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愛情‧回憶

時間逝去無影，愛情只在回憶。

時間之苦短、愛情之甜密、回憶之凄美，叫人不勝唏噓。

言歸正傳，在這還是不要太感傷了。我可不是要在此道儘傷心往事，是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追尋時間、愛情、回憶之謎的故事。

故事主角Seymour Benzer及其科學王朝的傳記Time, Love, Memory: A Great Biologist and His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Behavior是科學作家Jonathan Weiner繼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得獎作品《雀喙之謎》（The Beak of the Finch: A Story of Evolution in Our Time）之後的一大力作，並榮獲國家書評圈?（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Weiner的《雀喙之謎》?述的也是非常重要但原本為大眾所不知的普林斯頓演化學家Rosemary和Peter Grant夫婦在加拉巴哥群島默默辛勞地研究達爾文雀的生態及演化，為演化學貢獻了極詳細的田野調查資料以佐證達爾文理論，長達廿幾年的感人故事。

Weiner是不可多得的科學作家，他的作品不僅深入淺出，他的文筆非常優美，唸起來有詩的味道。他的這部作品，注入了行為遺傳學一股生動活潑的生命力，並賦與了人文關懷。他也描述了早期分子生物學的萌芽──一個充滿瘋狂與熱情的時代啊。從他書中的軼事裡的人物個個有血有肉有靈，可見科學最人性的一面。

Seymour Benzer，他可能對許多唸生命科學的莘莘學子來說相當的陌生。但卻他被作者Weiner譽為我們時代的無名英雄（"one of the unsung heroes of our time."）。

而Time, Love, Memory表示的是什麼？是行為遺傳學研究的三大元素，也一位科學家對動物行為的遺傳學基礎的尋根究底之發現。時間Time是生理時鐘；愛情Love是性象；回憶Memory是學習與記憶。

Seymour Benzer的出身其實不是生物學家，他同DNA雙股螺旋發現者Francis Crick一樣是個「?落」的物理學家。他在四○年代協助電子學的開拓，但他卻迷上了生命的美妙，於是不務正業去和一群天才瘋子開創了分子生物學，對分子生物學的貢獻，他已堪稱大師。可是他厭倦了噬菌體的簡單，厭倦了出了一篇又篇描述枝枝節節的論文。他有了兩個女兒之後，非常好奇為何她們的格性為差異頗大，於是他決定去瞭解為何人類之間在著許多行為思想上的差異，瞭解我們的大腦到底在是如何運作底。於是他奮而往神經科學發展，他曾在因研究人類大腦半球分化而榮獲諾貝爾獎的神經科學大師Roger Sperry門下研學過神經生物學。但令人驚呀的是，他後來決定不搞正道去研究人類大腦（或高等生物大腦），他反而去玩些小不點的果蠅，連他母親都以為她兒子瘋了！正因為他出身物理學，所以他懷著一個信念就是要找尋行為的原子──不可分割的最小單位，身為分子生物學家的Benzer堅信，就像許多性狀一樣，行為也必然有其遺傳學基礎。

Seymour Benzer在行為遺傳學（behavioral genetics）的開創性研究，不啻是一大革命！既然他偉大，那他拿了諾貝爾獎嗎？沒有，應該也不會有。因為他已經得過瑞典皇家科學院為諾貝爾獎未能涵蓋的科學領域所頒發的克拉福獎（Crafoord Prize）。那為何他仍漠漠無名呢？因為他不愛作秀，厭惡和記者打交道，也不愛寫書招搖，寧可躲在實驗室默默耕耘。這點和Grant夫婦很像，Weiner想必費了不少勁，用真誠打動他們接受訪問的。

Seymour Benzer和學生Ron Konopka在1971年利用突變果蠅的技術篩選到了第一個生理時鐘出問題的突變果蠅。正常果蠅通常會在淩晨時分或下午時分羽化，但Konopka發現他篩選到的第兩百管果蠅，可以在任何時候都羽化，他們終於找到了聖杯！該突變的基因period (per)是首次被發現的確確實實的動物生理時鐘基因，而且還有三個版本的突變：變長的per^l、變短的per^s和無規律的per^0。有趣的是，這些突變種都是Konopka在選擇兩百管果蠅內發現了，之後他們再也沒發現新的per突變了。於是立下了所謂的Konopka’s Law：如果你在兩百管果蠅內還未發現你要的突變種，那你就可以放棄啦。接下來Seymour Benzer等人還發現了另一個生理時鐘基因timeless (tim)。

而後來Konopka的故事卻也印正了學術界的嚴苛和無情。原本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可以讓他出人頭地，但他是個完美主義者，常不情願發表論文，因此在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界裡無法站得住。他被加州理工掃地出門後在一個小學院Clarkson教書，但最後卻連Clarkson的終身職都保不住。

隨後Seymour Benzer的實驗室仍有重大發現，他的博士後研究員Jeff Hall發現了影響果蠅交尾的基因fruitless (fru)，fru基因突變的雄果蠅搞不清楚雌雄，可見一鏈突變雄果蠅排在一起「搞基」。在七○年代，性行為仍是個黑匣子，他們這個發現無謂是性行為的遺傳基礎之研究的一道曙光。影響性行為的基因其實還不只是fru，連per基因都對性行為有大影響。為什麼呢？因為雄果蠅在交尾前會振翅，是為一種情歌，而per的突變影響了其歌唱頻律。用荒腔走調去把美媚！？還能有戲可唱！？Hall後來到了Brandeis Univ.，他斷續研究per基因，他們利用正常per基因轉殖回復了果蠅正常時間感的實驗堪稱經典之作。

Seymour Benzer實驗室還有個大突破是利用果蠅來研究學習與記憶。有沒有搞錯！？用低等的果蠅來研究高等行為？連老狗都學不會新把戲了……但要知道，學術界嚴苛，可是自然界更殘酷！在自然界生存，動物必須懂得趨吉避兇，所以學會什麼是好東西，什麼東西最好一生再也不要再碰到，這是攸關存亡的呵。Seymour Benzer和另一位博士後研究員Chip Quinn發明了果蠅學習機──利用octanol或methylcyclohexanol來訓練果蠅的條件制約，用丟銅板的方式看看那個氣味是賞或是罰。基本上果蠅對octanol或methylcyclohexanol無特別偏好（Quinn為了找到適合的氣味來源，搞不好已經聞過全實驗室所有藥品的氣味了），因此當某氣味和?罰（電擊）聯結，果蠅就會避之唯恐不及。在學會趨吉避兇後，他們就可以在幾天後考考果蠅的學習效果。他們漂亮的實驗設計讓他們分離出一種單基因dnc突變造成怎麼都學不會新把戲的果蠅。爾後Quinn到了MIT，Quinn的學生Tim Tully到了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繼續對果蠅如何學習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要知道學習與記憶的研究可不只是單純象牙塔的故事，還可能是億萬黃金的。而吃威而鋼不過是男人的專利而已，健忘可是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之苦呵。他們的研究搞不好還可能導致出現「百忘解」什麼藥的。

然而和為名利而作研究的科學家不一樣的，Seymour Benzer對研究的熱情純粹是為了瞭解自然深藏的奧密。他的創意、遠見和勇氣開啟了行為學的遺傳學研究，他的徒子徒孫也把時間、愛情、回憶的研究發揚光大。他剛開始用來研究而被取笑的果蠅，不僅成為發育生物學家的寵兒（有趣的是，Thomas Hunt Morgan當初研究果蠅是為了發育學，但最後卻和學生Alfred Sturtevant搞成了遺傳學），也成了許多實驗室研究神經生物學的好材料。果蠅的研究也導致對人類的遺傳學之認識，也很少人能否認，果蠅的行為之遺傳學基礎和人類的是不一樣的。果蠅研究社群也是相當有趣的，無論是進行何種研究，他們都團結一致分享資訊和材料，而且分子生物學裡的許多新思潮就是在果蠅室繁複單調的篩突變、挑克隆時閒聊出來的。分子生物學開山始祖之一的大師Max Delbruck在同個時期也厭倦噬菌體後，也在加州理工轉而研究行為──真菌Phycomyces的趨光行為，但該真菌的遺傳可操作性不佳，結果就真的「老狗玩不出新把戲了」。

但Seymour Benzer開創了行為遺傳學的新學門之後呢？他對神經系統的偏好之後勝過了行為，他的第一任妻子Dotty過逝後，第二任妻子Carol Miller是南加大的神經病理學家。他們一起對神經遺傳學（neurogenetics）做出不少努力，但是他們對果蠅複眼發育的研究後來和柏克萊加大的Gerry Rubin相競爭，但卻顯然沒有後者成功。Benzer對行為遺傳學的出走，使得他的門徒Hall頗不能原諒他。Delbruck還為Benzer作了首詩來調侃他：

Physics was fun, but I don’t care,
I’m on to something else next year,
I must stick with the new frontier
Until I’m old and grey

Genetics was fun, but I don’t care,
I’m on to something else next year,
I must stick with the new frontier
Until I’m old and grey

Behavior was fun, but I don’t care,
I’m on to something else next year,
I must stick with the new frontier
Until I’m old and grey

想對果蠅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有進一步瞭解，請參考：
Sokolowski, M. B. Drosophila: Genetics meets behaviour.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 879 – 890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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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論 vs. 創造論

我雖然業餘鑽研演化學多年，以後的研究事業打算往演化生物學發展。然而演化生物學是門博大精深的學問，我不敢說能提出什麼精湛而正確無誤的見解，但還是想為大家介紹一下演化論和創造論的爭論。

基本上，要瞭解一門學問當中發生的辯論，必須得對其歷史發展脈絡有相當的瞭解，否則容易在不瞭解狀況下陷入人云亦云的困窘中。所以我想有必要介紹演化論的發展歷史。但是這又是一個頗大的題目，有做相當多的功課才能說得頭頭是道。所以我想在這裡先對演化論和創造論，孰是真正的科學，作一個討論。

演化論和創造論，孰是真正的科學，在美國教育界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決定了那個理論該列入教導下一代學生的科學教材中。1999年，美國堪薩斯州教育局通過一個科學教學標準，要求自然選擇必須要被教成是一個「不對即存遺傳碼加入新訊息的過程」。但演化即是突變結合了自然選擇以創造出新的遺傳訊息。這樣的決定無疑是讓創造論者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教室中大剌剌地大談創造論而把演化論拋在一邊。可是這樣的決定令起了軒然大波。堪薩斯州長和所有堪薩斯州立大學校長都一致反對和斥責教育局的決定。爾後，堪薩斯教育局幾位創造論者委員被撤換，而演化論的教育也在2001年2月被恢復。而現在俄亥俄州教育局也開始通過一項標準，鼓勵教師教導之前的標準未曾提過的演化論。

然而演化論和創造論之爭是還未結束的，創造論者也必定會提出更多的理由來攻擊演化論。2002年9月號的《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有篇裡SA總編輯倫尼（John Rennie）撰寫，王道還翻譯的文章〈駁斥創造論者的15個瞎說〉，頗精彩。以下就以其主要架構改寫：

一） 演化論只是理論，既不是事實，也不是定律：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對理論的解釋：「對自然界某一面相所作的解釋，有根有據，包括事實、定律、推論與驗證過的假說。」而對事實的定義又是：「一再證實過，而且實際上大家都當真的觀察。」

因此，當科學家在說某一理論時，不管是演化論，或是相對論，都是包含一些事實的，而非只是在討論一個完全未經證實的假說而已。

而從許多方面的觀察中，化石證據也好、田野觀察也好、實驗室的實驗也好，「生物會演化」，基本上是一個學界普遍接受的事實！雖然沒有人實驗上看過演化的發生，因為觀察的時間相對太短，但是大量的間接證據支持生物的確會演化這個事實。而間接證據的推演是有嚴謹的邏輯的，是每個科學家受訓的重點。要不然，誰見過中子、質子和電子還是夸克等的啊？還不是物理學家利用儀器測到訊號，間接地推導出的。又人誰見過蛋白質的真實構造？也還不是生化學家從X光繞射和NMR等儀器測到的訊號轉換成圖的。

