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人類文明

我念中小學時，最討厭的課之一，就是歷史！

因為那時候在學校裡，歷史常被視為一門需要記住大量年代、事件和人物的學科。這種「死背硬記」的方式容易讓我感到枯燥和壓力，特別是當我們被要求記住大量細節而無法理解其背景或意義時。然而，這種「背多分」的學習方式常常忽視了歷史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啟發性，讓我們無法體會歷史事件背後的深層故事和人性。

在課堂上，歷史也常被切割成一段段獨立的事件，而缺乏連貫的敘事和分析。這種方式讓我們難以看到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和因果關係，只記住了一系列的資料和名字。我常常想說，它們干我屁事哦？

畢業後，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歷史著作和文獻，這些書籍通常會提供更豐富的背景資訊和故事敘述，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事件之間的關聯，從而激發對歷史的興趣。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開始對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興趣。這時候再回頭看歷史，會發現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故事，而是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智慧和教訓。歷史書提供了對人類行為、政治決策和社會變遷的洞察，這些都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還有，歷史不只是關於事件的記錄，更是關於人類的故事。許多歷史書籍充滿了生動的角色描寫和引人入勝的敘事，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領導者的決策過程、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這些人性化的故事讓歷史變得更加可親和有趣，讓人們感到讀歷史不再是枯燥的學術活動，而是探索人性的一部分。於是，歷史類書籍，是我僅次科普書最常讀的書。

在我們的歷史書中，往往充滿了帝國的興衰、文化的變遷和經濟的起伏。然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長期被忽視，那就是人類的生物學。達奈爾（Lewis Dartnell）在他的好書《人類文明：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世界史》（Being Human: How Our Biology Shaped World History）中，為我們揭示了這個被忽略的視角，展示了人類的生物學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歷史。






達奈爾是倫敦大學學院（UCL）的天文生物學家，研究宇宙中的生命起源、演化、分佈和未來。他的研究特別關注微生物生命在地球外環境中的生存潛力，包括火星和其他行星上的可能性。他也探討了極端環境中微生物的生存機制，如高輻射和極端溫度，這些研究有助於理解生命在其他星球上的存在可能性。

在地球科學方面，達奈爾的工作涉及地球的過去和現在的變遷如何影響生命。他的研究涵蓋了從地質事件對生命演化的影響到地球環境的變化如何塑造生態系統。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僅限於地球本身，還擴展到如何在宇宙尺度上考慮地球的獨特性和其上生命的特殊性。

達奈爾也是一位熱衷於科學普及的作家。他撰寫了多本科普書籍，如《最後一個知識人》（The Knowledge: How to Rebuild Our World from Scratch）和《起源：地球如何塑造人類的歷史》（Origins: How the Earth Made Us），把複雜的科學知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達給大眾。他的作品探討了如何在科學角度理解世界，從人類生物學到我們的文明如何依賴於基礎科學知識。

傳統的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上。歷史學家習慣於探討國家興亡、宗教改革和經濟變遷等大事件，卻很少考慮人類生物學在這些過程中的影響。這一部分是因為學術界對歷史學和生物學之間的明確專業分工。歷史學家專注於研究文字記錄和考古證據，而生物學家則研究基因、免疫系統等生命科學方面的問題。這種專業分工導致了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非常有限。

還有，歷史學家之所以忽略生物學，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通常認為人類行為主要受到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食物習慣、遷徙模式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研究，多數都聚焦於文化背景和經濟條件，而不是這些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基礎。這種觀點忽略了我們的基因如何影響我們的消化系統，免疫系統如何影響瘟疫的擴散，以及氣候變化如何推動了人類的遷徙和演化。

此外，早期的歷史學研究受限於科技和資料的局限。直到最近，我們才有能力透過基因體學和古DNA研究等先進科技深入理解人類生物學。這些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揭示過去數千年來人類基因的變遷，並進一步理解這些變遷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

達奈爾的《人類文明》挑戰了傳統歷史學的這種局限。他把人類生物學和歷史學融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他以生動的敘事和豐富的科學資料，展示了從微觀到宏觀，人類生物學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影響歷史。這些見解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的思考，讓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中的許多關鍵事件。

