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一介書生，卅三歲那年在六四事件後期參與絕食以示對學生的支持，自此走上異議人仕之路，此後陸陸續續被當局以言入罪，四次進出監獄，從中可以看到劉曉波對中國民主的堅持與執著！
政權都是一時的，天賦人權才是永久的！昨天去看了電影《十月圍城》，多少壯士，為保護一個人而壯烈犧牲了！？那些壓迫屠殺他們的清廷瓜牙，能為清朝延續了任何生命嗎？翻看歷史，不管在中外，許多異議人仕，後來的下場呢？台灣當初入獄的異議人仕，後來完成了政權的輪替；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在牢中服了27年刑，後來當上了南非總統，成功推動多元族群民主，還成為一個極富魅力的領導者。
對劉曉波的重判，香港熟悉中國法律的學者皆指出劉曉波發表的文章並無煽動群眾顛覆國家的成分，案件屬於證據不足，審訊程序亦不透明，在審訊期間；劉曉波太太及記者都不可旁聽，律師亦禁止對外宣讀案情,，令外界難以監察，認為裁決是以言入罪，因為中國各界要求民主的意識漸強，要求民主的意識日強，中共擔心會影響一黨專政局面，所以當局希望透過重判，以起殺雞儆猴的作用！
中共對劉曉波區區一篇〈零八憲章〉就大動干戈，再再顯示中共政權的不穩定。一個穩固的政權，何需擔憂幾十年的功業就被幾篇文章給顛覆了呢？這就像一個極度自卑的人，才會以為路人的幾句閒言就會讓他身敗名裂！
中國迄今GDP雖然已超越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不過如果中國無法進行政治和法治上的公平、透明原則，反而大開民主和文明的倒車，中國的發展現在就算再勇猛，總有一天還是會像蔡國強在台北美術館中作品描述的那樣撞牆！真的到了那一天，絕非世人之福！
對於中國異議人仕劉曉波，台灣人可能比較比較陌生，以下對劉曉波稍作介紹，對轉載他被判重刑的六篇文章〈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和〈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以及〈零八憲章〉，同時附上中共的判決書全文，資料來自香港《明報》。還有另一位著名異議人仕王丹的〈重判劉曉波帶來的警訊〉。
根據《維基百科》，他生於吉林長春，係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1980年代中期，劉曉波因對李澤厚的批判而名震文壇，被稱為「黑馬」。後因參與六四事件、呼籲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國當局進行民主憲政改革而多次被捕。獲釋後大量發表文章，抨擊時政、關注民間維權。這使得他成為中國當局重點監控的對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時期（如六四周年、兩會、黨代會等），中國當局對劉曉波實施某種程度的軟禁，要求不得外出、訪友，甚至切斷其電話、網路的通訊。劉曉波因發起〈零八憲章〉被捕，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被判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的人仕之中，劉曉波的11年刑期，是迄今最高的！
劉曉波因發表〈零八憲章〉被刑事拘留後，國際間包括大赦國際、人權觀察、記者無國界和國際筆會等機構，就不斷的呼籲中國政府將他釋放。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0票贊成，1票反對，通過一項旨呼籲北京當局立刻釋放劉曉波的決議案。美國國務院表示，中國應該立即釋放劉曉波，並尊重所有中國公民具有的國際所公認的表達他們意願的權利。國務院發言人凱利說，自劉曉波被拘捕以來，美國就劉曉波的案件和中方官員已進行了多次交涉。歐盟同樣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並結束對簽署〈零八憲章〉的其他人員的騷擾和拘留。
328名〈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簽署人2009年12月10日發表聲明，表示願意跟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在〈我們願與劉曉波共同承擔責任〉聲明說，如果劉曉波被起訴，那麼作為〈零八憲章〉的簽署人，每一個人都是案件的組成部分，「對劉曉波的起訴就是將我們每一個人都置於審判席上；如果判處劉曉波先生有罪，也等於判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我們只有和劉曉波先生共擔刑罰」。
附錄：
重判劉曉波帶來的警訊（王丹）
在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下，中共當局還是對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劉曉波判處11年重刑，這完全是一樁踐踏人類文明的暴行。起訴書一共援引了劉曉波文章中的300多字，以此就認定他煽動顛覆政府。300多字獲刑11年，台灣30年前發生的事情，今天就活生生發生在中國的北京，而且是在國際社會的眾目睽睽之下，那些說中國政府已經在進步的人，現在還張得開口嗎？
和諧社會是騙局
中共重判劉曉波，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它代表的含義是：第一，儘管有外界強烈的反彈，儘管西方國家以罕見的動作－派出15國外交使節到法院現場－來表達關切，但是中共完全置之不理，這樣的強硬態度說明中共公開表明立場，那就是在政治上全面的向「左」轉，全面的收緊。重判劉曉波，就是告訴國人，政治上要開始採取嚴酷的鎮壓立場，絕不放寬控制。從最近幾個月來當局對網絡實施的一系列加強管理的措施，到劉曉波一案，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政策方向；第二，在社會矛盾快速積聚的今天，當局的這種強硬立場是非常危險的。劉曉波代表的是體制外的溫和力量，他充其量就是通過《零八憲章》在言論的領域表達不同意見，那些內容很多還是中共在奪取政權的時候的口號，這樣的溫和也不能容忍，只能進一步激化來自民間的反彈力量。劉曉波被判重刑之後，中文推特（twitter）上鋪天蓋地地出現抗議和詛咒的聲浪就是例證。中共重判劉曉波，代表國家與社會的矛盾，通過和諧的方式加以調節的空間越來越小，也更加證明所謂「和諧社會」的主張根本就是騙局。
在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離開台灣的同一天，在北京，劉曉波被重判11年，這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巧合。前兩天，我們看到陳雲林面對嗆聲表示：「我們絕對尊重不同意見。」那麼，劉曉波發表的是典型的「不同意見」，中共有尊重嗎？中共面對不同意見，回應的是重刑。一個對自己的同胞都如此兇殘的政權，會對鄰居友善嗎？對比劉曉波的刑期和陳雲林的表態，這不是天大的諷刺嗎？台灣民眾看到這樣的對比，難道會更加想向大陸靠攏嗎？其實，中共自己才是兩岸和解的最大的絆腳石。
作者為政治大學台灣史所客座助理教授
劉曉波犯禁文章節錄
《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