二） 天擇說是循環論證：最適者就是存活者，存活者就是最適者：

這樣的說法和說男人是男的，一樣沒營養。

可是演化論者要這樣定義適應性的嗎？沒有！

在演化學裡，最適者的定義是非常嚴謹的！最適者不是吃最多、活最久的，而是能生養最多後代的。就算有隻什麼東西長得極強壯，能把所有競爭食物者打敗，可是沒有東西願意和它交配，它就是適應上的輸家。因此適應性的定義就是生殖成就，換句話說就是被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的成功率。所以就沒有循環論證的問題。

三） 演化不是科學，因為它無法測驗，也無法否證。演化所說的事沒有人觀察過，也無法重新創造：

我想，創造論才是無法被測驗且無法被否證的！

演化分為微觀演化（microevolution）和宏觀演化（macroevolution），而微觀演化在實驗室中已被多次證實，長期田野觀察也發現演化的確在進行中（如Grant夫婦在加拉巴哥島對達爾文雀的觀察）。而化石記錄中也呈現了宏觀演化，UCSD的William McGinnis等人的實驗也顯示宏觀演化發生的可能性（Nature 415:914 (2002)）。

而科學哲學家波柏提出的「可證偽性」也不被狹隘地被詮釋了，要不然幾乎所有基本物理定律都會在大家大一普物實驗的失敗中被否證無數次了！

四） 科學家越來越懷疑演化論：

我利用creationism為關鍵字在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上的一千兩百萬條論文中作搜尋，只要少得可憐的四十一條而已，而且幾乎全都是評論文章或新聞。創造論者到處攻擊演化論中的問題，可是卻沒有人認真地提出有建設性的證據來駁斥演化論。拜託，不要只是說人家理論那裡有問題好不好，天下沒有沒有待解決問題的理論，量子力學也還沒能解釋到多電子軌域的所有行為，那我們是否該放棄量子力學？

五） 甚至演化生物學家都會彼此爭論，可見堅實的科學不怎麼支持演化：

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頗感冒，而且相對論也有些地方和量子力學格格不入，可見堅實的科學不怎麼支持相對論和量子力學……:p

真的是這樣的嗎？

科學家對演化論的爭議不在承不承認演化論，而是在對其中一些細節作不同的見解。古爾德反對達爾文的「漸變論」而提出「平衡中斷論」，但是要知道，他是百分之百支持演化的！只是對其中一些機制提出不同的討論。道金斯和古爾德是死對頭，但是他們都是達爾文的忠實支持者，只是在見解不同而互相嗆聲而已。

六） 要是人類是猴子的後裔，為何世上還是猴子？：

奇怪，是那個演化學家說過人是猴子的後裔的啊？是不是創造論者自己對號入坐……:p

人不是猴子的後裔，只是人和猴子在久遠以前有共同的祖先！所以，人不是從猴子演化來的！要也是從猩猩演化來的……（王道還語）:p

而為何世上還有猴子呢？我們有千萬年前有共同的祖先，不代表最後只會有一支後代會存活下來，而是分成許多不同的支系，分別適應不同的生態棲位。牠們現在還沒有滅絕是因為我們人類沒有和牠們有直接的競爭，就算有也不一定會勝過牠們，我們能爬樹爬得比猴子好嗎？能從一棵樹快速跳到另一棵樹嗎？人類當中，或許只有泰山做得到吧…:p

不過人類現在造成的生態浩劫非常可怕，搞不好一百年後就沒有野生的猴子也說不定，到時這條有一半就立即不成立了…（離題了:p）

七） 演化無法解釋生命一開始在地球上是如何出現的：

如何演化論無法解釋生命一開始在地球上是如何出現的，那演化論就是錯的話，那量子力學無法解釋電子是從那裡來的，那量子力學就是錯的囉！？在五十年代，就有人做實驗，利用簡單的古大氣組成，電激和照紫外光之後不久就形成簡單的有機物。照大自然成份之複雜，日子之久遠，要產生生命所有要件，並且組合成真正的生命不是不可能的。以現在的證據來說，能解釋的還很少，但是隨著理論和實驗的增加，對生命起源的真相是會愈來愈接近的。

八） 以數學機率而言，像蛋白質那麼複雜的物事，會因偶然機率而形成，簡直難以想像，更甭說是一個活細胞，或是人類了：

不要以為自然界中所有事物都是隨機的，愛因斯坦不是說過：「上帝是不擲骰子的」嗎:p

突變是隨機的，自然選擇卻不是隨機的。中性的突變是隨機的，但有害的突變是會被淘汰的，有利的突變是會被保留的。

雖然如果叫只猴子在鍵盤上亂敲，而得到有意義字串的時間是7萬多年。但八十年代，美國Glendale College的Richard Hardison寫了一個產生隨機字串的電腦程式，但卻能把剛好正確的字串保留。平均來說，該程式只試了336次，不到90秒就產生了正確的字串。以那程式重建莎士比亞劇本，也只花了四天半。

九）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有系統都會在時間過程中愈來愈失序。因此活細胞不可能從無生氣的化合物中演化出來，多細胞生物不可能從原生生物演化出來：

敢說這樣的話的人，物理化學和生物化學一定要被當！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精要是：宇宙的總熵會增加！因而容許在一個系統中（在生物體中）熵值下降，而在另一系統中（環境）熵值增加，而總合為宇宙的熵淨增加。所以生物必須要靠能量的轉換而完成所有反應，結果就是增加環境中的熵值。

十） 突變是演化理論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突變只能消除生物性狀，無法產生新性狀：

真的嗎？那細菌的抗藥性那來的？如果此說法成立，細菌只會突變得對抗生素無法適從，而不會突變到令醫學家手忙腳亂哩。

而控制發育的基因，如不同Hox基因的突變，就會造成多長一對翅膀的果蠅，或是眼睛上長了一對腳的果蠅，這些不是新性狀是什麼？

十一）天擇或許可以解釋微觀演化，但是無法解釋新物種與高階生物的起源：

當同一個族群的生物因地理隔離而導致基因不能交流，在長時間的隔絕下，就形成了不能交配的不同物種。而造成生殖隔離的原因可能就是自然選擇的結果。所以誰說天擇無法解釋新物種起源的。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Howard D. Rundle等人就發現自然選擇的確是種化的要件，他們發現在同一個湖裡頭，生活在不同生態條件下的棘魚有生殖隔離，但是在不同湖，生活在相似生態條件下的棘魚反而沒有生殖隔離（Rundle, H.D. et al. Science 287: 306 (2000)）。\

十二）沒人見過新物種：

誰說的！？也沒有人見過中子、質子和電子還是夸克等的啊？

從古生物的研究中，在古老地層中未發現的生物化石，在後來較晚的地層中出現了，不是新物種是什麼？

而當時在新墨西哥大學的William R. Rice和戴維斯加大的George W. Salt就根據特定的棲境偏好選出一群果蠅，讓牠們隔離卅五代後，牠們都不願意與不同棲境的果蠅交配了。這就附合了新種之定義了吧？（Rice, W. R. & G. W. Salt. American Naturalist. 129: 911 (1988)）

十三）演化論者無法指出任何一個化石正處於演化過渡階段，例如一半是爬行類、一半是鳥類的動物：

在中國大陸找到的遼寧古盜龍前半身的馬氏燕鳥就是帶有原始特徵如牙齒和翅膀上的爪子的鳥，這不就是一半是爬行類、一半是鳥類的動物嗎？（請參見〈真的是鳥－－帶羽毛恐龍的騙局之結局？〉一文）

在巴基斯坦就找到過還帶有四肢的鯨豚祖先化石呵。（Gingerich, P. D. et al. Science 293:2239 (2001)）

十四）生物無論是在解剖面、細胞層面，還是分子層面，都有極為複雜、精密的性狀，要是不夠複雜或者不夠精密，就無法運作，因此，唯一審慎的結論是，生物是智慧的產物，而不是演化：

1802年，神學家William Paley，要是你在田野裡發現一隻錶，最合理的解釋是，那是經過精心設計打造出的，而不是自然力量在當地造成的。同樣的，複雜的生物結構他想當然也是神直接創造的。

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就解釋了自然選擇的力量如果塑造出生物的複雜結構。

創造論者喜歡舉眼睛為例，認為眼睛不可能一步一步從簡單的構造中演化出，因為半個眼睛有什麼用！？可是他們忽略的是，誰說半個眼睛不能用的！？眼睛的前者，可能只是個感光的小點，無法「看到」物體的形狀，但如此的構造已經讓有小眼點的動物多一些適應性。眼蟲不就只有個感光的小眼點嗎？而且從不同動物眼睛的不同構造上來看，許多動物的眼睛是各別獨立演化出來的，而且所看到的世界和我們的大不相同，是誰要能看得和我們一樣的才算真正的眼睛，不同構造的眼睛可以各司其職啊。

十五）最近的發現證明，即使在微觀層次上，生命都有一種複雜性質，不可能是演化出來的：

「無法化約的複雜性」是Lehigh University的生化學家Michael J. Behe在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一書中提出的。

他指出像細菌的鞭毛，在許多雜的零件，不可能是一一演化而來的。可是事實上，一根有用的鞭毛，並不真的需要所有的零件，布朗大學的Kenneth R. Miller等人就描述過，Behe所描述的鞭毛與鼠疫桿菌的某一把毒素注入寄主細胞的胞器就很像。（Miller, K. R. Finding Darwin's God. (2000)）

而且，像光合作用這麼複雜的生化反應，也不需一次全部演化出來，可以透過水平基因轉移從多個不同物種中把要件湊齊。（請參見〈光合作用的起源與演化〉一文）

而且，很多器官在早期的演化時，是扮演著和現在完全不同的角色。例如鳥的翅膀早期可能不是用來飛的，有可能只是滑翔而已，或其他意想不到的用途。所如，所謂的半個什麼，可能也都有其絕妙的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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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一下，演化生物學真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在這裡也還未能道儘其一二。希望日後能繼續和大家討論其中許多有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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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這一行

有一天，同學找到一個MIT新任教授的網頁，是個才大我三歲，也就是二八年華的一位年輕女教授的實驗室網頁。

對已經獻身，或是對於我們這些正要獻身或想要獻身學術界毛頭小子來說，這真可謂驚人之舉啊！

廿八歲對大多數的我們來說，可能才博士班還沒畢業，更甭說做完博士後而擠身入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員之列。如果是搞理論的，倒是還好理解。對一位理論物理學家，或數學家而言，在卅歲之前沒搞出什麼名堂，就甭想再玩出什麼花樣變出什麼把戲了啦。數學界的超級「諾貝爾獎」－－菲爾茲獎（Fields Medal）（為什麼叫超級呢？因為它比諾貝爾獎還珍貴，四年才頒一次，夠「難得」），絕對不頒給四十歲以上的數學家，理由是要獎勵年輕數學家，可是我想理由說白了，就是說四十歲以上的數學家沒救了！

但是對一位生物科學家而言，廿八歲實在是太年輕了！雖然生物科學家沒太大的年齡壓力，但是長時間的勞苦付出，其中之辛苦是不足外人道的。研究生物科學科學需要的不僅是聰明才智，大量的苦工和一點點小小的機運才真的是重要的，因此無法純靠天才來佔便宜。

也許只要是實驗科學，就必須要有長時期在實驗室忍受獨孤寂寞挫折，但是Science有一篇文章報告道，生物學家比其他學家付出的工作時間要長！這可能是因為，在生物科學研究中，時間的付出是會得到還算有點正比的收獲；Screening mutants、挑個clone，當然是花愈多時間愈可能力收獲啦。既然花時間會有效，不花白不花啊。

