因為大家都認為那是沒前途的東西。
但黃仁勳就是這樣一個人:越被看衰,越敢出手。他不怕冷門,甚至偏愛冷門──因為熱門市場早就塞滿了競爭者,而冷門領域,正是打造奇蹟的溫床。當全世界還在玩傳統CPU的線性遊戲時,他早已押下全注,在GPU的平行運算與深度學習上開疆闢土。那時沒人看得懂他想做什麼,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是跟在潮流後面,而是創造下一個潮流。
這場豪賭,不僅冷,還幾乎被看成一場空想。可黃仁勳從來不怕空想。他怕的,是不敢夢、不敢賭、不敢輸。這場由CUDA點燃的革命,已經埋下火種,雖然當時微弱,卻注定燎原。
但黃仁勳不是不懂風險,他只是早已學會:真正的創新,永遠不是從人潮洶湧的路上走出來的,而是從無人問津的小徑上走出來的。他要賭的,是未來,而不是當下的掌聲。這場豪賭看似孤注一擲,實則深謀遠慮。火種已點,只等風起。
黃仁勳從來不是一個按牌理出牌的人。在其他企業還在為產品定位、業務轉型開長達數月的策略會議時,他只花了一封週五深夜的電子郵件,就宣告了一項足以翻天覆地的決策──Nvidia,不再是一家圖形公司,而是一家人工智慧公司。這封信字數不多,卻字字千鈞。一如他一貫的風格:果決、乾脆、不留餘地。
與此同時,黃仁勳找來輝達的AI負責人卡坦察羅,做了一個腦力激盪式的思考實驗──如果現在把公司八千名員工全叫到停車場,你可以選擇任何人加入你的AI團隊,你會怎麼挑?這可不是戲言,而是他真實思考與決策的方式:去層級、去官僚、去框架,回到最直覺的選才──誰能衝,誰能跑,誰就上。
黃仁勳管理企業的哲學,是「以光速思考」。在輝達,沒有什麼「你的部門、我的部門」那一套。牆不存在,層級模糊,唯一要求:動作要快、思考要準、回報要狠。每位員工每週都要提交一份「五件最重要的事」清單。他親自讀這些報告──多數是深夜處理,有時一封回信就三五個字,冷峻得像一則勒索信,但每句都打中要害。高階主管笑稱,那不是回覆,是「精準投彈」。
黃仁勳也不是坐在象牙塔裡下指令的CEO,而是會隨時現身的突襲者。許多員工有過這樣的經歷:正在電腦前工作,黃仁勳突然出現在背後,問一句:「你現在在做什麼?」這一問,能讓辦公桌瞬間變成審訊台。要嘛講出價值,要嘛講不出話。
黃仁勳的領導風格,剛中帶柔、詩意中帶壓力。他鼓勵員工瞄準那些「零→十億美元」的市場,也就是一開始連顧客都不存在的空白領域──正如當年沒人相信CUDA,他卻孤注一擲。
但與多數矽谷領袖不同,黃仁勳不靠演講征服人心,也不走鋒芒畢露的魅力型領導。他總說,他沒什麼特別動機,不覺得自己有多厲害。董事蓋瑟卻說得直白,指出他是無可取代的。共同創辦人馬拉考斯基更是一針見血認為他三十歲時就決定了──要打造一家偉大的企業。
馬拉考斯基稱自己唯一的超能力是「做作業」。輝達軟體部門主管則補充,他可以在一個週末內學會任何一門學科。這種近乎變態的學習能力與執行力,讓他從一位默默無聞的工程師,變成站在全球科技頂端的掌舵者──而那張地圖,都是他自己畫的。
在馬拉考斯基的企業哲學裡,最令人震撼的,不是對成功的追求,而是對「失敗」的坦然。他認為:失敗不該被藏起來,而要被公開分析、集體檢討,成為全公司的教材。有一次,輝達推出一款顯示卡,風扇聲響大如直升機,過熱、效能差,簡直災難級產品。但他沒有追責,沒有炒人,反而讓產品經理站上台,當著幾百名員工的面,逐條解析所有決策錯誤。
這不只是一次公開懺悔,更是一場坦率文化的宣告。而輝達,甚至拍了一支搞笑短片,讓這位經理主演,把失敗的顯示卡當作吹葉機使用,供媒體播放。這種自嘲精神,不僅讓員工釋懷,也重塑了「失敗」的定義──不是污點,而是養分。
但這種高壓與透明,也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軟體主管迪爾克斯指出,誰能撐得住,一看便知。有人開始防衛,我就知道,他撐不了。黃仁勳本人也不否認他不好搞。因為他的大腦在想一套東西,嘴巴在說另一套。當這兩者差太多,他就會爆炸。
輝達員工私下形容:跟他共事,就像把手指插進插座──電力十足,但一不小心就會被電飛。然而,這間被電得刺刺的公司,流動率卻低得驚人。早期員工傑夫・費雪(Jeff Fisher),早已財務自由,卻仍堅守崗位。他說指出,他們很多人,其實現在都是財務上的志工。因為他們相信這個使命。
黃仁勳的兩個孩子,原本都在旅館業工作。幾經父親「苦口婆心」──或者說強力遊說,最終也加入了輝達。甚至當年短暫出走的卡坦察羅,幾年後也回鍋。這裡像是一場科技教會,黃仁勳既是祭司,也是工頭。他不只是改變了一家公司,更改寫了整個產業的走向。他教人怎麼走一條無人相信的路,怎麼在眾人離場後繼續下注,怎麼用一個夢,撐起一個國度。
AlexNet的橫空出世,猶如一道天雷劈開了時代的天幕,不只開啟了深度學習的黃金年代,也為輝達打開了通往未來的康莊大道。這個過程可參考《AI科學家李飛飛的視界之旅》(The Worlds I See: Curiosity,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at the Dawn of AI)(請參見〈【GENE思書軒】AI,以及孕育AI的人:《AI科學家李飛飛的視界之旅》〉)。
2012年,這款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生打造的神經網路模型,在圖像辨識比賽中擊敗所有傳統演算法,一舉成名。它的運算,正是依賴GPU──也就輝達的核心產品。從那刻起,AI從學術邊陲衝進主舞台,輝達也從遊戲界的顯卡之王,搖身一變,成了AI時代的基石。到了2016年,矽谷創投傳奇人物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直言不諱表示,他們投資的所有AI公司,沒有一家不是建立在輝達平台上的。
同年,輝達推出史上第一款專為AI打造的超級電腦──DGX-1,重達數百磅,如金屬巨獸。為表重視,黃仁勳親自將首台設備送往OpenAI。開箱的不是別人,正是時任董事長伊隆・馬斯克(Elon Musk)。他拿著美工刀,割開包裝,彷彿切開的,不只是一層紙箱,而是一個新時代的大門。
2017 年,Google發表名為「轉換器」(Transformer)的神經網路架構,震撼整個AI界。隔年,OpenAI以此為基礎,訓練出第一代GPT模型,正式踏上語言理解與生成的新征途。這些模型所需的龐大計算,正是靠輝達超級電腦的GPU所支撐。當ChatGPT在2022年底對外公開時,那股排山倒海的熱潮,不僅顛覆了全球對AI的想像,也點燃了輝達的市場引擎。訂單如雪崩般湧入,伺服器工廠幾乎晝夜不眠,只為應付那宛如饑渴星球般的市場需求。
最新一代的訓練模組DGX H100,重達七十磅,單價高達五十萬美元。這台仿若黃金打造的運算巨獸,不僅效能是訓練原始ChatGPT系統的五倍,連訓練AlexNet都只需不到一分鐘。全球科技公司搶破頭,訂單排到天邊去。輝達預估,到今年底,DGX H100的出貨量將突破五十萬台,等同於半個AI星球在同步啟動。
這場橫掃全球的浪潮,不是偶然,更不是運氣。它背後是一場漫長、孤獨又堅定的賭局──靠的是黃仁勳那種近乎偏執的「做功課」精神、對失敗公開剖析的文化,以及一種領導哲學:不喊口號,只做下一步。他曾說,自己沒有什麼超能力,只是永遠比別人多準備一步。這樣的平凡信念,卻鋪出了一條不平凡的征途。這不是一場短跑,是一場耐力+判斷+毅力的長跑。而黃仁勳,正是那個從起點就看準終點的跑者。
今天的輝達,早已站在這場AI革命的風暴中心,操盤著推動未來的引擎。隨著神經網路持續進化,它們的運算力不僅直逼人類,甚至連創造者自己都開始感到震驚。單靠一台DGX H100,已經難以滿足最新一代AI模型的胃口。輝達現在採用「機架疊加」策略,一機架塞滿數十台DGX H100,有時甚至如同圖書館書架一樣,一整面牆、幾百萬美元的設備,堆疊成一座座鋼鐵大腦,專門用來訓練下一個AI巨獸。
OpenAI 聯合創辦人伊利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曾說得直白:如果你相信人工神經元就像生物神經元,那麼訓練模型,就等於在訓練一個新型人腦。這句話一度聽來匪夷所思。人類不是靠看幾千萬張貓照學會辨識貓,也不是讀完百科全書才學會寫作。但從演化的角度看,生物神經系統歷經億萬年才成形,而這些模型只用幾個月就能達到類似的結果。輝達的卡坦察羅補充說得好:人類學到的知識,最終都被刻進了大腦的物理結構裡。而現在,AI模型也在做同樣的事,只是──快了千萬倍。
這種進化,已不是模仿,而是加速重構未來不再只是科幻小說的舞台,而是輝達冷靜計算過的藍圖。每一顆GPU都像是為未來量身打造的燃料晶片,而黃仁勳與他的團隊,則是負責點火的那雙手。
ChatGPT的繼任者GPT-4,更像一頭披著語言外皮的智能巨獸,不僅能寫論文、解數學題,還能將餐巾紙上的草圖瞬間轉換成可運行的網站,甚至在美國LSAT法學院入學考試中考出高達88分的成績,超越九成考生。
這樣的AI,未來將如雨後春筍般接連問世──有的會管理投資組合,有的操控無人機,有的模仿逝者聲音、生成虛假影像;有的寫音樂、編詩、寫程式、設計基因定製藥物;甚至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正視一個令人頭皮發麻的可能性:我們正在與比我們更聰明的存在共處。
而這場智慧革命背後最強大的推手,正是輝達。這也是為什麼,輝達的DGX H100單價高達50萬美元,毛利率高得嚇人,逼近七成。這樣的利潤結構,如同血腥味在海中擾動,瞬間引來一群嗅覺靈敏的科技鯊魚。Google、特斯拉、新創公司如Cerebras無不殺入戰局。Cerebras執行長安德魯・費德慢(Andrew Feldman)更語帶不滿地說:他們(輝達)只是在敲詐客戶,只是沒人敢說出口。黃仁勳則一如既往犀利反擊指出,他們的模型能幫助客戶降低其他成本。買得越多,省得越多。
但最戲劇性的競爭,來自家門之內──AMD的執行長蘇姿丰,正是黃仁勳的堂妹。這對堂兄妹的傳奇背景簡直是小說都不敢這麼寫:同樣來自台灣、年輕時同樣移民美國、同樣投入晶片產業、同樣站上世界巔峰,且各領風騷。蘇姿丰自2014年執掌AMD以來,將這家公司股價推升三十倍,硬生生從英特爾手中奪回大片CPU市場,如今正虎視眈眈地進攻AI領域。
黃仁勳表示,他其實是直到蘇姿丰成為AMD的CEO,才第一次見到這位堂妹。兩人個性迥異:她低調、穩健,黃仁勳則張狂、犀利;她穩紮穩打,黃仁勳則敢於豪賭。但如今,兩人的戰場已經從家族支線,變成半導體王者的正面交鋒。
2023年九月某個陰鬱的週五,為了寫《黃仁勳傳》,作者維特前往一場極具象徵意義的活動:在一座俯瞰太平洋的高級度假村,黃仁勳接受Nvidia首席建築師柯浩(Hao Ko,音譯)的公開訪談。遠遠望去,兩人站在懸崖邊,談笑風生,穿著如出一轍:黑皮夾克、黑牛仔褲、黑運動鞋。只是 柯浩更高,黃仁勳則更「有電」。這場由全球建築設計名門Gensler贊助的活動,本應是理性、嚴謹、專業的建築對談。但只要黃仁勳一站上台,一切「正經」便會自動下線。
黃仁勳開始大開黃腔、前後搖晃,整個人像是電流通體,講話節奏俐落、反應快如閃電。雖然他剛在早上才對另一組聽眾發表過長篇演說,但站在舞台上的他,依然緊張──他其實討厭公開演講。
這點黃仁勳私下坦承過。但一旦登台,彷彿切換人格,自信從容、幽默風趣,連現場的建築師們也笑得前仰後合。他介紹Nvidia總部的建築設計時,語氣裡透出一種「理工男的浪漫」:起伏的屋頂結合天窗與遮陽片,可以讓自然光灑入建築,卻又避開直射的刺眼陽光──功能與美感兼具,效率與詩意並存。
為了更具體說明科技如何與空間融合,他讓柯浩戴上VR頭盔,連接至輝達的GPU機架,讓現場所有人即時「看到」建築裡的光線流動。那一刻,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徹底模糊,科技與設計真正合而為一。
這正是輝達的精神縮影。它不只是一家硬體公司,而是一個文明架構師,用晶片為未來搭骨架,用演算法為世界輸血。黃仁勳,也早已不是單純的CEO,而是AI時代的活標誌──穿著黑皮衣、笑裡藏刀,用矽晶片在世界的地圖上劃出未來的邊界。
柯浩至今仍記得那次「十秒奇蹟」。那是黃仁勳親自下的戰帖──原本一項VR裝置的設計變更需要五個小時才能處理完成,他不甘心。黃開始追問、挑戰、施壓,一步步逼出極限,最後工程團隊竟將處理時間壓縮至十秒。這種對「速度與精度」雙重極致的偏執,早已融進Nvidia的血液,也寫進了它總部的每一根鋼梁。那棟由Ko主導、黃仁勳親自參與設計的總部大樓,不僅橫掃各大國際建築獎,也讓柯浩一戰成名。但榮耀背後,他的記憶卻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壓力。
大樓完工那天,一切都很完美。然後黃仁勳忽然問:那個飲水機為什麼擺在一處靠近洗手間的區域,飲水機配置皆符合法規與設計邏輯──但他仍皺著眉質疑飲水機怎麼能放在廁所旁邊。這不是龜毛,這是他的本能。他承認自己永遠不滿足,不論什麼東西,他只看到「還不夠完美」的部分。這不是作秀的完美主義,而是一種貫徹始終的哲學信仰──凡事皆可再好一點。
有人問他:如果回到二十年前,他還會不會押上整家公司,去賭像CUDA一樣無人看好的技術?黃仁勳他只說了一個字:「Omniverse。」
這個名字,已預告了他下一場豪賭的規模。Omniverse是輝達在打造的工業級虛擬宇宙,一個融合VR、物理模擬與AI的平台,目的是在數位空間裡,以毫米級精度模擬現實世界的每一個細節──讓汽車公司模擬自駕系統、城市規劃師預演交通模型、建築師實驗陽光如何灑進建物的午後。這不是區塊鏈的熱炒,更不是虛擬社交的糖衣,而是工程現實的超級沙盒。
這場賭局瘋狂、昂貴、不被看好,但黃仁勳早已不是那種等市場「看懂」才出手的人。他從來不等共識,他創造共識。當別人還在預測趨勢,他已開始建設基礎設施;當別人問「元宇宙是不是死了」,他說:「才剛開始。」他的成功來自他的眼光;但他的傳奇,來自那種不斷皺眉、不肯鬆手的執念。就算已站在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金字塔頂端,他仍然會在飲水機邊停下腳步,低聲說:「這裡,可以再好一點。」這不是完美主義,這是世界被推進的動力。
這是一個從洗碗槽走上世界舞台的故事。一位台灣少年,在風雨中淬鍊意志、在技術與市場之間孤注一擲,最終帶領一家公司站上人工智慧浪潮之巔,重塑整個產業的神經中樞。
《黃仁勳傳》的傳奇,不只是關於晶片、AI或市值,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體現──對未來毫不妥協、對現狀永不滿足、對失敗公開直面、對完美窮追不捨。他從不口出豪言要改變世界,卻用一張張晶片,靜悄悄地改寫了世界的運作方式。
這,就是他最可怕,也是最迷人的地方。
當你以為事情「差不多了」,他總能看見──那還不夠。世界之所以不斷前進,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始終站在那裡,眼神銳利、語氣平靜,指著某個細節說:「還能更好。」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5年12月18日 星期四
黃仁勳的思考機器
2025年8月12日 星期二
為什麼理性的人會誤信?