尊民愛民、特別是尊重和保障民眾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評、甚至反對政府決策的權利，才有資格代表由民眾利益彙集而成的國家利益，也才可以稱之為愛國政府，才有資格倡導愛國主義。然而，一個獨裁政權的愛國恰恰相反，它高調提倡愛國主義卻從來不尊重不愛護國家的主體——人民。
即便現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但六千多萬黨員與十三億人口相比，也僅僅是少數，怎麼就能那麼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人民和國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絕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維護獨裁強權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獨裁政權，都喜歡倡導愛國主義，而獨裁愛國主義不過是禍國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
《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民間尊嚴在觀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確立之日，就是國人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時。
《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於中共在政治上的權利自私，也由於民間力量的分散，短期內還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向現代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計。
同時，相對於中共政權的強勢而言，民間社會仍然弱勢，民間勇氣不夠及其心智還很不成熟，民間社會還處在最初的發育過程之中，因而也無法在短期內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權的政治力量。在此情下，中國政治體制及其現政權的改變，任何急功近利的計劃、綱領乃至行動，只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
非暴力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可以有尊嚴地活?的人性社會。即通過改變民間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於奴役的生活方式——來致力於獨立公民社會的擴張，首先致力於在官權控制薄弱之處擴展民間社會的空間和資源，其次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再次通過民間代價的累計來加大獨裁官權的統治成本，形成民權進一分、官權縮一分的漸進格局。
總之，中國走向自由社會的路徑，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漸進改良，而很難乞靈於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革命。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間的自覺，需要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或民間維權運動。也就是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不追求通過激進的政權改變來重建整個社會，而是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來逼出政權的改變，即依靠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多面的中共獨裁》
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雖然獨裁依舊，但並不狂熱，而是理智的獨裁，愈來愈精於利益計算。特別是六四大屠殺後，任何努力都無法緩解中共意識形態的急遽衰落，加上跛足改革帶來的唯利是圖、普遍腐敗和兩極分化，更使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雪上加霜，以至於，即便是獨裁化民族主義的煽動，也無法真正凝聚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沒落的帝制傳統、腐朽的拜金主義和垂死的共產獨裁相結合，演化為那種最壞的掠奪型資本主義和現行的灰色統治方式，極端機會主義的統治也使今日中共獨裁呈現出模糊多面的特徵。
然而，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由於其徹底的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徵?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唯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小康承諾購買到的效忠，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在利益至上的驅動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所以，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
《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
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佈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所以，是任由綁架了十幾億人口的中共獨裁繼續腐蝕人類文明，還是將世界上最龐大的人質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當務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國家的當務之急。
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它必將是繼蘇東極權帝國的世界性崩潰之後，再次帶來殘存的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鮮、緬甸、古巴、越南等獨裁政權將難以為繼，那些固守獨裁體制的中東國家也將受到強烈的震撼。
《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
胡溫上台以來，最愛表演的就是「親民秀」， 廢除收容遣送、改變應對SARS的決策，人權寫進憲法、免農業稅，走鄉串戶，替民工討薪、為農民賣桃、下礦井中過三十、穿舊旅游鞋、多次為民間疾苦流淚……通過壟斷媒體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胡溫多少還積累點親民的形像。然而，親民是臉上的和電視鏡頭前的，而冷酷是骨子裏的、黑箱決策中的。