有個報導真令人啼笑皆非，美國《二○○二年職業評等年鑑》（Jobs Rated Almanac, 6th Ed, 2002）報導道：「令人嚮往職業排名榜中，第一名是生物學家，薪水高但壓力低，平均年收入九萬二千美元的生物學家，因為壓力低、報酬高、自主權高、就業機會多，加上工作安全性僅次於排第十九的聽覺矯治師，因此名列榜首，成為美國人最嚮往的職業。受到九一一恐怖攻擊及炭疽恐慌的影響，市場對生物學家的需求增加，令其就業前景樂觀，基因工程的發展也是令生物學家吃香的因素之一。」

有作生物學研究的看官，來評評理吧，真的是這樣的嗎？

在科學龍頭老大的美國，唸個博士班平均要七年（生物類），可是平均還有一半的人無法完成博士班學業。而辛辛苦苦兢兢業業讀完博士班，還得繼續寄生在別人家的實驗室拼命做點小研究二三年。一位從美國回來不久的老師說，在美國頂尖的實驗室，博士後的薪水是極低的，約年薪二萬，甚至不到。因為一來實驗室P.I.s認為博士後還只是訓練期，所以不用拿太多錢，而且他們的實驗室名聲夠響，新科博士爭先恐後想擠入，不需要用錢來召引人才。雖然名聲不響的實驗室價碼較高，可是長程前途卻可能沒比較好。好的，過著清苦的博士後生活後，卻也只有約兩成的博士有機會拿到個小小的助理教授職。更無情的事實是，就算不容易拿到了個助理教授職，也不一定能升為副教授，升了副教授也不一定能升為教授。最後又只有約兩成的幸運兒能拿到終身職（tenure），其他助理教授和副教授們只好眼睜睜在期限到了，未升等拿不到聘書走路。

50% × 20% × 20% = 2%

經過長期奮戰，順順利利的贏家只有百分之二啊！付出的最多最辛苦，得到的保障卻是最少最難得的！天啊！學術這一行還是人玩的嗎！？

就算是學術界的贏家也為必真的是全般的贏家。在美國有許多教授不是未婚，就是已經不知是第n次的婚姻了。

怪不得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Riccardo Giacconi宣稱，他不建議任何人從事科學，除非「內心受到某種感動，促使你這樣做」，因為從事科學工作就像畫畫一樣，大部分人很難從中獲得豐厚的財務報酬，可是工作非常非常辛苦。

不管她未來是否是贏家，她已經夠令人豎然起敬了！

Science有關生物學家事業的報導：

R. Freeman, E. Weinstein, E. Marincola, J. Rosenbaum & F. Solomon. Competition and Careers in Biosciences. Science 294, 2293-2294 (2001).

關於〈生物學家是美國最令人響往職業排名第一名〉之報導請參考：

美國華爾街日報CareerJournal.com二○○二年五月七日報導：http://www.careerjournal.com/jobhunting/change/20020507-l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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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世紀之迷思

或許許多人會認為相對於十九世紀所謂的人才的世紀，十七世紀和二十世紀是所謂之天才的世紀。可是，對於這樣的說法，我恐怕要提出不同的意見。就人文、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本人才疏學淺，恐怕不能提出什麼創見。不過，就科學方面，我想惜助孔恩的觀點提出一些淺見。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不啻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天才！而牛頓（Isaac Newton）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則是站在十七世紀的兩位巨人。他們開創了科學的新世紀！他們在他們的時代裡帶領眾人看到一個空前的新視野！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有時候真不太好說得清。不過對於愛因斯坦、伽利略和牛頓來說，不是他們憑空地「異軍突起」的，而是當時的時勢給了他們機會，而他們更憑他們非凡的創造力創造出他們的時代。

在其他的時代裡并非沒人像這幾位天才大師般有著非凡的創造力，而是因為那些「人才」生不逄時。所謂亂世出英雄，自古皆然。天才大師生處的是一個科學革命的亂世，而他們的追隨者生處的是累積、修正前人知識的太平盛世。所以，所謂的天才的世紀只不過是種錯覺。

所謂「天才的世紀」給人一種感覺像是某個世紀突然間有極特出的人物「隨機」式地出現，而且天才則憑一己之力開始了一個屬於他的時代。我試圖想說明的是，無所謂的「天才的世紀」、「人才的世紀」之分，這樣的分法可能會讓我們看不到當時真正造成當時環境的歷史因素，而被一些偏見蒙蔽了。

在我以愛因斯坦在本世紀初造成的轟轟烈烈的革命為例子之前，容許我花費一些不少的篇幅說明孔恩的觀點以試圖把論點說得更清楚些。接下來，我會談到愛因斯坦的革命及其影響，然後討論為何愛因斯坦的時代會出現這般偉大的天才大師。

科學革命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孔恩是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博士。他在其經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提出了典範（Paradigm）、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和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等觀念。此書問世已超過三十年了，雖然其中學說備受挑戰，但其魅力仍只能用方興未艾來形容。而看看他是怎麼說的吧！

自孔恩以降，科學哲學家傾向與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結合，不再提供「理性方法」的軌範，而是在描述「真實科學」是如何運作的，提供一個描述性的圖像，雖然科學家們本身並不一定知道，或喜歡這個圖像。也就是說孔恩拋棄了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和波普（Popper）重視的「邏輯性」，轉而重視「歷史性」的研究。孔恩的結論是建立在探尋革命家當時身處的時代裡，他的觀點與其團體人們的觀點間的互動關係，而非以今天常態科學界對革命家的典範的看法來評斷科學革命家的事業。

他指出在科學的發展中，往往是歷經如此的過程的：前典範時期 → 常態科學 → 危機 → 科學革命 → 常態科學 → 危機 → 科學革命……所以說在孔恩的「典範」之下，科學活動并非就我們以往一般認為的是不斷地修正前人的知識而不停地向前進步的，而是有著天翻地覆的革命的。而看看他是怎麼說的吧

對於「典範」（paradigms）這名詞，孔恩定義過兩次，第一次在書中第一章，即典範的原始意義。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物理學》（Physica）、托勒密（Ptolemy）的《天文學》（Almagest）、牛頓的《原理》（Principia）及《光學》（Opticks）、富蘭克林（Franklin）的《電學》（Electricity）、拉瓦鍚（Lavoisier）的《化學》（Chemistry）以及萊爾（Lyell）的《地質學》（Geology）等著作擁有兩大特徵──第一、作者的成就實屬空前，並吸收競爭學派中的忠誠歸附者，第二、著作中仍留有許多問題能讓這一群研究者來研究解決發展 。擁有這兩個特徵的科學成就稱之為「典範」。孔恩後來為了解決「典範」的定義曖昧的問題,他在第二版的後記中再做了一次更精確的定義──作為一個「群體承諾型態」（the constellation of group commitments）的典範是一組有序的「學科結構」（disciplinary matrix）：一、符號式的通則，如公式、定律等；二、形而上學式的信念與模型圖像，如原子論、機械論式的最高原則；三、共享的價值和美學取向，如「精確預測」、「和諧」、「簡潔」、「太陽中心」、「天上完美的圓形」等；四、共享的具體例子，或「範例」（exemplar），如何從「範例」發展成具有「家族類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的新例子。

在一門科學中學派林立，方法論辯論激烈，每個學派各有其長處而無法互相取代的時期稱為「前典範時期」（pre-paradigmatic）。「典範」科學後來在一些天才大師的指導之下建立，不同的學科往往有不同的「進入典範門檻」的時期。在前典範時期，涉及了沒有理論指導的「歸納法」，如Pliny的《百科全書》和培根（Bacon）關於熱、色、風、礦等的自然史中的觀察資料往往只是部份的，不合後來的理論的要求，往往是條件沒說清楚，今天我們無法重覆當時的觀察。而且各學派之間存在著極大的方法論的差異，互相難以溝通。例如十七時紀的光學，在牛頓之間學派林立，各說各話難以分辯其中勝敗優劣，當牛頓的《光學》出版後，其他學派開始沒落，不跟隨牛頓的典範者被其他學者遺忘在孤獨的角落中 。進入典範時期後可以明顯觀察到的現像是協立一致的學刊、學會的成立，科學家們努力地探討更具體而內行的問題，他們逐漸地把研究成果用論文形式發表給同行參考，而不再寫給一般知識階層看的書 。

在典範指導下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所做的收集事實的活動的研究方向有：第一、下工夫把事實定得更精確，以及了解在各種變化下這些事實的變化情形，如各種物理常數等；第二、量化定律的形成，即尋找自然和理論之間的數學關係式；第三、向潛在的新領域做探討，例如接受牛頓典範後，繼續完成牛頓未完成的月球軌道等問題，而另外許多新領域也「應該」可以以類似的方法來探討。還有為了解決問題的新數學之發展、為了美感、清晰量化而進行大量的公式重組與重設（reformulation）之工作。若非典範之支持與承諾，則深入、專注而集中的研究不可能做成。這三類問題──決定重要事實、使理論與事實相吻合和精煉期範──己涵蓋了常態科學中理論與實驗工作所欲解答的所有問題 。

常態科學的活動在孔恩看來是一種「解謎的活動」（puzzle-solving），就像拼圖、詰棋、猜字和謎語等遊戲一般。當科學社群接受了一個典範之後，它也同時接受了一個判準，并以之來選擇研究的問題，那就是：在典範的保證下，它們必然有答案。大致而言，只有這種問題社學社群才會承認是科學的問題，才會鼓勵其成員來研究。這使得科學家能夠專心致志，這也就是為何常態科學能夠進展神速 。

不過，確定了共有的典範後，並不等於確定了大家都接受的的「規則」（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一條一條條例，按部就班去做就可做出來的）。因為，典範具有最大的「優先性」（priority）。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如牛頓、拉瓦鍚、馬克斯威爾、愛因斯坦等，雖然解決了重大而困難的問題，但究竟是透過何種「抽像的特性、規則」去解決那些難題，連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也就是說科學家們可以同意典範是那一個，但不一定能完整地詮釋之，或使這個典範合理化的方式有相同看法。典範沒有標準詮釋，或不能從中找出大家都同意的研究規則，但這并不使典範不能演指引研究工作的角色 。

如果，「解謎活動」並不想解決「沒有預期」的問題、並不想大肆創新，為什麼科學家仍然不斷地有新的「未預期」的重要發現？今人驚訝的「科學新發現」如何可能？「常態科學」是保守的科學思想，還是對「促進」改變典範的創新也特別有功能？孔恩本身在書中解答了「常態科學」是保守還是「促進」改變的問題。常態科學愈發展，對自然的「預期」就愈清楚和全面、對現象的「預測」也就愈精密，如也就愈容易發覺「異例」、或理論與自然的「不合」之處。「創新」，通常是被那些很「精準」的知道自己「預期」的是什麼的人所發現──但要能「精準預期」，卻預設了常態科學的存在。反之，沒有典範的預期下，對自己要什麼並不清楚，何謂正常、何謂異例的區別也不明，故很難發現什麼「新事物」。「異例」只有在「典範背景」前才會顯現 。