這幾年我對陰謀論真是敬謝不敏,避之唯恐不及,簡直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這些荒謬的論調,就像頑強的雜草,無論你如何用力拔除,總是春風吹又生,讓人頭痛欲裂。最初,我還滿腔熱血,試圖與那些沉迷陰謀論的阿宅展開唇槍舌戰,希望用理性的陽光驅散他們腦中的迷霧。
然而,現實卻給我一記當頭棒喝──這些阿宅彷彿築起一座銅牆鐵壁的心靈堡壘,將事實的清風擋在門外。不管我怎麼費盡唇舌,也無法撼動他們對荒誕信念的死心塌地。
幾番碰壁後,我終於醒悟,與其在這場雞同鴨講的爭論中筋疲力竭,不如退一步,讓自己海闊天空。如今,我對陰謀論的態度十分明確:只要它們不禍延池魚,不干擾我的生活與工作,那就任其自生自滅吧!畢竟,與其在那些頑固不化的肥宅身上浪費時間,不如把精力用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
說到底,陰謀論就像一場荒誕的鬧劇,有阿宅甘之如飴地扮演主角,甚至賣力演出。而我,只想當個睿智的觀眾,偶爾泡杯茶、冷眼旁觀,珍惜那一片歲月靜好。
然而,像《誰說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力量》、《誰說人是誠實的!》、《不理性敬上》、《金錢心理學》等超級暢銷書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這位行為經濟學家,真可謂命途多舛,真是可憐哪(請參見〈蝦米!誰說人是誠實的!?〉、〈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獲得「不理性的力量」!〉、〈蝦米!誰說人是理性的!?〉)。他竟然親身經歷了假消息與陰謀論的飛來橫禍,甚至成為陰謀論者的眾矢之的。但幸好,他沒有自怨自艾,而是化悲憤為力量,把這段痛苦的經歷化作寶貴的洞見,寫成了這本發人深省的《誤信:為什麼理性的人會相信不理性的事》(Misbelief: What Makes Rational People Believe Irrational Things)。
艾瑞利的啟發,來自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親身經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意外成了陰謀論者口中首席意識工程師。這些阿宅認為,疫情是政府用來操控民眾的試驗,疫苗則是削減人口的工具。而他,僅僅因為公開提倡戴口罩、曾與比爾.蓋茲(Bill Gates)同台,便被認定為整個陰謀計畫的核心人物。這場鬧劇可謂荒誕離奇,卻也揭示了陰謀論背後的暗流湧動。
艾瑞利以自己的經歷為切入點,深刻剖析了人們為什麼會相信荒謬不經的錯誤信念。他的洞見告訴我們,破解陰謀論的關鍵,不在於與人爭鋒相對,而在於展現同理心,理解其根源,進而找到化解之道。閱讀他的書,彷彿讓人看到迷霧中的一盞明燈,既讓人警惕,也讓人深思。
艾瑞利試圖與陰謀論者推心置腹,甚至親身深入那些陰謀論社群與阿宅對話,然而結果卻是事倍功半。他的特殊外貌──因意外燒傷導致半邊臉蓄著鬍子、另一半光滑無毛──竟然也被陰謀論者添油加醋,曲解成他心懷怨恨、報復社會的象徵。這番荒謬的解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讓人不禁感慨,陰謀論者編故事的能力,恐怕連莎士比亞再世都要甘拜下風。
陰謀論層出不窮,並非因為人們愚昧,而是因為「恐懼」與「迷茫」在人性深處的投射。艾瑞利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形象的概念──誤信漏斗,它就像一個漩渦黑洞,一旦踏入,便深陷泥淖、無法自拔。這漏斗的四個關鍵元素如下:
一、情感壓力:當生活失控、壓力山大時,人總想抓住一根秩序的稻草。而陰謀論恰好提供了一個看似能解釋一切的答案,彷彿讓混亂的世界瞬間真相大白。
二、認知偏誤:人類天性偏愛選擇性聆聽,更容易接受支持自身信念的證據,並屏蔽反駁的聲音。久而久之,這些信念便根深蒂固,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虛構世界。
三、人格特質:某些人格特質讓人更容易接受陰謀論。他們可能天生好奇、對權威不信任,或者渴望找到某種心靈寄託,因此更容易成為陰謀論的俘虜。
四、社群歸屬:一旦加入了某個陰謀論社群,並在其中獲得認同感與地位,便猶如泥足深陷。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會竭盡全力捍衛群體信念,甚至孤注一擲,難以回頭。
艾瑞利指出,如果一個阿宅只是因壓力導致陰謀論傾向,或許還有救,只要適時援手,便能懸崖勒馬。但若他已經在陰謀論社群中找到歸屬感,甚至成為群體的領袖,那麼再試圖說服他,恐怕就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了。
陰謀論的根本問題,其實是對世界複雜性的誤解和對自我的矮化。他們相信有一隻無形之手在操控一切,彷彿一場全球性的棋局中,自己只是任人擺布的棋子。而這種所謂的控制幻覺,正是人類在面對不可控的現實時,為了逃避無助感而編織的心理安慰劑。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陰謀論者往往並非惡人。相反,他們通常自認為是正義的化身,肩負著向世人揭露真相的使命感。這種莫名的救世情懷,既讓人哭笑不得,又不免令人心生憐憫。
當然,懷疑本身並無不可。對專家和媒體持保留態度,甚至提出質疑,都是理性思維的應有之義,畢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歷史也一再證明,專家並非萬能,偶爾也會犯錯。然而,陰謀論的核心並非健康的質疑,而是一種病態的反向確信。這些人不僅對官方版本嗤之以鼻,還總要相信某種惡意陰謀,彷彿真相必然隱藏在黑暗之中。
人生在世,壓力無處不在。那些可預測的壓力,如考試、搶票、報稅等,雖然讓人抓狂,但起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總能找到解決之道;最讓人心力交瘁的,往往是那些突如其來的壓力,例如親友去世、疾病纏身、天災人禍。這些不可控事件帶來的,正是那種深刻的無助感,讓人忍不住怨天尤人。
在壓力面前,人類的天性是尋找責任方,但我們不擅長正確歸因,於是陰謀論便成了完美的遷怒出口。與其說這是無法掌控的天災人禍,不如相信一定有人在背後搞鬼,這樣的解釋簡單直接,還能讓阿宅找到一點心理上的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球焦慮感如潮水般洶湧,將這種壓力推向巔峰。當日子越發無序、生活越發失控時,人們越需要一個簡單而清晰的答案來解釋這一切混亂。而陰謀論,恰好不請自來,填補了這個心理需求的空白。
然而,壓力並不是唯一的推手。當資源或時間變得匱乏時,人類大腦也往往難逃愚鈍之境。這種現象被稱為「匱乏心態」。艾瑞利分享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印度種甘蔗的農民,在甘蔗收成前後的智力表現有顯著差異──收成前,智商測驗得分低了25%,犯錯率高了15%。並非農民在收成前突然變笨,而是資源匱乏的壓迫讓他們無暇深思,只能短視近利。
現代人雖然不再為溫飽煩憂,但時間的匱乏卻成了普遍現象。當你在工作、家庭和意外之間疲於奔命,大腦便會切換到短期思考模式,變得懶於分析,對那些簡單直接的陰謀論尤其容易一見如故。
壓力與匱乏心態的雙重夾擊下,人們往往孤立無援,進而產生一種受害者心態。尤其當阿宅被壓力拖得氣喘吁吁,卻在社群媒體上看見別人曬出光鮮亮麗的生活,這種孤獨感會如影隨形。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感進一步減弱,社區的溫暖不復存在,孤獨感便像一片陰雲籠罩心頭。在這樣的情境下,阿宅們愈發容易相信有人在暗中操縱、迫害自己,陰謀論就成了心靈的救命稻草。
於是,陰謀論中的那些邪惡菁英的形象便應聲而出,猶如小說中的大反派,讓人又恨又怕。陰謀論者將所有苦難推給壞人,彷彿只要找到了罪魁禍首,便能舒解內心的怨氣。在這種氛圍下,哪怕是半邊臉蓄鬍、半邊臉光滑的艾瑞利,也能莫名其妙地被塑造成「21世紀議程陰謀」(Angenda 21 plot)的首腦,著實讓人啼笑皆非。
科學解釋世界,向來秉持簡單優先的原則,奧坎剃刀(Ocaam’s razor)更是強調手邊沒有資訊可以幫我們挑出比較好的解釋時,應選最簡單的那個。但陰謀論者恰恰與此背道而馳,他們崇尚複雜,深信大事件背後必有大陰謀。這種比例性偏誤讓他們如同搭積木一般,將故事越編越離譜、越堆越高。
舉個荒誕的例子:地球是平的?為了讓這理論站得住腳,陰謀論者必須說服你,NASA是撒謊大本營、飛機機師是合謀共犯、科學家是職業欺詐師──甚至連澳大利亞都不存在,所有聲稱去過那裡的人都是影帝影后。這些故事越是匪夷所思,反而越能吸引人參與,因為編造「真相」的過程就像一場盛大的遊戲,而揭露一切的快感更讓人欲罷不能。
那麼,當有人因壓力或孤立感,深陷陰謀論的泥沼時,我們該如何拉他一把?答案令人意外:安全感是最好的解藥。心理學研究顯示,從小擁有安全依附的小阿宅,即使在困境中,也能保持冷靜,理性思考。他們內心有一種強大的支撐力量,因為知道無論發生什麼,都有人可以依靠,這使得他們不容易被陰謀論的魔掌攫取。
更值得注意的是,安全感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可以培養的。給予他人足夠的關懷、理解與支持,讓他們感受到即使跌倒也有人來扶持,這種穩定的支持感能幫助他們逐漸走出孤立與無助,重新建立對世界的信任。
人類的智力,其實並非用來純粹追尋真相,而是用來迴避真相,甚至積極擁抱錯誤。陰謀論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因其荒謬有趣,更因為它迎合了人們的情緒需求,讓人覺得自己掌控了一切。但這種掌控感,往往是建立在虛幻之上的。
《誤信》一書如抽絲剝繭,細細揭示了人類如何一步步走進認知的迷霧,最終深陷其中,難以自拔。我們的確認偏誤(comfirmation bias),只挑自己愛聽的信,對不符心意的證據視若無睹。另外,人們還會主動搜羅支持己見的資訊,並將相反的證據強詞奪理,硬扭成合理的樣子。結果是,我們的大腦不僅善於自欺,還能把錯誤打磨得天衣無縫,好像全世界只有自己掌握了真理。
艾瑞利自己就是最佳範例。他是一名間歇斷食法(intermittent fasting)的忠實實踐者──這種減肥法主張每天只在八小時內進食,其餘十六小時禁食,據稱有助於減重和健康。然而,近年的研究發現,間歇斷食法與其他方法(例如控制卡路里攝取)的效果相差無幾,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那麼,他這位研究人類非理性的權威反應如何呢?他不僅不放棄斷食,還挑剔那些否定它的研究。他坦然承認自己受到了偏誤影響,但仍然堅持這樣做!因為人類大腦天生就是一台確認機器,總想證明自己是對的,哪怕真理明明白白地擺在眼前。
再來看看心理學界的一個經典實驗:華生選擇任務。桌上有四張牌,分別是4、7、E和K。規則是:「如果一張牌的一面是偶數,那麼另一面必須是元音字母。」要檢驗這條規則,你應該翻哪兩張牌?多數人脫口而出:「4和E!」聽起來好像沒毛病,對吧?但正確答案卻是:「4和K。」為什麼?翻4,可以檢查偶數是否對應元音;翻K,則是檢查非元音是否對應偶數。而翻E的人,真正的動機並非檢查規則是否錯誤,而是試圖確認規則的正確性。這正是確認偏誤的核心──我們天生熱衷於證明自己,卻懶於證偽。
更高級的認知扭曲則是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這已經不再是被動接受偏誤,而是積極地護犢心切,甚至不惜扭曲事實來維護自己的信念。美國疫苗陰謀論者的故事就是絕佳範例。他們相信疫苗是政府和製藥公司聯手的陰謀武器,專門用來削減人口、控制社會。為了支持這一說法,他們從網路上蒐集各種支離破碎的資料,甚至將每個不利於疫苗的個案誇大成鐵證如山。即使科學研究一再證明疫苗的安全性,他們也能將其解讀為更多的掩蓋陰謀。這種邏輯彷彿一座迷宮,越走越深,越無法回頭。
《誤信》讓我們明白,人類的認知習慣並不完美,甚至充滿自欺欺人的偏誤。我們對確認自己的信念無比熱衷,對反思自我卻無比怠惰。而當偏誤升級為動機推理時,我們不僅抱著偏見不放,還會費盡心機去捍衛它,甚至為錯誤穿上國王的新衣。
一部分阿宅深信新冠疫苗能磁化人體,甚至拍攝影片大秀證據:硬幣輕鬆吸在手臂上,還有人自豪地宣稱吸住了iPhone。為了增添說服力,他們甚至找來「專家」站台背書,發表聲稱有科學研究支撐的言論,還發起眾籌,進行自以為嚴謹的實驗。然而,事實真相簡單得讓人哭笑不得──那些硬幣不過是靠汗水黏住,與磁力毫無干係。
艾瑞利曾試圖耐心解釋,但這些人仍然抱殘守缺,對事實置若罔聞。他們只看見支持自身信念的內容,甚至搬出一堆科學文獻來裝飾門面。最離譜的是,他細查發現,這些文獻根本是偽造的!甚至連那些所謂的期刊都不存在。