此次「黑窯奴童」罪惡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溫的問責諾言和親民神話。胡溫政權之所以如此冷血，並不是個別官員的缺少人性，而是獨裁制度本身的野蠻性質造成的。只要是獨裁制度，就永遠學不會敬重生命和維護人權；一個把維持壟斷權力作為第一要務的統治集團，也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們在內的國人生命。正因為獨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當人，才會發生如此令人髮指的違法犯罪行為。
總之，獨裁權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烏紗帽的大小官員，不可能是溫暖的。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如果沒有制度性變革，黑磚窯式的罪惡，非但不能連根拔掉，甚至連枝葉也掉不了幾片。
《零八憲章》全文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迴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歷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由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制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為戰頻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曆程被迫中斷。抗日戰?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啟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製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系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的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為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
（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
（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
（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
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為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在世界範圍內，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拼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為本、參與為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為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為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為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確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確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幹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盡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為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為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干預與違憲限制。
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幹預。審查並撤銷限制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公民教育：取消服務於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倡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財產保護：確立和保護私有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意加稅、開征新稅。通過財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機制，降低金融準入門檻，為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為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為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釐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語
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為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裏，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為此，我們本覑勇於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餘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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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
國家由它的民眾構成，民眾是一個國家的主體，也是國家主權的來源和國家利益的擁有者。在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政治權力來自民眾的授予，政府靠民眾血汗養活，政府或執政黨僅僅是國家的公僕而非國家的主人。政府必須真正地而不是口頭地把民眾當作衣食父母，而把自己當作民眾公僕。所以，政府的首要職能是善待自己的人民和提供公共服務，無論是權力和國家財政，都必須做到「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必須具體化為民眾的利益，最終具體落實為個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和民主等諸項法定權利。
總之，尊民愛民、特別是尊重和保障民眾用和平的方式置疑、批評，甚至反對政府決策的權利，才有資格代表由民眾利益匯集而成的國家利益，也才可以稱之為愛國政府，才有資格倡導愛國主義。
然而，一個獨裁政權的愛國恰恰相反，它高調提倡愛國主義卻從來不尊重不愛護國家的主體——人民。
首先，它的權力不是來自民授而是來自暴力並靠暴力維持，它把本應服務於社會公益的公權力變成政權及權貴的私權力，變成貫徹政權意志、牟取權貴利益的工具。
其次，它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方式是暴力恐怖和意識形態謊言，它剝奪民眾的基本人權，它封鎖公共信息，壓制多元化的價值和不同意見的表達，它不允許自由的思想和信仰，不允許民眾議政、結社、罷工和遊行，不允許民眾用和平方式來表達自身的不滿和對政府的批評。
最後，它靠人民的血汗來養活卻從來敵視民意並以虐待人民為樂，它增進社會福利的主要方式是自上而下的恩賜，它用暴力搶掠了全部社會財富，然後從本應屬於民眾的財產分出一小部分恩賜給民眾，非但不覺得羞恥，反而自以為是「皇恩浩蕩」，逼?民眾感恩戴德。
中共掌權後，為了維持黨權對人民和國家的絕對統治，一直在大談愛國主義，也始終強調一種似是而非的統治邏輯——「亡黨亡國論」。六四後，這種論調變種為「穩定論」和「崩潰論」的相互補充。它的正面宣傳是「只有中共才能給中國帶來穩定和繁榮」，它的反面灌輸是「離開了中共政權中國就將大亂甚至崩潰」，這一正一反的雙簧演奏?「亡黨亡國論」的主旋律。
事實上，「亡黨」與「亡國」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任何政黨都是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沒有資格宣稱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即便是執政黨，也不能等於國家，更不能等同於民族及其文化。中共政權，不等於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文化；亡黨，只意味?某一執政黨政權的坍塌，而並不意味?中國的崩潰和中華民族的沉淪。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頻繁，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並沒有「亡國」。
「亡國」，只能是「主權更迭」，即由國與國之間的極端衝突造成，民族被征服，領土被佔領，主權被剝奪，一個國家被另一國家所顛覆並控制（或由佔領者直接統治，或佔領者通過操縱傀儡政權進行間接控制），而絕非「政權更迭」，一國之內的政權更迭與亡國無關。美國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其間由兩大政黨輪流執政的政權更迭定期進行，而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則一脈相承。
在此意義上，冷戰時期的前蘇聯陣營中的東歐諸國，儘管在表面上還是主權國家，但實際的狀態更近於「亡國」，因為這些東毆國家的政權直接受制於前蘇聯霸權的武力操控，以至於，前蘇聯為了達到完全操控這些國家政權的目的，在這些國家發生旨在擺脫蘇聯共產霸權的改革之時，不惜將坦克直接開進這些國家的首都，以赤裸裸的武力來恢復前蘇聯的共產霸權。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古老國家，自從秦始皇通過武力兼併而建立統一秦朝政權之後，經歷了無數次政權更迭，但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並沒有被滅亡。只有蒙族武力顛覆宋朝和滿清武力顛覆明朝，踏破中原大地的馬蹄和手起頭落的馬刀，將漢人置於劣等人地位的種族歧視制度，還可以勉強稱之為「亡國之恥」。反元復宋和反清復明的鬥爭，還可以稱之為「復國」的反侵略反佔領的鬥爭。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與中國的武力衝突，即便是中國的屢戰屢敗，不得不簽下大量喪權辱國的條約，也始終沒有淪為徹底的「亡國」，甚至包括日本人扶持的「滿洲國」和汪精衛政權，也並沒有取代中華民國政權。
同樣，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上，內部的頻繁權力更替之中，衰亡的僅僅是某個「家天下政權」或「黨天下政權」，而非國家本身。孫中山和袁世凱合力推翻滿清之功，最終以國民黨的「黨天下政權」取代了傳統的「家天下政權」。毛澤東及其中共打敗了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政權，不過是國民黨的黨天下被中共的黨天下所取代，也只是一國之內的改朝換代，並不涉及中國主權的轉移。換言之，中共政權只有五十年，而中國歷史已經延綿了五千年，中共所顛覆的僅僅是「國民黨政權」，而非中國這個「國家」。所以，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只是又一個「新政權」的建立，而與「建國」無關；毛澤東也僅是「新政權之父」，而決不是「新中國之父」。即便現在的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但六千多萬黨員與十三億人口相比，也僅僅是少數，怎麼就能那麼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人民和國家」。中共之所以一直自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天然代表，絕非真的「替天行道」，而是要維護獨裁強權及其既得利益。
凡是獨裁政權，都喜歡倡導愛國主義，而獨裁愛國主義不過是禍國殃民的藉口而已。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
2005年10月3日於北京家中
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
2005年10月19日，中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了《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儘管這是中共掌權後發表的第一份關於民主建設的白皮書，但除了白皮書的公布本身之外，其內容毫無新意。
白皮書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國情論」、「黨權論」和「中共英明論」的論證。
此次白皮書中「國情論」，不再強調中國的經濟落後和人口素質低下，而是?重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中國人民的自願選擇，也是歷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共產黨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顯然，「國情論」是為了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也為了以特殊國情來掩飾中共現政權的合法性。