《人類文明》中探討了人類的生物學特徵深刻影響了社會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例如，我們的心理特徵，如合作和競爭的傾向，對於制度設計至關重要。達奈爾指出，合作行為的基因基礎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社會能夠成功地建立起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機構，這些結構和機構有效地促進了大規模社會的運行。這些制度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軟體」，是由人類的生物學特徵驅動並優化的。

人類大腦中的「社交軟體」是經過長期演化而形成的複雜系統，讓我們能夠進行有效的社會互動。這些機制不僅包括理解和感受他人的能力，還包括使用語言、合作、遵循道德規範和建立社會身份。這些能力讓人類能夠創建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並在各種環境中繁盛發展。透過這些社交機制，我們能夠形成穩定的社會關係。

達奈爾解釋了家庭和家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一結構的形成與我們的生物學特徵密切相關。家庭和家族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繁衍後代，這直接涉及基因的傳遞和生物適應。人類配偶結合的生物學基礎包括基因、荷爾蒙、神經系統等多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影響我們如何選擇配偶，也影響我們在配偶關係中的行為和情感體驗。這些生物學機制和演化策略共同作用，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複雜的社會行為和情感關係。荷爾蒙在配偶關係中起著關鍵作用。愛情和親密關係中的化學物質如催產素（Oxytocin）在大腦中作用，影響我們的情感和行為。

達奈爾提到「四年之癢」這個概念，這通常是指伴侶在婚姻或長期關係中，在大約四年左右的時間點，可能會經歷一個挑戰期，感覺到關係中的激情或滿足感下降。在戀愛和配偶關係的早期階段，荷爾蒙如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催產素的水平較高，這些荷爾蒙與興奮感、依戀感和情感連結有關。多巴胺特別與愉悅和獎勵系統有關，在戀愛初期，這種「興奮」的感覺尤為強烈。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化學物質的濃度可能會下降，導致激情和新鮮感減弱。

達奈爾進一步探討了家族結構如何影響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源分配。在很多社會中，家族地位決定了成員在社會中的位置，這一點在傳統社會中尤為明顯。例如，貴族家庭往往能夠保持其地位和影響力，這不僅僅是因為財富的累積，也涉及到社會規範和法律對家族傳承的支持。這些社會結構往往會在生物學的基礎上建構，例如透過婚姻聯姻鞏固家族聯盟和權力。

在探討權位傳承時，達奈爾闡述了從家庭內部到更大範圍的社會結構中的領導權傳遞如何運作。權力的傳遞常常與基因的傳遞相關，尤其是在君主制或貴族制的社會中。這些社會體系通常透過血統來確定繼承人，這是一種將生物學與社會結構緊密結合的方式。這樣的權位傳承機制有助於維持家族內部的穩定和外部的勢力範圍，確保資源和影響力的延續。

我在看HBO影集《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和《龍族前傳》（House of the Dragon）時，對其中兄妹、叔姪亂倫式的通婚感到嘖嘖稱奇，但和哈布斯堡王朝（Haus Habsburg）相比，現實往往比影集更戲劇化，貧窮果然限制了我的想像力。哈布斯堡王朝是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的王室之一，其影響力遍及西班牙、奧地利、匈牙利、神聖羅馬帝國、南斯拉夫等地區。為了保持和鞏固其權力地位，哈布斯堡家族頻繁進行王室間的婚姻聯姻，包括大量的近親通婚。這些婚姻策略在短期內有效地增強了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但也帶來了一些長期的生物學和政治問題。

