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中小學時，最討厭的課之一，就是歷史！
因為那時候在學校裡，歷史常被視為一門需要記住大量年代、事件和人物的學科。這種「死背硬記」的方式容易讓我感到枯燥和壓力，特別是當我們被要求記住大量細節而無法理解其背景或意義時。然而，這種「背多分」的學習方式常常忽視了歷史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啟發性，讓我們無法體會歷史事件背後的深層故事和人性。
在課堂上，歷史也常被切割成一段段獨立的事件，而缺乏連貫的敘事和分析。這種方式讓我們難以看到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和因果關係，只記住了一系列的資料和名字。我常常想說，它們干我屁事哦？
畢業後，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歷史著作和文獻，這些書籍通常會提供更豐富的背景資訊和故事敘述，讓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事件之間的關聯，從而激發對歷史的興趣。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長，開始對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興趣。這時候再回頭看歷史，會發現歷史不僅僅是過去的故事，而是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智慧和教訓。歷史書提供了對人類行為、政治決策和社會變遷的洞察，這些都能幫助我們理解當下的社會現象和問題。
還有，歷史不只是關於事件的記錄，更是關於人類的故事。許多歷史書籍充滿了生動的角色描寫和引人入勝的敘事，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領導者的決策過程、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這些人性化的故事讓歷史變得更加可親和有趣，讓人們感到讀歷史不再是枯燥的學術活動，而是探索人性的一部分。於是，歷史類書籍，是我僅次科普書最常讀的書。
在我們的歷史書中，往往充滿了帝國的興衰、文化的變遷和經濟的起伏。然而，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長期被忽視，那就是人類的生物學。達奈爾（Lewis Dartnell）在他的好書《人類文明：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世界史》（Being Human: How Our Biology Shaped World History）中，為我們揭示了這個被忽略的視角，展示了人類的生物學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歷史。
達奈爾是倫敦大學學院（UCL）的天文生物學家，研究宇宙中的生命起源、演化、分佈和未來。他的研究特別關注微生物生命在地球外環境中的生存潛力，包括火星和其他行星上的可能性。他也探討了極端環境中微生物的生存機制，如高輻射和極端溫度，這些研究有助於理解生命在其他星球上的存在可能性。
在地球科學方面，達奈爾的工作涉及地球的過去和現在的變遷如何影響生命。他的研究涵蓋了從地質事件對生命演化的影響到地球環境的變化如何塑造生態系統。他在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僅限於地球本身，還擴展到如何在宇宙尺度上考慮地球的獨特性和其上生命的特殊性。
達奈爾也是一位熱衷於科學普及的作家。他撰寫了多本科普書籍，如《最後一個知識人》（The Knowledge: How to Rebuild Our World from Scratch）和《起源：地球如何塑造人類的歷史》（Origins: How the Earth Made Us），把複雜的科學知識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傳達給大眾。他的作品探討了如何在科學角度理解世界，從人類生物學到我們的文明如何依賴於基礎科學知識。
傳統的歷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外部因素上。歷史學家習慣於探討國家興亡、宗教改革和經濟變遷等大事件，卻很少考慮人類生物學在這些過程中的影響。這一部分是因為學術界對歷史學和生物學之間的明確專業分工。歷史學家專注於研究文字記錄和考古證據，而生物學家則研究基因、免疫系統等生命科學方面的問題。這種專業分工導致了兩個領域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非常有限。
還有，歷史學家之所以忽略生物學，部分原因在於他們通常認為人類行為主要受到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食物習慣、遷徙模式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的研究，多數都聚焦於文化背景和經濟條件，而不是這些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基礎。這種觀點忽略了我們的基因如何影響我們的消化系統，免疫系統如何影響瘟疫的擴散，以及氣候變化如何推動了人類的遷徙和演化。
此外，早期的歷史學研究受限於科技和資料的局限。直到最近，我們才有能力透過基因體學和古DNA研究等先進科技深入理解人類生物學。這些技術的發展使我們能夠揭示過去數千年來人類基因的變遷，並進一步理解這些變遷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
達奈爾的《人類文明》挑戰了傳統歷史學的這種局限。他把人類生物學和歷史學融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他以生動的敘事和豐富的科學資料，展示了從微觀到宏觀，人類生物學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影響歷史。這些見解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的思考，讓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中的許多關鍵事件。
《人類文明》中探討了人類的生物學特徵深刻影響了社會制度的設計和運行。例如，我們的心理特徵，如合作和競爭的傾向，對於制度設計至關重要。達奈爾指出，合作行為的基因基礎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社會能夠成功地建立起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機構，這些結構和機構有效地促進了大規模社會的運行。這些制度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軟體」，是由人類的生物學特徵驅動並優化的。
人類大腦中的「社交軟體」是經過長期演化而形成的複雜系統，讓我們能夠進行有效的社會互動。這些機制不僅包括理解和感受他人的能力，還包括使用語言、合作、遵循道德規範和建立社會身份。這些能力讓人類能夠創建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文化，並在各種環境中繁盛發展。透過這些社交機制，我們能夠形成穩定的社會關係。
達奈爾解釋了家庭和家族是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一結構的形成與我們的生物學特徵密切相關。家庭和家族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繁衍後代，這直接涉及基因的傳遞和生物適應。人類配偶結合的生物學基礎包括基因、荷爾蒙、神經系統等多方面的因素。這些因素不僅影響我們如何選擇配偶，也影響我們在配偶關係中的行為和情感體驗。這些生物學機制和演化策略共同作用，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複雜的社會行為和情感關係。荷爾蒙在配偶關係中起著關鍵作用。愛情和親密關係中的化學物質如催產素（Oxytocin）在大腦中作用，影響我們的情感和行為。
達奈爾提到「四年之癢」這個概念，這通常是指伴侶在婚姻或長期關係中，在大約四年左右的時間點，可能會經歷一個挑戰期，感覺到關係中的激情或滿足感下降。在戀愛和配偶關係的早期階段，荷爾蒙如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催產素的水平較高，這些荷爾蒙與興奮感、依戀感和情感連結有關。多巴胺特別與愉悅和獎勵系統有關，在戀愛初期，這種「興奮」的感覺尤為強烈。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化學物質的濃度可能會下降，導致激情和新鮮感減弱。
達奈爾進一步探討了家族結構如何影響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源分配。在很多社會中，家族地位決定了成員在社會中的位置，這一點在傳統社會中尤為明顯。例如，貴族家庭往往能夠保持其地位和影響力，這不僅僅是因為財富的累積，也涉及到社會規範和法律對家族傳承的支持。這些社會結構往往會在生物學的基礎上建構，例如透過婚姻聯姻鞏固家族聯盟和權力。
在探討權位傳承時，達奈爾闡述了從家庭內部到更大範圍的社會結構中的領導權傳遞如何運作。權力的傳遞常常與基因的傳遞相關，尤其是在君主制或貴族制的社會中。這些社會體系通常透過血統來確定繼承人，這是一種將生物學與社會結構緊密結合的方式。這樣的權位傳承機制有助於維持家族內部的穩定和外部的勢力範圍，確保資源和影響力的延續。
我在看HBO影集《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和《龍族前傳》（House of the Dragon）時，對其中兄妹、叔姪亂倫式的通婚感到嘖嘖稱奇，但和哈布斯堡王朝（Haus Habsburg）相比，現實往往比影集更戲劇化，貧窮果然限制了我的想像力。哈布斯堡王朝是歐洲歷史上最強大的王室之一，其影響力遍及西班牙、奧地利、匈牙利、神聖羅馬帝國、南斯拉夫等地區。為了保持和鞏固其權力地位，哈布斯堡家族頻繁進行王室間的婚姻聯姻，包括大量的近親通婚。這些婚姻策略在短期內有效地增強了家族的政治影響力，但也帶來了一些長期的生物學和政治問題。
哈布斯堡王朝透過婚姻聯姻，他們能夠在歐洲建立廣泛的聯盟和聯合統治。例如，透過與西班牙王室的婚姻聯姻，哈布斯堡家族一度控制了西班牙帝國及其廣大的殖民地，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影響力。婚姻聯姻還幫助哈布斯堡家族鞏固內部的權力結構，減少了外部挑戰和內部的繼承糾紛。這種策略讓家族在幾個世紀內保持了強大的統治地位，並使其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要參與者之一。
然而，頻繁的近親通婚帶來了嚴重的遺傳問題。近親通婚會增加遺傳疾病和不利基因的表現率，因為近親之間共享大量的基因。這在哈布斯堡家族中特別明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布斯堡下巴」（Habsburg Jaw），這是一種顯著的下巴突出特徵。「哈布斯堡下巴」是由下頜骨過度生長導致的，它伴隨著其他面部和口腔的問題，如開咬合（上下牙齒不能正常閉合）。這一特徵在家族內部的多次近親通婚中被顯著強化，成為遺傳疾病的標誌。此外，其他遺傳問題如癲癇、精神疾病和不育症在家族成員中也變得更為普遍。