這些人還引述資料,例如宣稱「以色列二十九至三十九歲男性死亡率某段期間上升了23%」,以此指控疫苗的危害。然而,艾瑞利深入挖掘後發現,這個「23%」其實是從十三人增加到十六人,完全是正常的統計波動。將小幅資料變化誇大成鐵證如山,就是動機性推理的典型操作手法。
動機性推理讓阿宅陷入立場先於事實的認知泥潭,他們只接受與自身觀念契合的資料,並用極端的方式解釋反對意見,將所有質疑一一擊退。當確認偏誤與動機推理交織在一起,誤信者的思維便如同穿上思考鎖鏈,難以自拔。即使擺在面前的是不容辯駁的科學證據,也無法撼動他們的信念。
更有甚者,這些人只願意接受符合自身偏好的解決方式,對其他選項嗤之以鼻。例如,面對全球暖化問題,一些共和黨支持者只接受基於自由市場的應對方案,對其他方法如碳稅、政府干預則完全排斥。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解決方案是否符合自身的利益和立場。
確認偏誤和動機性推理,僅僅是人類認知缺陷的冰山一角。像鄧寧克魯格效應(無知者最自信)和解釋深度錯覺(以為懂得卻一知半解)這類現象,更是讓人腦的可靠性打上了大大的問號。相比AI的高效運算,我們的大腦不僅運行效率低,還經常被情緒牽著鼻子走,偏離理性軌道。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全然無助。學習科學方法、主動進行自我反思、參與開放且理性的對話,是對抗淺層誤信的有效手段。然而,對於那些已經深陷動機推理的狂熱分子,一切努力可能都如同對牛彈琴,徒勞無功。
在《誤信》中,艾瑞利生動描繪了那些腦回路天馬行空、思維飄忽如仙的阿宅。他們能把睡眠癱瘓症(sleep paralysis)腦補成「外星人綁架」,並堅信自己掌握了「真相」,甚至自詡為拯救世界的英雄。這類人的性格──對陰謀論深信不疑、狂熱追隨,甚至成為誤信傳播的中流砥柱。
艾瑞利運用大量研究和實驗資料,描繪了他們的典型特徵。許多人半夜醒來時,感到全身動彈不得、胸口像被壓住,耳邊嗡嗡作響,甚至看到一些奇怪的影像。我們把這稱作「鬼壓床」,但在美國,這個劇本變成了「外星人綁架」。有阿宅聲稱,「外星人把我帶上飛碟,做了一通實驗,然後又把我送回來!」這故事聽起來驚悚又刺激,實際上,科學解釋卻簡單得多:這是一種常見的生理現象──睡眠癱瘓症。
當我們做夢時,大腦會讓身體進入麻痺狀態,防止夢中動作影響現實。但有時醒得太快,麻痺狀態還未解除,就會感到無法動彈,並可能伴隨幻覺。然而,為什麼只有部分阿宅會將這種經歷腦補成外星人綁架? 科學研究揭示,這些阿宅通常具備以下三大特徵:
一、崇尚超自然,迷信如影隨形:這些人熱衷於相信一些無法驗證的現象,例如,能感應誰在想他們、占星術準得可怕、家裡的東西可能被神秘力量動過等。更有甚者,他們對某些細節謹小慎微,比如走路時絕不踩地磚縫,或者遇到邪惡的氣場時堅持做驅魔儀式。這些小迷信看似無害,實際上透露出他們對超自然力量的狂熱信仰。
二、記憶力「特別」,擅長腦補故事:科學家曾讓怹們參加記憶測試,結果發現:他們特別容易記錯東西,甚至能憑空想像出從未發生的事情。他們的大腦對細節的補全能力堪稱一絕,能把零散的線索拼湊成完整的故事。比如外星人綁架的過程,可能全是他們的原創劇本,卻能描述得繪聲繪色,讓人真假難辨。
三、自戀成癮,渴望成為焦點:他們幻想自己是救世主,認為自己掌握了他人無法理解的真相。當全世界熱議某話題時,他們若覺得自己被忽視,便會編造一個驚天劇本來奪回話語權──比如聲稱「外星人選中我」,藉此滿足自我存在感。
他們還有一個迷人的技能──在隨機中尋找規律。一串毫無意義的數字,他們能看出驚人的聯繫;隨機排列的點陣,他們能看到人臉或符號。這種模式識別能力在某些場合是優勢,但一旦過度發揮,便可能讓人陷入迷信或陰謀論的泥潭。
事實上,模式識別有時是人類面對壓力的一種自我安慰。當生活處於混亂或失控的狀態時,人腦會不自覺地從雜亂中尋找規律,以獲得心理上的穩定感。然而,科學家會用嚴謹的實驗方法驗證這些規律是否真實,而這些阿宅彷彿多疑的偵探,卻永遠懷揣著一本漏洞百出的劇本。
對他們而言,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陰謀舞台,「菁英都在密謀壞事,而我才是最懂真相的那個人」。他們如同自編自導自演了一場拯救世界的荒誕劇,卻無法看清自己距離真相越來越遠。他們相信自己站在真理的高地,但事實上,他們的認知偏誤讓他們越走越偏,與真相漸行漸遠。這種可悲的狀態提醒我們,人類天生容易犯錯,但謙虛與自省是避免陷入魔怔的最佳解藥。
《誤信》表面上在探討陰謀論信徒,實際上卻揭示了一個觸動每個人的現象:被邊緣化的痛苦。
或許你不信陰謀論,但一定體會過被冷落、被排斥的滋味。這種情緒不僅讓人無法自拔,甚至可能成為誤信的溫床。美國社會學家吉卜林.威廉斯(Kipling Williams)曾有一天,在公園遛狗時,遇到兩個人在玩飛盤。他好心地把飛盤撿起來扔回去,結果對方友善地邀請他一起玩了幾輪。但沒多久,那兩人又回到原本的二人遊戲,再也不把飛盤扔給威廉斯。他只好牽著狗默默離開。
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卻讓威廉斯心裡很慌。雖然他既不認識那兩人,也不特別喜歡玩飛盤,但依然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失落與被排斥感。
這股奇怪的情緒促使威廉斯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他讓三人參與扔球遊戲,兩名研究人員扮演默契搭檔,玩到一半開始冷落受試者,只互相扔球,不再理會對方。結果顯示,哪怕只有短短幾分鐘的冷落,受試者便會感受到強烈的排斥感,歸屬感和自尊心瞬間崩塌。進一步的大腦掃描實驗發現,被排斥帶來的心理痛苦,竟然與身體疼痛的神經反應幾乎一致。簡單來說,被冷落真的會「痛到骨子裡」。
被排斥的痛苦,不僅讓人感到百爪撓心,還可能引發更深遠的影響。心理學家曾設計過一個既有趣又殘酷的實驗:他們告訴受試者,根據性格測試結果,你的未來注定孤單──朋友會漸漸疏遠你,婚姻難以維繫,最終孤老終生。這樣的暗示帶來了驚人的效果:受試者在後續行為中變得冷若冰霜──路過捐款箱時不再掏錢,看到有人掉了鉛筆也懶得幫忙,甚至在猜字遊戲中更容易作弊。
這項研究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社會排斥不僅讓人痛苦,還會選擇性地報復社會,甚至道德感大幅下滑。試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朋友不再需要你,家庭不再依賴你,生活的價值瞬間歸零,你能不感到如墜冰窟嗎?這正是許多誤信者的處境。他們的觀點被嘲笑、被批評,甚至徹底被孤立。親友不再邀請他們參加聚餐,只怕他們當眾語出驚人。在這樣的情境下,這些誤信者又能去哪裡尋找認同感呢?
答案是網路社群。在這片虛擬天地裡,他們找到了自己的烏托邦。不論多麼離譜的理論,總有阿宅熱情捧場,甚至加碼支持。艾瑞利深入這些陰謀論社群後發現,這些群體擁有極高的團結性與互助氛圍。哪怕有人發表極端言論,也能收穫大量點贊與支持。對於一個被主流社會冷落的人來說,這樣的環境無疑是雪中送炭。在這些群體中,邏輯和證據往往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立場和忠誠。對錯並不關鍵,重要的是是否與群體保持一致。團隊忠誠成為最高價值,任何異議都被視為背叛。
被排斥感只是誤信的起點,接下來還有兩個加速機制,讓阿宅一步步滑向極端。
首先是認知失調,心理學中有個經典案例,來自1954年的明尼蘇達州。一位家庭主婦預言,12月21日將爆發大洪水,外星人會派飛碟來拯救信徒。結果,既沒有洪水,也沒有飛碟。然而,那些變賣家產、全心投入的信徒非但沒有醒悟,反而更加堅信她的說法。他們認為:「外星人一定是因為我們的虔誠,才幫我們避免了災難。」
這就是認知失調的力量──當你的行動和信念發生矛盾時,為了減少心理痛苦,你會改變信念以合理化行為。付出越多,越不願承認自己錯了,反而更加堅定自己的立場。對於那些已經投入巨大成本的人,他們已無法回頭。
另一個推動誤信的機制是群體極端化。當人們加入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為了表現自己的忠誠,往往會不斷加碼。舉例來說,一個提倡素食的組織,起初可能只是建議每週少吃一天肉,但很快就有阿宅主張完全禁肉、不穿皮革,甚至抵制所有非素食餐廳。隨著這種極端化的擴散,溫和的建議被視為叛逆,極端行為反而成為主流。
結果,這些群體最終會與現實世界脫節。例如,破壞藝術品的極端環保人士,或認為槍擊案是政府陰謀的擁槍團體,背後的邏輯如出一轍──極端化的群體動力將他們推向偏激深淵。
過去的社會中,宗教、宗族等群體為個人提供了保障。只要你不觸犯大忌,組織便會接納你、支撐你,讓你不至於徹底孤立。然而,在現代自由社會中,個體被原子化,擁有了更多自由,卻也變得更加孤立。
誤信者的故事,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的縮影。排斥感如同一根刺,隱隱作痛。更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是否在不經意間,我們也成為冷落他人的一部分力量?
《誤信》讀來令人心驚,但也發人深省。艾瑞利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憂心忡忡,同時也提出了幾個引人深思的建議,一來可裝備「現代化認知工具」,如科學方法、AI助手就像汽車的安全氣囊,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一層保護。另外,提高社群媒體的門檻,對那些發布耸人聽聞內容的阿宅,要求他們付出一定代價來證明認真,避免謠言輕易泛濫。
儘管這些提議尚未被廣泛採納,但它們指向一個關鍵問題:我們如何與誤信共存?
那麼,這些陰謀論社群會不會真的接管世界?答案是──不會。歷史上雖有極端思想造成毀滅性影響的例子,但多數情況下,這些組織內部充滿不穩定性。
艾瑞利在書中講到一位反疫苗圈的護理師,她因堅決反對疫苗接種而成為明星。然而,一次講座後,她與艾瑞利合影,竟被同伴懷疑通敵。無論她如何解釋,甚至公開影片攻擊艾瑞利,這群阿宅依然認定她是內鬼。最終,她被迫退出組織。這揭示了極端組織的致命弱點:無法容忍複雜性,拒絕接受人性的多樣性。看似聲勢浩大,實則內部互不信任,如同一盤散沙。
如果說極端組織的排他性讓人遠離,那如何讓人靠近呢?艾瑞利講述了富蘭克林效應的故事:美國開國元勳本傑明.蘭克林曾有一位政敵,與他針鋒相對。有一天,富蘭克林寫信給這位政敵,請求借閱一本稀有藏書。對方可能覺得拒絕這種小忙太過小氣,便爽快地寄來了書。富蘭克林歸還後附上感謝信,沒想到下次見面時,這位政敵對他態度大為改觀,最終成為了他的支持者。
這正是富蘭克林效應的核心,讓人為你付出一點點,反而能建立更深的信任。因為,人們喜歡為自己的行為找邏輯:既然我幫了你,那麼你應該是我的朋友,否則我為什麼要幫你?
我們的社會,其實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當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他們相信老師會盡責;當我們去餐廳吃飯,我們相信廚師會重視食安;當我們使用鈔票交易,我們相信拿到的是真鈔⋯⋯信任,是一切運轉的潤滑劑。
然而,信任一旦崩塌,成本會急劇上升。艾瑞利舉例說,他買房時不得不簽下無數文件,房仲解釋,這些繁瑣手續的存在是為了防範訴訟。信任的缺失,使社會陷入程序化泥沼,效率大打折扣。
《誤信》的最後啟示是:加入主流,而非排斥主流。主流社會並不完美,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有機會為它增添價值。
信任是社會運行的潤滑劑,更是抵禦誤信深淵的基石。 與其因不完美而疏離主流,不如坦然接受缺陷,主動參與建設。畢竟,建立信任,就是我們能為社會貢獻的最重要一環。
如果讀完《誤信》讓你對人類為何沉迷於陰謀論和錯誤信念感到既驚訝又想一探究竟,那麼麥可.謝爾默(Michael Shermer)在《我們為何相信:從鬼魂、神和外星人,到陰謀、經濟和政治,大腦如何打造信念並鞏固為真理》(The Believing Brain: From Ghosts and Gods to Politics and Conspiracies – How We Construct Beliefs and Reinforce Them as Truths)絕對是你下一本必讀的書(請參見〈為什麼鬼故事和陰謀論都很迷人?〉)!
《誤信》像是帶你走進人性迷宮,拆解陰謀論如何在情感壓力、認知偏誤和群體歸屬中一步步滋生。而《我們為何相信》則更像是拿起放大鏡,從演化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角度,追問一個終極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愛找規律、編故事、相信那些「看起來很有道理」的事?