哈布斯堡王朝透過婚姻聯姻，他們能夠在歐洲建立廣泛的聯盟和聯合統治。例如，透過與西班牙王室的婚姻聯姻，哈布斯堡家族一度控制了西班牙帝國及其廣大的殖民地，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影響力。婚姻聯姻還幫助哈布斯堡家族鞏固內部的權力結構，減少了外部挑戰和內部的繼承糾紛。這種策略讓家族在幾個世紀內保持了強大的統治地位，並使其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然而，頻繁的近親通婚帶來了嚴重的遺傳問題。近親通婚會增加遺傳疾病和不利基因的表現率，因為近親之間共享大量的基因。這在哈布斯堡家族中特別明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布斯堡下巴」（Habsburg Jaw），這是一種顯著的下巴突出特徵。「哈布斯堡下巴」是由下頜骨過度生長導致的，它伴隨著其他面部和口腔的問題，如開咬合（上下牙齒不能正常閉合）。這一特徵在家族內部的多次近親通婚中被顯著強化，成為遺傳疾病的標誌。此外，其他遺傳問題如癲癇、精神疾病和不育症在家族成員中也變得更為普遍。

近親通婚帶來的遺傳問題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能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健康問題和智力缺陷削弱了一些王室成員的統治能力，導致政治不穩定和管理效率低下。例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卡洛斯二世（Carlos II，1661—1700）因為多種遺傳問題無法有效治理國家，這最終導致了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統治結束。

近親通婚還導致繼承問題，因為高出生率伴隨著低存活率，讓王位繼承常常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了王朝內部的爭鬥，甚至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政治平衡。哈布斯堡家族的婚姻政策不僅影響了政治和遺傳健康，也在文化和社會層面產生了影響。王室婚姻強化了貴族之間的聯繫，使貴族階層在整個歐洲的影響力得到加強。然而，這也進一步鞏固了社會階層結構，限制了社會的流動性。

貴族近親通婚容易出現罕見遺傳疾病，但對許多地方的平民來說，地方病是更常見的問題，這是指某些疾病在特定地區長期存在並影響當地人口的健康情況，並且當地人口對這些疾病可能已經發展出了某種程度的免疫力或抵抗力。主場優勢（Home Advantage）是達奈爾用來描述當地居民在面對外來者時，因為對地方病具有更高的免疫力或適應性，而擁有的一種隱性優勢。這一優勢在歷史上對軍事衝突、殖民活動和人口遷移等事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詳述了地方病如何影響歷史事件。例如，在蘇格蘭人在歷史上受到瘧疾和黃熱病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海外殖民和貿易活動中。這些熱帶疾病對蘇格蘭人的計劃和行動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特別是在17世紀末的達連計畫（Darien Scheme）中，目的是在中美洲的巴拿馬地峽建立一個貿易殖民地。蘇格蘭希望透過這個貿易站控制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從而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然而，這個計畫最終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瘧疾和黃熱病對蘇格蘭殖民者的嚴重打擊。這些疾病在當時的熱帶地區非常普遍，但對來自較冷氣候的蘇格蘭人來說是致命的，因為他們沒有對這些疾病的天然免疫力。

然而，瘧疾和黃熱病等熱帶疾病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發揮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這些疾病對英國軍隊造成了嚴重的打擊，特別是在美國南部地區。美國軍隊，尤其是當地士兵，對這些疾病有較高的免疫力，這在戰爭中成為了一種不容忽視的優勢。這些疾病間接地幫助了美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讓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和其他美國指揮官得以利用疾病削弱敵人，最終促成了美國的勝利。

瘧疾和黃熱病等地方病也在海地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們削弱了法國軍隊的力量，讓革命者能夠獲得戰略優勢。法國在革命期間派遣了大量部隊試圖鎮壓海地的反叛奴隸和自由黑人。然而，這些士兵對當地的黃熱病缺乏免疫力。根據歷史記錄，在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妹婿法國將軍勒克萊爾（Charles Leclerc，1772—1802）領導的軍隊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士兵因黃熱病而死去，包括勒克萊爾本人。地方病的影響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海地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由非洲裔人主導的獨立國家的誕生。

地方病如瘧疾、黃熱病、霍亂和其他熱帶傳染病在殖民地廣泛流行，嚴重影響了當地人口的健康和生存率。例如，瘧疾和黃熱病在非洲和南美洲的熱帶地區尤為致命。這些疾病大幅度減少了本地人口，對原住民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造成毀滅性打擊。大量原住民的死亡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進而影響了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疾病的流行讓殖民者轉而依賴奴隸貿易來彌補勞動力不足，這進一步加劇了殖民地的社會問題和不平等。例如，黃熱病和瘧疾讓加勒比地區的奴隸貿易加劇，因為來自非洲的奴隸被認為對這些疾病有較高的免疫力。