「黨權論」公開肯定了中國現行的黨權至上體制，無論是抽象的人民主權的民主建設，還是寫進憲法的人權保護及其具體人權，也無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制度，還是所謂的中共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更無論是基層民主進程，還是依法治國，皆要在中共黨權的領導之下，而與人民主權無關。
「中共英明論」意在宣示：當下中國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勞，甚至不惜把一系列失敗辯護為偉大的成就。同樣，改革以來中國的任何一點點民主成就，也都是中共英明領導的功勞，而絕非來自民間的自發爭取。
於是，白皮書等於向全世界宣告：在人民主權的民主之上，還有中共黨權這個更高的權威，這個黨權才是至高無上，也就是「黨主人民」和「黨主民主」，人大是黨權的傀儡，政協是黨權的花瓶，司法是黨權的工具，人權和民主等詞彙是黨權的裝飾。像中共當局發布的人權白皮書一樣，這份民主白皮書也充滿了謊言，比如，白皮書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 13億國人是黨權驅趕下的羊群，根本無緣參與國家主席的選舉；再如：白皮書聲言「發展黨內民主」，但6800萬黨員中的絕大多數，也不過是黨奴而已，也與黨魁選舉無緣。
這就是白皮書所標榜的「中國的政治民主建設」！
所以，與其說此白皮書是關於「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公告，不如說是為「維護黨權至上的獨裁體制」的公開辯護。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歷久而不衰，直到今天，還是人們發泄不滿時的懷舊工具；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對象和政治花瓶，而成為執政黨的一員。不知道新黨魁胡錦濤準備何時登上天安門檢閱三軍，為自己的親民形象造型。
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善待人民且具有一定現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不少善政，並為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這樣的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為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為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為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循環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無疑問，後毛時代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鄧小平開創的實用主義貓論比強調階級鬥爭的毛思想，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儘管，近年來民間維權運動有所起色，但也必須看到民間維權事業面臨的嚴峻現實，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為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
原因何在？
獨裁官權的鎮壓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的冷漠則是更深層的原因。在愚昧、懦弱而盲目的民眾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沉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循環的歷史怪圈？
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建國以來」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辭，成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沉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瞭如指掌的知識分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纍纍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詞彙來為歷史劃界。
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詞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1999年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以來，「邪教」一詞也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
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為，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為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
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為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台，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為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台，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