近親通婚帶來的遺傳問題對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能力產生了不利影響。健康問題和智力缺陷削弱了一些王室成員的統治能力，導致政治不穩定和管理效率低下。例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卡洛斯二世（Carlos II，1661—1700）因為多種遺傳問題無法有效治理國家，這最終導致了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的統治結束。
近親通婚還導致繼承問題，因為高出生率伴隨著低存活率，讓王位繼承常常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導致了王朝內部的爭鬥，甚至影響了整個歐洲的政治平衡。哈布斯堡家族的婚姻政策不僅影響了政治和遺傳健康，也在文化和社會層面產生了影響。王室婚姻強化了貴族之間的聯繫，使貴族階層在整個歐洲的影響力得到加強。然而，這也進一步鞏固了社會階層結構，限制了社會的流動性。
貴族近親通婚容易出現罕見遺傳疾病，但對許多地方的平民來說，地方病是更常見的問題，這是指某些疾病在特定地區長期存在並影響當地人口的健康情況，並且當地人口對這些疾病可能已經發展出了某種程度的免疫力或抵抗力。主場優勢（Home Advantage）是達奈爾用來描述當地居民在面對外來者時，因為對地方病具有更高的免疫力或適應性，而擁有的一種隱性優勢。這一優勢在歷史上對軍事衝突、殖民活動和人口遷移等事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詳述了地方病如何影響歷史事件。例如，在蘇格蘭人在歷史上受到瘧疾和黃熱病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的海外殖民和貿易活動中。這些熱帶疾病對蘇格蘭人的計劃和行動產生了顯著的影響，特別是在17世紀末的達連計畫（Darien Scheme）中，目的是在中美洲的巴拿馬地峽建立一個貿易殖民地。蘇格蘭希望透過這個貿易站控制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從而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然而，這個計畫最終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瘧疾和黃熱病對蘇格蘭殖民者的嚴重打擊。這些疾病在當時的熱帶地區非常普遍，但對來自較冷氣候的蘇格蘭人來說是致命的，因為他們沒有對這些疾病的天然免疫力。
然而，瘧疾和黃熱病等熱帶疾病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發揮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這些疾病對英國軍隊造成了嚴重的打擊，特別是在美國南部地區。美國軍隊，尤其是當地士兵，對這些疾病有較高的免疫力，這在戰爭中成為了一種不容忽視的優勢。這些疾病間接地幫助了美國殖民地的獨立運動，讓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和其他美國指揮官得以利用疾病削弱敵人，最終促成了美國的勝利。
瘧疾和黃熱病等地方病也在海地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們削弱了法國軍隊的力量，讓革命者能夠獲得戰略優勢。法國在革命期間派遣了大量部隊試圖鎮壓海地的反叛奴隸和自由黑人。然而，這些士兵對當地的黃熱病缺乏免疫力。根據歷史記錄，在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妹婿法國將軍勒克萊爾（Charles Leclerc，1772—1802）領導的軍隊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士兵因黃熱病而死去，包括勒克萊爾本人。地方病的影響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海地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由非洲裔人主導的獨立國家的誕生。
地方病如瘧疾、黃熱病、霍亂和其他熱帶傳染病在殖民地廣泛流行，嚴重影響了當地人口的健康和生存率。例如，瘧疾和黃熱病在非洲和南美洲的熱帶地區尤為致命。這些疾病大幅度減少了本地人口，對原住民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造成毀滅性打擊。大量原住民的死亡導致了勞動力的短缺，進而影響了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疾病的流行讓殖民者轉而依賴奴隸貿易來彌補勞動力不足，這進一步加劇了殖民地的社會問題和不平等。例如，黃熱病和瘧疾讓加勒比地區的奴隸貿易加劇，因為來自非洲的奴隸被認為對這些疾病有較高的免疫力。
在奎寧被廣泛使用之前，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在非洲的流行對歐洲殖民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些疾病對來自非洲以外的非免疫人群尤其致命。殖民探險隊和早期定居者中，由於瘧疾的高發病率和死亡率，常常遭受重大人員損失。這被稱為「白人的墳墓」效應，因為非洲的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讓歐洲人難以在當地長期生存和活動。
因此，奎寧的發現和使用對歐洲列強在19世紀末期瓜分非洲的進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奎寧是從金雞納樹的樹皮中提取的藥物，對瘧疾的治療非常有效。瘧疾在非洲的廣泛流行曾經是歐洲殖民者深入非洲內陸的一大障礙，奎寧的出現改變了這一情況，讓歐洲列強能夠更深入、更持久地在非洲進行探索、征服和殖民活動。奎寧的使用不僅改變了非洲的政治版圖，也對非洲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人類歷史中，更恐佈的還有流行病導致的瘟疫，我們不久前才經歷過一場。達奈爾指出，病原體跨越物種進入人群的現象，稱為「溢出」（spill over），是許多歷史上重大瘟疫的起源。這些病原體在動物宿主中存在並傳播，但在特定條件下，病原體可能跳躍到人類宿主中，導致新疾病的爆發。戰爭和貿易是這些瘟疫擴散的主要途徑，因為它們加速了人群和動物之間的接觸和流動。
賽普勒斯大瘟疫（Plague of Cyprian）在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具有深遠影響，不僅因其造成的重大人口和經濟損失，更因其促進了基督教的傳播和興起。基督教在瘟疫期間的慈善行為和社會支持不僅增強了教會的社會地位，也吸引了大量新信徒，這對基督教在後來成為羅馬帝國國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事件展示了瘟疫如何不僅僅是醫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宗教和政治的催化劑。
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發生於公元541年至750年間，是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瘟疫之一。這場瘟疫對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以及整個地中海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查士丁尼大瘟疫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估計，僅在君士坦丁堡，最高峰時期每日死亡人數可能達到5000至10000人，全市總死亡人數可能達到20至30萬人。整個東羅馬帝國的死亡總數可能達數百萬。
這場瘟疫對社會結構造成了嚴重破壞。人口減少導致勞動力短缺，許多農田被廢棄，城鎮和城市中的經濟活動也陷入停滯。瘟疫引發的恐慌和絕望加劇了社會動蕩，犯罪和暴力事件增加，人們對當時的社會秩序和宗教信仰產生了疑問和動搖。
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和勞動力短缺對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農業生產的減少導致糧食短缺和饑荒，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穩定。貿易和工業活動也因工人減少和市場需求下降而受挫。稅收收入大幅減少，讓東羅馬帝國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政府無法從農民和工匠中徵收足夠的稅款來支持公共工程、軍事支出和其他國家開支。這進一步削弱了帝國的財政穩定性和統治能力。
瘟疫對軍事力量的削弱也是顯著的。大量士兵死於瘟疫，讓帝國的軍隊規模縮小，戰鬥力下降。這一局面讓東羅馬帝國在應對外部威脅和內部叛亂時顯得力不從心。當時的查士丁尼皇帝正努力恢復羅馬帝國的榮光，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征服和重建工程。然而，瘟疫的爆發讓這些努力無法持續，甚至不得不撤回一些軍事行動，這讓帝國的邊境防禦變得脆弱。
查士丁尼大瘟疫對東羅馬帝國和整個地中海地區的長期影響是深遠的。瘟疫削弱了東羅馬帝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讓它難以應對隨後幾個世紀的外部入侵，包括來自阿拉伯帝國的威脅。此外，瘟疫還加速了西羅馬帝國解體後形成的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化過程。由於中央政府的削弱和農村人口的增加，地方貴族的權力增強，這為後來的中世紀封建社會奠定了基礎。
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則是十四世紀最具毀滅性的流行病之一，對歐洲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場瘟疫導致了歐洲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人口的死亡。達奈爾解釋道，黑死病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口減少，還導致了勞動力短缺，讓工資上升，改變了經濟結構。此外，這場瘟疫也動搖了人們對教會和傳統權威的信任，促使了宗教改革和社會變革。
達奈爾也探討了歐洲殖民者將天花帶到美洲的過程。天花在新大陸的傳播對原住民社會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因為原住民沒有對這種疾病的免疫力。數以百萬計的原住民因此死亡，這極大地削弱了他們的社會結構和抵抗殖民者的能力，讓歐洲人得以迅速征服和控制這片土地。這場流行病對美洲歷史的影響是深遠的，直接導致了文化的滅絕和社會結構的崩潰。