發現新現象的過程中，察覺到異常之存在是重要的環節，那麼所有可被接受的理論上的變動，就更是以一相似、但更深沉的對於異常現象的察覺為先決條件。不過在許許多多的異例不斷地湧現，而典範中大部分的科學家并沒有辦法解決那些早就「應該」解決的異常現象，導致其中許多人一一逐漸地對該典範的指導能力產生某種信心危機，但卻沒有一定的規律說「此時應該怎樣」。孔恩對於巴普的「否證論」的懷疑在於他認為只有在其他競爭理論出現時，科學家才會拋棄陷在危機中的舊典範。導致舊典範危機的「長期異常現象」，其真正的功能，不在「否證」舊典範，而在「促發/誘發」可以很容易解答那些長期異常現象的另類新典範。如果單純因為危機就可以「否證」典範，那就等於拋棄了科學本身，沒有「沒有典範導引」的科學研究。反而言之，所有的理論在所有的時間內都需面對反例。如果沒有新典範出現，遭遇困難的科學家可以「拖」，或先忙著去解決其他可以解決的異常現象。如傳統天文學中的「水星軌道」問題，從托勒密、哥白尼天文典範以來，就是先機會主義式的嘗試來解看看，不行時再放進抽屜中，先忙其他更有希望的問題。但若其他問題都已解決，無可逃避的「飽和現象」旳產生，互相矛盾的特設小理論層出不窮，科學家逐漸開始懷疑原典範的「指導能力」。例如牛頓行星天文學的高峰和谷底，從天王星軌道的「異常現象」（不考慮是否萬有引力會遭否證），物理學家逆推出理論上「海天星」的存在，然後指導天文學家的望遠鏡該朝向何方──這是牛頓天文學的高峰 。但是，後來進行同樣的「範例」策略時，從「水星軌道」的異常現象，逆算推出理論上各種新的「內行星」的可能到Volcan、小行星群、星際灰塵、太陽質量不平均分佈等假設。不斷失敗後的「水星問題」的危機使牛頓天文學從高峰降到谷底 。

典範轉移的過程像是視覺上的「gestalt shift」。雖然仍然在處理同一堆數據資料，但是在一個新的架構裡，把它們的相關位置重新安排。在危機之下的科學家進行的是「非常態的研究」（Extraordinary research）以尋找究竟問題出在那裡，把過去常態科學的規則推到極端，刻意地放大危機問題的所在。這個時候，科學家的行為倒很像一般流行的「科學家」形象：在進行「否證」的傾向，（「範例」的指導性消失後）開始對各種科學「方法論」有興趣，對科學哲學等充滿好奇，全面心胸開闊等。并且科學家會進行玄想式的「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s）──用純思想來建構一些不太可能做到的「思想實驗」，以製造舊有典範的矛盾、或說明新典範的可能性。如伽利略的「一大一小自由落體連在一起」，或海森堡對測不準原理所說的「用光子碰撞電子來看電子在那裡」等的思想實驗。科學家開始接觸哲學，新典範的出現往往伴隨著科學哲學分析的活躍。對舊典範的「潛在預設」進行哲學分析，有助於對該典範「產生距離」與懷疑，進而進行典範轉移。伴隨著牛頓與愛因斯坦、量子力學等科學革命，17世紀與20世紀都是科學哲學分析活躍的時代 。

孔恩試圖用政治革命與科學革命的類比來說明科學革命的本質。當政治磋商失敗時，就訴諸大眾遊說，也包括了強制力。在科學革命時，各互相競爭的學派都為自己的典範辯護，典範之間的辯論必然是循環和丐題的。彼此競爭的典範間的「選擇」，無法整個被邏輯與實驗來證明。而一般人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理想的累積式模式是有問題的。累積性的大創新不太可能發生，因為意想不到的大創新必然與舊典範相衡突，只有常態科學才會有「累積」。新典範的出現，「必然」蘊含了對舊典範的否定，就像愛因斯坦相對論與牛頓力學的關係 。

「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是孔恩提出的另一具「革命性」的重要概念。如何在競爭中的典範間作選擇，必然會引發不能由常態科學判準來解決的問題。而兩個典範之間，沒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可以來共同度量，而造成撰擇典範的辯論在邏輯上雙方各說各話。就如古希臘關於數學的「不可共量性」之發現──等邊直三角形的弦與邊彼此不可共量，導致了無理數的發現與畢達哥拉斯「數字」學派的危機。除了彼此溝通困難之外，舊典範無法「化約」成新典範的「特例」（special case），新典範也常拋棄舊典範的問題與「成果」，如燃素說很強調金屬彼此的類似性，並企圖解釋之，拉瓦鍚的新化學就放棄了讓企圖。科學革命還包含了「標準」，「允許的問題領域、觀念、解釋方法」等等的改變 。

科學革命之後，科學家研究的世界在各處看來都將與他們以前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所以說革命是世界觀（world view）的改變。科學革命涉及了視覺、知覺，及至「世界」的改變，革命之後，科學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就實在論的觀點而言，「獨立於人的世界」並不會因為科學革命而改變，但是「人所生活」和「人所工作」的世界──包括「人與世界」的互融與互相建構的確改變了。一方面，這不是一個極端的主觀唯心論，但另一方面，這也不只是單純地說「革命後，人對世界的認識改變了」而已。科學家在革命之後，是對一個「不同的世界」在做反應，做深入的分析探討。不只是被動而主觀的「認識」改變了，而是「做科學」（doing science）的對象世界改變了 。

愛因斯坦革命 （Einstein's Revolution）

現在大多數物理學家們還是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relative theory）是在修正牛頓的力學，使牛頓的力學適用於描述低速的運動的範圍，或者說牛頓力學所描述的世界是愛因斯坦相對論所描述的世界中的一個「特例」（special case）。可是，對於孔恩來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啻是對牛頓力學一次徹徹底底的革命！他的觀點看來，這兩個理論根本不能相容，其關係正如哥白尼天文學和托勒密天文學一樣，他主張：只有在認識牛頓理論是錯的之後，才能接受愛因斯坦的理論 。

反對他這說法的意見要旨大略如下：相對論動力學不能證明牛頓動力學是錯的，因為牛頓動力學仍被絕大多數的工程師成功地應用著；許多物理學家在某些情況中也會使用它。還有，使用舊理論的適當性可以從在其他的應用上取代它的新理論得到證明。愛因斯坦的理論可以證明，在某些條件的限制下，牛頓公式的計測值與儀器測量的結果頗為一致。在比光速小得多的限制條件下，牛頓理論可從愛因斯坦理論導出，因之可以說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特例。反對觀點繼續指出，任一理論與其本身的特例是不可能衝突的。但如此一來，許多舊理論都可以獲救。在每個理論精心設計的「範圍」中，都可以有真理的「身份」。況且，牛頓自己從來就不認為他的理論是有「適用範圍」的。除此之外，如果說我們可以任意設定一個理論的「適用範圍」的話，那麼幾乎所有舊的、被拋棄了的理論都能在其所一定的「適用範圍」內成為真理而起死回生了。而牛頓動力學真的能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動力學導衍出來嗎？愛因斯坦理論的時間、空間、質量等觀念是牛頓的觀念大相徑異，相對論更是否定了牛頓力學的絕對時空的觀念。因為這兩套理論的差異并不僅是形式的，光在愛因斯坦的理論上加上一些限制條件並不能導出牛頓定律，除非我們將愛因斯坦理論所描繪的宇宙體系的構成要素也同時改動。所以就牛頓力學轉變為愛因斯坦力學這一事件，特別清晰地顯示出：科學革命其實就是科學家用以觀察世界的「觀念網路」（conceptual network）予以更新 。

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本世紀初究竟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導致科學大師們掀開一連串翻天覆地的革命序幕？本世紀初出湧現了許許多多的物理學大師，如普朗克（Max Karl Planck, 1858-1947）、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 1901-1976）、玻耳（Niels Bohr, 1885-1962）、包利（Wolfgang Pauli, 1900-1958）、波義爾（Louis Broglie, 1892-1987）、舒汀格（Erwin Schrödinger, 1887-1961）等。本世紀初至二次大戰前，不啻是物理學的黃金年代！他們和愛因斯坦一同共創量子力學的巨大革命。是什麼時代條件使得本世紀成為科學的「天才世紀」？我們且去看看愛因斯坦的那個時代吧。

年輕的愛因斯坦在蘇黎世技術學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in Zurich）求學。他那時讀過奧地利物理學家馬赫（Ernst Mach, 1838-1916）的〈力學〉（Science of Mechanics）。該文批評絕對空間與絕對運動的觀念，並建議牛頓定律應該重新檢討與改寫。愛因斯坦很喜歡這種嚴肅的態度。馬赫可能影響了愛因斯坦去思考「可觀察的現象，共開始非常懷疑絕對時間與絕對空間的觀念。」

1900年普朗克向柏林物理學會提報了驚人的發現，從而開啟了現代物理的時代。他告訴學會的人，新理論之所以今人不安，是因為它粉碎了以往我們認為「宇宙基本上是諧和的」錯覺。他說光、熱及其他形式的輻射不是穩定、連續的能量，而是以一小段、一小段的方式釋出──他稱之為「量子」（quantum）。而且，他還說，許多早先有關物質、能量、因果的概念是錯誤的，我們其實是活在不確定、更今人不安的宇宙裡。他的演講奠定了他「原子物理及粒子物理之父」的地位，也掀起了物理觀點的革命。幾個月後愛因斯坦首次讀到普朗克的文章，量子論今他非常不安。終其一生，愛因斯坦對量子論帶有偏見，總認為需要努力擴充它，才能應用到宇宙所有的輻射能量，包括電磁波、加瑪射線、X光等。

孔恩曾說過常態科學家是不太會對哲學產生與趣的，可是在愛因斯坦那個年代是乎不是這回事。1902年，他曾和朋反們專注地研究米爾出版於1884年的《邏輯系統》（Systems of Logic）一書中的歸納證明。米爾認為自然是一致可預知的，所以孤立事件會在同樣的情形下重覆發生。與朋反討論時，愛因斯坦卻刻意強調他不同的看法：「物理上的基本概念無法由歸納法得知。由於這點誤解不能破除，造成了十九世紀許多研究者犯了哲學上的錯誤。」 可是漸漸地，愛因斯坦覺得哲學只是個誘人的幻覺。不過他還是推崇英國哲學家休姆，尤其喜歡他直接而嚴肅的論文。休姆堅信科學研究只有兩樣合法的工具：數學與經驗。他也警告說，絕對真理是無法驗證的，人類所有的構想與印象都是主觀的 。

法國數學家龐加萊（Henri Poincare, 1854-1912）在1902年的《科學與假說》（La Science et L'hypothese）一書中與道：「絕對時間不存在。說兩段時間相等，只是一句沒有意義的斷言，它的意義只是積習賦與的……我們不但無法依賴直覺去判斷兩段時間是否相等，甚至連不同地方發生的兩件事是否是同時（simultaneous），也無法依賴直覺判斷。」此一觀念隱約預示了愛因斯坦後來提出的時空假說 。

1904年，愛因斯坦常和友人討論光的現象。當時大家確知的是，光在真空中以每秒近三十萬公里的速度運動。愛因斯坦的問題是：如果有人以同樣的速度與光一起運動，這時光看起來是靜止的嗎？他覺得，直覺上光是似看起來會像是靜止的，不過他不相信如此。愛因斯坦後來又想到個問題：某觀察者看來是同時發生的事，對在不同位置的另一個觀者而言，也會是同時的嗎？大家好像都覺得會。但這並不表示大家的想法一定正確。愛因斯坦的想法質疑了被科學界接受了兩百多年的牛頓說法。但就算在當時，牛頓的說法已不無疑問了。比如說，牛頓認為光是粒子流，然而最近的實驗發現光有神奇的雙重特性──光是粒子，也像是波。法拉第和馬克斯威已經指出，牛頓的想法無法解釋電磁現象 。由此可見，當時牛頓的典範已經被許多的「異例」所挑戰而陷入危機當中了，而取而代之的典範的出現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1905年愛因斯坦發現了「同時性」（simultaneity）的概念，與時間、空間的測量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用愛因期坦自己的話說：「我們已知，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及其背後的物理原理，只有在經驗所及的範圍內，才是正確的。不同的經驗，可能有不同的時空概念及原理，我把『同時性』修正成較有彈性的新定義，於是就誕生了狹義相對論（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烏克蘭裔美國物理學家加莫夫（George Gamow, 1904-1968）寫道：