在奎寧被廣泛使用之前，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在非洲的流行對歐洲殖民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些疾病對來自非洲以外的非免疫人群尤其致命。殖民探險隊和早期定居者中，由於瘧疾的高發病率和死亡率，常常遭受重大人員損失。這被稱為「白人的墳墓」效應，因為非洲的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讓歐洲人難以在當地長期生存和活動。 因此，奎寧的發現和使用對歐洲列強在19世紀末期瓜分非洲的進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奎寧是從金雞納樹的樹皮中提取的藥物，對瘧疾的治療非常有效。瘧疾在非洲的廣泛流行曾經是歐洲殖民者深入非洲內陸的一大障礙，奎寧的出現改變了這一情況，讓歐洲列強能夠更深入、更持久地在非洲進行探索、征服和殖民活動。奎寧的使用不僅改變了非洲的政治版圖，也對非洲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人類歷史中，更恐佈的還有流行病導致的瘟疫，我們不久前才經歷過一場。達奈爾指出，病原體跨越物種進入人群的現象，稱為「溢出」（spill over），是許多歷史上重大瘟疫的起源。這些病原體在動物宿主中存在並傳播，但在特定條件下，病原體可能跳躍到人類宿主中，導致新疾病的爆發。戰爭和貿易是這些瘟疫擴散的主要途徑，因為它們加速了人群和動物之間的接觸和流動。

賽普勒斯大瘟疫（Plague of Cyprian）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具有深遠影響，不僅因其造成的重大人口和經濟損失，更因其促進了基督教的傳播和興起。基督教在瘟疫期間的慈善行為和社會支持不僅增強了教會的社會地位，也吸引了大量新信徒，這對基督教在後來成為羅馬帝國國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事件展示了瘟疫如何不僅僅是醫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宗教和政治的催化劑。

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發生於公元541年至750年間，是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瘟疫之一。這場瘟疫對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查士丁尼大瘟疫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估計，僅在君士坦丁堡，最高峰時期每日死亡人數可能達到5000至10000人，全市總死亡人數可能達到20至30萬人。整個東羅馬帝國的死亡總數可能達數百萬。

這場瘟疫對社會結構造成了嚴重破壞。人口減少導致勞動力短缺，許多農田被廢棄，城鎮和城市中的經濟活動也陷入停滯。瘟疫引發的恐慌和絕望加劇了社會動蕩，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人們對當時的社會秩序和宗教信仰產生了疑問和動搖。

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和勞動力短缺對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農業生產的減少導致糧食短缺和饑荒，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穩定。貿易和工業活動也因工人減少和市場需求下降而受挫。稅收收入大幅減少，讓東羅馬帝國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政府無法從農民和工匠中徵收足夠的稅款來支持公共工程、軍事支出和其他國家開支。這進一步削弱了帝國的財政穩定性和統治能力。

瘟疫對軍事力量的削弱也是顯著的。大量士兵死於瘟疫，讓帝國的軍隊規模縮小，戰鬥力下降。這一局面讓東羅馬帝國在應對外部威脅和內部叛亂時顯得力不從心。當時的查士丁尼皇帝正努力恢復羅馬帝國的榮光，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征服和重建工程。然而，瘟疫的爆發讓這些努力無法持續，甚至不得不撤回一些軍事行動，這讓帝國的邊境防禦變得脆弱。

查士丁尼大瘟疫對東羅馬帝國和整個地中海地區的長期影響是深遠的。瘟疫削弱了東羅馬帝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讓它難以應對隨後幾個世紀的外部入侵，包括來自阿拉伯帝國的威脅。此外，瘟疫還加速了西羅馬帝國解體後形成的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化過程。由於中央政府的削弱和農村人口的增加，地方貴族的權力增強，這為後來的中世紀封建社會奠定了基礎。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則是十四世紀最具毀滅性的流行病之一，對歐洲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場瘟疫導致了歐洲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人口的死亡。達奈爾解釋道，黑死病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口減少，還導致了勞動力短缺，讓工資上升，改變了經濟結構。此外，這場瘟疫也動搖了人們對教會和傳統權威的信任，促使了宗教改革和社會變革。