比如,為什麼人類看到雷電會想到「神在發怒」?為什麼有人會認為每次看到黑貓就會倒楣?《我們為何相信》不僅告訴你這些現象的心理機制,還帶你了解大腦中的「誤信工廠」──多巴胺如何推動我們在隨機事件中硬找因果關係,把「巧合」升級為「天意」。
讀完這兩本書,你會發現,它們就像一對理性與感性的好朋友,一邊是艾瑞利用故事讓你哈哈大笑又忍不住點頭說「有道理」,一邊是科學家們用實驗資料和嚴謹推理帶你剖析人類的信念迷思。如果說《誤信》是教你如何和陰謀論者相處,那麼《我們為何相信》則幫你更進一步,解開我們為什麼會生出這些奇怪信念的奧秘。
總結《誤信》這場思維旅程,讓我們不禁反思:世界不完美,人性有缺陷,但這正是我們努力改變的起點。
陰謀論就像一場荒誕的鬧劇,有人樂此不疲地充當主角,甚至賣力演出;但理性的選擇,是當個睿智的觀眾,冷眼旁觀,避免被卷入其中的迷霧。正如艾瑞利所說,我們無法改變所有人,也無需與每一個誤信者爭辯不休,因為破解誤信的關鍵不在於指責,而在於理解和共情。
信任,是我們面對分歧和不確定性時,最寶貴的社會資本。 在這個資訊混雜、情緒泛濫的時代,信任像潤滑劑般支撐著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連結。它讓我們願意合作,也讓我們有勇氣承認不完美,繼而攜手解決問題。願我們都能放下執念,學會接納缺陷,用同理心和理性點亮迷霧中的燈火。畢竟,和而不同,才是這個世界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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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2日 星期二
金融演化新適應
我年輕的時候是月光族,窮學生時代如此,出社會的前幾年也都還是,因為我以為兩袖清風該是科學工作者的標準作風。
然而,人生中有一件令我相當懊悔的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時,我們一大群留學生趁著舉債度日的老美口袋空空時,狂買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銀行股票,躺著都瘋狂大賺。我也確實賺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獲利超過百分百翻倍。這不是炫耀文,因為我當時身上窮到只有幾百鎂,所以也只賺了幾百鎂,僅勉強夠繳一個月房租⋯⋯
後來,我那些原本漲了超過一倍就賣出的金融股票,後來半年又漲了好幾倍⋯⋯當然,千金難買早知道,如果我大學時就存錢買進台積電股票,現在的工作就只是為興趣和結交朋友的。不過,懂投資的朋友,聽聞後反而安慰我,如果人生第一桶金就是賺了好幾百趴的獲利,未來也不可能再做正常的投資,因為難以再接受正常一年只有幾趴甚至幾十趴的年獲利,而且還可能會嗜賭成性!
奉勸年輕人,千萬別像我年輕時那樣不食人間煙火假清高,要不然就是用賭博的心態來投機,理財能力真的是社會求生必修課之一!否則年輕力壯時過度吃喝玩樂貢獻經濟成長,晚年卻淪落成日文中所謂的「下流老人」,並非個人和社會之福。總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中,我因見識了所謂的市場失靈和人性的瘋狂不理性,才開始對經濟議題感興趣。
即使是在金融風暴和海嘯過後,投資人和市場是否像現代金融理論所假設的那樣理性和有效,或者像行為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非理性和低效,經濟學家們還是無法達成共識,仍然能吵翻天。中央研究院院士、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講座教授羅聞全(Andrew W. Lo)在《適應:金融演化新思維》(Adaptive Markets: Financial Evolution at the Speed of Thought)提出了一個新的框架,用「適應性市場假說」(Adaptive Markets Hypothesis)來切入這場論戰,並主張理性與非理性都是並存的。他提出了一種融合了傳統金融理論和行為金融學觀點的新理論,試圖解釋為何金融市場在不同時期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
羅聞全目前的研究涵蓋三大領域,包括投資人行為和適應性市場的演化模型、金融市場的定量模型以及健康照護財務。他對偏誤和歧視進行了演化上的解釋,研究如何減少其影響。他也研發新的統計工具,用於預測臨床試驗結果、把病患的偏好納入藥物審查流程以及通過創新的業務和融資結構加速生物醫學創新。
《適應》借鑒了心理學、演化生物學、神經科學、人工智慧、博奕論和其他領域的知識,主張有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並沒有錯,只是不夠完整。市場不穩定時,投資人只會用生物本能做出反應,從而拖垮了效率。我讀這本書時,最大的誘因就是因為羅聞全用了一些演化生物學的思路,這和我的專業領域不謀而合。
羅聞全認為金融市場既不完全符合傳統的有效率市場假說,也不完全符合行為金融學的觀點。他試圖把人類投資行為納入一個更合理的假設中,稱之為適應性市場假說,並認為這新理論是有效率市場假說的延伸,而非矛盾和對立。為此,他把金融市場比喻為一個生態系統,其中不同的投資人、交易者和金融機構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動態的平衡狀態。市場的生態系統中存在多種策略,包括基於理性選擇的策略和基於行為模式的策略。從中,他關注投資人的心理、行為和情感,並解釋了為何市場參與者的情感和行為會對市場價格和波動產生影響。
羅聞全試圖創造出一種對大銀行、交易商、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監管機構等等都有很強應用價值的思維方式。他透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和案例分析,支持他的適應性市場假說,幫助我們深入了解市場的運作,以及投資人行為背後的動機。他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簽的約,原訂2008年4月中交稿,那時候他已經對自己的假設進行了十多年的深入研究。但他決定對一場超出任何人想像的金融危機進行額外的研究,然後就年復一年地過去,出版的時間也推遲到2017年。
羅聞全透過研究自二戰以來金融市場上經濟思維的進展,說明了金融經濟學如何變得高度數學化,並且由定量分析主導,以及有效率市場假說的至高無上性。 他指出,過去有阿宅學者嘗試用物理學來解釋和預測金融現象,例如引進熱力學解釋粒子行為的布萊克休斯/默頓(Black Scholes/Merton)選擇權定價公式。可是他調侃道,物理學家可以使用牛頓三大運動定律解釋百分之九十九可觀察到的物理現象。相反,經濟學家卻可能有九十九條定律,可以解釋百分之三的經濟行為,這對他們來說是可怕的挫敗感。因此,經濟學家有時會把自己的想法隱藏在物理學的外衣中,於是創造公理,從中推導出看似數學上嚴謹的普遍經濟原理、審慎設定的模擬,以及偶爾對這些理論做實證檢驗。
有效率市場假說就是在看似雜亂無章的金融市場中試圖提供一種高度程式化的模型,即市場是由理性行為支配的系統,透過完全符合自身利益而且頭腦清醒的市場參與者的互動來趨向均衡。然而,羅聞全主張,有效率市場假說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滿了誤導性,試圖參照物理定律來解釋市場行為,可是他認為實際上生物學提供了更準確的模型,因為人類演化而來的恐懼與逃避反應還有行為偏誤(例如損失厭惡等等)深刻地影響了金融市場。
羅聞全主張金融市場與物理現象的相似程度,比生物演化現象還小,因為粒子沒有感受,因此金融經濟學其實比物理學困難太多了──投資人和金融市場的行為更像是生物學而不是物理學──由一群為了生存而競爭的生物體組成,而非受制於不變法則的無生命物體的宅集合運動。經濟實在是太複雜了,無法在嚴謹的數學定律範圍內完全解釋,而是突變、競爭和天擇等極多的演化力量產生的結果。
羅聞全認為,神經科學和演化生物學顯示,理性預期和有效率市場假說僅反映了阿宅們全部投資行為的一部分。他希望用適應性市場假說來升級有效率市場假說,如果不了解過去演化環境的選擇性壓力,我們就無法解釋人類如何預測和應對風險。他為適應性市場假說提出了行為基礎,並把生物和行為演化原理應用於金融市場。
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顯示,投資人的行為不全然是理性的,有時候在決定下一步行動之前並未冷靜地評估擺在面前的所有證據。然而,羅聞全卻也認為,他們的行為卻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他主張,他們不斷地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新的環境。市場參與者是理性的,但僅限於理性有助於生存。當生存受到威脅時,原始情緒就會爆發。
因此,當金融環境穩定時,有效率市場假說可以很好地解釋市場行為,但當條件發生變化時,理性假設可能不成立。強烈的情緒反應會抑制理性思維,導致我們對感知到的風險反應過度。雖然這可能確保了我們祖先在充滿毒蛇猛獸的環境下生存和繁衍,但在面對當今的許多挑戰時,恐懼驅動的反應可能會適得其反,並常常導致次優決策。
還有,投資人會繼續刻舟求劍地用過去的經驗應對,直到他們有時間認識到已經發生的變化,並能夠相應地調整他們的行為。《適應》中就舉例指出,只經歷過多頭市場的投資人,會在接近泡沫高峰時大量買入,生怕錯失了良機。可是,過去曾有效的策略,但由於新的情況而變得過時。他比喻這種行為像就是擱淺在沙灘上的鯊魚,這不是非理性的,而是「適應不良」的。
不理性的投資人與海灘上的鯊魚的區別在於,金融環境變化的速度更快,投資人適應金融環境的時間較短。當陷入每日交易的急速變化時,市場參與者可能不會立即意識到市場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當股價達到頂峰然後開始下跌時,恐慌性拋售會越來越急速。當投資人並不清楚價格何時會觸底,因此繼續拋售是有意義的。這種行為並不是最優的,但卻是適應性的。
《適應》不僅僅是學術研究,還提供了對投資人、金融從業者和決策者的實用啟示,以理解市場的適應性和演化性質,可以更好地應對市場變化和風險。羅聞全也談到了金融產品和交易策略的創新,以及這些創新如何影響市場的運作。他強調創新是市場演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同時也可能導致風險的增加。這本書提供了關於如何應對金融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的建議,並且探討了投資組合管理、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的策略,以幫助投資人更好地應對市場變化。
我相信,這本《適應》的結論並非是蓋棺論定的,這些研究可能還方興未艾,未來恐怕也還會有更多爭論,對適應性市場假說的可靠性和普遍性提出質疑和挑戰。另外,適應性市場假說嘗試將傳統的有效率市場假說和行為金融學的觀點整合在一起,這可能會讓理論變得更加複雜。因此,讀這本書可能需要具備一定的金融和經濟學背景,以便充分理解、評估和批判這一新的理論框架。
對金融市場的運作和演化有興趣,以及想要深入了解市場行為的心理和影響因素,這本《適應》是值得一讀的好選擇。羅聞全整合了傳統的金融理論和行為金融學的觀點,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理解金融市場的方式,這對於那些想要從不同角度理解市場運作來說尤其有價值,因為他不僅把理論和實證相結合,還提供了實用的洞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金融世界。
從中也可知,要充分瞭解金融市場,我們更需要清楚箇中玩家是有情感的生物體,因此心理學、神經科學、人類學、生態學、演化生物學、動物行為學等等多學科的研究,可能就像多個瞎子合力摸象,才可能描繪出大致的輪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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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
為工作大歷史而活
眾所皆知,台灣的職場環境有夠血汗,但大家似乎甘之如飴?沒有人真的想當「社畜」來過「九九六」的生活吧?可是為何又嘴裡說嫑嫑,身體卻很老實地在公司裡加了班呢?
不管是否只求溫飽度日,還是野心勃勃地一心想要升職加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走向人生巔峰,我們都為工作付出了人生中最菁華的時光,甚至還以家庭幸福和身體健康為代價。那麼工作,真的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對我們的意義究竟為何?
有個老掉牙的故事:一個有錢的商人來到一個小島上渡假,雇用了島上的一個漁夫當導遊。幾天的相處下來,商人跟這漁夫說:「你為什麼不買一艘新的漁船,你就可以捕更多的魚,賺更多錢呢?」漁夫說:「然後呢?」「你賺的錢存下來就可以買第二艘、第三艘漁船,擁有自己的船隊。」「然後呢?」「你就有資本建設魚罐頭工廠,行銷全世界。」「然後呢?」「你就可以像我一樣,每年可以有一個月優閒的在這小島上渡假,享受自己的人生。」。漁夫回答商人說:「可是,我現已經天天在這小島上渡假享受人生了啊?」。
沒錯,很多早就賺到好幾輩子錢都花不完的企業家工作起來,甚至比大多數員工還拚。我們所做的工作給我們帶來了意義,塑造了我們的價值觀,決定了我們的社會地位,並決定了我們如何度過大部分時間。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在我們智人95%的歷史中,工作的重要性截然不同。工作是如何成為我們社會的核心組織原則的呢?工作如何改變我們的身體、環境、對平等的看法和時間觀念?為什麼在物質豐富的時代,我們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多許多?
