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ky of Gene: 人類大行為

媽祖一直託夢，要我出來選總統，但因為讀了科普好書《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小弟只好一再發出此聲明：

首先，對一路走來，鼓勵、支持、愛護Gene思書軒的海內外朋友，深深表示感謝！

在準備這篇文章的這段日子中，我深刻的體會到只有行為好，人類才會更好。只有行為能改變，我才能真正改變人類！

對於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此時此刻，我無法改變基因本身。

長久以來人類熱衷於暴力、攻擊和競爭，已經離利他越來越遙遠了，人類的文化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希望科學家都能夠體察基因和環境因素，關注神經反應，重視荷爾蒙如何運作，勿忘世上苦人多。

我身為人類、長為人類，死為人類，未來也會埋成人類，我熱愛科學，對科學的發展及守護，我願負起責任，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只願能夠改變行為。願天佑人類、天佑行為。

我們自以為是能夠人定勝天的萬物之靈，其實天天都做出一堆自己不太理解的行為。《行為》幽默風趣地從演化生物學、神經生物學、生理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跨領域下手，讓我們能名符其實地當個有「智」慧的「人」！

《行為》兩大冊不是普通的厚，加起來近一千頁，簡直就是教科書等級，是我這十年來讀過最厚的科普書。心中原本想說，是不是作者太囉嗦了？不過讀下去發現完全不是，羅伯．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不僅不囉嗦，書中的資訊密度還很高，幾乎找不到廢話，整理得極為有條理。會成為這麼大部頭是因為薩波斯基的野心不凡。雖然內容十分龐雜，可是脈絡非常清晰。

薩伯斯基是位粉絲不少的當紅科普作家，只要讀過《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就會對他幽默風趣的寫作風格留下深刻的印象。薩伯斯基任教於美國史丹佛大學，為好幾個系、所、中心（生物科學系、神經學系、神經外科系等等）合聘為講座教授，主要研究壓力對神經的影響。

薩伯斯基不僅在實驗室裡多產，同時也有豐富的田野經驗，這在生命科學領域極為罕見，因為在實驗室裡研究神經細胞和在田野中觀察動物行為，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工作，需要很不一樣的人格特質，幾乎不可能同時有傑出的表現。這樣的資歷，除了在醫學院實驗室研究腸道細胞的吸收，每年還在新幾內亞待上幾個月研究鳥類生態、寫出《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之外，我還真找不到第二人。

薩伯斯基的父母從蘇聯移民到美國，他在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出生長大，在哈佛大學念生物人類學，畢業後到肯亞觀察狒狒行為。1978年，肯亞的鄰國烏干達侵略坦尚尼亞，坦尚尼亞聯合烏干達國內各反對勢力還擊，最終一舉推翻了烏干達總統伊迪．阿敏的獨裁政權。在戰爭當中，薩伯斯基潛入烏干達，從首都坎帕拉（Kampala）不要命地趴趴走到薩伊（Zaire，現剛果民主共和國）邊境，目擊了一些激烈的戰鬥。

薩伯斯基回到美國後，在紐約市的洛克菲勒大學取得神經內分泌學的博士學位，每年暑期仍回非洲進行田野研究，每次都花好幾個月，天天近十小時觀察狒狒的行為。這樣特殊的經歷讓他有不少一手資料寫出精彩好書。

《行為》的前半部，很仔細地探討不同時間尺度的人類行為，從一秒以內腦發生了啥，再一直推到幾分鐘、幾小時、幾天、幾個月之內，然後又從青春期的耍寶，再到童年時期的天真爛漫，回到子宮成為胎兒和受精卵，解析了我們的大腦結構和功能、感官的刺激、荷爾蒙的調控等等，如何塑造出我們的行為。不僅如此，他還探討基因和環境對我們行為的影響，還有文化及生態環境形成的集體意識。

如此宏大地闡述人類行為，學術功力可不是一般的強大，雖然薩波斯基是神經內分泌學家和靈長動物學家，可是他在遺傳學方面的論述之精彩和精確，甚至都比不少遺傳學家出色，也讓我這個遺傳學訓練的人受益良多，可見薩波斯基有多了不起。

他說明我們腦的邊緣系統，指出杏仁核和恐懼與攻擊的關係，還有新皮質對人類的意義。我們自以為是自己的主宰，事實上許多行為其實是潛意識的表現，基本上正如《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說的那樣（請參見〈潛意識正在控制你的行為嗎？〉）。我們也受到各種荷爾蒙的影響，正好是薩波斯基的學術專長，讓他很專業地侃侃而談睪固酮、催產素、抗利尿素的各種複雜層面。