「愛因斯坦也許是第一位察覺到：不論我們多麼肯定自然定律的正確，那也只是在我們能觀察的範圍內如此；超越了這範圍，一切都是問號……我們對時間、空間及運動的看法，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固定不變，直到科學的發展，有一天將科學家由舊觀念中解放出來。然後我們會面對一個嚴重的矛盾。」

1905年6月，愛因斯坦把相對論的論文寄給《物理學報》，這已是同年的第四篇了。同年的第一篇論文是他自稱「具有革命性」、談光電應的文章。篇文章果真具有革命性，因為它粉碎了兩百年來經過實驗證明的「光是波」的看法。普朗克最先找出這種看法的瑕疵，因為他認為物質只能以粒子或量子的形式，吸收或釋放光波。愛因斯坦進一步認為，光是以粒子狀態行進。他授用普朗克的「光的量子論」，幫助建立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愛因斯坦所以獲諾貝爾物理獎，就是因為發現光電效應，而非相對論。

愛因斯坦的第四篇論文〈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也就是相對論那篇文章，最驚世駭俗，因為它向兩百年以來被視為真理的牛頓宇宙觀挑戰。牛頓認為宇宙是固定不變的，裡面充滿了以太，群星遊走其間；星球的絕對運動可以相對於以太測出。牛頓也認為時間也是絕對的，由遠古流向無窮的未來。在愛因斯坦的宇宙裡，天體間只有相對運動，並沒有上帝創造的絕對宇宙。愛因斯坦說：一個人在宇宙中的相對位置，主宰了他的觀點。牛頓所擁有的是一種先入為主的空間觀念。愛因斯坦粉碎了牛頓絕對空間的看法，繼之還要粉碎絕對時間的觀念。時間的觀念其實是以同時性為基礎的。如果沒有參考系統，「現在」這個觀念就沒有意義。因斯坦下了一個結論：每個人對「現在」的認定都是主觀的，這種認定並不普遍適用於全宇宙。每個參考物體（或參考座標系統）都有自己的主觀認定時間。

愛因斯坦對光速的獨到 見解更認為：不論光源或觀察者如何運動，光永遠都是以每秒186,000英里的速度前進。這就與邏輯和一般常識衝突了。牛頓認為觀察者是迎向光源運動，那會比遠離光源者，早點接觸到光波。牛頓的看法不是比較合理嗎？愛因斯坦要如何抵銷光源及觀察者的速度呢？他轉向菲次吉拉與勞倫茨的論文求助。愛爾蘭物理學家菲次吉拉曾經想過一個辦法來解釋邁克生的實驗結果。邁克生（Albert A. Michaelson, 1852-1931）曾多次實驗，可是就是找不出地球與以太之間有任何相對運動。菲次吉拉認為這是因為萬克生的實驗裝置會沿運動方向收縮，所以測出有些扭曲數據。他還導出一個公式，說明速度愈快，收縮程度愈大。這個現像稱後來稱作「菲次吉拉收縮」（Fitzgerald contraction）。荷蘭物理學家勞倫茨認為：帶電的粒子如果高速運動，會增加質量。愛因斯坦便把這所謂的「勞倫茨變換」（Lorentz transformation）推廣至一切物體，包括量尺及時鐘。他的結論是，任何物體只要是以高速運動，其質量皆會變大，長度會收縮，而時間變慢。

1905年9月26日《物理學報》刊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可是當初并沒引起多大的迴響。大家對他革命性的理論似乎一點興趣都沒有。可是愛因斯坦還是希望把相對論應用得更廣，更具驚人的效果。當時的科學家認為質量和能量是無法互相轉換的。但愛因斯坦聽說新的實驗結果證明了高速運動的電子，能量會增加，便把早先的電磁方程式與光速結合，然後發現：當物體以光的形式釋放能量後，質量就會減少。接著愛因斯坦導出了一個破天荒的結論，就是能量也有質量。1905年11月份的《物理學報》刊出愛因斯坦的短文〈物體的慣性與其所含能量有關嗎？〉。兩年之後，愛因斯坦導出了另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E = mc2：質量與能量根本就是同一樣東西的一體兩面，密不可分──當物質趨近光速時就變成了能量，能量減速了以後就變成了物質。

1906年以後，科學界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興趣日增，而那時候愛因斯坦還不過是瑞士專利局的技士。許多科學家開始推薦愛因斯坦到名校日內瓦大學擔任教職、并參加國際會議演說。好幾位著名的物理學家認為愛因斯坦為「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而對他推崇備致。1910年、1912年、1913年和1914年愛因斯坦四度受人推薦角逐諾貝爾物理獎，可惜當時的評審委員似乎都因為看不懂相對論而讓他落選了。1913年，愛因斯坦獲選為聲名卓越的普魯士皇家科學院院士。

1915年愛因斯坦繼續經過多年密集、努力的自尋煩惱地工作，導出了對宇宙革命性的看法──「廣義相對論」（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這是來自於狹義相對論的推廣，即是在狹義相對論中加入重力定律。愛因斯坦的結論是：重力并非一般認為的是空間的吸引力，而是宇宙幾何形狀的表現。空間是彎曲的，或由於有物質存而撓曲，而物體則在空間中依循空間的幾何形狀，沿最短的路徑運動。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解釋了宇宙的起源與終點，預測光經過質量大的物體會有泛紅現象；靠近重物的鐘，時間也會變慢；同時解釋了水星的歲差現象，經而證明重力波（gravity wave）和黑洞（black hole）的存在。

愛因斯坦曾經在1911年認定，行經太陽的星光會略為朝向太陽偏去。原因是太陽巨大的質量使周圍的空間彎曲，而星光則依循彎曲的空間行進。因為平常陽光太亮了所以不易觀測到。不過等到日全食的時候就可觀察了。可是這要等到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愛丁頓才在西非的普林西貝（Principe）島觀察到愛因斯坦所預測的現象而證明了相對論的正確 。其實，這個「關鍵實驗」其實一點也不關鍵，因為早在這觀察以前物理學界已漸漸接受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典範，并且許許多多的物理學大師如普朗克、玻耳、馮勞克等人對愛因斯坦更是讚譽有加。諾貝爾獎評審會甚至還認為愛因斯坦受到過高的評價而故不讓他獲獎 。日全食的觀察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證明，只不過是錦上添花，使他一夜之間成為舉世矚目的偉人。

天才 vs. 人

革命性的發展在一個世紀裡大概只發生一、兩次，甚至是幾個世紀才發生那麼一次。所以如此來看，天才級的天師是不常出現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諾貝爾獎得主與頂尖科學家充其量也不過是「科學界裡的砌磚工人，而非建築師」。就因為這樣，天才大師的光芒才會相對地極度耀眼。雖然在巨觀的歷史發展上看來，天才大師的革命就像是晴天霹靂式的無中生有，所有理論都像是由科學大師一手建立的。例如十七世紀以前的物理學對十七世紀的力學毫無幫助；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幾乎純粹是無中生有的創造。

可是，如果把我們投入那個革命的時代，我們就會相信牛頓謙遜地說的話：「我不過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一點也沒錯的。因為在革命的動盪時期，許許多多不同的新理論被提出，而大師們所做的也不過是運用自己超凡的智慧看出各新的小理論之間的關聯，然後把它們綜合、擴充，再加上自己的創意，雄辯式地推銷給其他身陷危機感而急待救星的科學家。

一個具革命性的新理論從來就不可能出現於「真空」的狀態的。就像愛因斯坦當時已有人開始公開懷疑絕對時空的觀念了。愛因斯坦更曾說過，如果他沒有發現狹義相對論，法國物理學家朗之萬也將會發現 。愛因斯坦偉大之處是在於他過後開創了廣義相對論，并且還對量子論作出了根本性的貢獻。在剛刊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論文之時，并沒像他想像中的引起很大的轟動，這也許是因為當時的物理學界已經處於一種不確定感之中了，科學家們的開闊的心胸比較不會像在常態科學之時去批評一些所謂的「異端學說」，這更使得愛因斯坦的革命性理論在全世界還沒超過一打的人搞得懂之前就名滿天下了。

十七世紀和二十世紀之所以會被認為是天才的世紀，在這裡應該能夠暸解了吧？只因為這兩個世紀在科學界是鬧轟轟的革命的年代，是新舊典範交接之時。如果伽利略、牛頓和愛因斯坦若非有幸生於一個屬於可以讓他們革命的年代，那就算他們有多麼過人的才智天賦，也許他們也只能在「常態科學」裡頭做些典範開創大師留下的「收拾零雜」（mopping up）的工作。他們也許還是會名留青史，但他們想必不會是像今天這樣的放出萬丈光芒的。或許，在典範大師的陰影下，他們還是能夠提出像他們當時一樣的創意。不過，這樣的下場恐怕只會是更糟，因為他們可能會被遺忘在歷史裡。在哥白尼之前就已經有人提出地心說，但在托勒密典範的強勢之下根本出不了什麼聲音。孟德爾提出遺傳原理之時，就馬上被冷漠對待，也許我們可以說他們走得太前了──在那個世紀還不能了解他們之前就超越了那個時代。但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當時的科學界并沒有危機的發生，而且在當時的科學典範之下，他們的問題是「不重要」的。所以說，「天才」的出現其實不在於有沒有人能夠成為「天才」，而主要在於當時是不是一個可以讓「天才」出頭的時代！

主要參考文獻：

1) 布萊恩（Denis Brian）著, 鄧德祥譯, 《愛因斯坦（上）－千山獨行，擘創宇宙大業》（Einstein: A Life）, 天下文化。

2) 孔恩（Thomas S. Kuhn）著, 程樹德、傳大為等譯, 《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ition）, 遠流出版。

3) 科恩（I. Bernard Cohen）著, 楊愛華等譯, 《科學革命史》（Revolution in Science）, [中國大陸]軍事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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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馬來西亞

「中華文化無限好，發揚光大永無窮。」這是我在唸中學時每週必須朗頌一遍的「校訓」。它是我們偉大的前校長嚴元章博士 寫在校歌給我們南洋炎黃子孫的勉勵。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是人類文化最壯麗的瑰寶。在中華文化的一脈相傳中，儒家一直都被認為是主流，這當然是無可否認的。可是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自是因其納百川之大氣魄。我在這裡比較希望的是探討的是「中華文化在馬來西亞」這問題。基本上，如果說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流，那麼我是不會離題的。

目前，全球3,000多萬華人定居在100多個國家。各國的華人政策千差萬別。從文化與民族方面分析，大致可分以下四種類型：

1、 多元文化政策：以北美洲、大洋洲、西歐、毛里求斯及新加坡為代表。它們多為移民眾多的國家。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這些國家實行民族平等的多元文化政策（當然在實踐中仍有歧視少數民族的現象）。即允許各民族保留本族的文化。有的國家還撥款資助發展多元文化。允許中國人等到這些國家定居。

2、 包容政策：以馬來西亞及汶萊為代表，實行馬來民族特權政策。但是，華族占馬來西亞總人口近三分之一。馬來西亞政府為維系個民族的團結，允許華人社團、學校和報刊的存在。1997年大馬華人社團達5,000多個，華文報紙雜志有 25家 ，華文獨中有60所，華小1,290所，華人辦的大專院校有2所 。馬哈迪首相 認為，各族文化不會帶來分裂，各民族可維護自己的文化特征。他又說：「華人是不易被同化的族群，我們必須接受這一現實。」大馬政府不承認獨中及華人辦的大專學校的學歷，不資助其辦學經費，禁止中國人移居馬來西亞。