《為工作而活:生存、勞動、追求幸福感,一部人類的工作大歷史》(Work: A History of How We Spend Our Time)清晰地融合了不同角度和觀點,探討了工作代表人類的意義。除了人類學的觀點,也有很多來自其他學科的偉大見解,包括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考古學等。作者詹姆斯.舒茲曼(James Suzman)也提供了第一手經驗,尤其是對喀拉哈里沙漠與布希曼族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經驗。舒茲曼著有《原始富足:布希曼族的生存之道,以及他們能教給我們什麼?》(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 The Disappearing World of the Bushmen)一書,就詳細地談了他與布希曼族共處的寶貴經驗(請參見〈非洲布希曼族的原始富足〉)。
《為工作而活》的主要概念是,工作史也是經濟史,是人類建構出來的。構成經濟理論基本假設的稀缺定律,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是相當晚近的發明。狩獵採集部落並沒有表現得好像自然是稀缺和匱乏的,相反,他們表現得卻好像自然是取之不盡的豐盛。人類學家在許多倖存到現代的狩獵採集部落中都一直觀察到這些行為,他們的經濟生活是圍繞著豐富的假設而不是對稀缺的關注來組織的。他們沒有太多物品,但他們想要的不多。考古學的證據也顯示,未進入農業時代的人類同樣長壽、悠閒和平等。
狩獵採集者的工作量比農民少得多、飲食更好、休閒時間更多,他們每週只要勞動十五至十七小時就能養活自己。布希曼人不儲存食物,因為非洲炎熱的氣候也不允許他們這麼做。並且他們極端平等,所有東西包括獵來的肉都要和部落分享。但是他們非常自由,沒有用「生產性」的活動塞滿他們的時間,因為他們沒有額外的慾望。白天,他們和孩子們一起散步,教他們如何把沙漠當畫布來閱讀動物的足跡。他們也閒逛、閒聊、打嘴炮和調情。晚上,他們圍在篝火旁唱歌、跳舞和講故事。
為什麼今天的情況是基於稀缺和匱乏的規律而驅動?我們即使是休閒,也似乎是要為忙碌的工作充電。在我們物種歷史的95%的中,工作並沒有像現在這樣佔據人們生活中的神聖位置。
從最早從事農耕的納圖夫人(Natufians)開始,舒茲曼帶領我們穿越了古代蘇美的新興城邦、羅馬帝國的繁華城市、工業革命的霧霾,進入未來的自動化社會。工作有目的地消耗能量以滿足需求和欲望。蘇茲曼認為,我們的欲望與我們的需求並不同步。與布希曼人積累很少且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不同,現代人在對稀缺和匱乏的恐懼的驅使下不斷積累財富。我們從農民祖先那裡繼承了這種恐懼,對他們來說,稀缺意味著飢荒和死亡。當今的都市人不會面臨飢荒,而且恰恰相反,但我們仍然擔心稀缺,內心無時無刻感到匱乏,無論是社會、審美還是經濟上皆如此。而這種恐懼促使我們消費得越來越多。工作時間越來越長,不顧個人或環境成本,我們正在努力操死自己和地球環境。
在這本《為工作而活》中,舒茲曼把工作歷史的探索轉化為能源如何生產和消耗的歷史,為我們帶來了一段旅程,從探索動物的工作方式以及工作的真正定義開始。舒茲曼探討了作為工作先決條件的有目的活動的概念。他提出了構成當代與工作關係的四個「交叉點」。
首先是火的馴化,在學習如何將他們的一些能量需求外包給火焰時,他們獲得了更多時間,以及在寒冷中保持溫暖的方法並且大大擴展了飲食的能力,從而演化出更耗能、更勤奮的大腦;第二個交叉點是農業的發明,它揭示了我們今天組織工作生活的正式經濟架構,有多少起源於農業,以及我們關於平等和地位的觀念與工作態度有多麼密切的聯繫;第三個交叉點是城市的創建,城市很快成為不平等的熔爐;最後是工廠出現的第四個交叉點,因為西歐的阿宅學會了從化石燃料中解鎖古老的能源儲備,並將它們轉化為迄今為止難以想像的物質繁榮。
大約在兩百多萬年前,我們的南方古猿祖先與現代靈長類動物,例如黑猩猩非常相似,牠們每天花費大約八小時的時間覓食。在咀嚼和消化所有果子、根莖之間,大猩猩和黑猩猩要睡九到十二個小時。火改變了一切。人類學家還不確切地知道大約一百萬年前,人類是如何首先把火收編的,但火顯然形塑了人類。加熱軟化了肉類和蔬菜,火可以預消化我們的食物,使我們能夠只用更短的時間進食並保留更多卡路里。通過抵禦掠食者,火讓我們的祖先從樹上爬下來,在地上安然入睡;更多的快速眼動睡眠增強了他們的記憶力和注意力。
火還讓人類長出巨大、貪婪的大腦,吞噬了我們大約五分之一的卡路里,比其他靈長類動物大腦消耗的比例要大得多。透過擴展我們的思想和空閒時間,火激發了人類的無聊、娛樂、工藝和藝術能力,我們的智人祖先顯然興致勃勃地慶祝空閒時間這個禮物。
舒茲曼發現,許多關於工作歷史的常見假設往往是不真實的。我們以為發現了第一個工具,可是它們可能並非是工具,也就是說許多手斧,可能不是真正的工具,而是我們的祖先打發時間而製作的。大型建築早於農業革命,城市也有著與過去預期不同的歷史。
貫穿《為工作而活》的一個重要訊息是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狩獵採集社會轉變為農業社會。獵人和採集者具有短期思維。相反地,農民擁有所謂的「延遲報酬經濟」(delayed return economy),因為工作報酬將在較晚的階段到來,稀缺經濟的想法完全取決於這種心態的變化,使人類經歷了將種植和收穫相隔數月的農耕週期,並隨著金融的興起而繼續。
對未來的關注遠遠超出了作物週期和長期貸款。貨幣、信用、社會等級等元素都是由於這種思維方式的改變而建立的。 這也是我們教育和企業發展概念的核心,它假定年輕的學生和工人很樂意花費幾十年磨練技能,然後他們就會得到很好的補償。我們總是希望未來變得更好。現在廣泛常見的概念,例如時間就是金錢,只佔人類歷史的一小部分,並且在工業革命之後的過去幾十年中變得尤其顯著。
進入農業社會後,我們也改造了空間,不再居無定所,甚至創建出人口密集的城市。在農業社會中,人類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除了直接生產食物外,也包括對農舍、居所、糧倉、道路、溝渠等等的維護。在狩獵採集社會中,人們把食物和必需品當作大自然的饋贈,可是對農業社會的人們來說,這都是個人勞作的產物,才能配得上擁有。漸漸地,人類社會出現了財富、職業和社會結構的分化。
當我們從農業社會進入了工業社會,「慾望」、「效率」、「價值」這些概念對人們愈來愈重要。機器的巨大產能,讓我們可能擁有愈來愈多物品,刺激了我們的慾望。我們現在需要的不多,但想要的超多。我們擁有愈來愈多的同時,卻越來越渴望還未擁有的東西。我們在工業社會中擁有比過去帝王更多的資源,可是我們仍無時無刻感到稀缺和匱乏。於是我們只好不斷地消費——四處買買買,買爆!什麼時候不買?
在我們擁有越來越多的工具而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我們的工時卻越來越長。甚至,對很多政客及企業家來說,縮短人們工時,讓我們這些人類史上最富足的人們有一丁點多領的空閒時間,都是喪權辱國、道德淪喪、風紀敗壞的!
當然,很多人願意努力工作,包括作者舒茲曼本人,應該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慾,以及無止境地提升效率,而是為了工作本身的價值與意義。換句話說,工作是為了自我實現!讓自己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價值,在獲得薪酬之餘在心理上愉悅和滿足。這也是許多長輩在退休後,不愁吃穿後仍樂此不疲地開創第二春,甚至無償投入志工活動的原因吧?
《為工作而活》得出的最後一個有趣的分析是工作與自動化之間的關係。我們都覺得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但現實是,數千年來,人類一直試圖將大部分工作轉移到「非人類」工人身上。有趣的是,由於工作和資本密度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經過改造的社會都會造成動盪。
我們以為現在的生活是人類歷史的全部狀況,但事實上壓根兒就不是。我們能夠開始面對人工智慧產生史無前例的高效後,許多工作接著消失後,我們對慾望、效率及價值的認識隨之產生的翻天覆地巨變嗎?面對這個乍看之下不確定的未來,我想最佳的解答,反而是從這本反思人類工作的《為工作而活》,看看我們人類過去95%的時間究竟是在幹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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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
現代經濟體系的搶船、搶港、搶貨櫃
你有受到近來搶船、搶港、搶貨櫃的影響嗎?
我馬來西亞老家的五金公司因為貨品短缺,很多東西的價格大漲;我太太的生命樹工作坊也受到影響,很多材料如高品質銅線、水晶等都嚴重缺貨,有些等上半年都未必能買到。有些實驗室的必要用品例如試劑等等,只要台灣還未進貨,都要比往年等上更長的時間。
在COVID-19疫情持續影響的背景下,全球製造業訂單大量回流中國,但全球運力供需失衡、港口擁堵、貨櫃分佈不均等問題令海運價格一漲再漲。加上疫情在各國因為疫苗接種而趨緩因此消費需求上升,未來可能將要面對到通貨膨漲的衝擊。
航運危機的加劇與消費需求暴增之下,美國西岸加州兩大港口洛杉磯港(Los Angeles)與長堤港(Long Beach)發生嚴重塞港,貨櫃堆積如山,為解決亂象,這兩大港近日宣布,貨物逾期置放港口將開罰。
全球最大貨櫃航運商之一,日本的海洋網聯船務公司(Ocean Network Express,ONE)提出警告,除非政府介入解決混亂狀況,否則威脅全球經濟的供應鏈危機,可能至少再持續一年。近日,美國物流公司Flexport也警告,美國當前的港口堵塞,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的衝擊可能比「雷曼危機」還要糟糕,卻無法通過印鈔來擺脱這場危機。拜登政府已宣布將撥款170億美元改善老舊的港口與水道措施,以解決當前供應鏈危機與其它造成全球貿易中斷的問題。
全球這一年多來塞港、缺貨櫃,雪上加霜的是,長賜號在2021年3月23日向北航行通過蘇伊士運河時,疑似因沙塵暴、強風、人為因素等影響,致使船頭插入東岸擱淺,船身打橫造成蘇伊士運河航運堵塞。經搶救,共歷經151小時,於29日重新浮起並脫困。卡船事件全球每小時損失4億美元(約新台幣112億元),一分鐘新台幣1.8億元。據說為此賠償了5.5億鎂給埃及。
長賜號為2萬TEU級貨櫃輪,總噸位重達22萬噸,配置於遠東至歐洲航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貨櫃輪之一,長約400公尺、寬約59公尺,長度比橫躺的「紐約帝國大廈」(381公尺)還長,裝載著超過1.8萬個貨櫃。長賜號現場照片在社群網站上流傳發酵,引發熱議,台灣網友更是紛紛笑稱「大牌長榮」、「Taiwan Can Block」、「真的當塞子了」等等歪樓留言。
我們都以為貨櫃和航運離我們很遠,直到造成了麻煩才受到關注。想當初,十多年前我在美國的博士班畢業時,一大堆家當就租了海運貨櫃的空間運送來台,價格不高,成堆的箱子是算體積的,運送書籍這種頗有重量的物品尤其划算。
這本《貨櫃與航運:搶船、搶港、搶貨櫃,你上船了嗎?貨櫃推動的全球貿易與現代經濟體系》(The Box: How the Shipping Container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the World Economy Bigger)的繁體中文版出版得真是時候啊,讓我們能夠了解到貨櫃如何造就了現在的全球化貿易和分工體系!
《貨櫃與航運》原文版書名「The Box」直譯就是「箱子」,指的就是巨大的金屬貨櫃(container),對岸譯作「集裝箱」,港台譯作「貨櫃」。原文第一版出版於2006年,第二版出版於2016年。《貨櫃與航運》作者馬克.萊文森(Marc Levinson)是知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與記者,曾任《經濟學人》雜誌的金融與經濟編輯、紐約外交關係協會(CFR)高級研究員,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經濟學家。他長期從事金融監管、國際經濟、貿易政策方面的研究、寫作與演說,他在前言提到,撰寫這本書的過程,最初很尷尬,因為認識的人聽到都會說:無聊的金屬盒子有什麼好寫的?不過這本書啟發了英國媒體BBC在2008年製作了一個同名紀錄片,追蹤了一個貨櫃的漂泊長達一年。
貨櫃這種低科技的金屬箱子,大大改變了整個世界。過去,「舶來品」是高檔貨的代名詞,現在除了中國,有誰的日常用品到奢侈品當中沒有大量舶來品呢?在富裕國家,能經常使用當地製造的各種生活用品,反而要有雄厚的財力才能辦到呢!
《貨櫃與航運》列出1960年各種貨物的成本佔比,簡單說,相較之下,現在許多商品的各種原料從千里之外運過來運過去,製造後再賣到千里之外,可能都比在絕大部分地方就地生產便宜許多!就連簡單如一支鉛筆,其木頭、漆、印製的標籤、石墨、橡皮還有包裝盒用到的紙漿、墨汁等等,都可能各自來自千里之外,更甭提零件超多的高科技產品。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在超過百年前提出比較優勢理論,主張即使一個國家在所有製造業中都比其他國家更加高效,她也能夠通過專注於其最擅長領域、與其他國家的進行貿易交往而獲取利益。然而,如果沒有廉價的航運,比較優勢理論的真知灼見就會淪為嘴砲。
現在有超過兩千五百萬個貨櫃透過六千多艘貨船和無數卡車和火車,在全球各地不斷地穿梭。在港口和其他貨運碼頭,巨型抓斗起重機裝載和卸載巨大的貨櫃。貨櫃運輸無疑大幅降低了運輸成本和時間,提高了可靠性,減少了盜竊,並降低了保險費率。貨櫃還直接導致了國際貿易量的大幅增長,創建複雜的「及時」(just-in-time)供應鍊和製造鏈。
《貨櫃與航運》講述了卡車司機出身的麥卡連(Malcolm McLean,1913 – 2001)如何進入航運事業成為打破傳統的企業家,他極富遠見地改革過去散裝航運的方式,打造了航運的革新。麥卡連非常精打細算,很有商業頭腦,他經營的貨運公司在美國是名列前茅的貨運公司,因為陸上交通的擁堵讓他打起海上的主意。他沒有發明貨櫃,就像賈伯斯(Steve Jobs,1955─2011)沒發明智慧手機一樣,但他的商業遠見、決心和毅力把貨櫃推向全世界。這也顯示出,有些創新是來自外行人的新視野。
麥卡連於1956年4月推出了現代貨櫃,把58輛卡車拖車裝載在從紐澤西州紐華克開往德州休斯頓的改裝油輪「理想-X」(The Ideal-X)上。整個改革中間還牽涉了各方利益鬥爭,還有法規上的限制等等。雖然美國看似擁抱創新,但麥卡連的改革一點也不一帆風順。 《貨櫃與航運》不是本變相的麥卡連傳記,這本書還宏觀地探討了貨櫃航運史、勞工史、創業和企業創新與金融、經濟地理學和經濟史的許多不同方面。
原本最理想的貨運方式是綜合地結合海運、鐵路和卡車的優勢,可是鐵路公司頑強地認定貨櫃在破壞他們的生意,鐵路公司對貨櫃的拒絕轉而讓利給卡車司機。雖然貨櫃有明顯的優點,但對於碼頭工人來說,卻是搶了他們飯碗的金屬怪獸,雖然碼頭搬運貨物的工作也相當危險,工傷不斷。《貨櫃與航運》也花了一些章節來探討工會等的運作等等。
麥卡連明白,降低貨物運輸成本不僅需要一個金屬箱子,還需要一種全新的貨運處理方式。系統的每個部分如港口、船舶、起重機、倉儲設施、卡車、火車以及托運人本身的運營,都必須改變。讀了這本好書,我才開始注意到,在高速公路上,承載著海運貨櫃的卡車,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在這種理解下,麥卡連領先運輸行業幾乎所有其他人,他和工程師、經理和合作夥伴團隊設計了33英尺的盒子;他們開發了一種快速釋放鎖定系統,無需把貨櫃鏈接到船舶或卡車上;建造了一個新的拖車底盤來自動引導貨櫃到位;並把配備吊桿的大型起重機安裝到位,這種裝置可以拉伸到貨櫃的整個長度,使起重機操作員能夠輕彈開關在貨櫃的角落連接和釋放鉤子,從而避免讓碼頭工人爬上每個貨櫃角落手動鏈接。
要把貨櫃推向全球,一家公司企業的創新是不夠的,因為貨櫃的高效來自系統。從貨船、卡車、鐵路到港口都要作出升級,來運送統一規格的貨櫃才行,因為標準化是必要的!這涉及美國海事管理局(Marad)、美國標準協會(其材料處理分項第五委員會,或MH-5)和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企業等等的協作。在他們的努力下,訂出了不完美也不令所有人滿意,但能夠維持運作的標準。
在越戰時期,美國為了快速運送大量物資到越南,大力採取了貨櫃航運的方式,麥卡連的公司也從虧轉盈。越戰的物質運輸也讓日本趁機為了把回程的空貨櫃塞滿而崛起。爾後,貨櫃航運經歷了高度競爭、油價大幅起落、法規管制等等興衰浮沉。貨櫃航運也進入更大的公司、更大的船舶、更大的網絡、更大的港口、環球航線的時代。
因為貨櫃運輸拚的是大就是美,資本雄厚的公司就愈能夠提升效率,船和港口藉由舉債融資愈造愈大。如果一個國家擁有高效的港口,則更有可能利用較低成本進入全球貿易的遊戲中。如果沒有那種昂貴的基礎設施,就會罕有船隻停靠在當地的港口接貨。
貨櫃船的大小一般以能裝載多少20英尺標準貨櫃(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縮寫作TEU)計算,例如一個40英尺標準櫃就是2TEU。例如能裝載5,000個標準櫃的船,便稱為擁有5,000TEU的運載力。目前世界上正在營運的最長的貨櫃船是快桅3E級貨櫃輪,例如該級貨輪的一號船快桅.邁克凱尼.穆勒號(Maersk Mc-Kinney Moller),擁有接近400公尺的船長與超過18,000個20呎標準貨櫃的裝載量。
台灣在全球航運產業中也佔了重要的份額,全球十大航運公司就有三家是台灣公司,根據Alphaliner TOP 100,分別是排名第七的長榮海運、第九的陽明海運和第十的萬海航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貨櫃船長榮的「長範號」(Ever Ace):輪長400米、寬61.5米,最大載箱量達到了23,992標準箱,在性能、科技、節能、環保等方面也都達到了世界頂級水準。《貨櫃與航運》也提到長榮海運是第一個開啟環球航運的公司,先驅麥卡連甚至還要緊跟其後呢!