達奈爾也詳細討論了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西班牙流感），這是二十世紀初期最嚴重的流行病之一。這次流感在全球奪去了約五千萬至一億人的生命。這場流行病的影響遠不僅限於公共健康領域，它還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並影響了戰後的國際政治格局。這次大流行也顯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傳染病的快速傳播能力，成為現代疫情管理和國際合作的催化劑。
達奈爾特別指出，流行病（如黑死病）對人口的劇烈影響，這些疾病不僅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還改變了社會結構。例如，黑死病後的歐洲面臨勞動力短缺，導致工人階級的工資上升和社會地位提升。這種人口結構的改變促使了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人類容易一再被瘟疫蹂躪，是因為農耕生活後的高密度聚居。達奈爾認為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是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這一轉變讓人類從狩獵採集社會過渡到定居的農業社會，進而形成了更複雜的社會結構。農業技術的進步，如灌溉系統和農作物的馴化，極大地提高了食物生產的效率。這些進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因為穩定的食物供應支持了更高的人口密度。
達奈爾提到班圖擴張（Bantu Expansion），這是指班圖語言群體從非洲中部和西部向東部和南部遷移和擴張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大約始於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500年。班圖擴張是非洲歷史上最重要的人口遷移和文化擴散事件之一，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語言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班圖語言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廣泛使用的語言群體之一，超過四百種語言和兩億多使用者。
班圖語人群帶來了鐵器技術和農業技術的進步，特別是種植旱地作物如薯類和豆類，以及養殖家畜。鐵器技術的引入改進了農具，讓農業生產力顯著提高，支持了較大的定居人口。農業生產的提高導致人口增長，這進一步推動了班圖人群向新的土地遷移，以尋找更多的資源和居住空間。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資源的利用增加，某些地區可能出現資源競爭和壓力，促使部分班圖人群遷移到新的地區。班圖擴張導致了班圖語言在非洲大陸上的廣泛分佈。
人變多了，就因為要搶錢、搶糧、搶地盤，戰爭成了常態。達奈爾探討了戰爭如何成為歷史中的一個常見現象。戰爭通常是資源爭奪、政治控制或宗教信仰衝突的結果。人類的生物學特徵，如攻擊性和組織能力，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特徵在狩獵和保護群體中演化而來，但在更大規模的社會衝突中也表現出來。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討論了奴隸制的生物學和經濟基礎。奴隸制是一種以人力為基礎的經濟系統，歷史上在許多文明中都有存在。奴隸通常來自被征服的地區或社會邊緣群體，被強迫從事農業、建築和其他勞動工作。奴隸制度對社會的經濟發展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支持了大規模的農業和建設工程；另一方面，奴隸制度也導致了深刻的社會不平等，並造成嚴重性別失衡。
進入農耕生活，我們人類開始製造讓人們精神上愉悅的物質。酒精是歷史上最古老和最廣泛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之一。達奈爾提到，酒精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早期的農業社會就開始釀造酒精飲料。酒精因其能夠改變意識狀態、放鬆身心以及促進社交互動而廣受歡迎。在許多文化中，酒精成為儀式和慶典的核心部分。酒精的社會影響深遠，它在經濟上也具有重要意義。酒精也讓歐洲人能夠長程遠洋航行，因為可以讓淡水不易變質。
咖啡因是另一種廣泛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質，主要來自於咖啡和茶。達奈爾強調，咖啡因在啟蒙時期的歐洲尤其流行，它被視為一種激發創造力和思維的物質。咖啡館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和商人聚集的場所，促進了思想交流和文化發展。咖啡因不僅僅是一種提神的飲料，它還對全球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咖啡和茶的種植和貿易促進了殖民地經濟的發展，並成為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這些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風俗和生活方式。
菸草含有尼古丁，一種強效的精神活性物質。達奈爾指出，菸草在十六世紀被歐洲人發現並帶回，迅速成為一種流行的嗜好品。菸草的使用不僅限於娛樂，它還被用於儀式和宗教活動中。菸草的全球傳播對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菸草種植成為許多殖民地的重要經濟活動，並推動了跨大西洋貿易。然而，菸草的健康風險也引發了社會關注和政策辯論，尤其是在現代社會。
以上三種大部分情況下好歹還算合法，但鴉片一般上是非法的，這是一種強效的鎮痛和鎮靜劑，自古以來就被用於醫療和儀式中。達奈爾提到，鴉片及其衍生物（如嗎啡和海洛因）對個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態有強烈的影響。它們能夠緩解疼痛，但也容易導致成癮。鴉片對歷史的影響極為深遠，特別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鴉片戰爭中，鴉片成為殖民帝國主義的工具之一。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還揭示了國際貿易中毒品問題的複雜性和破壞性影響。
其實，搞破壞的不僅是病原或成癮物質，敵人可能就在我們自己的基因體中。達奈爾探討了人類基因中的DNA編碼錯誤如何導致身體上的瑕疵，並進一步影響歷史和文化。這些編碼錯誤，或者說基因突變，不僅僅是疾病的根源，它們還塑造了人類的生物多樣性和適應能力。基因突變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環境因素導致的。基因突變的結果可能是有害的、無害的，甚至有時是有益的。這些錯誤有時會導致身體上的瑕疵或疾病，如遺傳性疾病和先天性缺陷。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的基因突變，特別是她攜帶的血友病基因，在歐洲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血友病是一種遺傳性疾病，主要影響男性，導致血液凝固功能受損，容易出現嚴重出血。這個疾病是由X染色體上的基因突變引起的，而女性（如維多利亞女王）可以是這個基因的攜帶者而不表現症狀，但她們有可能將基因傳遞給她們的子女。維多利亞女王被稱為「歐洲的祖母」，因為她的後裔透過婚姻廣泛分佈於歐洲各國的王室。她的子孫中，包括英國、俄羅斯、西班牙和德國的王室成員都攜帶或受到血友病的影響。
人類演化中的一個關鍵特徵是失去了合成維生素C的能力，這讓我們必須透過飲食來獲取這種必需的營養素，否則會罹患壞血病。大約在6300萬年前，我們的靈長類祖先失去了合成維生素C的能力，這是由於GULO基因（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基因）的突變所致。這個基因突變導致人體無法將葡萄糖轉化為維生素C。這種能力的喪失在大多數靈長類中都普遍存在，包括人類、猿、猴和一些其他哺乳動物。
壞血病在歷史上特別與長時間的航海探險有關，因為水手們在海上缺乏新鮮食品。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期間，壞血病在海軍中造成了大量的死亡。這些事件促使人們尋找解決方案，例如英國海軍後來強制配給含有檸檬汁的配方，以預防壞血病。
我們人類的心理狀況也造就了許多歷史事件。達奈爾探討了人類心智能力中的弱點，特別是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es），如何影響我們的決策、行為和歷史。認知偏誤是指我們在思考和判斷時常出現的系統性錯誤，它們是由我們的大腦在處理信息時所使用的簡化策略所引起的。
達奈爾在《人類文明》中介紹了多種認知偏誤，每種偏誤都可能導致錯誤的判斷或決策。以下是幾種主要的認知偏誤及其影響。他認為，認知偏誤不僅影響個人決策，還在集體層面上塑造了歷史。比如，確認偏誤可能讓統治者無視警告，堅持進行戰爭或政策，即使這些行動可能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此外，可得性啟發和過度自信偏誤也可能影響領導人在危機管理中的判斷，導致錯誤的應對策略。
《人類文明》不僅提供了豐富的知識，還啟發了對我們自身身份的深刻思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物學特徵如何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和社會結構，這些特徵塑造了我們的歷史，並且仍在塑造我們的未來。這本書不僅拓展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也讓我們從生物學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達奈爾展示了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潛在合作，並提醒我們，在理解人類行為和歷史事件時，我們不能忽視生物學的影響。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4年12月30日 星期一
生物機制如何塑造人類文明
2024年12月19日 星期四
為什麼鬼故事和陰謀論都很迷人？
我的農曆生日在7月初一的子時。從小親朋好友就調侃我的長相和動作有點怪異，開玩笑說可能是當年鬼門一開，有個冒失鬼迫不及待地趁我出生時投了胎。關於這點我難以否認，因為我出生時是臍帶繞頸，所以誕生後的前十幾分鐘沒有呼吸，幸好搶救成功，只不過現在身體還留下後遺症。
不瞞大家說，我想親眼目睹的事物之一，就是鬼魂！如果能在有生之年邂逅鬼魂，那將顛覆我對科學中的唯物主義信念，雖然我確實遇過一些「類靈異事件」，但之中尚未有任何一件事能做為鬼魂存在的直接證據，而且幾乎都可以用科學解釋。好吧，或許人鬼殊途，也可能「祂」的存在不能讓我們發現，以免洩漏了天機。所以，與其說我是無神論者，不如說我是不可知論者。那麼，其他諸如心電感應、瀕死經驗的傳聞呢？