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準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今不改的奴性。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為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為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為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白居易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大陸，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於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像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於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為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為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為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民間尊嚴在觀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確立之日，就是國人的人權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時。
2006年1月6日於北京家中──《觀察》首發
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
【明報專訊】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由於中共在政治上的權利自私，也由於民間力量的分散，短期內還看不到任何足以改朝換代的政治力量，官權內部看不到戈爾巴喬夫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力量，民間社會也無法聚積起足以抗衡官權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向現代自由社會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漸進的曲折的，時間的漫長也可能超出最保守的估計。
同時，相對於中共政權的強勢而言，民間社會仍然弱勢，民間勇氣不夠及其心智還很不成熟，民間社會還處在最初的發育過程之中，因而也無法在短期內培育出足以替代中共政權的政治力量。在此情下，中國政治體制及其現政權的改變，任何急功近利的計劃、綱領乃至行動，只能是難以兌現的空中樓閣。
然而，這並不等於未來的自由中國毫無希望。因為，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天空，不再是極權者一手遮天，而呈現出黑暗與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間的關係，也不再是除了「三呼萬歲」的仰望，就是萬馬齊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間的權利覺醒、官權鎮壓與民間反抗的同時並存。制度的獨裁依舊，但社會不再愚昧；官權的霸道依舊，但民間維權運動的此起彼伏；文字獄的恐怖依舊，但已不再能產生殺一儆百的威懾力；政權的「敵人意識」依舊，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猶恐不及的「瘟疫」。
在毛時代，個人極權統治之所以得以確立，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四大條件：
一是全盤國有化導致了個人在經濟上毫無自主性，政權成為國人的全權保母，國人對政權的經濟依附，已經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程度。
二是無孔不入的組織化導致了個人的人身自由的全面喪失，組織成為國人合法身分的唯一證明，離開了組織便寸步難行，國人對政權的人身依附，已經到了沒有組織的庇護就是社會黑戶的程度。
三是暴力專政機器所施加於全社會肉體的硬性暴政，極端的人治和敵人意識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專政氣氛，無孔不入的警惕和無所不在的監控，甚至使每一雙眼睛都變成了監控儀器，每個人都被置於單位、街道、鄰居、甚至親友的監控之下。
四是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意識形態和大規模群眾運動所施加於全體國人的精神暴政，極端的個人崇拜和領袖權威形成了一個大腦決定全民思考的精神控制，人為製造的「異見者」，不僅要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地位上受到迫害，而且要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飽受羞辱，所謂的「批倒批臭」，就是施加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暴政。以至於，絕大多數受害者都屈從於這種精神暴政，當眾進行沒完沒了的自我羞辱。
然而，在後毛時代，整體官權社會已經不復存在，社會已經發生了走向多元化的巨大變化，官權已經無法完全操控整個社會，不斷成長的民間資本蠶食?政權的經濟基礎，日益分化的價值觀念挑戰?政權的意識形態，持續擴張的民間維權加大?挑戰蠻橫官權的力度，不斷增長的民間勇氣使政治恐怖的效力日益萎縮。
特別是六四之後，個人極權得以確立的四大支柱中，三大支柱已經不同程度地腐壞甚至坍塌：經濟上的個人依附已經逐漸被個人獨立所代替，自我掙得的飯碗為個人提供了自主選擇的物質基礎，也為社會帶來利益主題的多元化；組織上的個人依附逐漸被半吊子的個人自由所代替，中國人已經不必再別無選擇地活在組織中，離開組織就將寸步難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中國社會正逐步走向遷移、流動和擇業的自由；在意識形態上，個人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導致大一統的官權意識形態的崩潰，價值觀的多元化迫使官方只能被動地調整意識形態說辭，獨立於官權價值系統的民間價值系統正在逐漸形成，雖然謊言灌輸和言論管制在繼續，但勸誘力大幅度下降，特別是互聯網帶來的信息革命，帶來了信息獲取和民間發言的渠道多元化，使官權的信息封鎖和不准議政的管制手段基本失效。
極權的四大支柱中，剩下的只有政治一元化及其硬性鎮壓。但由於道義在民間而權力在官府的社會格局的逐漸形成，毛時代實施的既迫害肉體又蹂躪精神的雙重暴政已經不再，政治恐怖的效力也大幅度下降。官方迫害對於被迫害者而言，不再具有既用監獄剝奪人身自由又用大批判羞辱人格尊嚴的雙重效應。政治迫害可以讓被害者在經濟上受損，可以剝奪人身自由，卻無法使受害者的社會信譽受損，更無法把受害者置於四面楚歌的社會孤立之中，也就無法在人格上尊嚴上精神上打垮被害者，反而逐漸變成了對被迫害者的道義成全，受害者被奉為「民間良知」或「真話英雄」，而官方打手卻變成了「幹髒活」的工具；受害者的多數，非但不再用沒完沒了的檢討乞求組織上的寬恕，也不再進行當眾的自我羞辱，反而大都能在組織高壓甚至被告席上大義凜然地自我辯護，把中共的組織和法庭置於道義上的被告地位。