貨櫃推動了全球貿易與現代經濟體系,也讓我們見識到創新在推廣的過程,相信《貨櫃與航運》對許多即使不關心貨櫃的朋友來說,都可以是本充滿啟發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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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0日 星期三
人類判斷的雜訊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同樣症狀的小病找不同診所或不同醫師,拿到的處方箋常是不同的藥品組合;同樣的案件,同一批檢方、辯方人馬,從初級法院一路上訴到高等法院,判決翻轉再翻轉,也不算罕見;奧運等運動賽事的一些項目需要評審評分,偶爾分數差距甚大而引起爭議,也常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
當然,這可以歸咎於只要有人,就有江湖⋯⋯哦不⋯⋯判斷的雜訊。有些朋友可能會樂觀地認定,未來我們可以利用人工智慧(AI)來取代人類作判斷,就能消弭這些雜訊,達成一個更公正公平的世界願景。然而,真是如此?AI不可能天生就懂得做判斷,在過程中,還是需要人類來訓練,如果我們都搞不清楚判斷的雜訊從何而來,我們該如何讓AI懂得哪些判斷更可靠呢?
還好,有三位大師級人物──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合著的《雜訊:人類判斷的缺陷》(Noise: A Flaw in Human Judgment)會是我們認識人類判斷雜訊最重要的一本好書!他們剖析了經營管理、醫學、法律、經濟預測、法醫鑑識、保釋、兒童保護、策略、入學申請、招聘、升職、績效評估、個人選擇等等領域會遭遇到的種種雜訊,讓我們看到雜訊的各種代價,並且提供實用的建議來預防雜訊。
康納曼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是行為經濟學的經典之作;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是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策略與商業政策教授,著有《不當決策》(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桑思汀是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曾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塞勒(Richard H. Thaler)合著《推出你的影響力》(Nudge)。三位都是決策科學領域最頂尖的高手,這肯定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定義了雜訊,指出它為什麼會出現,為什麼應該減少雜訊,以及如何減少雜訊。他們從管理學到司法系統再到醫學科學等各個領域找到案例來作理論的支持,結合了學術研究、案例故事和統計資料來讓我們好好認識一下雜訊。
從個人到組織及國家,都要時時面對各種決策判斷。判斷的失誤,小則蒙受一丁點經濟上的損失,大則禍國殃民。雜訊造成的錯誤不會相互抵消,《雜訊》舉例指出,一個該被判關五年的罪犯,如果被判成三年或七年有期徒刑,正義其實都未獲得伸張。簡單地說,對於雜訊,負負不會得正,只會沒有最負,只有更負。
在這個疫情年代,許多國家誤判這個冠狀病毒的傳播力,以及染疫的嚴重性,導致醫療崩潰而造成大量人民死亡。面對同樣的病毒,世界各國五花八門的政策多樣,簡直就是一個雜訊的超大型社會實驗,讓我們見識到不同政策如何影響傳染病的傳播和應對。即使像台灣初期防疫有成,但後來也因判斷失誤而近乎封城了幾個月,之前疫苗採購上也力有未逮。即使是在西方先進國家不缺疫苗,但仍有不少阿宅拒絕接種而染疫,和病死相比,還能活著悔不當初就算小事了。
康納曼在《快思慢想》主要要談的是人類判斷的偏差,而《雜訊》要談的則是雜訊⋯⋯呃,廢話!那偏差和雜訊的差別是?我們可能想像有四個阿宅在靶場中打靶,各打了一打子彈。阿宅甲的十二發幾乎都打在靶心上,請他回家洗洗睡!阿宅乙的十二發全落在靶心外,但集中在一個邊緣角落中,這是種偏誤(biase);阿宅丙的十二發散佈在靶紙各處,其中有一發正中靶心,這就算是雜訊(noise);而阿宅丁的彈著點相當分散,但偏向靶紙一側,那是同時有偏誤又有雜訊。如果把他們的靶紙反過來看沒有畫靶心的背面,我們會搞不清楚阿宅甲或乙誰的比較準,但是可以很清楚阿宅丙和丁肯定有雜訊。沒錯,我們不需要知道那些阿宅究竟有沒有好好瞄準靶心,就能衡量雜訊的有無和大小。
這樣的判斷需要客觀,和個人喜好無關。例如有些強檔電影,有人認為是神作,就一定會有人想吐槽,我們看靶紙背面也可能發現彈著點頗分散。但個人喜好的多樣性並不是雜訊。然而,專業影評人對票房的預測,就有可能出現雜訊,因為票房會有客觀數據。過去行為經濟學和決策科學主要研究的是偏誤,市面上大量有關科普書籍主要就是在討論人類判斷的偏誤,而雜訊則常被冷落。
《雜訊》先用刑事判決和保險理賠來探討雜訊和偏誤的差異,並且提出雜訊審查(noise audit)來衡量雜訊的大小。接著《雜訊》探討場合雜訊(ocassion noise),這是指同一個人或一群人,僅因為場合不同,居然會對同一案例作出不同判斷,例如發言先後順序都有影響。這類場合雜訊比過去所知還多!包括法官在午餐前後的判斷會有明顯差異、醫師在同一天上下午的診斷也會有所不同、連氣溫高低和天氣陰晴都會影響人們的判斷、文字資訊印在左右側也會讓消費者做出不同抉擇(從右向左讀的希伯來文會有相反效果)。這幾天就有幾位學術界的朋友不約而同地分享了一個新研究,就是連投稿學術期刊是在星期幾,都會影響被接受的機率。
《雜訊》要繼續談預測性判斷(predictive judgement)。演算法受歡迎就是因為雜訊較少。在許多情況下,演算法可以用於決策。然而,他們的目標是為改善人類判斷提供建議,而不是主張使用AI取代人類。演算法並不完美,至少到目前為止,對人類判斷的領先優勢還很不大。此外,演算法在許多領域可能永遠都不會完美,因此人類的判斷不會被取代,這就就是偏誤和雜訊必須改進的原因。
那麼,究竟我們為何會出現雜訊?這和人類心理學有關。前述解釋了偏誤和雜訊的不同,如果眾人都有相似的心理偏誤,那集合起來就會出現統計偏誤。可是在許多狀況下,大家的心理偏誤都有所不同,那就造就了系統雜訊;也有雜訊是因為對量表的理解不同,也有對證據不同取捨的型態雜訊。
既然找出和降低雜訊很重要,但我們大多只是忽略了它。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人類更擅長因果思考而不是統計分析。這意味著我們更容易關注偏誤,因為我們可以針對偏見說出有趣的因果故事,但是雜訊卻要用統計學的思維來認識。
即使消除雜訊很重要,他們提出決策保健(decision hygiene),介紹減少雜訊的方法。《雜訊》有三個用心製作的附錄,來讓我們進行雜訊審查,製定審核表和修正預測。《雜訊》指出,有些人決策的雜訊就是比較低,這些人比較擅長使用《快思慢想》中提到的「系統二」進行緩慢但謹慎的思考,而且心胸開放,願意接受新的資訊而修正原有的想法。
他們也建議,為了減少決策過程中的雜訊,最好先請多個人做出獨立判斷,然後將他們聚集在一起解決分歧。他們也指出,限制了直覺和特殊偏好,不僅可以減少偏見,也可以減少雜訊。例如,很多人資或主管在面試時喜歡隨興地詢問應徵者各種問題,可是有許多研究發現,讓面試官固定使用相同順序問出相同問題,反而比較能夠更正確地判斷出最適合的人選;《雜訊》還提出,組織可以透過任命一名決策觀察者來負責解決雜訊和偏見。《雜訊》提供了一個檢核表,以幫助這些決策觀察者診斷組織正在避免還是增加決策上的錯誤。
三位大師一起來寫這本《雜訊》,讓這本好書有了紮實的基礎,但也因為他們很有野心地顧及的面向頗多,加上不像偏誤那樣早就廣為大家所知,而且有很多科普好書,加上雜訊的理解要用上統計思維,《雜訊》的比起他們的《快思慢想》、《不當決策》和《推出你的影響力》來說,都較有閱讀上的門檻。然而,《雜訊》還是非常適合對公共政策、企業經營、個人決策等感興趣的朋友投入心力來好好拜讀,在大家都對雜訊較陌生時,這是投資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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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極端經濟的韌性、復甦與未來
雖然台灣因為半導體產業的無可替代性,加上中美貿易戰還有疫情控制得當,經濟表現不錯,甚至擠身人均GDP三萬美元的富裕國家,在人口超過千萬的國家中可以排名第11。然而,COVID-19長達超過兩年的疫情,加上中美之爭,還有中共一連串的七傷拳整頓企業拖累全球經濟成長,以及長期偏重半導體產業導致其他產業疲弱,加上嚴重少子化,耀眼的表現能撐多久也是個問題。
單單COVID-19的疫情,可說是個大災難,就讓許多國家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一年因為產業供應鏈和航運失序,各地都能明顯感受到通貨膨脹的威力,即使企業和軍公教大多有調薪,今年的實質薪資搞不好還會負成長哦!
面對全球各種極為複雜的經濟挑戰,黑板經濟學可能難以應對,那何不到田野裡去看看,有些國家或地區,是怎麼面對這些挑戰的,他們成功和失敗的教訓有哪些?
來讀讀這本有趣的好書《極端經濟: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性、復甦與未來布局》(Extreme Economies: Survival, Failure, Future –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Limits),看看人們是如何在各種極端條件下,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極端經濟》作者理查.戴維斯(Richard Davies)曾任英國財政大臣的經濟顧問、英國財政部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經濟學家暨演講撰稿人,以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經濟編輯。他並非是宅在象牙塔裡的經濟學家,而是親自走訪全球十六萬公里以上,採訪五百多人,包括政府官員、難民、罪犯等,透過真實發生的故事,為我們還原難民營、監獄、超高齡社會的經濟、市場乃至日常生活的真實面貌。
書中的九個地點,代表三種極端經驗——極端的生存(再生)、失敗與未來——不論現在或未來,都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九個地點,都不是一般民眾熟悉的,有些地方或狀況我也是讀報⋯⋯哦不⋯⋯讀了這本好書才知道。九個篇章都寫得引人入勝、十分有趣。人們在這些極端惡劣的條件下,透過自發市場、非正規經濟、傳統交易、保險機制、人力與社會資本等,來面對巨大衝擊、恢復經濟活力,並展現過人韌性。
然而,一些情況下,擁有一手好牌的政府,反而把經濟搞得一敗塗地。還有,代表未來十年趨勢的極端經濟體,人們如何因應兼具「超高齡化、最尖端科技、極度貧富不均」三種條件的社會?