大腦喜歡在混亂中找秩序
謝爾莫即《科學人》專欄「真真假假」作者薛莫，在《我們為何相信：從鬼魂、神和外星人，到陰謀、經濟和政治，大腦如何打造信念並鞏固為真理》（The Believing Brain: From Ghosts and Gods to Politics and Conspiracies-How We Construct Beliefs and Reinforce Them as Truths）中反駁了鬼魂、神靈、外星人、陰謀論等存在。他主張，大腦具有從隨機事件尋找模式的能力，以及把自然事件歸因成某種意圖的傾向，讓我們更有系統地理解世界。且一旦形成某種信念，我們便會尋找證據來支持，進而強化。
謝爾默身為全球知名的懷疑論權威，也是《懷疑論者》（Skeptic）雜誌的創辦人兼主編，以揭穿非理性的信念而聞名。在本書，他用演化心理學解釋人類對超自然現象的奇異信仰，系統性闡述了信念是如何誕生、形成、鞏固、遭質疑、改變和消亡。
他提出，人類是先形成信念，然後尋找與這些信念一致的證據——我們傾向於先相信再透過各種認知技巧把發現的證據轉化為對信念的支持。而這些信念往往是為了應對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焦慮，以提高我們對於未知事物的控制感與安全感。
例如，人類的祖先生活在非洲草原上時，聽到草叢中的沙沙聲，必須迅速判斷那是風聲或者獅子活動。如果他們錯把獅子的行動當做是風聲，那就會一命嗚呼。因此我們草原上的祖先更傾向於把所有的沙沙聲認為是潛在的危險，這種偏向模式辨識的生存機制一直流傳至今。所以，看到黑影就開槍，其實是我們的天性。
不過，迷信並非人類獨有的特色，動物可能因爲錯誤的辨識模式而產生奇怪的信念。在一項動物行為實驗中，鴿子吃到隨機遞送的食物，會記住食物到達時自己的舉動，例如向左旋轉或啄按鈕，因此在等待食物再度到來前，就會不斷重複這些動作，以期待下一次的飽餐，這種行為就像是鳥類的祈雨舞。
謝爾默還探討「相信的大腦」神經科學層面。他引用的研究指出，高濃度的多巴胺會促使人們更容易從巧合中發現意義，甚至在即使沒有意義或不具模式的地方找出模式。當我們遇到符合自己信念的訊息時，大腦就會釋出多巴胺，帶給我們愉悅的感覺，強化我們的信念。
心理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我們的認知系統
此外，我們身為社會性生物，大腦除了在過程中尋找「模式性」（patternicity），也會對這些模式賦予意義和意圖，謝爾默稱之為「主體性」（agenticity）。他認為，人類演化出的模式性和主體性使我們容易相信各種超自然的力量，例如神靈、外星人，甚至是陰謀家。他也認為，媒體和流行文化對鬼魂信仰的影響也不可忽視，電視節目和影視作品頻繁推出相關主題，誇大並傳達錯誤的科學資訊，強化人類對超自然現象的信仰。
謝爾默認為，其他超自然現象例如瀕死經驗，可以透過神經科學來解釋。瀕死經驗往往在大腦功能受到極大壓力或損傷時出現，例如當大腦缺氧時，會產生視覺現象，這解釋了有些人在瀕死前「看見亮光」的感覺，而不是靈魂出竅或來世存在的證據。藥物或電刺激大腦特定部位，則可以引起類似靈魂出竅的經驗，進一步證實瀕死經驗是由大腦活動引起的。
儘管科學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們對世界的理性理解，但謝爾默認為，僅靠教育還不足以改變信念。科學教育不僅要傳授科學知識，還要協助人們懂得如何應用所學來評估超自然現象。信念的轉變往往來自個人的心理認知和更深層的社會文化。這也解釋，為何我們容易相信自然現象背後有某種有意識的力量在控制（例如古人認為天災是來自神靈的懲罰），我們的大腦之所以喜歡在隨機現象中尋找規律，並試圖解釋為有意圖的行為，是因為我們的心理和文化背景影響了我們的認知和信念系統。
本書討論的不只有超自然現象，也包括宗教、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理論和陰謀論，並解釋了背後的心理機制。舉凡政治忠誠、宗教信仰，甚至對科學理論的支持，都會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尋找相關證據來鞏固已有的信念。謝爾默曾經是基督徒，他現在對宗教的觀點是，有神論信仰是經由演化而根深柢固的現象。這些信仰讓人類為生活中的事件賦予意義和目的，有助於促進社會合作和利他主義，並在歷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然而，他質疑這些信仰在現代科學世界中的作用，轉而鼓勵人們透過科學方法來挑戰和檢驗這些信念。
政治、經濟和宗教的概念形成都來自信念
至於陰謀論，謝爾默指出，當陰謀論過於複雜、需要多人參與、從微小事件擴展到巨大影響、給無害事件賦予不祥意義、對政府或企業提出強烈質疑，通常會被視為無稽之談。但是，陰謀論者時常頑固地捍衛他們的理論、拒絕考慮其他解釋、排斥所有反駁的證據，並尋找能證實理論的證據。由於「確認偏誤」以及對已發生的事情進行事後解釋的「後見之明偏誤」，兩種傾向都容易形成陰謀論的基礎。
《我們為何相信》探討信念形成的心理機制，結合認知和演化，剖析了人類信念的形成和強化過程，幫助我們理解自身和他人的信念。謝爾默所提出的豐富實例，顯示這些過程如何在政治、經濟、宗教和超自然現象中發生。他不僅說明我們為何會相信怪誕之事，還強調科學方法在糾正錯誤信念中的重要性。本書不僅促使懷疑論者深刻的反思，也能為對人類思維和行為感興趣的讀者帶來啟發。
當然，人們的想法並非一成不變。如果對如何讓他人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感興趣，可以參考科學記者麥瑞尼（David McRaney）的《如何讓人改變想法：關於信念、觀點與說服技巧》（How Minds Change: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Belief, Opinion, and Persuasion）。這本書透過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說明多數人在特定條件下，如何改變他們的想法，不僅闡述了人類思維的運作方式，還提出實用的策略，幫助我們在不破壞關係的情況下，改變他人的信念（請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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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6日 星期一
數位浪潮中的大腦不滿足
每當聽到手機的通知音，心跳就像小鹿亂撞，無論是在重要會議中還是跟朋友聚會，都忍不住要拿出手機查看？結果，注意力是否被分散，手頭的事情被耽擱，生活也變得更加混亂？
每次打開社交媒體，是否期待新的留言或按讚，就像在等待抽獎結果一樣？這種不確定性是否讓人不斷刷新頁面，結果每天花大量時間在螢幕前，忽略了身邊的朋友和家人？更糟糕的是，看到別人的精彩生活，感到自卑和焦慮，彷彿自己永遠跟不上別人的腳步？
網購時，限時折扣和限量搶購是否總是激起購物慾望，覺得不買就虧了？每次在百貨公司裡看到限時促銷的標誌，是否都忍不住多買一些東西，哪怕根本不需要？這種不確定性驅是否使你不停地尋找購物的理由，結果家裡堆滿了不需要的東西，錢包也瘦了一大圈？
在工作中，無法預測的獎賞和晉升機會是否讓你每天都像在走鋼絲。每次完成一個任務，都會期待得到上司的認可，但這種期待感讓我壓力倍增，甚至影響了睡眠和健康？工作中不斷追求完美，是否卻也讓你變得更加焦慮和疲憊？
你是否曾經在擁有了一切之後，仍然感到一絲不滿？為什麼我們總是渴望更多，即使已經得到了許多？你是否發現自己總在追求更多，卻從未感到真正滿足？這種大腦的不滿足感，是否在無形中影響了你的生活和決策？為什麼我們常常在擁有了一切後，仍然感到空虛？這種大腦的不滿足感，是否在無形中困擾著你？你是否曾經在追求更多的過程中，感到越來越疲憊卻又無法停下腳步？這種大腦的不滿足感，是否讓你的生活充滿了無數的挑戰和困擾？
《大腦不滿足：打破「匱乏循環」，在數位浪潮中奪回生活主導權》（Scarcity Brain: Fix Your Craving Mindset and Rewire Your Habits to Thrive with Enough）這本書深入探討了為什麼我們常常感到不夠滿足，並且追求那些讓我們覺得可以變得完整的東西。這本書提出了一個「匱乏循環」的概念，解釋了我們為什麼對某些事物（如金錢或快樂）如此渴望。當我們不確定下一次會再獲得這些東西時，這種不確定性會讓我們更想要它們。然而，當機會、獎勵或再次嘗試的能力被剝奪時，這個循環就會停止。
其實還有一本《匱乏經濟學：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Scarcity：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深入探討了匱乏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和決策，無論是金錢的匱乏、時間的匱乏還是社會聯繫的匱乏。作者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森迪爾．穆蘭納珊（Sendhil Mullainathan）與普林斯頓大學認知心理學家埃爾達．夏菲爾（Eldar Shafir）透過大量的研究和實驗，揭示了匱乏如何限制了人們的認知能力，導致了更差的決策和行為模式。這本書提供了豐盛的實證研究，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在資源匱乏時往往會做出不理性的決策，並探討了這些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
《匱乏經濟學》更側重於理論和實證研究，探討匱乏如何影響決策和認知，使用大量的學術研究和資料支持其論點，適合喜歡深入理論分析的讀者；《大腦不滿足》則更偏向於實踐應用，提供具體策略來改變行為和心態，包含更多的個人故事和實際案例。
《大腦不滿足》作者麥可．伊斯特（Michael Easter）是一位資深記者，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的新聞學教授，並擔任《男人健康》雜誌的特約編輯。他以研究現代行為改變和健康問題而聞名，經常探討演化心理學如何影響當今的行為。在這本書中，他指出，我們的遠古祖先必須尋找食物、水和住所等匱乏資源，而如今，我們依然在尋找匱乏資源，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在很多方面，我們已經成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現代社會的焦慮和憂鬱問題不斷增加，部分原因是我們已經解決了許多曾經威脅我們生存的問題，然而這也引發了新的問題。
《大腦不滿足》深入探討了我們為什麼會不斷渴望更多的食物、時間、社交互動，甚至是數位認同。伊斯特介紹了「匱乏循環」的概念，這種循環讓我們總是感到不滿，永遠渴望更多。他還探究了這些渴望背後的神經科學、心理學和人類學，揭示了這些行為根深蒂固的原因。
在研究「匱乏循環」的過程中，伊斯特不僅僅在理論上探討這些問題，還走訪了世界各地，包括冒死潛入戰爭和毒品蹂躪的伊拉克，以及設計出讓人上癮的老虎機的拉斯維加斯。他認為，我們需要承認祖先的歷史，並認識到我們的大腦需要時間來適應新科技，這些科技讓我們不停地追逐快樂，但卻難以真正感到滿足。
