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ky of Gene: 國家的動盪

2019年，台灣年度代表字是「亂」，可謂是個動盪之年。

中美貿易戰方興未艾，香港年中出現「反送中」示威遊行，沒幾個月一個法治城市居然成了黑警暴政的城市，大量年輕人被自殺；韓總機夾著泛藍共主之勢挑戰總統大位，原本看起來勢不可擋，沒想到不到半年，民調卻出現黃金交叉，就連民調專家都無法保證蓋牌效應的影響，一再脫序的言行不僅沒幫上忙，反而讓蔡英文得到史上最高票，幾乎沒翻動國會政局。如果回到一年前，能正確預測出現今局勢鐵口直斷的人，當時恐怕會被媒體和鄉民吐槽到成為過街老鼠吧。

不要懷疑，此時此刻我們就是活在一個亂世——許多文明城市和國家，不斷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假新聞、不當選舉操縱、踐踏人權、遊行抗議、閉關自守、環境破壞等等內憂外患的動盪危機中。大選後幾家歡喜幾家愁，可是還是無法改變台灣夾在兩個大國博奕之間的事實，也繼續面臨敵對勢力不斷地滲透、干擾。

危機能否成為人類文明的轉機呢？端看我們能否正確地認識這些挑戰，並且先見之明地防範未然。因此，這本《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Upheaval: Turning Points of Nations in Crisis）來得正是時候！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一直不餘餘力地為理解人類文明的起源及永續發展振聾發聵，無論同意他的觀點與否，都值得我們的關注和討論！

賈德．戴蒙是極少數的通才型知識份子，他原本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生理學教授，但是是因鳥類生態學的研究而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涉及的領域還有人類學、生物地理學、演化生物學等等，他從醫學院退休後，還獲聘到同校的地理學系當教授，可謂傳奇。他普立茲獎得獎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利用生物地理學來解釋人類文明起源的原創想法，對學術界的影響力深厚，他的科普書《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和《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在學術界中也有頗多討論（請參見〈昨日世界的是是非非〉）。

《大崩壞》探討失敗的文明和古國，《動盪》則關注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書中以他個人熟悉的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來提醒自己的母國——美國！在這次寫作中，他深受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工作的臨床心理師太太影響，把危機心理治療的方法用在分析國家的危機，列出國家危機治理的十二個因素：

國人對於國家陷於危機中的共識
承擔國家採取行動的責任
勾勒出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由其他國家獲得支援
以其他國家作為解決問題的典範
國家認同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價
國家危機的歷史經驗
應對危機的耐性
針對特殊情況的彈性
國家的核心價值
地緣政治的限制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The Great Degeneration: How Institutions Decay and Economies Die）、《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以及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等等書籍，都以政治、經濟制度解釋國家富強或失敗之道，賈德．戴蒙利用心理治療的理論來闡釋，堪稱獨到（請參見〈國敗論之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國敗論之西方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國敗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動盪》中，賈德．戴蒙先述說個人的危機故事，顯然是本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二十一歲時，身為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他在英國劍橋大學念博士班時要完成一項任務——測量鰻魚膽囊上鈉和水的輸送，可是他太過笨手笨腳，因此認真考慮過放棄科學研究，但是他父親在巴黎的公園長椅上說服他再次嘗試。後來他在兩位年輕教師的幫助下解決了膽囊研究的技術問題，成為一名成功的生理學家。他從該經驗中認識到：危機也可以是轉機。

雖然是寫給一般而言地理概念很差的美國人讀，然而這七個國家中，過去面臨的各種生死存亡危機以及國家認同難題，也值得在夾縫中頑強生存的台灣借鑑。雖然擅長妄自菲薄，可是台灣在天然資源極為匱乏而且國際政治被強力封殺的情況下，還能發展進入富裕發達國家之列，在全球高科技產業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實為不簡單。然而，卻也沒政客敢否定，台灣面對的危機不是一般的少，從這七個國家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一些影子。

《動盪》的第一個例子是北歐小國芬蘭。芬蘭現在是極為富裕的典型北歐民主自由國家，挪雞鴨（Nokia）的手機一度稱霸全球，可是芬蘭也有很不堪的過去。芬蘭有完全不同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印歐語系語言，原屬於俄羅斯帝國內的自治大公國，1917年12月6日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十月革命）後不久，芬蘭宣布獨立。1918年經歷了一次短暫的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芬蘭與蘇聯兩度交手：1939─1940年的冬季戰爭以及1941─1944年的繼續戰爭，許多青壯芬蘭人死於戰爭。