過去我們一直以為成人腦中不會有新生的神經細胞，可是近年的研究卻指出成人腦中仍還是會有新生的神經細胞，這個極為革命性的發現峰迴路轉，在《行為》中有精彩的故事。《行為》對人類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如何深遠地影響我們的行為有很詳細的論述，我覺得更精彩的是，他對遺傳率和基因－環境交互作用的論述更是獨到和精彩。

身為遺傳學家，我也常常在社會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被朋友（尤其是小孩的爸媽）問說：行為是不是基因決定的？行為是多基因性狀，環境原來就有很大的影響，薩波斯基對行為遺傳學的遺傳率研究有很中肯的批評。更複雜的是，還有表觀遺傳、以及基因－環境交互作用等等因素攪局。簡單來說，環境的因素極為重要。

薩波斯基指出，基因的重點並非無可避免的命運，而是潛力和易受影響的程度。基因無法單獨決定任何事情，因為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無所不在。例如一些影響攻擊行為和憂鬱症的基因變異，更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可是如果沒有後天環境觸發，帶有這些變異的人和一般人是沒有差別的。因此，比起改變基因本身，改變環境對基因的調控作用，更能產生重大影響。

另一個很有趣的案例中，一位原本備受敬重的學者，在研究心理變態的腦結構時，毫無困難地指認出一個腦掃描圖來自心理變態，事後發現原來那是他自己的腦掃瞄影像⋯⋯這位教授沒有偷偷把真相毀屍滅跡、把知情的人滅口，反而很高調囂張地上TED爆自己的料，然後寫了《天生變態：一個擁有變態大腦的天才科學家》（The Psychopath Inside: A Neuroscientist’s Personal Journey into the Dark Side of the Brain）（參見〈天生變態科學家〉）。

他帶有和侵略、暴力和無同理心有關的的高風險遺傳變異，比如已知和攻擊行為有關的MAO-A〔單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基因的一個突變，帶該變異的受虐兒童會比一般兒童更容易發展出反社會行為。他確定自己確實是一個心理變態，只是是個心理變態的好人，是個「親社會心理變態」，因為他父母從小就給他滿滿的愛。

文化對行為也有很大的影響，多年前《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提出東亞學生的數學很強，是因我們主食是稻米。難道稻米會增加智商？其實是因為相對於種麥，種稻更需要大量的勞力付出，可是和看天吃飯的小麥相比，稻米的產量不僅穩定，也和勞力付出成正比，所以種稻的地區在文化上鼓勵辛勤工作（請參見〈如何成為超凡的異數？〉）。我想這也就是為何平均工時最長的幾個國家，像是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等，都是傳統上以稻米為主食的國家。

另外，也有學者指出，水稻是一種挑剔的農作物，因為稻田裡需要保持有水，所以需要複雜的灌溉系統，每年都需要修築和疏浚。一個農民的用水會影響到鄰近稻田的產量，一個村子的稻農需要以高度整合的方式進行合作，這都需要由更強大的公權力統籌，因此較崇尚集體主義。麥農則不必如此。小麥只需要降雨，不需要灌溉。種植和收穫小麥只需要水稻一半的工作量，需要的協調與合作也要少很多，因此較崇尚個人主義。不過，這個說法很容易被挑戰，有忽略其他文化、地理、歷史、制度因素之虞。

這個問題在2014年得到不錯的解答，《行為》提到一群美國和中國心理學家，針對中國境內進行研究，論文發表在頂尖期刊《科學》（Science）。中國是很好的自然實驗場所，因為中國北方以小麥為主食，南方以稻米為主食，我記得以前在北京和山東的館子吃飯，米飯被當作一道菜、差不多吃飽再上。心理學家針對北方人和南方人，以及華中米麥大約各半的省份進行心理學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北方人確實在個人主義的程度上超過南方人，反之南方人更集體主義，而華中介於中間。

對獨立及相互依賴的不同取向，對認知過程產生影響。例如，較個人主義的人可能會忽略語境，而較團體主義的人則可能非常注意語境。看到一條在魚群及海藻中游來游去的大魚圖片，前者首先會記住中間的那條大魚，而後者對於海藻及這個場景中的其他物體，有更多的記憶。

薩波斯基在《行為》下半部探討更大尺度的事，也就是我們這個族群甚至物種在更長時間尺度發生的事。薩波斯基深受《大自然的獵人：博物學家威爾森》（Naturalist）作者威爾森（E. O. Wilson）的影響。演化生物學大師威爾森在七十年代寫了經典教科書《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理論》（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書中最後一章把人類納入分析，結果被攻擊是提倡「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不但在研討會中被民眾潑水，也被兩位哈佛同事——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941-2002）和路翁亭（Richard Lewontin，1929-）帶頭在學界中攻擊。