《大腦不滿足》並不只是揭露問題，還提供了實用的指南和策略，幫助我們擺脫這種循環，培養「豐盛心態」。伊斯特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和方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行為。他分享了他個人的經驗，談到如何用健身和工作中的完美主義來替代對酒精的依賴。他強調，我們需要意識到自己何時陷入匱乏循環，並努力轉變為豐盛的心態。這意味著我們要學會利用內在的渴望去做一些積極和有意義的事情。
伊斯特透過分析我們對匱乏的反應的演化歷史，揭示了我們的大腦在現代豐盛世界中的矛盾之處。儘管我們的生活物資更加豐盛，但我們的大腦仍然習慣性地追求更多，這種追求往往被外部力量所利用，影響我們的決策和幸福感。
在《大腦不滿足》中，伊斯特討論了現代生活中的「匱乏循環」，指的是我們受到一種內在匱乏感的驅使，不斷尋求外部的補償。這個循環的三個部分通常包括：
機會（Opportunity）：這是開始行為的誘因或誘導因素。例如，一個促銷活動、開啟一個新影集，或在賭場中的賭桌。
無法預測的獎賞（Unpredictable Reward）：這是一種變動的獎賞系統，使阿宅無法預測何時會得到獎賞。這種不確定性會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增加行為的重複性，例如賭博的勝利、購物時發現打折商品等。
快速重複性（Rapid Repetition）：一旦開始，這些行為會迅速且重複地進行，因為我們不斷地尋求那種難以捉摸的獎賞。這種行為模式可能導致成癮，因為個體在短時間內多次重複相同的行為來追求快感或逃避匱乏感。
匱乏循環的核心在於我們對無法預測的獎賞反應強烈，主要涉及大腦中的多巴胺系統。當我們不確定是否會得到獎賞時，大腦的多巴胺分泌會顯著增加。多巴胺是一種與快感和獎勵機制相關的神經傳導物質，能引發強烈的期待感和快感，即使獎賞本身未必到來。這種無法預測的獎賞會產生懸疑感，使我們陷入不確定性中，激發大腦持續尋求解答的動機，渴望得到那一瞬間的快感或滿足感。這種期待感本身就是一種心理獎勵，使我們更有可能重複這些行為。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行為模式會強化並形成習慣。每次經歷無法預測的獎賞，我們的行為就更容易重複，可能導致我們過度依賴某些行為，如賭博、購物或飲酒，因為它們成為我們應對匱乏感或壓力的一種方式。
這種匱乏心理不僅影響我們的個人行為，還影響到社會層面。例如，學校的成績系統可能會讓學生更關注分數，而非真正的學習。此外，我們也傾向於認為「多」就是「好」，這種思維方式限制了我們的創造力。伊斯特指出，有時候當資源有限時，我們反而會更有創意地解決問題。
現代生活中，匱乏循環存在於許多方面，特別是那些利用不確定性和獎賞機制吸引人們注意力和參與的平台。社群媒體利用通知、按讚、評論等即時但無法預測的社會反饋，讓用戶反覆檢查手機，期待新的更新或反應。收件箱中的新郵件通知也會誘使人們頻繁檢查，即使內容不重要。
金融市場的波動、促銷折扣和投資機會涉及不確定的收益或損失，讓人們不停追求財務成功或避免損失。網上購物網站透過促銷活動、限時折扣和個性化推薦創造不確定性，使人們不斷尋找和購買商品。串流媒體平台利用自動播放、推薦演算法和未完成的劇情保持觀眾興趣，促使阿宅們不斷觀看。
這些平台和工具利用人類對不確定獎賞的偏好來創造持續的參與，這正是匱乏循環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我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追求潛在的獎勵，使這些平台得以成功。
我們的大腦本能地對「匱乏提示」產生反應，讓我們感到缺乏某些資源，從而激發「匱乏心態」。這種心態驅使我們不斷追求更多，這是一種深植於演化中的行為模式。人類在演化過程中，面對資源匱乏的挑戰，發展出積極尋找和儲備資源的習慣，以提高生存和繁殖機會。即使在現代社會，我們仍然被驅使去追求更多，以確保未來的安全。
現代社會中的社會比較加劇了我們的匱乏感。透過社交媒體或其他途徑，我們經常看到他人的成功、財富或幸福，這些比較讓我們感到自己的不足，進而激發對更多的渴望；商業廣告和市場行銷也常利用匱乏提示來推動消費。這些廣告暗示我們需要某些產品來填補生活中的空白，或者讓我們覺得如果不擁有某些東西就會落後於人。
匱乏提示中的不可預測性也起了作用。當我們無法確定是否能夠獲得某些資源或獎賞時，大腦會產生更多動力去追求它們，這種追求的不確定性會強化我們對更多的渴望。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我們不斷感受到匱乏和不足，推動我們去追求更多，即使需求已經得到了滿足。這種不斷追求更多的心態在適度時是有益的，但過度時可能導致過度消費、壓力和心理困擾。
飽受過酗酒之苦的伊斯克冒死前往伊拉克逃避現實⋯⋯哦不⋯⋯探討匱乏心態在極端環境中如何讓阿宅逃避現實，因為那裡興起一種新興毒品──苯甲錫林（Captagon）。伊斯蘭教禁酒，但因為《可蘭經》沒提到苯甲錫林，那裡的穆斯林就鑽漏洞嗑苯甲錫林。這種毒品最初用於治療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和嗜睡症的藥物。苯甲錫林也經常與戰爭和恐怖活動有關，因為它能夠讓使用者長時間保持警覺和體力。
阿宅們使用毒品的原因多種多樣，常與尋求逃避、感覺有能力或處理生活挑戰有關。在面對壓力、困難或生活中的空虛時，阿宅們可能尋求即時的解脫或滿足。許多阿宅用毒品來暫時逃避生活中的困難、壓力或情感痛苦，這樣可以避免面對個人問題、工作壓力、家庭問題或創傷經歷。有些阿宅則使用興奮劑或其他毒品來提高警覺性和精力，以應對工作或學習的壓力。這些人在壓力下使用毒品，讓自己保持清醒、延長工作時間或提高生產力。
面對極端生活挑戰或生存壓力時，毒品成為一些人的應對機制，儘管這種「簡單的解決方案」往往是短期的，並且可能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在某些文化或社會環境中，毒品使用被普遍接受，或者是某些群體或次文化的一部分，增加了個人接觸和使用毒品的可能性。
許多毒品使用者患有潛在的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抑鬱或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他們可能用毒品來自我治療，試圖緩解症狀。此外，一些人追求毒品帶來的快感，這種強烈的愉悅感可能導致依賴和成癮。毒品使用雖然提供暫時的解脫，但往往帶來更嚴重的身體、心理和社會問題。
然而，世界上大部分阿宅，不是透過毒品，而是遊戲來抒壓。伊斯克走訪了猶他大學哲學系的阮教授（Thi Nguyen），後者其對遊戲的哲學研究而聞名，寫過一本書探討遊戲作為藝術形式如何塑造我們的代理性，並提供了一種理解人類行為的新視角。他還撰寫了多篇關於信任、回音室現象、文化挪用等主題的學術文章。
確定性在遊戲中扮演著心理安慰的角色，能緩解我們的焦慮。遊戲中的分數或評分系統是這種確定性的關鍵來源。分數告訴我們表現如何，是否贏得勝利，做對了還是做錯了。遊戲通常會即時提供分數和評級等反饋，讓玩家迅速了解自己的表現。這種即時結果能快速提供確定性，使玩家明白是否達到了目標。遊戲目標通常明確具體，讓玩家知道需要做什麼才能獲勝或達到更高分數。這種目標的明確性提供了方向感，減少了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焦慮。
分數、排名等量化標準讓玩家能夠衡量自己的表現並與他人比較，提供成就感，同時激勵他們不斷進步。遊戲設計常包含各種挑戰和成就系統，這些系統提供清晰的進步指標。完成挑戰或獲得成就能帶來明確的成功感，進一步減少焦慮。
遊戲中的規則通常固定且明確，玩家知道哪些行為是允許的，哪些是禁止的，這種清晰性減少了混亂感，提供心理上的舒適感。玩家能清楚地理解自己的表現，知道需要改進的地方，並且能在受控環境中獲得成就感。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遊戲成為吸引阿宅的活動，幫助玩家在匱乏循環中尋求短暫的緩解和滿足感。
更多阿宅也不單單在電腦中玩遊戲，而是在現實世界中玩更大的──影響力。這也是我們匱乏心態的一部分。伊斯克在《大腦不滿足》指出，在這個充滿競爭和比較的現代社會中，社會地位造成的匱乏心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你是否曾經因為看到朋友在社交媒體上炫耀新車、豪宅或奢華旅行而感到自己的生活黯然失色？這種感覺並不罕見，它正是匱乏心態的具體表現。
然而，過度追求影響力也可能導致負面結果。這可能使人變得虛榮、自私，過於注重個人名聲和權力，忽視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一些人可能採取不道德手段，如操縱他人、散播虛假資訊或進行激進行動，以達成目的。這樣的行為會引發衝突，甚至扼殺團隊成員的自主性和創造力。
不斷追求影響力和認可還可能帶來過度壓力和焦慮，尤其在未達預期時。《大腦不滿足》指出，誇大暗示效應（Exaggeration Bias）讓阿宅們傾向於誇大某些資訊或事件的重要性或嚴重性，特別是在對未來事件進行預測時。這種效應常見於媒體報導和個人評估中，會導致不必要的恐慌或過度反應。類似的聚光燈效應（Spotlight Effect）讓個人誇大他人對自己行為或外貌的關注程度。簡單來說，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是眾人關注的焦點，實際上他人並沒有那麼在意我們的一舉一動。
還有，過度自信效應（Overconfidence Effect）讓阿宅們對自己知識、能力和判斷的過度信任，超出實際情況。例如，投資者可能會過高估計自己的投資技巧，導致風險行為和損失。錯誤的獨特性偏誤（False Uniqueness Bias）讓個人高估自己的能力或特質的獨特性，認為自己的優點和成就比實際上更為罕見和獨特。這種偏誤可能導致自滿和忽視他人的貢獻和能力。
匱乏心態更是讓許多阿宅成了肥宅。《大腦不滿足》指出，我們對食物，特別是高卡路里食物的渴望，可以追溯到人類早期的演化歷史。為了探究食物匱乏心態，伊斯克又冒死潛入玻利維亞亞馬遜盆地接觸以狩獵、漁獵和小規模農業為生的齊曼內人（Tsimane people），發現老年的齊曼內人的心血管，居然比美國中年人還健康許多。
在原始環境中，能量是寶貴的資源，食物供應不穩定且難以預測，能夠有效儲存能量的食物（如脂肪和糖）變得特別有價值。祖先需要儲存足夠的能量來應對飢餓或高強度勞動。高卡路里食物是最有效的能量儲存形式，因此我們的大腦天生對這些食物有偏好。能迅速獲得和儲存能量的個體在飢荒或食物短缺時更有生存機會，這種偏好使得對高能量食物有強烈渴望的人更容易存活並傳遞這種特性給後代。
高卡路里食物會觸發大腦的獎勵系統，釋放多巴胺，讓我們感到快樂和滿足，進一步強化了對這些食物的渴望。然而，現代社會中，我們的問題不在是匱乏，而是過度豐盛。高卡路里食物極其容易獲取。超市、速食和加工食品中充斥著高糖、高脂肪的食物，比天然、低卡路里的選擇更具吸引力，這使得我們容易過度消費，導致肥胖和相關健康問題。
我們吃飽喝足後當了肥宅後，有更過剩的能量讓我們買買買，買個不停！人類對物品的渴望和收集源自我們的演化歷史，對生存、社會地位和歸屬感都有重要影響。在原始社會，物品如武器、工具、容器和衣物是生存必需品，擁有更多物品意味著更多資源和工具來應對環境挑戰，提高生存機會。
物品常被用來展示個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在許多文化中，稀有或貴重物品象徵權力、財富和影響力，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也成為社會認同的一部分。現代社會中，人們仍透過擁有豪華車、名牌服飾、電子產品等來展示地位和成功。物品還能幫助我們建立和維持社會關係，增強歸屬感。擁有相似物品或興趣的人更容易形成團體或社群。