3、 自然同化政策：以泰國、菲律賓為代表。泰國政府尊重華人的各項權益。給有貢獻的華人授勛賜爵。鼓勵華人加入泰國國籍，增強華人的歸宿感。華人社團、學校及報刊可保留。

4、 強迫同化政策：以印尼最為典型。從1966年起，印尼政府把全面同化華人政策作為基本國策，取締了所有華文學校、報刊和華僑社團。禁止發行、進口華文讀物。

我是大馬華人移民第三代，我祖父祖母和父親從中國福建披荊斬棘來到南洋的馬來半島討生活。他們親眼目睹了二次大戰日軍暴行、日本投降、馬來亞獨立 、馬來西亞聯邦成立 、新馬分家 、五一三種族暴亂 、八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等歷史一直走到了九十年代末的今天。我們是幸運的，我們能夠在這塊「別人」的土地上自由的學習和應用我們的母語──華語。這讓我們更能夠在黃河的遙遠南方接受中華文化的洗禮，呼吸著從黃土高原飄來的泥土氣息，讓我們永不忘懷古代聖人的諄諄教誨。

我知道在這個時代裡談論文化優劣論是「政治不正確」的，可是我們好好的冷靜想一想，為什麼有些民族能夠比其他民族有更好的創造力、有更精巧的工藝、有更精緻的藝術、有更繁複的知識體系、有更完善的社會制度、有更複雜的政治組織、有更好的能力應付惡劣的環境……排除了生理差異的因素後，剩下的唯一最佳答案就是因為文化上的差異了。華人在東南亞同當地土著一起生活，我們同他們在處理事物的能力的良窳是非常明顯地能夠比較出來的。華人在馬來西亞同佔大多數的馬來人和較少數的印度人比較下，一般上是被認為頭腦好、勤奮節儉、刻苦耐勞、勇于進取、堅韌不拔、廣結人緣、講求信譽、愛護集體、注重倫理，以及經濟力強、教育程度較高的民族。我想這絕不是巧合，想信華人在其他國家──甚至是先進的歐美國家中也是給他們如此印象的。華人在某些方面的確是非常優秀的。不過要補充的是，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夠斷言說我們是最優秀的民族！這種沙文主義的心態是最要不得的。華人還是有太多太多的醜陋劣根性的。我們只能說我們炎黃子孫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我們是能夠仰頭挻胸充滿自信的！

我想討論的是藉著比較我們是否有哪些共通的文化特質讓我們能夠在某些領域裡表現得比其他民族更優秀？這些文化特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究竟能夠扮演什麼角色？華人在異國文化的薰陶下在心態上做了什麼改變？我們需要發揚中華文化嗎?

大馬華人的生活

儒是是很常重視教育的，孔子的一生就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在馬來西亞和其他民族相比，華人的教育程度平均來說是頗高的，這顯然是因為華人特別重視後代的教育。

俗話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華人家長對子女的教育的重視自是很非現實的。在早期教育不普及時，有好多人還是靠自己的雙手一點一滴打出自己的江山。可是那些受教育不多但有相當成就的家長還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們能爭氣努力讀書受高等教育以便出人頭地。

華人是很現實的民族沒錯，可是還是有人抱著理想一身貢獻教育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己任。因此，有一批熱血人士誓要在馬來西亞正規的馬來文中等教育外闢出一片我們的天地。於是我們的先賢們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在馬來西亞的十二州 的各地辦了六十所華文獨立中學。他們努力抗拒政府馬來文主流教育的目的為了讓我們這些莘莘學子能在優良的母語環境裡專心學習。還有一個更偉大的目的是為了要傳播五千年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像我唸的中學──華仁中學(Chinese High School) 更是所堅持完全華文教學的獨中。

我們的華教人士不知投下了多少心血不遺餘力地把完全不受政府資助的華文獨中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的中學文憑完全不受政府承認，可是我們的學術成績毫不遜於政府辦的國民型中學，甚至某些方面例如數理能力我們是明顯優於政府國中 的，在國際上有許多大學都承認我們的學歷，新加坡大學在今年開始就直接承認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辦的高中統一考試文憑。

我們在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唸的中文，接受的中華文化的洗禮和中港台三地相比是不逞多讓的。我們的課本裡有一半是文言文，另一半的白話文有很大部分是五四的。看過摘自經典的文章自是不少，不過像是四書五經的文章到是不常見，印象中是乎只有孟子一兩章和詩經幾首罷了。不像台灣要唸論語孟子等的。不過這樣也好，不必去死背硬記反而引起反感，而且我們中學裡指定要唸的《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榜》、《三國演義》和《紅樓夢》等古典文學名著是台灣和中國大陸中學生都不一定常看的。

很可惜的，這世界是愈來愈現實的。華文獨中的發展是一波三折的。除了受政府的阻攔外，獨中的經濟來源完全要靠華教人士到社會去籌款，其至學生都三不五時被動員。可是，最大的問題還是落在華社身上，馬來西亞執政黨國民陣線的成員馬來西來華人公會（簡稱馬華公會） 向來同華校董教總不和，所以不甚支持華文獨中。而有一些華人甚至抱持著華文無用論而不鼓勵其子女學習華文，因為不會華文在馬來西亞也能生活得很好。我們的社會普遍崇尚英文，認為英文好的人比較high class。殖民國留贈下來的遺毒正無形中侵蝕著我們民族的自卑心理。

有一部分華人（很難說是多少），包括我母親，總覺得把孩子送到英校去唸書是會光宗耀祖的──因為比較有前途。有更多人認為能到歐美的大學唸書喝了洋墨水回國後身價就會與眾不同（當然很多人也只是為了求學而已）。會聽講英語更是件了不得的事，這顯示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嘛。一般的華校，無論在新馬，有時候真被這種意識形態壓得透不過氣來。一般父母從來只會關心孩子的外語好不好（唸中文學校的也是如此），至於華語嘛，who care?

說實在的，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不會說華語還是能生活得好好的，而且也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不便。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堅持每語教育，被同化也不是很好嗎？我想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容易，也許這是一種不能用純理性來衡量的民族感情吧！？一種我們漂泊在他鄉仍舊要叮嚀自己沒要忘掉自己的根的一種傻氣吧！？ 如論如何，我們是黃皮膚黑頭髮的炎黃子孫！這是我們的命啊！我們的英語說得再好再棒，我們在白皮膚金頭髮的洋人眼裡還是異族啊 ！其實做個堂堂正正的華人有什麼不好？中華文化曾經輝煌過、燦爛過啊！

華人佔馬來西亞人口約百分之二十五，可是如果華人都走光光了，那馬來西亞的經濟就會馬上落後得同非洲的一些小國一般。這看來或許有點誇張，但事實是八九不離十的。在印尼華人操縱的經濟比例更是非常之高的。

華人的經濟能力為何如此的強？原因是眾說紛紜的，看人說經商本是中國人的本性、有人說是因為儒家文化造成的、有人說是因為華人的頭腦好、有人說是因為華人教育程度高、有人說是因為華人刻苦耐勞和精打細算等等。

我想先看看華人在馬來西亞經濟的好表現，再討論華人在亞洲的輝煌經濟成就。好了，為何華人在東南亞的經濟表現這麼好呢？我想上述原因中的後兩者是可以做參考的，至於真正的原因我想可能是因為不是華人太會做生意，而是當地的土著太沒生意頭腦了！他們的文化和中華文化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當鄭和的大艦隊到馬六甲海峽時，當地的馬六甲王國 才剛成立，人民都還是過著漁農獵的生活，在馬來西亞真正的大型商業活動要待英國人的殖民和中國人的移民後才開始的。

最重要的是華人的韌性極強，非常的刻苦耐勞，請一個華人工人搞不好還可抵上兩三個馬來人。加上華人精打細算，對理財自是比友族拿手，所以經濟較好是不足為奇的。加上華人教育程度較高更助長了華人的經濟能力。而所謂的華人本善經商，相信這只是相對本地的友族而言罷了，而華人頭腦較好這言論更是沒根據，我更相信這種現象是因為文化的因素。不過，華人比起友族有時的確是出較有「生意頭腦」──比較「奸」！其實，印度人也善於經商，只是他們愛貪小便宜 ，而且文化上有許多陋習，所以經濟能力平均沒華人好。不過，印度人的語文能力好 ，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如醫生和律師的比例較高。

接下來容許我跳出馬來西亞來看看東亞的華人經濟表現。東亞的經濟在這十幾年來的飛黃騰達是令歐美老外看到咋舌垂涎的。於是他們一直想知道我們是著了什麼魔？讓我們來看看東亞發生了什麼事吧。日本在戰後短短五十幾年的努力已擠身先進發達的富國之列，亞洲四小龍──韓國、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再加上一個後起之秀馬來西亞在這短短的十幾年裡頭的經濟成長是歐美在早期要花五十年才能辦到的，這豈不令他們暈眩？

他們分析這些地區的共同特徵後，發現這幾個國家都是在他們所謂的儒家文化圈裡的。所以他們結論出東亞的經濟高成長是儒家文化助長的，也許是儒家文化所造成的社會次序和穩定吧？有人認為儒家的價值觀──如重視教育、責任、忠信、勤儉等和社會觀──重視社會中尤其家庭裡面各成員的彼此合作與互補，對受影響的亞洲地區之經濟表現有積極的貢獻 。相信這種結論是許多人所樂意見到的，在東南亞在政治和社會裡這些討論是很熱門的。然而事實上，因為在歐美亞洲資訊的不足──我指的不是資料的來源問題，而是語文和文化解讀上的問題，所以可想而知他們往往是容易見樹不見林的。我認為經濟表現有其錯綜複雜的因素主導，絕非由單一思想體系所直接造成的。可是他們會有這種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在歐洲新教的喀爾文派之善經商理財是有目同賭的 。，於是使得他們比較相信有一種宗教文化是對經濟在行的，在亞洲他們的眼中就相中了「儒教」。而這種結論不管對不對，很多時候常被政治家利用了。

不過，說儒家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那卻是個謬論。相反地最近有一個研究顯示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而這點可以說是儒家文化的影響結果。美國有社會科家學徵求一些學生給一些諺語打分，覺得讓諺語的進取心愈高的則打愈高分（一至五分）。他們把幾十個西諺和中諺（英譯）摻半混雜在一起去測驗以求公平。結果出乎眾人意料。他們發現中國諺語在事業方面比西諺有更大的進取度，在道德方面則是一般意料的──較保守。他們分析認為這是因為西方的新教文化重視個人經濟表現，認為個人的經濟表示的良窳代表個人的努力盡心程度。所以他們對錢財方面一向勸人不要太冒險。可是傳統中國的社會重視的是個人在社會、在家庭裡的整體表現，對一個人的經濟成就反較不注重，所以可以盡可勸人放手去博。

華人在世界各地在政治參與度低已是公認在事實，只有在這次美國國會選舉時因為切身利益實在不可不顧時才有點改觀。在馬來西亞，華人自己都譏笑自己的政治冷感。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愛窩裡鬥等醜陋的醬缸文化已是公開的密秘。一個華人可能會勝過一個日本人或一個美國人，可是三個中國人就等著看三個日本人或三個美國人來看笑話吧。

在馬來西亞也還不過是如此一般。我們的執政黨馬華公會很多時候都為了他們的烏紗帽著想，都不太想為華人爭取應有的權力。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成立之時的確有一定的貢獻，我們在人口上雖是少數，但我們享有的權益卻是不成比例的。而馬華公會和華社的組織，如華校董教總的不和是全馬華人皆知的。而從小處來看，華人總愛搞一些宗鄉會館和同姓會館等小團體，甚至有時候相互瞧不起對方。

為什麼中國就是不愛團結呢？東方文化不是比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還要重視團體精神嗎？我們不是愛不斷地強調國家社會的利益重於個人利益嗎？可是為何現實總是和理想相反呢？難道中國人總愛自欺欺人嗎？