1947年和1948年與蘇聯簽署的多份條約，規定芬蘭對蘇聯的義務與限制，更多芬蘭東部領土遭蘇聯侵佔，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制於蘇聯，導致他們在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上也作出不少妥協。1991年蘇聯解體後，芬蘭終於可以自行決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並且在1995年加入歐盟。

日本12世紀後的六百年間，由幕府等數個武士階級政權實際統治，包括政治紛亂的南北朝與戰國時代。17世紀起江戶幕府頒布鎖國令，至1854年被美國艦隊迫以開港才結束。此後，日本在西方列強進逼的時局下，首先天皇從幕府手中收回政治實權，在19世紀中期的明治維新進行大規模政治與經濟改革，引入歐洲的科學與技藝，日本的社會於是實現工業化及現代化，施行天皇專權的君主立憲制，把北海道正式納為領土；而自19世紀末，日本開始進行對外擴張，首先併吞琉球，之後把台灣、朝鮮、庫頁島等地納為殖民地。

進入20世紀，日本已成為當時各國承認的帝國主義列強之一，也是當時東方世界唯一的大國。日本後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之一，並於1937年開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941年擴大戰場至西太平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但最終於1945年在原子彈轟炸日本本土後宣布無條件投降。

敗戰後，日本在盟軍主導下轉型為以國會為中心的民主政體，天皇地位虛位化，同時依據新憲法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僅維持防禦性的武裝力量。日本目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亦為七大工業國組織成員，是世界先進國家之一，主要奠基於日本經濟在二戰後的巨幅增長。現在日本的科研能力、工業基礎和製造業技術均位居世界前茅，並是世界第四大出口國和進口國。然而，日本現在卻也面臨經濟停滯發展的失落的二十年還有嚴重的高齡化和少子化危機。

智利總共約有1,800萬人，種族以白人、混血族群居多，與另一國家阿根廷同樣，幾乎沒有非洲裔人口，其他則以本土原住民少數族群相對為多。智利在教育、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發展等方面獲得很高的排名，與南歐國家相媲美。社會相當於經濟已開發的北美洲和歐洲國家，而近來還有許多亞裔移民跨越太平洋移居。

1970年，社會主義政黨人民聯盟的領袖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當選總統，他的社會主義改革政策將許多產業（如銅礦）國有化，支援在秘魯發動軍事革命的貝拉斯科（Juan Velasco Alvarado，1910─1977）政權，並與古巴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另一方面，擔心智利成為西半球的第二個古巴的美國，則利用中情局支援其國內反對派。

1973年9月11日，智利陸軍首長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1915─2006）發動政變。拒絕下台的阿言德被殺害，皮諾契特成為國家元首。1974年，皮諾契特奠定以自己為首的軍事獨裁制度。皮諾契特的功過受到爭議，支持者認為他迫不得已使用強而有力的手段阻止了共產主義在國內的蔓延，並同智利共產黨、革命左翼運動之類的左翼激進組織的「恐怖活動」作了鬥爭，執行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政策，為智利經濟的二十年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反對者則認為，皮諾契特破壞了智利的民主政治，智利的人權和民主大幅倒退，另外他還實行了導致數以千計反對者死傷的國家恐怖主義政策。在1976年甚至還用了汽車炸彈，暗殺離白宮僅十四個街區的流亡異議份子。

自印尼脫離荷蘭的殖民獨立建國後，領導人蘇卡諾（Sukarno，1901─1970）一直實施獨裁統治，藉由平衡軍方反對勢力及印尼共產黨維持其權力，對鄰國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有吞併的野心。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了「九．三〇」事件，部分印尼軍方高層意圖推翻蘇卡諾政權，事情敗露被處決，軍事強人蘇哈托（Suharto，1921－2008）鎮壓叛軍後掌握大權，此後蘇哈托組織部隊進行反共清洗和推翻蘇卡諾，印共被指控策動政變而受重創，包含華人和印共黨員在內約有超過五十萬人受害。1967年2月，蘇卡諾被解除總統頭銜，蘇哈托出任代理總統。1968年，軍隊司令蘇哈托正式出任總統一職。

蘇哈托的「新秩序」獲得美國政府支持，促進對印尼的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之後三十年印尼經濟實質成長的重要因素，然而獨裁傾向的「新秩序」被指責用以貪污及壓制反對勢力。1997年，印尼於亞洲金融風暴經濟遭受重創，引發大規模對「新秩序」政策的不滿，並引發大規模排華動亂，蘇哈托被迫於1998年5月下台，結束三十二年執政。