《大腦不滿足》指出，科學家稱之為品牌部落主義（Brand Tribalism），是指消費者對特定品牌形成強烈的忠誠和情感連結，並將自己與該品牌的社群認同為一體。這種現象在當今的消費市場中尤為突出，尤其是在電子產品、汽車、服裝等行業。消費者為了維持其品牌身份，可能會購買過多的產品，即使這些產品並非真正需要。這種行為通常由品牌行銷策略所驅動，如限量版產品和頻繁的新品發佈。
我們也深陷祖先的資訊匱乏感不可自拔，但今天就是個資訊唾手可得的大爆炸時代。資訊在決策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幫助我們理解情況、預測結果並做出明智的選擇。然而，當資訊過多時，我們會面臨「資訊過載」的問題，這會使決策變得困難，甚至導致不良決策。
《大腦不滿足》指出，在當今資訊爆炸的時代，負面新聞的資訊過載已成為一個普遍問題。每天，我們都被各種媒體平台上的負面新聞所淹沒，這些新聞不僅涉及犯罪、災難和政治紛爭，還包括經濟不景氣和社會問題。這種過載現象對個人和社會都帶來了顯著的影響。長期暴露於負面新聞中可能改變個人的行為和態度，例如變得更悲觀或對社會失去信任。
匱乏心態讓我們慾求不滿，但追求幸福是人類的基本動機。在現代社會，這種追求常被不斷變化的資訊和建議所影響。幸福研究和自我改善的建議往往基於不確定或短期的資料，使得我們的生活改變缺乏穩定基礎。
斯特克深入挖掘了我們為何渴望的根源，並分享了他的親身經歷，包括在本篤會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度過一週，進行體力勞動，探索工作、社群和反思的價值。他也探討了貪婪和進步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雖然貪婪的本能曾經促進了我們的進步和創新，但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本能也可能導致問題。
斯特克提到，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足夠」的平衡點，這需要不斷地反思和調整。他也強調了正念和自我反思的重要性。他認為正念可以幫助我們識別錯誤的慾望並應對匱乏心態。此外，他還提到與大自然接觸、傳統的祈禱、幫助他人等方式，都有助於我們擺脫自我，找到更深層次的滿足感。
《大腦不滿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我們內心渴望的框架，幫助我們看清這些渴望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決策。透過認識和理解這些心理機制，我們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行為，追求更健康和有意義的生活。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4年12月11日 星期三
善用學術功底、補足跨界就業力、調整溝通方式離開學術界
人生就像一場無盡的馬拉松，尤其是在學術界，處處充滿挫折與無奈。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努力讀書，以為這樣就能通往光明的未來，但現實往往比想像殘酷得多。
即使我們竭盡全力，挑燈夜戰，熬過無數個不眠之夜，最終也未必能拿到象徵著榮耀的博士學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卻只能感受到層層疊疊的壓力和焦慮。
好不容易拿到了博士學位，滿懷希望地踏入職場，卻發現找一份理想的博後工作比想像中困難得多。學術界的競爭異常激烈，每個人都在爭奪稀少的職位，有時運氣和人脈比能力更為重要。即使我們僥倖找到了博後工作，這也僅僅是另一段艱難旅程的開始。
即便在博後工作中表現優異，能夠成功拿到教職的人也是少數。教職的競爭更加殘酷，不僅需要出色的研究成果，還需要良好的教學能力，甚至還需要一些運氣。拿到教職後，挑戰並沒有結束，而是進入了另一個層次。
有了教職，接下來就是申請研究計畫。研究經費的競爭異常激烈，每個研究計畫的申請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還要面對評審的苛刻挑剔。即使我們成功申請到研究計畫，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能順利進行研究。
擁有了研究計畫，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找到好學生。一個好學生是研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在現實中，找到理想的好學生並不容易。即使找到了好學生，這也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還需要在研究過程中保持高度的協調和配合。
研究有了成果，發表論文又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頂尖期刊的門檻高得令人望而卻步，審稿者的意見往往苛刻而嚴苛。即使我們最終發表了論文，這也不代表我們的職業生涯會一帆風順。發表論文只是學術生涯中的一小步，能否升等、能否繼續取得研究資源，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
好友曾告訴我，在升等時可能被審查委員挑剔得體無完膚，讓人覺得無論怎麼努力都無法滿足眾人的期望。與從前的老闆合作，結果被說沒斷奶，完全依賴過去的人脈；不合作，又被指責沒把握住已有的人脈，不懂得利用資源。不和系上的同事合作，被說性格孤僻，不合群；與資深同事合作，被說是西瓜偎大邊，只知道攀炎附熱。和資淺同事合作，又被說是結黨營私，搞小團體。
努力用心教學，卻被評價說沒有做好研究，學術成就不夠；當研究做得很好，又被指責沒用心教學和服務學生，忽略了教育的本質。即便把行政服務做好了，還是會被批評說雜務太多，無法集中精力在重要的學術研究上。這些矛盾和批評讓人感到心力交瘁，似乎無論怎麼努力，總是有人不滿意。
然而，即使再多抱怨，對許多付出多年心血的學術界人士而言，離開學術界似乎很難想像。只是，隨著學術界就業市場的惡化，越來越多的博士和教授面臨找不到專任教職的困境，迫切需要轉型的指導，而《離開學術界：善用學術功底、補足跨界就業力、調整溝通方式，Step by Step從為學而活到學會生活，無痛開啟多元職場》（Leaving Academia: A Practical Guide）正好填補了這一需求。這本書提供的具體建議和方法，使學術界人士能夠更加自信地面對職業轉型的挑戰。
《離開學術界》作者克里斯多福．凱特林（Christopher L. Caterine）曾走在獲得終身教職的正確道路上。他擁有古典學博士學位，並曾在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擔任客座助理教授。在書中，他詳細描述了自己的職業轉型旅程，從一開始的恐懼，到辨別新的道路、發現選擇、把學術經驗轉化為非學術語言、進一步發展技能，並最終在新領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本《離開學術界》不僅成為學術界人士尋求職業轉型的指南，也吸引了廣大非學術界讀者的關注。凱特林以自己的轉型經歷為基礎，真實地講述了他從學術界轉向非學術界的過程。書中提供了大量實用的求職技巧，包括如何撰寫求職信和簡歷、如何進行資訊訪談和面試準備等。這些建議對於缺乏非學術界求職經驗的學者來說，非常有價值。此外，書中還提供了許多案例和具體的操作步驟，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應用這些技巧。
凱特林強調，學術界的訓練賦予的技能在非學術界同樣寶貴，並展示了這些技能在不同領域的應用。他介紹了企業、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中的工作機會，並鼓勵讀者探索創業和自由職業等選擇，為讀者提供了廣泛的職業靈感和選擇。
對於非學術界的職業人士，這本《離開學術界》同樣具有啟發意義。凱特林提供的求職技巧和職業發展建議，不僅適用於學術界轉型者，也適用於任何考慮職業轉型的人。書中的方法和策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職場動態和求職技巧，提升他們在職業轉型中的成功率。凱特林強調職業多樣性，鼓勵讀者探索不同領域的工作機會，幫助讀者打破傳統的職業觀念，勇於嘗試新的職業方向，對促進職場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具有積極作用。
凱特林首先探討了恐懼，這是離開學術界時常見的感受，因為未知的事物總是令人畏懼。他建議對留在學術界的利弊進行現實的評估，並剖析自己的動機，考慮學術夢想是否真的是最佳選擇。當凱特林的妻子獲得美國某大學的永久職位時，面對學術夫婦同時找到職位的困難，他們經歷了五年的異地戀，不希望職業生涯再次將他們分開。此外，他厭倦了反復教授相同的課程，不確定是否願意一直過這樣的生活。作為古典學研究學會臨時教員委員會（Contingent Faculty Committee for the Society for Classical Studies）主席的工作經歷，也讓他意識到美國大多數教師的工作條件非常糟糕。這些認識促使他決定跳槽，開始了解非學術界的運作方式。
在離開學術界後，個人和職業生活的五個面向──地點、人員、職業軌跡、薪水和工作的意義──將重新回到你的掌控之中。凱特林揭示了阻礙他離開的思維模式，並介紹了如何從新的角度思考自己，才能在學術界之外找到一席之地。他強調資訊訪談和建立人際網路的重要性，並提供了實用的建議。
《離開學術界》教導讀者如何把學術經驗和履歷轉化為非學術界使用的語言。凱特林分享了製作履歷和建立工作經驗的技巧，並透過具體例子展示如何將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式區分開來，以便在商界中更好地展示自己的技能。
凱特林還大膽指出，許多學者對其機構的忠誠度是錯誤的。他建議，如果有更好的職業機會，即使在學期中途也應該考慮接受，並讓學校處理後果。他強調，薪水是社會幫助人們獲得想要或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的工具，並指出把教授視為職業而非事業會讓人陷入困境。
在《離開學術界》中，凱特林強調了人際網路的重要性。他承認自己在學術界時並未重視建立人際網路，認為這是浪費別人的時間甚至是作弊。然而，當他開始探索非學術職業時，他意識到建立人際網路的重要性。在非學術界，人際網路和關係建設是優先考慮的事項。
凱特林在《離開學術界》中指出，建立人際網路不僅僅是為了找工作，而是為了向他人學習並幫助他們。他建議在會議中盡可能多地了解聯絡人的職業歷史、目標和當前挑戰，這些知識不僅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同時也能增強自己對該領域的了解。
凱特林強調，建立人際網路的核心在於學習和分享。他建議學者在與非學者溝通時，應該用對方能理解的術語來解釋自己的經驗價值。他提醒，不要假設其他人會自動重視你的工作，如果他們無法理解你的工作，不要感到氣餒。相反，對新聯絡人保持好奇心，了解他們的工作和挑戰，並在交流中保持簡潔明了。
凱特林分享了他在非學術界工作的經歷，作為一家全球顧問公司的傳播策略師和提案撰寫者，他運用了在獲得博士學位時學到的一系列技能，如綜合資訊、權衡證據、清晰寫作等。他強調，建立人際網路是找到這份工作的關鍵。