我想也許我們都被誤導了太久了。其實，中國人本來就是一盤散沙的！我們馬來西亞社會標榜是三族多元文化的，可是比較中華文化來說，中華文化是更加豐富多元的。中國的地理面貌省和省之間的差距甚至比起歐洲各國間的差異還來得大，而華北和華南的地理和人文的差異簡直是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度。只因為中國北邊有戈壁沙漠、東邊有青康藏高原、西南有喜瑪拉雅山脈、東邊有太平洋等地理障礙阻隔，所以中國被視為一整個大陸，而且我們一般認為中國常態上是一個統一的政治實體。可是，仔細縱觀中華五千年歷史，統一和分裂的時間其實是各半的，所以這究竟怎麼說得通呢？

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的祖先來自中國南方各省，他們之間所用的方言互相聽起來，簡直就像外國話。他們到馬來亞半島主要是為了討生活，受過教育的極少？所以說，在馬來西亞的華人基本上是呈分裂狀的。而究竟華人有沒有一個大家都能夠共同維護的文化遺產和價值呢？我進一步會提出一些淺見做討論。

亞洲價值觀？

在今天西方文化在地球村裡棋行無阻，大家無不以喝可口可樂、大啖麥當勞漢堡包、聽Michael Jackson的搖滾樂、看好萊塢出品的商業電影為樂的什麼xyz時代還談些什麼沒幾個人搞得清的「亞洲價值觀」是否是在開倒車反其道而行呢？

「亞洲價值觀」這高級的名詞不知是新加坡李光耀還是我們英明的首相馬哈迪醫生先發表的。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說得比較清楚些，簡單來說就是儒家的價值觀。而馬哈迪的亞洲價值觀主要是反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他們兩者說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要尊崇權威，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是放諸天下皆準的。

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二十幾年半獨裁式的統治下從一個什麼資源都沒有被人看死的彈丸小島國奮鬥成有為一個極為生活富裕、法治良好、政府非常廉潔有效率的國家，這的確不能不是他們可以感到非常驕傲自豪之處。如非李光耀英明的領導，新加坡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成為東亞奇跡的最佳典範！生活在那種街道乾淨整齊、治安無虞、交通便利、居者有其屋的東方瑞士的舒適環境裡，不啻就像是活在人間淨土裡了。

馬來西亞在首相馬哈迪醫生十幾年的領導下，長達十年以百分之七至八的高成長率驕視東南亞各國。他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的2020年成為先進國的宏願給了全國人民無比堅定的信心和目標以奮斗努力。我們在物質生活在這十年裡有著非常顯著的改善，我們無不相信明天會更好！

我們的經濟成就常被西方家看得眼紅，他們強硬的領導作風也常被西方國家看不過去，所以西方媒體三不五時就愛作文章譏諷他們一番。李光耀不啻是亞洲廿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可是他的肚量一點也不偉大。西方媒體喜歡三不五時朝諷他不民主和半獨裁，三番四次都被他騁請英女皇律師打官司勝訴後賠以名譽損失的巨額賠償。也許他真是被西方輿論搞煩了，於是他便提出西方自由民主是不適合東方國家的言論，而且更進一步提出「亞洲價值觀」以提倡儒家忠君愛國的團體主義思想。

馬哈迪在之後也呼應這種東方權威式的價值觀以抵抗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另類殖民。他自許為南方國家的代言人常在國際場合諷刺西方國家的霸權心態。西方國家以民主自由為經濟發展的優先要件在新馬兩地簡直是個反例。而且西方國家如美國常講一套做一套純粹為自己的利益考量多次對人權問題保持雙重標準的的自私心態和做法己令許多國家不快了，馬哈迪的率口直言常讓人拍手叫好。

新加坡實行了法家 的那一套造就了今天的繁榮安定，在李光耀光榮退休後卻提出了儒家的價值觀是為了什麼呢？在回答這回題前我們再回來馬來西亞看一看吧。前幾年安華被巫統大會推選為副首相成為馬哈迪名正言順的繼承人時，為了嬴取華人的民心以洗脫他曾為激進回教青年的過去以「安華」，他努力用心的練習毛筆字和華語，這還不夠，他還讀儒家的經典和到孔子的故鄉曲阜朝聖，他還說他最敬佩的政治家是王安石 。且不過問其居心，他努力倡導的回儒對話的確為華人開拓了較寬廣的文化空間，也為大馬創造文明對話的條件 。

於是儒家在五四的批孔到文革打倒牛鬼蛇神至九十年代的今天總於被一個外族和受西方教育的英明政治家看重而視為社會國家安定之本。自漢武帝獨尊儒家以來我們繼續的兩千多年的傳統終竟還是會在邁住廿一世紀的今天發光？1982年不是有百名諾貝爾得主不是讚同了將來的廿一世紀最需要的思想是「孔子的思想」嗎？

自從漢武帝在兩千多年前獨尊儒家開始，中國思想就不再百家爭鳴。他為何不選擇法家呢？道家也還好啊，漢朝初期就蠻「道家的」。這也許同他的政治利益有關吧！？可是，在漢武帝之後，其他各家學說就都被丟到霉暗的小角落了嗎？好吧，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的歷史發展，在魏晉南北朝之時，儒家的思想跟本就沒人有興趣。在隋唐和宋朝之時，佛家曾經大盛，對當時一些傳統儒家知識份子造成了一種頗大的危機感，如韓愈之流。宋明理學就非常明顯的是一種儒家知識份子在危機感的壓迫下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哲學思想融會而成的哲學思想。

我在上面說了這麼多，不過想要說明一件事：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當中，儒家思想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是還是有限的。原因是早期來馬的華人主要來自文化水平較低的南方閩粵各省，遠渡南洋是為了討口飯吃，基本上沒受過什麼教育。雖然幸運的，我們有一些熱血心腸的有識之士如陳嘉庚等毀家興學，他們標榜的是要傳承中華文化。但馬來西亞華文界深受五四運動影響，像我中學時的中文課本的白話文其中有一半是五四時期作家如魯迅、巴金、老舍、朱自清等人的文章。所以對舊文化抱持著相當懷疑甚至批判的態度。

至到我上高中時，李光耀和馬哈迪提出亞洲價值觀以試圖制衡西方，加上安華大力提倡儒學并且舉辦回儒對話論壇。整個華社才開始有信心討論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作用等問題。不過，感覺上我們華社有點跟風的。華人無論古今中外皆是崇尚權威的，對權威的話都欲步欲趨的。

沒錯，曾經有百名諾貝爾獎得主讚同了將來的廿一世紀最需要的思想是「孔子的思想」。可是如果說我們就應該相信這是我們必須應該發展儒家的道理的話，那我們不啻是沒腦袋地人云即云！想一想，諾貝爾獎得主主要是精於自然科學而非人文學或社會科學的專家學者，而且他們大都是老外，能懂多少Confucianism?這是很容易令人懷疑的。這就是今天所謂的科學霸權的「高級迷信」吧！百名諾貝爾獎得主重視儒家只能相信他們是希望以一個東方的文化思想拯救墮落的西方文化。如果，我們的華社真的夠成熟的話，那麼就應該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需要別人來告訴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需要儒家嗎？

確信儒家思家不僅代表了中華歷史文化的正統和主流，而且中華文化仍至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也須以維護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為前提的看法不啻是一種狹隘的道統觀念。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姿從來就不是儒家在唱獨角戲的，中華文化是部壯麗的大合唱！如果，如果我們試圖把漢武帝之後的文化發展中的其他「消極」的道家和「麻醉人心」的佛家抽出後，相信中華文化就只會像是個跛腳的老頭。

所以說，中華文化即然是這麼多彩多姿，在今天自由多元豐富的時代裡，我們不應該發揚她讓她在廿一紀照出炫麗的光耀嗎？或許，另一個問題會出現了，那就是：中華文化還適合今天的後現代社會嗎？

五千年的包袱啊！不可不謂之沉重啊！中華文化拖著五千年的腳步蹣跚走到今天，她是否還能屹立不倒？

中華文化五千年，她只是像是一個有機體有生老病死嗎？很少有一個有高度文明的文化能維持一千年不倒，她真是個奇跡啊！她在這五千年的發展裡，是否就像我們一般被教導的是一個不變的文化從古貫徹至今？而今她是否早已老朽不堪了？

我們的中國歷史課不是己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中華文化起源於黃河、我們是炎黃子孫，我們繼承的文化是夏商周一脈相承的等等等謊言！在今天的研究下，中華文化一元論已被強力挑戰了，另一個理論滿天星斗論在大陸已有人開始討論。更好笑的是我們不斷地告訴自己我們是炎黃子孫，可是有沒有人這樣問過：炎帝和黃帝不是分屬於不同的部落嗎？三皇五帝在古書裡，一本古書就有一個不同的版本，這是怎麼回事？華北和華南其實可以被證實是獨立各自發展出文明的 ；夏尚忠、殷尚鬼、周尚女，一看就知明明是不同文化嘛，夏商周根本就不是一脈相傳的，而是一個民族政權被另一個民族政權給革命了 ！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的榮景在世界思想史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古代中國在我們看來每個朝代都差不多，變化不會很大，可是那是因為我們對她的歷史不夠了解吧！（被填鴨式的教條主義教壞了頭殼啦！）其實，仔細看看，每一個中國朝代都有其極獨特之處，無論是在思想、社會、政治等方面 。她更不是一些人認為的是一灘死水，如果是的話早該臭了不會流到今天！她對外也是非常開於放的，要不然那來絲綢之路？天竺僧人怎麼來中國弘法？玄奘怎麼去西天取經？利馬竇怎麼在明朝這麼吃得開？所以說中華文化在這三千年來（從周開始）是非常動態(dynamic)的。中華文化強大的包容力和強力的同化力 就不必再贅言詳述了。至於她會淪落本世紀初的落魄樣，都怪在明清長久的閉關鎖國政策上吧！

雖然，中華文化在今天是否能再光輝依舊是不容易回答的。但我們只要了解她是如此的「動態」，那她就不會老，就算會老，她也能夠像隻浴火的鳳凰般地重生！

中國人常自稱是世界上受的苦難最多的民族 ，中國人自認擁有世上最悠久、最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國是世上最龐大的帝國之一，可是在本世紀初卻老是被全身是毛的洋鬼子到處挨打。這是怎麼回事啊！？為什麼中國人就是懦弱無能的東亞病夫啊！八國聯軍攻陷北平把圓明園燒得亂七八糟、上海租界內竟挂著「狗與中國人不得進入的牌子」、鴉片戰爭把白花花的銀子和一塊塊土地白白送給了侵略者……中國人啊還要受夠多少屈辱！？「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多麼沉痛的時代情緒！

是什麼讓中國人如此頹廢如此墮落？即然中國自居天下，千百年來一向瞧不起四方蠻夷，而卻落泊至此。中國人難道就想這樣混下去了嗎？我們要一個答案啊！我們還是要不停地走下去啊！舊的即然是這麼的腐敗，我們要的是什麼呢？

胡適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十九世紀的百日維新；於是我們看見，百日維新之後有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之後有五○年代的全盤蘇化，之後有徐復觀等人掀起的新儒家運動，有蔣介石在台灣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有錢穆所呼籲的舊文化運動……每一個運動都在尋找答案：西化、蘇化、傳統化……相對於十九世紀知識份子的篤定，二十世紀的人無寧是猶豫的、懷疑的、思索的。

我認為中華文化再生的生機再於其是否能再度「現代化」。也許要說「現代化」的話是太廣了，不過我還是要主張多元性的重要。我不是反對儒家，我反對學校裡的國文教育只教儒家的東西 ，我反對中華文化教材只教四書，我反對一切一切政治控制文化發展的霸權心態！本世紀的儒家被攻擊得奄奄一息主要并不是被五四的知識份子放「明槍」擊倒的，而是被不肖軍閥企圖利用以維護自己自私的利益而把儒家的象徵符號給強暴了 。