印尼亞齊(Aceh, Indonesia)從2004年海嘯中迅速反彈。2004年的大地震釋放的能量相當於五億顆廣島原子彈。由此產生的海嘯在14個國家造成超過廿二萬人死亡。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省首當其衝,受到的打擊最先也是最嚴重的。在遭受破壞的班達亞齊鎮,55%的居民死亡,大部分建築被毀。
然而,一些倖存者的經濟反應非常有意思,造就了被災前更繁榮的經濟。例如一位勇敢的企業家和餐館老闆,他的海濱餐廳被海嘯摧毀了。他重新開張了餐廳,由於缺乏資金,他用衝上岸邊的廢木頭重建了一座海灘小屋。當地人害怕暴風雨再次發生,不願靠近,但外援人員更大膽,成為他的第一批顧客。這給了當地人信心。今天,他的餐廳位於海灣頭部的黃金位置,毗鄰安全的游泳水域。當地經濟得到了很大改善,以至於他對這座建築的投資現在價值幾乎是原始成本的十倍。當地的經濟發展,也與海嘯後中央政府與當地的分裂主義反叛組織達成慷慨的和平協議有很大關係。
在約旦札塔里(Zaatari),援助組織為每個家庭提供一種電子購物卡,嚴格限制額度和可購買的物品。電子購物卡賬戶是相互隔離的,所以沒有辦法節省食物來獲得額外的衣服,反之亦然。然而,超市也不總是儲存敘利亞顧客想要的品牌或產品。但難民是紐西蘭進口奶粉的大買家,因為大宗商品最終解決了他們的問題,基本上他們把奶粉賣給約旦阿宅來換錢。
一旦擁有實際貨幣,難民就可以參與營地中小商店的繁榮經濟,用於購買他們真正需要的商品和服務。聯合國不喜歡札塔里的難民市場,就再建了個遠離約旦城鎮阿茲拉克難民營嚴格管肅。戴維斯將辛勤工作的札塔里居民所享受的活力和使命感,與附近表面上規劃得更好的阿茲拉克營地的單調、貧瘠的存在進行了對比,後者簡直就像大型監獄,讓我們見識到去中心化自發交換與自上而下的經濟規劃有何不同。
美國路易西安娜州立監獄(Louisiana State Penitentiary)的地下經濟非常有趣。為了讓監獄裡的生活保持平靜,獄方容忍簡單的交易,從理髮、山核桃糖、書籍、襯衫熨燙甚至紋身都有。警衛還走私合成大麻出售給監獄毒梟,後者將大麻賣給其他囚犯。他們不被允許使用錢幣,於是曾經使用煙草作為貨幣,現在使用鯖魚、麵條或咖啡,是讓路易斯安那州超長刑期更容易忍受的一種方式。路易西安娜州是美國監禁率最高的州之一,囚犯被迫為政府所有的公司監獄企業工作,時薪在2到20美分之間,這是1970年代設定的工資並且從未針對通貨膨脹進行調整。
另一個這樣的教訓來自跨越巴拿馬和哥倫比亞的達連地區Provincia de Darién),巴拿馬政府出於善意的努力製止森林砍伐,啟動了一項補貼計劃,以鼓勵土地所有者種植樹木。 但這項政策設計得很糟糕,獎勵種植任何樹木,不限本地物種。結果是巴拿馬沒有恢復被砍伐的熱帶雨林土地,而是種植了大量的柚木種植園。真正的熱帶雨林有多層樹冠,光線過濾下來以支持廣闊的生態系統。 相比之下,柚木樹的大片葉子完全遮住了森林地面,當它們掉落並開始分解時,它們會釋放出一種殺死昆蟲的酸。樹冠下什麼都沒有,水分流失,光線不足,被葉酸燒焦,土壤變得乾燥。地面看起來好像已經澆滿了汽油,然後任其燃燒。對伐木的重量限制產生了反常的效果,即刺激伐木者砍伐最直的樹幹並丟棄其餘的樹。
剛果金夏沙(Kinshasa)體現的是剛果數十年惡毒治理造成的經濟災難,公職人員普遍存在腐敗,以及未能提供足夠的基礎設施。雖然當地擁有充滿活力的海盜經濟,可是非正式的、非法的經濟網絡只能維持略高於貧困的水平,並不能彌補無能和腐敗的政府之惡。
在英國格拉斯哥(Glasgow),從1800年代到1950年代,是一個富裕和經濟活力的貿易和工業中心,最初以菸草貿易為中心,後來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工業之一。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因「集聚外部性」而互惠互利,共享一組專業勞動力和供應商。然而,全球需求從格拉斯哥的燃煤輪船轉向柴油動力油輪。日本公司使用新的乾船塢技術在世界市場上與格拉斯哥競爭。每次格拉斯哥的造船廠倒閉,勞動力和供應商的數量就會減少,這使得剩餘的公司更難生存。即使讓造船廠合併甚至國有化都難以挽回頹勢。
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計劃都是一樣的,我們工作並存夠錢,這樣當我們在65歲退休時,可以在一定程度的舒適和體面的情況下再過十幾廿年的生活。然而,對於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基本計劃不再有效。 1963年,日本有153名在世的百歲以上的人。2016 年,這一數字為六萬五千人。到2040年,將有卅萬人。這些人中很少有人希望能活得這麼久,他們也沒有相應的計劃。挑戰的時機已經成熟出現在日本秋田市(Akita)——在日本快速老齡化的最老齡化的秋田,市民組織正在為老年人提供團體活動,以保持他們的身心活躍和活力。
在愛沙尼亞的塔林(Tallinn),電子政務的先進應用為商業和公民創新奠定了基礎。台灣的IT大臣可以參考一下哦。
戴維斯並非自由市場教條主義者,他關於智利聖地亞哥(Santiago)的那章,指出了困擾該國的經濟不平等的影響,特別是私有化的教育體係是其問題的重要根源。芝加哥男孩創造了一個經濟成功的故事,但也造就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鴻溝之一,帶來了相對貧困和精英階層的怨恨感,引發了自發的民粹主義抗議。
從以上的案例,我們能夠從田野的調查看到,市場和經濟從來都不是萬能的,左派和右派的觀點都有其侷限,這本《極端經濟》真是本能讓我們大開眼界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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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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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5日 星期三
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開不當決策
歷史最大的教訓似乎是,我們總是學不到歷史的教訓。真是如此?
從疫情、缺水、停電、經濟危機、外交醜聞等等許多國家都會出現的內憂外患,讓人不禁懷疑,各國高官是怎麼坐上高位的?純嘴炮還是拍馬屁?不僅政壇如此,有些大企業也常犯低級錯誤,然後重金聘請的公關公司再出來提油救火,也讓人不禁懷疑,高薪是不是讓高級主管花更多時間在選購名車和豪宅,而非公司的業務。
鄉民、酸民、刁民當然可以儘情嘲諷和調侃各國政要和企業高級主管,不過事出必有因,對有識之士來說,找到箇中原因才是正道吧?行為經濟學等等的研究,一再顯示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偏誤,羅列起來少則好幾十種,多則上百種吧?只是對政要和高級主管而言,這些偏誤不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國家或企業生死存亡的問題。
研究專注在藉由減少偏誤的影響來增進決策品質的奧利維.席波尼(Olivier Sibony)在這本《不當決策:行為經濟學大師教你避開人性偏誤》(You’re About to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How Biases Distort Decision-Making-and What You Can Do to Fight Them),要讓我們知道,各種思考陷阱,如何讓你犯下糟糕的錯誤!席波尼和《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作者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及《推出你的影響力》(Nudge)作者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合著的新書《雜訊:人類判斷的缺陷》(Noise : A Flaw in Human Judgment)也令人充滿期待。
這和近年暢銷的行為經濟學書籍相比,並非僅是理論的介紹,除了讓我們認識到人有多不理性,還是本實戰手冊!和許多優異的財經商業書籍一樣,席波尼用了大量商戰實例來揭示各種偏誤造成的災難。以他親身的經驗和研究,發現成功決策的經驗千奇百怪,可是失敗的反而都是異中有同,都可以歸納成系統化、非隨機、可預測的偏誤(biases)。應用行為科學的方法,這些偏誤是有可能消除的。
《不當決策》提出三個核心觀念:首先、偏誤讓我們誤入歧途,但方向並非隨機,是有跡可循的;再來、個人是難以克服偏見的,畢竟這些偏誤是演化來讓我們在荒野和社群中求生的,可以組織可以彌補個人的不足;第三、組織也不能自以為是地對抗偏誤,而需要對決策的方式進行批判式思考。《不當決策》的目標,就是要讓我們能夠成為決策流程建築師。席波尼為我們詳介了九種造成錯誤決斷的思考陷阱及四十道高勝算的決策技巧。
首先登場的是說故事陷阱,我們只想聽想要相信的故事。說故事固然讓我們從一堆事實中建構出合理的故事,但並非唯一可能的故事,卻會誤導我們,進而犯錯。蘋果專賣店原本是成功的商業典範,當美國百貨業者傑西潘尼(J. C. Penney)以同樣的模式開設專賣店卻差點破產,傑西潘尼公司的領導人隆恩.強森(Ron Johnson)和董事會都以為可以把蘋果的經驗完全複製到傑西潘尼上!很多看似符合事實的事,其他可能另有其他解釋。我們會不知不覺淡化與最初信念相左的資訊,同溫層更是會強化這點。根據線民的消息,韓國瑜的競選團隊到開票後仍相信他們手上的民調才是真的所以會高票當選,以為所有主流媒體上的才是假新聞!
再來在模仿陷阱,我們以為也可以和天才賈伯斯(Steve Jobs,1955-2011)一樣,因為歸因謬誤讓我們誤以為成功都是一個英雄的功勞,而所有有主角光環的英雄怎麼都打不死,讓決策者誤以為成功可以模仿和複製,忘了倖存者偏誤的存在,忽略許多模仿者都掛在半路上所以沒人知道他們怎麼一敗塗地。
我們可能聽說,有些專業人士,在他們熟悉的工作環境中,可以用直覺快速做出有效反應,可是那樣是在高效度、可預測的環境中,在有明確且即時回饋的情況下,經年累月的訓練培養出來的,所以消防員、飛行員、西洋棋士可以培養出專家直覺,但精神科醫師、法官和交易員則否。在商業和政治中存在直覺陷阱,例如桂格燕麥(Quaker Oats)的史密斯堡(William Smithburg)以為他對茶飲斯納普(Snapple)的直覺是對了,沒想到後來損失慘重!
通常能當上政要和高級主管,多少有些本事,不知不覺陷入過度自信陷阱也不令人意外,但有些過度自信令人啼笑皆非,例如88%的駕駛者(包括我)都很有信心自己在安全駕駛中排在前50%,即是問發生車禍進醫院的阿宅,也差不多如此。我們也過度樂觀,86%的大型計畫都超時、超支,對自己私人的也不例外。我們90%肯定的事也有至少一半是錯到離譜。商業上傳奇的案例是,Netflix曾經向百視達(Blockbuster)提議併購,但百視達回絕了,請他們回家洗洗睡。如今,百視達破產,Netflix事業卻一飛衝天。《不當決策》指出,我們演化成樂觀主義者,因為有助於我們生存,商場上也是,但對我們無法掌控的事物樂觀,就很危險。
我們還會陷入慣性陷阱,無關的數字會在我們心中定錨,況且是有關聯的,例如去年預算是我們制定今年預算的基準。這樣的慣性,讓我們養成霸著茅坑不拉屎的惡習,某個經費流進某單位,即使全都用不上,要他們吐出來就難如登天。極端的慣性還讓我們執著於沉沒的成本,讓企業對破壞式創新反應不足。
行為經濟學家發現,我們對損失所感受到的痛苦,大於相同獲利帶來的快樂,這導致企業囤積現金以規避損失、不確定性和事後的怪罪,抗拒風險。台灣房價離譜的高,也是太多資金押在這種相對低風險的資產上,而台灣風險投資大多專投低風險計畫,寧可錦上添花也不雪中送炭,也是業內公開的秘密。可是當企業進行大型專案投資時,例如大型併購等等,反而忽略其困難度。政府蓋蚊子館可以理解,但企業狂燒錢在蚊子館上,就是對風險的誤判。
金融市場近年的操作,對利益的追求愈來愈短線,市場似乎獎勵短期效益、懲罰長期發展。有些經理人會追求短期主義,是因為損失規避(沒達成該有的盈利目標)加上現時偏誤。但是席波尼也指出,有些公司會儘管尋找長期投資人來當股東,讓股價反映長期的發展。
組織儘管能夠消彌一些個人的偏誤,但卻入令人陷入群體迷思陷阱,質疑每個人都在做的話,我為何要與眾不同? 即使掌握了更充分的資訊,也不敢把心中思慮說出,美國在甘迺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總統任內發生的古巴豬玀灣入侵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失敗,就是群體迷思的經典案例。就連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也難逃群體壓力,沒有對管理層的自肥投下反對票。我們都會礙於社會壓力,即使明白自己的資訊可能更正確,也會不禁自我懷疑,這在同質性高的群體中更是如此。
在企業和政治中的利益衝突陷阱,讓代表股東的董事和代表人民的民意代表自肥當然不是新聞,沒人能對利益衝突免疫,即使有所揭露也不見得有用,甚至會心安理得地雪上加霜,迴避利益衝突才能長治久安。
在談完以上偏誤後,《不當決策》列出五大清單類型,但也提醒讀者,並非所有決策錯誤都源自偏誤,別忘了還有無能、輕率和欺騙等因素。因為人難以消除自己的偏誤,組織可以採用合作加流程的方式利用SOP來降低失誤的可能,如果營造公司都遵守施工規定、台鐵也強力監督,就不會發生2021年「0402臺鐵408次太魯閣號事故」了!