凱特林提醒讀者，需要重新評估對公司和商業文化的看法，不應只把所有公司視為壞公司，而所有非營利組織視為好的。他指出，學術界並不壟斷智力高、要求高、具挑戰性的計畫，並建議讀者考慮在非學術界中尋找影響力。
近年來，台灣的高等教育經歷了顯著變革，對教授的要求真的越來越高。現代教授不僅要在教學、研究和行政服務等傳統職責上表現出色，還要積極參與產學合作、國際招生和交流合作，面對嚴格的績效考核，並應對各種學生的不同狀況，確保學生能學以致用。這一切為教授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簡直就是希望教授們都有三頭六臂。
教學一直是教授的核心職責之一，但現代高等教育對教學品質和創新性的要求越來越高。現代學生期望教授能利用多媒體和互動技術來豐富課堂體驗，激發學習興趣。因此，教授需要不斷學習和適應新技術，例如使用線上學習平台、翻轉教室和混合式教學等方法，讓教學更加生動有趣。
此外，隨著學生背景和需求的多樣化，教授們還需針對不同學生提供個性化的指導。對於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教授需要提供額外的輔導和支持；對於有特殊才能的學生，則需設計進階的學習計畫，以激發其潛力。教學評鑑成為衡量教學品質的重要指標，教授們被要求必須關注學生的反饋和滿意度，持續改進教學方法。
研究是衡量教授學術成就的重要標準。台灣高等教育對教授的研究要求不斷提高，教授們需要在高影響因子的國際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個人及學校的學術聲譽。這要求教授們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高品質的研究，並與國際學術界保持緊密聯繫。此外，教授們還需不斷申請各類研究經費，以支持其研究工作。他們必須具備撰寫競爭性研究計畫書的能力，並能夠說服評審其研究的價值和創新性。
教授們還需承擔各種行政服務工作，包括參與系院校各級會議、擔任系所主管、指導學生社團等。這些工作往往佔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影響了教學和研究。教授們需要參與學校的各類委員會，幫助制定學校政策和決策，這是無法推卸的責任。此外，教授們還需要指導研究生和大學部專題生的學術研究，這不僅需要投入大量時間，還需要具備良好的指導能力和耐心。
隨著社會對高等教育實用性需求的增加，教授們被要求積極參與產學合作，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我們需要與企業合作，提出應用研究計畫，以提高學校的社會影響力，期望能為學校和教授個人帶來經濟收益。此外，教授們還需將其研究成果進行技術轉移，推向市場。這需要我們具備創業精神和商業頭腦，能夠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
加上，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化已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教授們需要參與國際招生工作，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這要求教授了解國際教育市場，能夠有效地推廣學校的優勢和特色。此外，教授們還需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建立跨國研究團隊，以提升學校的國際聲譽，並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國際交流機會。
為了提升學校的整體水平，台灣大專院校對教授的績效考核越來越嚴格。績效考核不僅包括教學和研究，還包括產學合作、行政服務、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教授們需要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色，才能獲得高評價。這些考核結果直接影響到升等、薪資和職業發展。這種高頻度的考核給教授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高等教育不僅要傳授知識，更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教授們也被要求設計實踐性強的課程，把理論知識與實際應用結合。例如，透過案例分析、實地考察、實驗操作等方式，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教授們還需促進產學合作，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和實踐平台。這不僅有助於學生了解行業需求，還能提升其就業競爭力。
台灣在過去廣設大學以來，為許多學生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機會。隨著學生族群的多樣化，教授們需要應對各種學生的不同狀況，確保每位學生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教授們需要提供個人化的支持和幫助。例如，對於有學習障礙的學生，需要設計特別的教學方法和評估方式。此外，隨著國際學生數量的增加，教授們需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學需求，並能夠有效地進行跨文化交流和教學。
然而，雪上加霜的是，隨著少子化趨勢的加劇，這一高等教育體系又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不僅對大專院校本身造成了巨大壓力，對於在這些學校任職的博士們來說，也帶來了諸多困難。
少子化直接導致高等教育機構的招生人數減少。根據統計，台灣每年出生的人口逐年下降，適齡學生的數量也隨之減少。這使得許多大專院校在招生季面臨巨大壓力，不得不降低入學標準以吸引更多學生，進一步影響了教育品質。對於一些地處偏遠或名氣較低的學校，招生困難尤為顯著，甚至可能面臨無法招收到足夠學生而被迫關閉或合併的風險。
隨著學生人數減少，學校的學費收入也大幅下降，導致財務困境。學校需要尋找其他收入來源，如增加海外學生招生、發展產學合作計畫等。然而，這些措施短期內難以見效，學校的財務壓力依然很大。一些學校甚至需要裁員或縮減教職員工的福利來應對財務困境，這對於已取得教職的博士來說，意味著工作穩定性受到威脅，可能面臨失業或被迫轉職的風險，這對職業生涯和生活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財務困境也影響到研究經費的分配。隨著學校收入減少，研究經費變得更加稀缺，競爭也更加激烈。教授們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申請有限的研究經費，這不僅增加了壓力，也影響了研究工作和學術發展。經費短缺可能導致一些有潛力的研究計畫被迫中止或延遲，從而影響學術進步。
由於學生人數減少，一些學校可能會要求教授承擔更多的教學任務，甚至跨學科授課。這增加了教授們的工作量和壓力，減少了他們從事研究的時間和精力。對於一些教授來說，過多的教學任務可能導致職業倦怠，影響他們的教學品質和研究效率。
少子化的影響下，大專院校的縮減規模意味著管理職位和領導機會也相應減少。這對於已取得教職的博士們來說，職業發展的機會變得更加有限。學術升遷和職位晉升的難度增加，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脫穎而出。
在學術界外尋找機會成為一些博士們的選擇。這需要轉化和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和要求，可能面臨職業轉型的挑戰。對於一些專注於學術研究的博士來說，進入企業、政府或非營利組織可能需要重新學習和適應不同的職業技能和文化。
不僅在台灣，即使歐美沒有嚴重少子化問題的國家，或者能靠國際學生來維持人數，但也面臨著其他重大挑戰。例如近年來，歐美媒體頻繁報導高等教育中兼任教授（adjunct professors）數量迅速增加，且他們的待遇愈來愈差。這一現象背後蘊藏著深刻的結構性問題和社會動態，反映了高等教育體系的變遷和挑戰。
讓我們來看看一位典型的兼任教授的生活。瑪麗擁有文學博士學位，在三所不同的大學任教，每學期需要教授五門課程。每天早晨，她開車前往第一所大學，利用短短的時間為課堂做準備。中午，她趕往第二所大學，午後則在第三所大學結束一天的教學。瑪麗幾乎沒有時間進行研究，也無法參加學術會議來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她的收入僅能勉強維持生活，且沒有任何醫療保險或退休保障。這樣的生活讓瑪麗感到無比的壓力和焦慮。
在過去十年中，許多歐美大學面臨嚴重的財務壓力。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不斷減少，使得大專院校不得不尋找削減成本的方法。與專任教授相比，兼任教授的薪酬和福利成本低得多。這導致學校更傾向於雇用兼任教授來填補教學崗位，以應對財務困境。兼任教授的雇用方式為學校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學校可以根據學生人數和課程需求的變化，靈活調整兼任教授的數量和課程安排，避免了全職教職員工帶來的長期人力成本和合約束縛。
為了吸引更多學生，許多大學擴展了課程和學科的範圍。兼任教授在某些專業領域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可以補充專任教授的不足，提供更多樣化和實用性的課程。這種需求促使學校更多地依賴兼任教授來滿足教學需求。
兼任教授的薪酬普遍低於專任教授。許多兼任教授只能按課時計酬，每教一門課可能只獲得幾千美元。這些薪酬往往不足以支付生活費，使得他們需要兼職多個教學職位，甚至尋找其他工作來維持生計。這種經濟壓力對他們的生活品質和心理健康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兼任教授通常不享有醫療保險、退休金等基本福利。他們的工作不穩定，合約期通常只有一學期或一學年，缺乏長期保障。這導致他們的生活和職業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了他們的壓力和焦慮。
有些兼任教授需要同時在多個學校任教，以增加收入。他們的工作量大，但卻沒有相應的支持和資源。缺乏辦公室、研究經費和學術支持，使他們難以進行研究工作和職業發展。許多兼任教授不得不在咖啡館或家中備課，缺乏基本的教學設施。
兼任教授的待遇和工作條件影響了教育品質。由於工資低、壓力大，他們難以投入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在課程準備和學生輔導上。此外，兼任教授的高流動性和不穩定性也不利於課程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學生無法從穩定的師生關係中受益，教學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專任教授和兼任教授之間的待遇差距加劇了學術界的兩極分化。專任教授擁有穩定的工作和豐厚的福利，而兼任教授則面臨低薪、缺乏保障的困境。這種不平等不僅影響了兼任教授的生活品質，也損害了學術界的整體形象和聲譽。學術界內部的不平衡進一步削弱了其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