說到這裡，我想是該回到「正題」了。我們是否要發揚儒家思想？德國哲學家雅士柏(Karl Jaspers)提出了「軸心時代」的概念重新考察塑造人類文化的幾大精神傳統，在公元前一千年前蘇格拉底、老子、孔子、釋迦牟尼、耶穌、默罕默德等先知開拓了空前偉大的軸心文化。而軸心文化經過了兩三千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化的主要精神傳統。儒家思想既然乃是多元的軸心文化的組成部分，則必定有其「歷久彌堅的生命力」！我們若要深入而全面地理解現代人的生存意義，需要的不是對歷史傳統妄自菲薄，而是一種追根溯源的研究和對歷史傳統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

二十一世紀的華人，我們將何去何從？我們是繼續走五四運動的西化動運？還是回過頭來尋覓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藏？

或許，我們心中或許會這樣問：為什麼我們要復興中華文化？

這個問題我想不需再用什麼太過富麗堂皇的理論回答了，我想我們可以感性一點──因為我們是華人！我們應該要愛我們自己的文化！她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的根啊！一個失去根的民族還剩下什麼？

美國黑人幾乎都完全被同化了，他們完全不知他們的祖先從非洲何方而來，不懂得他們祖先說的是什麼話。但一位黑人作家寫的《根》，還是激起了許許多多黑人回到非洲大陸去尋根。難道美國黑人真的被同化了嗎？他們的靈歌成為美國主流文化的藍調(blue)。如果，他們真的完全失去了根，那他們和一般美國人，除了生活比較差外，那還有什麼不同？

如果，我們失去了根，那我們要跟隨那個民族文化？馬來文化的歷史淺薄，不似華人有許許多多優良的文化傳統。他們比我們好的地方是他們比較單純，比較樂天知命。是否，我們就要像許多華人父母把孩子拼命往英校裡送，在新加坡父母們的功利心態幾乎快讓「華校生」絕種了。我們能夠全丟去我們的文化傳統去學習西方的嗎？一個文化傳統絕不是幾個人或幾個家庭所有的，而是整社會環環相扣的。西方的那一套是否全都和我們的文化傳統能夠相容，這是人懷疑的。

在印尼，華人被當地政府強迫地同化了。年輕一代的華人已完全不會華文了。但今天他們還是一直被視為異族被暴族殘害。我們有幸生活在馬來西亞包容性大的國度裡，這不能不叫我們好好反省。

如果說我們要發揚中華文化，那我們應該發揚中華文化的那些部分，畢竟她是如此地博大精深啊！那我們是否應該發揚儒家思想呢？中華文化是如此的多元，為什麼我們單單選擇儒家呢？

儒家作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思想一至傳承迄今，她能夠做為世界軸心主化的一份子，自是其在中華文化的各種流派思想中獨具堅韌的生命力，這應該也是因為她特別地「動態」，有納百川成大海之氣魄。而且在儒家一開始的發展就注定了她會如此能夠充滿活力。在春秋戰國之時百家爭鳴，實力最強的有所謂九流十家──儒、道、墨、法、名、農、雜、陰陽、縱橫。除了儒、道、法三家，其餘各家在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就名不見經傳了，但他們還是不斷地在大江旁流匯成小河流向中華文化的大洋裡頭。而儒、道、法三家無論在春秋戰國的形成初期，或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裡都有著大量的互動。宋明理學更是儒家吸收了「外來的」佛家思想的而大力發展起來的 。

其實，我們只要跳脫一種固執的門派成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所謂「儒家」、「道家」、「法家」等名堂不過是後世之人為整理典籍和作學問研究之便而將先秦諸子的思想歸類而己。每一家的人物在當時都有積極的互動，而非老死不相往來，自家做自家生意的。例如最有名例子，孔子不是就曾經向老子請教過禮嗎？韓非、李斯是「法家」的典型人物，可是他們都是「儒家」大師荀子的學生啊！？其實，說各家當時有積極的互動也不太對，因為他們當時那有分家？

儒、道、法三家人物的思想春秋戰國一連串巨變中堅韌不拔地流傳下來，在兩千年的歷史長河裡不停地翻滾前進。無可否認的，其中儒家是最大最豐富的主幹。在那種紛亂不堪的世間，各哲人們都在尋找答案，尋找他們認為可以信相的價值。道家太超脫了，太快看透了世間的一切一切。法家太講求現實了，是乎太不近人情了。而儒家則不偏不倚，孔子抱著一顆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業，他也講禮法，但他更注重人性化。儒家的傳統經典有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涵蓋面很廣──形而上學、文學、藝術、歷史、法律、社會、生活等等。儒家文化繼承的是中國上古周朝的文化，之前提過中國上古的夏商周本為不同文化，周代商後中華文化的主要內容是在周朝時定形的，所以可以說孔子所繼承的是中華文化的根！是他使周文化在亂世中重新注入生命力在後世中重生起來。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尋根的話，我們應回來尋找那條路呢？答案應該是儒家吧！？為什麼呢？因為儒家夠「博」，他不像道家和法家太偏重一面。條條大路通羅馬，在儒家這條寬廣路上，我們不會寂寞，有時不妨還可以到其他的路上看看。做學問的人實在不應該劃地自限！

當東方遇上了西方

要討論儒家的現代化這問題，無可避免的就要面對「西化」這個老問題。雖然，在今天我們可以很明確地說，現代化并不等於西化。可是中華文化若要現代化則必須與其他的文化對話，天底下畢竟沒閉門造車這回事。西方文化在今天的世界簡直就是縱橫無阻、無遠弗屆。西方的科學文明在今天的世界裡形成了一種霸權，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我們都置身於科枝的強大威力之下。美國的通俗文化──小說、電影、流行歌曲和飲食更源源不絕地從美國本土向全世界放送。

我曾說過中國文化能流傳這麼久是因為他不只不是一灘死水，相反地她是會不斷地吸納其他文化而融會之的。從五四運動後過了半世紀，在今天我們大可不必激動地大呼什麼「全盤西化」、「中為體、西為用」、「西化為現代化」等等口號了。我們應做的是理性地探討西方文化有那些優點可供我們借鏡的。

中國也有其科學技術史，英國劍橋的李約瑟為此奉獻了一生研究。可是為何中國沒能發展出西方當代進步有力的科學呢？或許問題很多，例如東方文化較不重視物質文化、中國人的邏輯觀念不強、中國人較不講求系統化等等。但在今天，一門學問若要能夠有所發揮則必須將之系統化。這是中國人比較不善長的，不過我們可以藉著學習西方的科學以求勤能補拙。同時，中國人的對授藝不時藏兩手的封閉保守心能是非常令人垢病的，如此一來許許多多優良的傳統就慢慢的末落，直到另一個天才起來創新為止。可是歷史中究竟能有多少天才？我們能就這樣任憑我們優良的文化起起沉沉嗎？西方開放的態度使他們能制定一翻遊戲規則，并且很有系統化的執行。例如在科學發展方面，他們對科學發現的發表有一套規則，對私人發明的專利則也給予很好的保護。這使他們可以開放式的互通消息，不會讓費時在重覆別人做過的，并且可以讓發現或發明者能夠得到他們應有的獎賞利益等。只有如此，好的發現、好的創意才能夠累積而愈來愈有力量。

我更覺得西方文化最值得學習的是他們掙扎百年學習到的民主自由人權。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是合乎人性化的。民主的真諦在於尊重每一個人的選擇，尊重每一個人的利益，讓每一個人的特長在一個開放性的社會裡能夠自由地發展放光。「不自由毋寧死」，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就算是在極權國家，還是有人在享受自由，只是那是少數的特權者而非草根小民。

而他們在講求自由民主的同時，更講求法治的精神。這是華人在學習西方自由民主之前不可不注意到的。沒有法治的民主自由只能叫亂七八糟。新加坡極重視法治，所以有他們現在安定高效率的生活。台灣的社會卻太沒法治觀念了，多人做的事就可以變成對的。馬來西亞則居中，法治觀念不如新加坡，但卻比台灣好。其實，如果能像新加坡一樣，大家都遵守法律加上擁有民主自由的精神，那這個社會將會更美好。

可是太講求法家式的威權卻也會造成極多弊病。華人就是太講求家長式的威權了，像中國大陸大家就只聽上位的人說話，各各死板得沒生氣，所以才在這半個世紀全無做為。在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家長式權威政府的治理之下，全民都沒自己的主見，媒體學界也只是在為李光耀說的話做注。他們的企業要出外投資還要政府實行一連串措施才能勉強上路。雖然他們的生活素質很高，但整體來說缺乏創意，簡直就是塊文化沙漠。馬來西亞可能會好一點，但整體來說還是不夠自由、不夠活力。西方施行了一個紀的民主體制至令仍井井有條，而且可以強盛了一個世紀不衰自是因為他們強調的多元性使得他們的文化更豐富而具彈性。

西方雖然要求個人主義，可是像美國人的團隊工作能力之強是舉世有目共睹的。華人則依舊是出名的一團散沙，為什麼會這樣的？我想這和他們所強調的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息息相關，還有更重要的──個人主義。為什麼團體工作會和個人主義有關？這不是非常矛盾嗎？我們必須知道一個事實，團體工作是分工精細的且非每一個人都做同樣的事的，想想造架波音747需要多少不同專業領域的人才。西方在文藝復興過後開始重視人文藝術，并且尊重「個人」的獨特性。這樣，受到尊重的個人便能在他擅長的領域裡發揮潛能。如果太過講求團體主義，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奉獻，可是人是自私的，這在生物學和心理學上都可以清楚說明的 ，一味的要求個人的獨特性降低以迎合整個團體是否能夠符合人性？這真的值得商榷。并且西方重視個人的意見，保障每一個人說話的權利。伏爾泰就曾說過：「我不同意你，可是我會以我的生命保障你說話的權力！」於是各人的專長和意見受到很大的尊重，他們便能在分工精細的團隊工作裡各自發揮所長，而個人更可從團隊的整合工作可取所需的利益。還有更重要的是各人的意見都能在團隊中受尊重，心裡自然舒服多了。而且，很多時候會面對的狀況繁多，愈多意見代表能做的準備愈能充分。而且他們對專家作出的專業判斷有信心。而華人的一大弊病就是愛放馬後炮，團體討論時什麼都不說，只愛對上位者唯唯諾諾，私底下卻愛大發偉論，出事後還洋洋得意。對專家的專業判斷又愛信不信，誰的聲音比較大誰就比較可靠。這是中國人非常叫人痛心的「陋習」。

西方的講求的自由、民主、人權是非常值得我們效法學習的。因為它們是合乎人性的，所以和儒家傳統強調的人文關懷是能夠密切配合的。孔孟并沒有叫人在死忠死孝，他們反而還贊同道義上對暴政的革命。他們的思想也是非常草根性的，他們一切都是強調以民為重、君為輕的。他們的人道精神追求的不就是對人的尊重嗎？而且儒家同時對倫理道德的重視，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定位還可中和一下西方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弊害。

結語

現在倒數還剩兩年多就要邁入廿一世紀了。在這個動盪的世紀裡，中華文化曾跌到了谷底。生為在海外華人的一份子，莫不對本世紀初中國人受到的苦難痛心。可是中國的衰微是其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絕非是因為中華文化本性使然。往後的路還長，中華文化還是有機會再度放光的。我們要發揚我們的文化瑰寶，儒家思想不啻是我們的一條康莊大道。在這個複雜多變的時代裡，我們要做的不再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規、閉門造車了，我們要積極地與其他優良文化互動，共同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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