在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後，萊茵邦聯和日耳曼邦聯先後建立。1871年，在普魯士王國主導之下，多數德意志邦國統一成為德意志帝國，「德意志」開始作為國名使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8－1919年德國革命後，德意志帝國解體，由議會制的威瑪共和國取而代之。1933年納粹黨獲取政權並建立獨裁統治，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系統性種族滅絕的發生。

在戰敗並經歷同盟國軍事佔領後，德國領土及柏林由同盟國中的四強美、英、法、蘇分區佔領，這些地區接受650萬名來自東部領土的德意志人。1949年5月23日，法國、英國及美國占領區合併，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1949年10月7日，蘇聯佔領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一般分別以西德及東德稱之。1961年建成的柏林圍牆用於阻止東德人逃亡西德，成為冷戰的象徵之一。東、西德間的緊張關係在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1913－1992）於1970年代初期通過東方政策稍獲緩解。在1990年10月3日重新統一成為現在的德國。國家元首為聯邦總統，政府首腦則為聯邦總理。

澳洲的危機並不是森林大火導致數十億野生動物燒死而已。在自身資源稟賦、歐洲成熟的近現代工農業文明植入，和英國帶來的良好商業法規共同組成的良性發展環境下，自十九世紀中後期始，澳洲逐步被建設發展成為了自由民主程度、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與國民生活質素均屬世界前列的已開發國家。然而澳洲大陸上的原住民（Aborigines）卻因此在一些方面深受其害（包括「失竊的一代」等事件）。

澳洲的獨立運動與進程始自1901年，原有的六塊英屬殖民地組成了澳洲聯邦，從此澳洲開始逐漸脫離英國並獨立行使作為國家的主權，直至1986年通過法令完全脫離英國正式成為獨立國家。唯君主立憲制未曾變動，至今仍尊英國女王為君主。澳洲長期自認為英國的小老弟，但是二戰之後認清英國無力也無能保護自己，在獨立建國的歷程中，國家認同的建構一直是個問題，而且過去長期堅持所謂的「白澳政策」，現在又深受中國勢力的滲透之擾。

《動盪》仔細談了上述國家面對的危機，脈絡交待得頗清楚，可以讓人在有限的篇幅中就知道這些國家的歷史。談完以上國家過去或近年面臨到的危機，賈德．戴蒙當然要談談美國。美國雖然是世界強權，可是危機卻不少：

雖然《槍炮、病菌與鋼鐵》在出版上大獲成功，可是也讓他被一些左翼學者批評為地理決定論者。他的《昨日世界》，在政治學的學術期刊《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上還被一篇標題（F**k Jared Diamond）極為冒犯的社論攻擊，對他來說，美國學術界的極度失禮也是一種國家危機。

因為要應用他提出的十二個面對危機的因素，就必須分析領導人在危機中的角色和國內外的各種衝突。儘管堪稱頗具原創性，可是這十二個因素，套用在他較熟悉的七個國家中，還是會有幾個問題，一是針對這十二個因素，沒有明確的量化或質化的方法，所以在詮釋上，有很大的事後諸葛的空間，也就是說，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危機，你都可以自行套過來、套過去；二來，賈德．戴蒙挑選這七個國家僅僅是因為他較為熟悉而已，這有取材上偏頗的疑慮；三來，國家之間在政經上的差異，畢竟比起個人之間在心理上的差異還大上太多了，利用心理治療的方法來分析研究是否恰當，是值得商榷的。

就因為這個事後諸葛的問題，如果賈德．戴蒙要主張他的十二個因素是有足夠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再找五至七個國家，套用他提出的框架來分析預測。在《動盪》中，他僅僅用日本作為一個預測未來的案例，而日本又是前述的七個國家之一，這在科學方法的再現性上是遠遠不足的。作為有多元族群和複雜的鄰國博奕的國家，如果他尤其能夠準確預測台灣和馬來西亞的未來，這就有了一定的說服力。

我們面臨愈來愈嚴峻的挑戰，假新聞、不當選舉操縱、踐踏人權、遊行抗議、閉關自守、環境破壞層出不窮。賈德．戴蒙指出雖然國際合作解決了天花和船舶漏油等等的危機，但是基於各國在國際事務上仍暗懷鬼胎、明爭暗鬥，對於全體人類的未來走向是更加昌明繁盛還是自我毀滅，他認為還有待觀察。

選舉中有各種各樣的激情和口號，可是要在未來四年生存，甚至繁榮興盛，可不是提出「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的廢話就好，也不是「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就能「征服宇宙」，更不是「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就能「發大財」。能否用《動盪》的十二個因素來預測台灣的未來，我還不知道，可是或許有些人真的需要去找心理師作心理治療。

至少讀了《動盪》，有了七個國家的案例，不管你是哪國國民，都不會感到孤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