最後,《不當決策》列出四十個技巧供決策者參考!這個部分不像前面的部分比較是案例探討和理論架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用組讀書會的方式來研讀,會有很大的收獲!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1年7月8日 星期四
艱困時代的好經濟學
台灣在全球疫情狂燒下承平了一年,不幸仍出現本土疫情而軟封城了。在這兩個月來,許多人在經濟上很不好過,店家此起彼落的關店時有所聞。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7月7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預期,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將在年底創下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新高,就業人口較Covid-19疫情爆發前減少約2,200萬人,並且最早可能要到2022年才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https://www.oecd.org/newsroom/jobs-must-be-at-heart-of-recovery-to-avoid-deep-scars-in-economy-and-society-says-oecd.htm)。
OECD 警告表示,如果各國過早撤回支持就業的緊急措施,將不利於就業市場,並呼籲各國政府應啟動新計劃,鼓勵企業僱用員工,特別針對首次進入就業市場的勞工。OECD 表示,如果下一波波疫情爆發,造成再度封鎖,則失業率可能更高。OECD預測,如果美國面臨再度封城,則美國2020年失業率將達到 12.9%,2021年將達到 11.5%,而如果是疫情逐漸好轉的情況下,美國今年的失業率將為11.3%,明年則是8.5%。
從全球範圍來看,那些依賴旅遊業的經濟體本已前景黯淡,而各國為應對Delta變異SARS-CoV-2冠狀病毒採取的旅行限制措施令前景雪上加霜。今年全球經濟可能遭受的產出損失料接近2020年創下的2.4兆美元損失紀錄。其中約60%的產出損失將發生在發展中經濟體,反映出這些國家疫苗接種的進展較慢。旅遊業如果復甦,預計將由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富裕國家主導,包括法國、德國、瑞士、英國和美國。
對全世界而言,危機剛爆發的關鍵時期中國官員百般掩蓋,讓病毒不受控地逃逸到全世界,而經濟上只有中國還仍有收獲,甚至還趁機向世界上的貧窮國家推銷一種效果不太好的疫苗。
在這個艱困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更清晰的思考,沒多少人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與杜芙若更有資格了,在疫情前就出版的《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就很適合在這時候好好一讀。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借鑒了經濟學研究的最新發展,為世界各地現代經濟和社會面臨的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包括移民、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境。 這是自《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Poor Economics: 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出版以來他們的第二本合作的書,也是他們自2015年成為夫妻以來的第一本合作的書。他們因為研究世界上最貧困人口的經濟情況而聲名鵲起,這本書的出版是在他們與哈佛大學的麥克.克里莫(Michael Kremer)共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後的一個月。
兩位作者中的阿比吉特.班納吉(অভিজিৎ বিনায়ক বন্দ্যোপাধ্যায়,Abhijit Vinayak Banerjee,1961-)是印度裔美國發展經濟學家,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基金會國際經濟學教授。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1972-)則是法裔美國經濟學家,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發展經濟學教授。杜芙洛是國家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服務於經濟分析董事會,是經濟和政策研究的發展經濟學主管。他們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J-PAL)聯合創始人,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同得主。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一再強調,經濟學太重要了,不能只留給經濟學家。班納吉與杜芙若甚至承認,經濟學家其實甚少知道哪些政策和製度推動經濟增長和繁榮,但好奇心讓他們追究下去。《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的每一章都要探討了一個與全球相關的重大問題。例如,阿宅們應該投票給支持移民的政客嗎?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氣候大戰?福利或現金發放會讓阿宅變得懶惰嗎?自動化將對就業和福利產生什麼影響?這些問題不小心都能成為絕交話題,但他們嚴謹地分析和論證。
班納吉與杜芙若的方法是主要通過隨機對照實驗(Random Control Trail,RCL)來檢驗這些主題的實證研究結果。在這些研究中,阿宅們被隨機分配接受通常是產品或服務的干預,或成為完全不接受干預的對照組,再比較兩者的結果。然後把這些研究的結果與經濟理論的預測進行比較。
班納吉與杜芙若反對移民降低工資並從本地工人那裡搶奪工作的觀點。 他們還爭辯說,貧困者通常會做出更合理的財務決策。 他們指出,與供求規律相反,低技能工人的湧入並未真正影響大多數國家的當地工資。事實上,移民也是消費者,他們在本地的消費也創造了就業。
關於自由貿易,經濟學家最常被引用的是李嘉圖比較優勢定律(Ricardo’s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認定自由貿易下國家如何變得更繁榮昌盛。他們研究了印度在初期大規模貿易自由化,發現與據稱從貿易中均勻分配的收益相反,自由化對印度阿宅的影響方式存在巨大差異,有些阿宅的受益遠遠超過其他阿宅。果然有些阿宅比另一些阿宅更平等啊。儘管自由貿易促進了整體增長,但它也造成了大量失業。雖然經濟理論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失業的工人將轉向新的工作機會,但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實際經驗與經濟模型或理論之間的分歧,可以用「粘性」(stckiness)來解釋。他們指責經濟學想像了一個充滿活力的世界,阿宅轉換工作不需要適應。然而,「粘性」顯示,阿宅和流程適應變化的速度比過去想像或想要的要慢。舊習慣很難改掉,金錢可以影響某些類型的行為,但非全部,而非立即的,當然也不是適合所有阿宅。 他們認為,「粘性」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制定方法,那就是更多地依賴實驗和真實資料,而非依賴理論模型和預測的方法。
另外,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良好的經濟學是在艱難和不確定的時期,更加強調解決不平等和支持復原力的政策。這種對平等和正義的關注,在他們對《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解決的其他重大問題的討論中也很明顯。
關於如何應對氣候變遷,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乾淨的能源和綠色增長不足以解決本質上是道德的問題那就是富裕國家應不應該減少奢侈品消費,以便較貧窮國家的公民可以擁有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們強調政策在影響個人行為、習慣和規範方面的作用。他們呼籲將心理學和經濟學結合起來提供政策建議,例如碳稅與更簡單的方式(如更清楚的標籤)相結合,可以有效且溫和地推動人們做出更可好的行為和決定。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減稅可以提振經濟。但班納吉與杜芙若認為,重大稅收改革,對加速增長幾乎沒有任何作用。 他們指出,沒有證據表明減稅、上調最高邊際稅率對改變長期增長率有任何影響,也沒有證據表指出,收入分配頂端的富人會以影響整體經濟增長率的方式改變他們的行為。
關於社會福利、現金移轉和全民基本收入的部分,班納吉與杜芙若深入探討了這些話題如何被嚴重政治化,並再次展示了民間智慧、經濟理論預測和實際經驗之間的巨大反差。他們的證據來自對一百多個國家的十億人自2014年以來接受有條件或無條件現金移轉的經歷,進行的大量研究。他們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現金移轉讓人們不想工作。
然而,如果不需要錢來生存,為什麼還要工作幹嘛?班納吉與杜芙若強調,很多經濟學研究都集中在對勞動力供應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上,假設阿宅會通過減少工作,以便花掉任何額外收入。而且他們指出,移轉支付可以為家庭提供基本生活水平讓他們成為更有生產力的員工。
班納吉與杜芙若還討論了他們認為有希望的政策干預,例如其中一些幫助人們度過失業。這些轉變具有重大的社會影響,研究顯示,五十歲後失業的人的預期壽命低於繼續工作的人。在瞬息萬變的經濟中,他們主張要讓多人將在勞動力市場上度過難關。失業是這是社會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他們提出,補貼整個公司和受影響的老年工人讓他們分別從事業務和工作,這個努力將有助於防止社區在企業陷入困境時分崩離析。
班納吉與杜芙若也強烈支持加大對勞動密集型公共服務的支持,例如公共教育和養老服務。因為這類工作不太可能被科技取代,也不太可能外包給另一個國家,因而牢牢固定在特定的地方。
許多經濟學論述,說穿了是為了服務即得利益者,但班納吉與杜芙若透過《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讓我們認識到,沒有任何經濟學鐵律阻止我們建立一個更人道的世界。經濟學太重要了,真的不能只留給經濟學家!
張貼者:
Gene Ng
於
晚上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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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7日 星期一
致富心理學


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時,許多大銀行的股票狂跌,當時現金就是王,大多數老美別還不出債就偷笑了,甭提還有任何閒錢,我和一些留學生,就趁機把身上所有現金都投入股市。那是我第一次買股票,趕快到網站註了冊,買了花旗銀行和AIG的股票,價錢不到一鎂,後來美國政府出手相救,我等到漲了一倍就賣出了,幾天就賺了幾千鎂。BUT(人生中最重要的BUT),半年後,AIG漲到了廿幾鎂Orz
後來,我回台灣工作後,和好友提到這件事,吹噓了一番,但很有理財經驗的好友冷冷且嚴肅地說,我這樣的經驗對養成正確理財思維不利,因為我那是在特殊時機下不可複製的經驗,但以後會讓我對投資股票有錯誤的認知和不確實際的期待。他說的沒錯,後來我真的無法投資股票了,因為沒辦法接受小過100%的漲幅XD
後來,我只好定期定額投資一些基金,也沒其他適當的理財規劃,因為長期當學生也單身,月光光的狀況也沒人知道和在乎,直到我博後離職時,我才見識到儲蓄的力量。因為我是馬勞,沒有所謂的勞退,但有傳說中的離職儲金,就是每個月提撥上限七點多趴的薪水,雇主也提撥同樣金額存在不在所向的帳戶中。當時,這個提撥比例是預設的,我只是懶得去改,甚至不小心錢花太月光光的時候,連買便當的錢要翻箱倒櫃地挖,還一度想調成零來湊便當錢,只是太懶嫌麻煩才沒有去申請⋯⋯
當我找到現在的工作從中研院離職後,突然有筆五十幾萬的錢滙到我戶頭中⋯⋯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筆可以完全讓我自由揮霍的錢,馬上樂翻了(這種心態和心情對很多精通理財規的朋友簡直是比扯鈴還扯),於是馬上花了十萬買台中古車,然後大吃大喝到冷靜後,心想再也不能月光光了,連我都沒注意到的小額儲蓄都像是天上落下來的禮物,更何況是處心積慮的存錢。
以上理財經歷對理財專家來說,應該很可恥吧?還敢分享出來更是恬不知恥!不過反而是自己的錢,沒傷天害理,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我甚少聽從任何理財專家的建議的,甚至還喜歡反著玩。
然而,當讀到這本充滿啟發的《金錢心理學》⋯哦不⋯《致富心態: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的20堂理財課》(The Psychology of Money: Timeless Lessons on Wealth, Greed, and Happiness),作者摩根.豪瑟(Morgan Housel)分享許多短篇的理財故事,探討人們思考金錢的方式,回到我自己小小的鳥經驗,真是血淋淋的教訓啊XD
和市面上許多理財書籍不同的, 《致富心態》不是要教你理性地理財,因為那根本就不可能!甚至許多理財書籍的作者都未必能全部辦到,或者有些真的致富的人,可能是事後諸葛,存在著成功者偏誤或倖存者偏誤。摩根.豪瑟指出,理財行為也深受各種情緒的影響。每個人看待世界運作的方式各不相同,所以看待金錢運作的觀點天差地別,沒有標準答案。
所謂的財富自由,並不是想理財專家那樣說的要賺到多少,有些人一輩子收入不多,但清心寡慾、無慾無求,身體健康從不過勞,駕鶴歸西善終前積蓄僅剛好夠最後的老年醫療,沒留下多少遺產,但你能說人家財富不自由嗎?
《致富心態》真的是本極有啟發性的理財好書!讓我們真正看透理財和投資的本質,也釐清了許多偏見,讓人把時間精力花在對自己真正有益的事情上!摩根.豪瑟主張,決定你和金錢的關係,是行為而非智力和知識! 《致富心態》用了真實的案例來說明這件事。
摩根.豪瑟用自己當高級飯店泊車小弟的經驗告訴大家,花錢買超跑是理財規劃中最愚不可及的。我前年到英國開會後去了趟倫敦,在和大學同學去頂級百貨公司哈洛德(Harrods)買寫這篇文章要喝的茶葉路上,好幾台超跑在路上猛踩油門,然後一群小阿宅在後面用手機錄影,看來那些超跑的主人,人生唯一的樂趣是在哈洛德百貨外面塞車時猛踩油門讓小阿宅錄影。
事實上,沒人在乎開那些超跑的是哪個阿宅,大家心中滿滿地想的,如果自己在塞車時猛踩超跑油門應該蠻爽的;用頂級正牌包包換鮑⋯⋯哦不⋯⋯炫富的,人家露出羡慕的表情時,99%在乎的人心中在想的,也是如果這個包包給我而不是那個宅女有多好,用山寨的換來的爽度其實比真貨還划算。
《致富心態》接著說了羅納.瑞德(Ronald Read)的故事,這位老阿宅是誰呢?你不認識他才是正常的,因為他長期不過是加油站工人和百貨公司清潔工,但他92歲高齡去年時,留下了八百萬鎂的遺產,其中六百萬鎂捐給當地醫院和圖書館,而他這大筆財富都來自他早年買的藍籌股。相對之下,有些所謂的成功人士,錯估自己的能力把錢花在自己其實負擔不起的豪宅上後來灰頭土臉,並不是書中的故事而已,現實生活中我也聽到很多。
《致富心態》指出,投資不可能是純理性的,會和個人過去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年經時的重大事件會形塑個人對金錢的心理。例如五十年代成長的阿宅和七十年代成長的,對股市會有不同的認識,前者在青少年時期,股市完全沒漲,但後者是飛漲;六十年代成長的阿宅相較九十年代的,後者通貨膨脹是家常便飯,對前者來說債券就很保值了。
人還難以適應新事物,對過去父母沒有所謂退休生活,父母老年後子女義務扶養的人來說,投資準備退休是新鮮事。即使台灣已邁入少子化,未來房產需求可能會下降,可是全社會還堅持房會不可能下跌的想法。
《致富心態》告訴我們,巴菲特成為億萬富翁的真正理由,不僅是他很高的投資回報率,另一大關鍵是,他是小正太時就投資,而且活得夠久! 巴菲特在2019年資產的845億鎂中,有 815億鎂是他65歲之後才賺到的。這就是複利的力量!巴菲特從不靠冒險賺錢,不少運氣好到很快賺到全家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的阿宅,也很快把錢都賠出去。巴菲特從不玩杠槓,在他人生中經歷的14次經濟衰退,他也沒有恐慌性抛售股票,也不用別人的錢來玩。重要的是,他完全不缺錢,不必見好就收,可以放長線釣大魚。不像我,當AIG的股票從一鎂漲到兩鎂就賣出,否則暴跌的話,我連吃飯繳房租的錢都沒。
很多公司或個人的大賺一筆,並非他們眼光獨到,是因為他們網撒得夠廣,只要少數項目賺錢,獲利甚至可以把其他所有虧損打平還暴利,這就是長尾效應。如果不是小正太或小蘿莉時就開始買股票、基金、債券,或者錢多到可以到處撒網,就甭想要成了巨富了,但是你仍可掌控時間,就是金錢付給你最高的紅利。金錢本來就是用來換你想要的東西,為了想要的東西少賺一些錢,不也是筆划算的交易嗎?不需要錢就可以獲得的,用爆肝賺的錢來換,不是多此一舉?
其實,很多搞財務金融研究卓有創見的大師,也不見得個人都用那些方式投資理財,因為對個人的幸福來說,避免後悔、對得起良心、減少不適感,比資產最大化,還更能夠與幸福有關。對於個人長期的投資來說,找一個自己能堅持但並不完美的策略,比一個很理性但自己難以為續的策略還實際。合理比理性還重要!
很多人的投資是自己熟悉的領域或國家,這樣對經濟學家來說是不理性的,但《致富心態》的觀點反而是,自己喜歡或有感的東西才能忍耐和堅持,反而是更合乎情理的投資,就像前述的,資產最大化並不是幸福感的最主要來源。就像我,即使知道某極權專制大國的基金會賺翻,也不會眛著良心投錢進去,寧可捐出去也不要暴利!
《致富心態》對炫富行為極為不屑一顧,明說要讓自己最快沒錢的方式就是極儘所能地炫富。我認識不少錢多到不知怎麼花的人,就真的不知怎麼花,所以乾脆存起來和投資生利,也沒時間和心情在炫富,而是認真好好過生活,衣食住行都頗簡樸,想買的昂貴東西也只是剛好符合興趣或品味,反而是有些沒啥錢的人才成天愛在外面用名車、名牌炫耀,衣食住行都沒在量力而為。
對老美來說,存錢是一種頗新穎的想法,對我也算是。前述我長期是月光族,但因為發現了積少成多的力量才開始存錢。嗯,只能說銀行裡的錢一點一點變多,還真的蠻爽的,只是別人不知道也沒關係。雖然錢在銀行裡的利息不多,但如果有一天又有黑天鵝事件,像我開頭說的那樣,用腳趾想都知道會是謈利的機會,沒有閒錢要怎麼放心地玩?沒有閒錢就沒有忍受犯錯和做享高獲利的空間。
總之,《致富心態》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和有啟發性的想法,讓我們認識到理財是很個人的事,只要避免貪婪犯錯,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目標決定了如果對待財富,沒有所謂放諸四海皆準的,所以理財專家的建議,沒有所謂的金科玉律!理財的過程其實就是個自我認識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