達奈爾也探討了歐洲殖民者將天花帶到美洲的過程。天花在新大陸的傳播對原住民社會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原住民沒有對這種疾病的免疫力。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因此死亡，這極大地削弱了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抵抗殖民者的能力，讓歐洲人得以迅速征服和控制這片土地。這場流行病對美洲歷史的影響是深遠的，直接導致了文化的滅絕和社會結構的崩潰。

達奈爾也詳細討論了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西班牙流感），這是二十世紀初期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這次流感在全球奪去了約五千萬至一億人的生命。這場流行病的影響遠不僅限於公共健康領域，它還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影響了戰後的國際政治格局。這次大流行也顯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傳染病的快速傳播能力，成為現代疫情管理和國際合作的催化劑。

達奈爾特別指出，流行病（如黑死病）對人口的劇烈影響，這些疾病不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還改變了社會結構。例如，黑死病後的歐洲面臨勞動力短缺，導致工人階級的工資上升和社會地位提升。這種人口結構的改變促使了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人類容易一再被瘟疫蹂躪，是因為農耕生活後的高密度聚居。達奈爾認為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這一轉變讓人類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到定居的農業社會，進而形成了更複雜的社會結構。農業技術的進步，如灌溉系統和農作物的馴化，極大地提高了食物生產的效率。這些進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因為穩定的食物供應支持了更高的人口密度。

達奈爾提到班圖擴張（Bantu Expansion），這是指班圖語言群體從非洲中部和西部向東部和南部遷移和擴張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大約始於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500年。班圖擴張是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人口遷移和文化擴散事件之一，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語言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班圖語言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廣泛使用的語言群體之一，超過四百種語言和兩億多使用者。

班圖語人群帶來了鐵器技術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種植旱地作物如薯類和豆類，以及養殖家畜。鐵器技術的引入改進了農具，讓農業生產力顯著提高，支持了較大的定居人口。農業生產的提高導致人口增長，這進一步推動了班圖人群向新的土地遷移，以尋找更多的資源和居住空間。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資源的利用增加，某些地區可能出現資源競爭和壓力，促使部分班圖人群遷移到新的地區。班圖擴張導致了班圖語言在非洲大陸上的廣泛分佈。

人變多了，就因為要搶錢、搶糧、搶地盤，戰爭成了常態。達奈爾探討了戰爭如何成為歷史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戰爭通常是資源爭奪、政治控制或宗教信仰衝突的結果。人類的生物學特徵，如攻擊性和組織能力，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特徵在狩獵和保護群體中演化而來，但在更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中也表現出來。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討論了奴隸制的生物學和經濟基礎。奴隸制是一種以人力為基礎的經濟系統，歷史上在許多文明中都有存在。奴隸通常來自被征服的地區或社會邊緣群體，被強迫從事農業、建築和其他勞動工作。奴隸制度對社會的經濟發展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支持了大規模的農業和建設工程；另一方面，奴隸制度也導致了深刻的社會不平等，並造成嚴重性別失衡。

進入農耕生活，我們人類開始製造讓人們精神上愉悅的物質。酒精是歷史上最古老和最廣泛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之一。達奈爾提到，酒精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早期的農業社會就開始釀造酒精飲料。酒精因其能夠改變意識狀態、放鬆身心以及促進社交互動而廣受歡迎。在許多文化中，酒精成為儀式和慶典的核心部分。酒精的社會影響深遠，它在經濟上也具有重要意義。酒精也讓歐洲人能夠長程遠洋航行，因為可以讓淡水不易變質。

咖啡因是另一種廣泛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主要來自於咖啡和茶。達奈爾強調，咖啡因在啟蒙時期的歐洲尤其流行，它被視為一種激發創造力和思維的物質。咖啡館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和商人聚集的場所，促進了思想交流和文化發展。咖啡因不僅僅是一種提神的飲料，它還對全球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咖啡和茶的種植和貿易促進了殖民地經濟的發展，並成為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這些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