兼任教授難以參與研究工作，這不僅限制了他們的職業發展，也影響了學術創新的進程。缺乏穩定的研究經費和時間，使得他們難以進行長期的研究計畫和發表高品質的學術論文。這對整個學術界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為許多具有潛力的研究計畫因此被迫中止。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迫切需要《離開學術界》。這本書不僅為學術界人士提供了寶貴的職業轉型指導，幫助在非學術界找到理想的工作，還為任何考慮職業轉型的人提供了普遍適用的方法和技巧。無論你來自哪個行業，通過自我評估、職業探索、技能轉化和面試準備，你都能成功過渡到新的職業領域，開創職業生涯的新篇章。
職業轉型是一個充滿挑戰但也充滿機遇的過程，只有勇敢邁出第一步，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理想職業。凱特林的《離開學術界》為讀者提供了清晰的路徑和實用的工具，幫助我們在職業轉型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血色大地
東歐，一片我未曾踏足的土地，卻如同一幅交織著悲劇與希望的巨大油畫，在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儘管我在美國攻讀博士期間，指導教授是來自俄羅斯的戰鬥民族，經常與我們暢談俄羅斯的文化與歷史，但對於東歐這片笼罩在陰霾下的土地，我還是懵懵懂懂。
然而，歷史的殘酷不會因為我們的無知而消散。我第一次對東歐產生深刻印象，是在東歐共產黨政權垮台的動盪時期。當時，世界各大媒體鋪天蓋地地報導著鐵幕的崩解、柏林牆的倒塌與蘇聯的瓦解。透過那些充滿震撼的畫面，我得以窺見這些國家在蘇聯鐵蹄下的過去：慘無人道的壓迫、數不清的饑荒與肅清、人性尊嚴的蕩然無存。這些零星的歷史片段，如同滾燙的鐵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但那時的我，仍無法真正領會這片土地的苦難有多深。
直到我翻開《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史達林之間的東歐》（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才如遭雷擊般驚醒。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帶領我們穿越一片染血的時空，見證人類在意識形態與極權暴政的操弄下，經歷的無邊苦難。「血色大地」這片淒楚之地，涵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及蘇聯西部省份。從1933年開始，這片土地成為希特勒與史達林共同書寫殺戮史的舞台：從大饑荒到大屠殺，兩大帝國的瘋狂擴張在此交匯，兩位暴君的血腥實驗在此展開。
在這片滿目瘡痍的沼澤平原上，猶太人、波蘭人、烏克蘭人與白俄羅斯人飽受煎熬。僅在1930至1945年間，就有多達1,400萬非戰鬥平民因飢餓、槍殺或毒氣而喪生。這駭人聽聞的數字，彷彿化作無數生命的哀鳴，在歷史的長河中回盪。
史奈德的文字如刀劃紙，冷峻而犀利。他揭開歷史的黑暗面，帶領讀者直面一幕幕人間煉獄般的場景。《血色大地》記錄了20世紀東歐的悲劇：從史達林推行的集體化政策與大饑荒，到希特勒發動的納粹種族屠殺，乃至這片土地在兩大暴政夾縫中飽受摧殘的掙扎。這些歷史不僅僅是冰冷的事件，而是一段段撕心裂肺的悲歌：一個個家庭被摧毀，一條條生命如草芥般被碾碎，猶如「血流成河」、「哀鴻遍野」。
在閱讀過程中，我無數次停下深呼吸，因為那些殘酷的描述令人窒息。史達林的大饑荒政策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納粹的種族滅絕計劃，把數百萬猶太人送入毒氣室；而東歐人民在兩股暴政下艱難求生，幾乎無喘息之機。這些並非冰冷的資料，而是一個個血淋淋的故事。
透過這本書，我終於開始理解今日俄羅斯暴力根源的來由。史達林時期的極權與洗腦，深深烙印在俄羅斯及周邊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其影響至今餘波未平。普丁政權，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史達林模式的變形。在烏克蘭戰爭中，俄羅斯對平民的暴行，與史達林時代對異見者與鄰國的肆意鎮壓，竟驚人地相似。
歷史雖已成過去，但卻是解讀當下的鑰匙。《血色大地》提醒我們，唯有直視並反思這段血淚史，才能理解東歐與俄羅斯之間錯綜複雜的因果糾葛，並看清普丁政權在烏克蘭的種種行徑。這段歷史教會我們：和平來之不易，正義的實現更需要歷經漫長的堅忍與煎熬。正如那片土地的悲劇所訴說的，人類唯有真正銘記過往，方能避免悲劇重演。
在《血色大地》中，史奈德設定了三大目標，如同三道鋒利的刀刃，直指歷史真相的核心。
首先，他以嚴謹的態度匯集大量新研究，試圖提供一份「最終且確定」的報告。隨著共產主義瓦解後的檔案解密，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地的目擊者紛紛打破沉默，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彙集成完整的拼圖，填補了歷史的空白。
其次，他聚焦於1930年至1945年間的特定區域，專注於那片「血色大地」上的大規模平民屠殺——不僅是猶太人的悲劇，更囊括非猶太受害者。他有意避開對士兵或轟炸受害者的討論，描繪一幅更全面的歷史圖景，讓我們看見烽火連天、生靈塗炭的真實景象。
第三，他致力於糾正大眾對這段歷史的偏頗記憶。西方社會往往把大屠殺與「納粹集中營」、尤其是奧斯威辛聯繫在一起，這些觀點都如盲人摸象，缺乏全貌。史奈德試圖用史實校正這些誤解，讓人們直面殘酷真相。
史奈德從史達林的崛起寫起，揭示這位「老謀深算、心狠手辣」的政治玩家如何以農業集體化為名，釀成大規模飢荒，尤其是在「歐洲糧倉」烏克蘭。饑荒肆虐，農民的糧食與牲畜被徹底掠奪，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駭人現象。孤兒數量暴增，他們的存在如一根道德的最後稻草，象徵著父母拒絕吃掉自己的孩子。這是一場人為災難，至少400萬人因此喪命，宛如人間煉獄。
與此同時，史奈德指出，古拉格勞改營雖是蘇聯的象徵，但真正的大規模屠殺並非發生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而是集中於蘇聯西部的共和國，尤其是烏克蘭。在這場「血流成河」的歷史中，孤兒哭嚎，生命如草芥，史達林以「鐵血手段」書寫了暴政的實驗報告。
與此同時，希特勒則懷抱「生存空間」的瘋狂野心，把目光投向東歐。他把德國的屈辱歸咎於猶太人，從迫害到屠殺，逐步推動「最終解決方案」。在他的命令下，東歐淪為血腥實驗場，數百萬猶太人被槍殺、餓死或送進毒氣室。
納粹的毒氣中心如貝烏熱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成為大屠殺的地獄之門。雖然奧斯威辛最為人熟知，但它僅是尾聲：在毒氣室全面運作之前，超過一半的猶太受害者已命喪黃泉。這些屠殺多是「直接行刑」，執行者用槍口面對無助的受害者，讓屠殺的殘酷無從遮掩。
史奈德描繪了納粹與蘇聯在東歐的暴行如何交織成一場接一場的地獄劇。在波蘭，兩國根據秘密條約瓜分領土，納粹屠殺猶太人與知識分子，蘇聯則把波蘭軍官押往卡廷森林屠殺。隨著希特勒背叛史達林，1941年德軍入侵蘇聯後，屠殺進一步升級，波蘭、烏克蘭乃至整片血地陷入「萬劫不復」的黑暗時期。
紅軍在莫斯科郊外擋住德軍攻勢後，納粹改變策略，轉向全面屠殺。希特勒的瘋狂逐步把這片土地變成猶太人、波蘭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絕命場」，與史達林的飢餓政策形成一個「死亡交響曲」。
《血色大地》改變了我們對這段黑暗歷史的理解。從烏克蘭的饑荒倖存者，到波蘭卡廷的軍官屠殺，再到奧斯威辛後的猶太清洗，每一段記錄都細膩而震撼。史奈德讓我們看到，這不僅僅是歷史數字，而是無數生命用鮮血寫成的悲劇。每一個民族——波蘭人、猶太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甚至蘇聯戰俘——都成為這場地獄劇的受害者。
史奈德在《血色大地》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這些駭人聽聞的暴行，必須放置於統一的歷史框架下審視。如果我們分開看待這段血淚史，就等於讓希特勒和史達林自己定義他們的「傑作」。這兩位暴君都把東歐這片不幸的土地當作施展霸權夢想的舞台，無情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這裡，留下滔天血跡。
對史達林而言，烏克蘭是「蘇維埃建設」的試金石。他透過集體化與恐怖統治，強奪農民的糧食供應，並清除外國勢力（特別是波蘭）對西部邊境的影響。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史奈德揭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事實：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超過十萬波蘭少數民族被羅織為「間諜」而遭到處決，鮮血染紅了這片土地。
而希特勒則把波蘭視為新帝國的基石，計劃掠奪其資源並清除波蘭的民族文化。在德國與蘇聯分贓波蘭的最初21個月內，兩國合力剷除了二十萬波蘭人，以此摧毀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這是一場釜底抽薪式的屠殺，試圖斷絕波蘭未來復興的可能。
希特勒的「死亡工廠」，如奧斯威辛與特雷布林卡，成為納粹恐怖的象徵。而史達林的暴政，則透過持續的流放與屠殺，讓古拉格成為「人間煉獄」的代名詞。這兩個極權政權，彷彿惡魔的兩面，用人性為祭品，在同一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場「殺戮狂歡」。
然而，這場歷史的災難並未在二戰結束後畫下句點。東歐依然陷於蘇聯共產主義政權的高壓統治之下。種族清洗、大規模流放、政治迫害如「餘燼復燃」，持續燃燒在這片早已千瘡百孔的土地上。歷史真的吸取教訓了嗎？這是一個令人揪心的問號。
《血色大地》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歷史啟示錄。它提醒我們：當政權以「進步」為名行暴力之實，當人性被徹底剝奪，文明便會急速滑向深淵。這本書以殘酷的史實，警告我們不要輕信那些以偉大理想為幌子的宏大計劃，並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和平與尊嚴的價值。
史奈德強調，歷史不應只是「勝利者的凱歌」。納粹的滅絕政策與蘇聯的政治清洗背後，皆有冷酷且有條不紊的邏輯，而非單純的瘋狂。他們的暴行把這片土地變成真實的地獄，理解這些邏輯，是避免重蹈覆轍的唯一出路。
今天，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仍生活在歷史的陰影中。《血色大地》要求我們將那些被壓縮為冰冷數字的生命，重新還原成血肉豐滿的故事，為這片土地贖回尊嚴。這本書既是一份歷史的記錄，更是一面直視人性深淵的鏡子。只有透過這面鏡子，我們才能理解：歷史的殘酷與教訓，不是為了讓我們沉湎於過去，而是為了警醒未來不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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