然而，威爾森在學界仍有朋友，不少演化生物學家深受他的啟發，開始把演化論應用在解釋人類的行為及文化上，後來還發展出了演化心理學。人類及許多動物令人困惑的利他行為，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察．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使用「自私的基因」來表達基因中心的演化論觀點。有些標題黨部落客沒讀過《自私的基因》，就在文章中主張人都是自私的，引用《自私的基因》說連基因都是自私的，卻不知《自私的基因》是要解釋人類利他行為的。

人類也不是只會利他，暴力、攻擊和競爭都是家常便飯。最近政治上的紛爭還不夠多嗎？在台灣，韓粉只要有人一批評韓國瑜，就嗨了。郭台銘都要出來攪局了，前功德院院長賴清德也和小英槓上了。

對岸極權專制政府為了顛覆民主自由法治而分化台灣和西方國家，展開的資訊戰製造謠言和假新聞，砸錢讓網軍在多國左右了民主政局、引發紛爭。其實，在俄國網軍入侵前，美國的政治就已經愈來愈分化了，兩黨共識越來越難達成。

《行為》告訴我們，我們潛意識很會把世界分成我群和他群，並偏好我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古今中外皆如此。我們對我群之人做出良好的行為，卻對他群的人做出糟糕的行為。更慘的是，我們很容易被操弄，在幾秒之內，就能決定誰是我群、誰是他群，所以網軍才能輕易得逞。

其實，我們在政治上的對立也是有生物學基礎的。《行為》中參考了《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作者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和《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作者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對政治對立的心理學很具啟發的研究，並闡述生物性因素如何影響我們選擇站哪邊（請參見〈好人真的總是自以為是？〉及〈該如何在道德部落間建立對話、凝聚共識？〉）。

《行為》指出，同理心，都不代表能夠真正做出困難、勇敢又富有慈悲心的事情，這呼應了美國心理學家保羅．布倫（Paul Bloom）備受爭議的《失控的同理心︰道德判斷的偏誤與理性思考的價值》（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中的主張，認為同理心會蒙蔽我們的眼睛，讓我們在公共政策和各種關係中，做出不符合道德的選擇，或受情緒主導而無法將利益最大化（請參見〈失控的銅鋰鋅〉）。他們認為，同理心其實是一種反覆無常且非理性的情感，很容易受偏見所誤導。它會打亂我們的判斷，反而導致殘酷的行為，這些自以為是的善意卻對很多弱勢族群造成很大的痛苦。

以上說法可能很抽象，如果看了最近爆紅的《我們與惡的距離》，體認在許多重大社會事件中，同理心爆棚的鍵盤正義俠和名嘴網紅的廉價正義，可能對更多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自以為是的善意拉近了我們與惡的距離，那麼書中談的，就不再是抽像的概念而已了吧。

最後，《行為》要談人類歷史上的戰爭、大屠殺與迫害等等。很可悲也可笑的，人類願意為了象徵性的神聖價值而殺戮或被殺。在斯里蘭卡，萬惡的伊斯蘭國（IS）居然在一個佛教國家，把人家少數基督徒的教堂給炸了，死傷數百無辜民眾，有學者表示這算是「恐怖主義3.0」的行為了吧。然而，透過協商，可以維持與他群的和平。理解和尊重他們神聖價值的強度有助於維持長久的和平。

心理學大師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巨著《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暴力如何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就要來告訴我們，客觀數據顯示，從過去到現在發現暴力其實正逐漸消退，我們的時代比任何以前的人類生存時期都更少有暴力，更不殘忍和更和平（請參見〈讓暴力從我們的世界中逐漸消失的良善天使〉）。

在台灣，暴力犯罪率確實是逐年下降的。有不少網友主張是因為警察吃案。姑且不論台灣警察如何愈來愈會吃案，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暴力犯罪率這幾十年間也都在下降，除了南美洲一些國家（人家警察超不吃案？）。《行為》剖析了平克和反方的論據，比《人性中的良善天使》更清晰可讀。

《行為：暴力、競爭、利他，人類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在很多人類最好和最糟的行為上，並沒有試圖給我們教科書式的簡單答案，而是讓我們勤於思考。雖然真的很厚重，可是卻真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讀了這本書勝讀十幾本書，是CP值很高的投資，非常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