菸草含有尼古丁，一種強效的精神活性物質。達奈爾指出，菸草在十六世紀被歐洲人發現並帶回，迅速成為一種流行的嗜好品。菸草的使用不僅限於娛樂，它還被用於儀式和宗教活動中。菸草的全球傳播對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菸草種植成為許多殖民地的重要經濟活動，並推動了跨大西洋貿易。然而，菸草的健康風險也引發了社會關注和政策辯論，尤其是在現代社會。

以上三種大部分情況下好歹還算合法，但鴉片一般上是非法的，這是一種強效的鎮痛和鎮靜劑，自古以來就被用於醫療和儀式中。達奈爾提到，鴉片及其衍生物（如嗎啡和海洛因）對個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態有強烈的影響。它們能夠緩解疼痛，但也容易導致成癮。鴉片對歷史的影響極為深遠，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鴉片戰爭中，鴉片成為殖民帝國主義的工具之一。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還揭示了國際貿易中毒品問題的複雜性和破壞性影響。

其實，搞破壞的不僅是病原或成癮物質，敵人可能就在我們自己的基因體中。達奈爾探討了人類基因中的DNA編碼錯誤如何導致身體上的瑕疵，並進一步影響歷史和文化。這些編碼錯誤，或者說基因突變，不僅僅是疾病的根源，它們還塑造了人類的生物多樣性和適應能力。基因突變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環境因素導致的。基因突變的結果可能是有害的、無害的，甚至有時是有益的。這些錯誤有時會導致身體上的瑕疵或疾病，如遺傳性疾病和先天性缺陷。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的基因突變，特別是她攜帶的血友病基因，在歐洲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血友病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主要影響男性，導致血液凝固功能受損，容易出現嚴重出血。這個疾病是由X染色體上的基因突變引起的，而女性（如維多利亞女王）可以是這個基因的攜帶者而不表現症狀，但她們有可能將基因傳遞給她們的子女。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的祖母」，因為她的後裔透過婚姻廣泛分佈於歐洲各國的王室。她的子孫中，包括英國、俄羅斯、西班牙和德國的王室成員都攜帶或受到血友病的影響。

人類演化中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失去了合成維生素C的能力，這讓我們必須透過飲食來獲取這種必需的營養素，否則會罹患壞血病。大約在6300萬年前，我們的靈長類祖先失去了合成維生素C的能力，這是由於GULO基因（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基因）的突變所致。這個基因突變導致人體無法將葡萄糖轉化為維生素C。這種能力的喪失在大多數靈長類中都普遍存在，包括人類、猿、猴和一些其他哺乳動物。

壞血病在歷史上特別與長時間的航海探險有關，因為水手們在海上缺乏新鮮食品。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期間，壞血病在海軍中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這些事件促使人們尋找解決方案，例如英國海軍後來強制配給含有檸檬汁的配方，以預防壞血病。

我們人類的心理狀況也造就了許多歷史事件。達奈爾探討了人類心智能力中的弱點，特別是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行為和歷史。認知偏誤是指我們在思考和判斷時常出現的系統性錯誤，它們是由我們的大腦在處理信息時所使用的簡化策略所引起的。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介紹了多種認知偏誤，每種偏誤都可能導致錯誤的判斷或決策。以下是幾種主要的認知偏誤及其影響。他認為，認知偏誤不僅影響個人決策，還在集體層面上塑造了歷史。比如，確認偏誤可能讓統治者無視警告，堅持進行戰爭或政策，即使這些行動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此外，可得性啟發和過度自信偏誤也可能影響領導人在危機管理中的判斷，導致錯誤的應對策略。

《人類文明》不僅提供了豐富的知識，還啟發了對我們自身身份的深刻思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物學特徵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這些特徵塑造了我們的歷史，並且仍在塑造我們的未來。這本書不僅拓展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也讓我們從生物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達奈爾展示了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潛在合作，並提醒我們，在理解人類行為和歷史事件時，我們不能忽視生物學的影響。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