同時，蘇東共產極權陣營雪崩之後，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勢日益強勁，主流國家的人權外交和國際人權組織的壓力，致使維持獨裁體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愈來愈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懾力不斷下降，中共現政權也不得不在對內統治和對外應對上大作「人權秀」和「民主秀」。
換言之，無論是非暴力反抗的漫長實踐，還是對自由制度將終結歷史的預言，最終訴諸的皆是人的屬靈本性：人，不只是肉體存在，更是具有道德感的精神性存在，道德感的核心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對尊嚴的看重是正義感的天然來源。當一種制度或一個國家讓每個人活得有尊嚴時，它們就會得到人們的自發認同，正如阿奎那對政治美德的理解一樣：有德性的善政，不僅在於秩序的維繫，更在於人的尊嚴的確立。否則的話，就將引起各種形式的反抗，良知不服從正是主要的反抗形式之一。自由制度之所以能夠逐步取代獨裁制度，冷戰的結束之所以被視為歷史終結，就在於前者使人的尊嚴得到認可和尊重，而後者卻不承認人的尊嚴並使人尊嚴掃地。
非暴力反抗的偉大之處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用愛面對恨，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尊嚴面對羞辱，以理性面對狂暴，即受害者心懷謙恭而又尊嚴的愛意來主動邀請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仁愛的規則中來，以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在沒有自由的獨裁社會中，在暫時還無力改變政權的獨裁性質的前提下，我所理解的自下而上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民間路徑如下：
一，非暴力維權運動不追求奪取政權的目標，而是致力於建設一個可以有尊嚴地活?的人性社會。即通過改變民間的生存方式——愚昧而懦弱的、甘於奴役的生活方式——來致力於獨立公民社會的擴張，首先致力於在官權控制薄弱之處擴展民間社會的空間和資源，其次用不間斷的非暴力反抗來壓縮官權控制的社會空間，再次通過民間代價的累計來加大獨裁官權的統治成本，形成民權進一分、官權縮一分的漸進格局。
二，非暴力維權運動不必追求宏偉的整體改造目標，而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踐行自由，通過生活細節上的思想啟蒙、言論表達和維權行動，特別是通過一個個維權個案的持續累計，來積累民間的道義資源、組織資源和博弈經驗。當民間力量還不足以改變宏觀政治的大環境之時，起碼可以依靠個人良知和小群體協作來改變能力所及的微觀政治的小環境，比如，資深新聞人盧躍剛、李大同等人對官權新聞體制的反抗之所以取得一定的成果，端賴《中國青年報》內小環境的健康。
三，無論不准自由的政權及其制度的力量多麼強大，每個個體也要盡量爭取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生活，即力爭過一種有尊嚴的誠實生活。在任何獨裁社會中，當自由被自由的追求者們公開聲張且身體力行時，只要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做到無所畏懼，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就將變成顛覆奴役體制的基礎性力量。假如你還自以為具有人的基本良知並聽從良知的召喚，那就把你的良知公開在公共輿論的陽光之下，讓你的良知閃光，既讓民間看到、更要讓獨裁者看到。
四，既要決不放棄自由主義的價值堅持，也要奉行寬容原則，提倡多元對話，特別是在民間出現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選擇之時，高調反抗應該把低調周旋當作一種補充，而不是自以為絕對英雄而橫加指責。因為，即便是不同於政治強制的道德強制，也與自由主義所要求的寬容相距甚遠。一個人自願為自己選擇的理想而付出巨大代價，並不構成去強制別人也為理想而作出同等犧牲的理由。
五，無論是體制內身分還是體制外身分，也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推動還是自下而上的推動，彼此之間都應該尊重其發言權。即便對那些依附官方的言行，只要不對民間的獨立發言及維權運動構成強制，也應該將其視為一種對轉型策略的有益探討，並充分尊重其發言權；而那些主張自上而下的轉型方式的人士，也要對自下而上的民間探索保持足夠的尊重。在相互尊重與平等對待的前提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種主張之間的爭論和對話，對於形成轉型路徑的民間共識，將產生更為有益的貢獻。
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此之謂也。
然而，寬容決不意味?默許暴政，也不意味?墮入絕對相對主義泥潭。自由主義的民間立場的底線，特別要堅決反對官方對民間言行的任何強制性壓迫，無論這壓迫以何種方式出現——恫嚇、收買、整頓、開除、取締、逮捕和立法——都堅決反對。
六，直面而不是回避獨裁權力始終在場的制度常識，把改善民眾的無權利地位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寄希望於明主仁君的降臨。在民間與官府之間的博弈中，無論官方的政策如何變化，最要緊的是鼓勵和幫助民間的維權運動和堅守民間的獨立立場。特別是在歌功頌德者眾而直面惡政者寡的情下，致力於以體制外立場對獨裁政權的批評和反對。官方決策僵硬時就逼迫它鬆動，官方態度鬆動時就乘虛而入，擴張民間的資源和空間，在支持體制內開明決策的同時，仍然要堅持體制外立場和持之以恆的批評。
總之，中國走向自由社會的路徑，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漸進改良，而很難乞靈於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革命。自下而上的改革需要民間的自覺，需要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或民間維權運動。也就是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不追求通過激進的政權改變來重建整個社會，而是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來逼出政權的改變，即依靠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2006年2月26日於北京家中（首發《觀察》2006年2月26日）
多面的中共獨裁
後毛時代的中共政權，雖然獨裁依舊，但並不狂熱，而是理智的獨裁，愈來愈精於利益計算。特別是六四大屠殺後，任何努力都無法緩解中共意識形態的急遽衰落，加上跛足改革帶來的唯利是圖、普遍腐敗和兩極分化，更使政權的合法性危機雪上加霜，以至於，即便是獨裁化民族主義的煽動，也無法真正凝聚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維持政權的主要方式只能乞靈於經濟高增長和利益收買。沒落的帝制傳統、腐朽的拜金主義和垂死的共產獨裁相結合，演化為那種最壞的掠奪型資本主義和現行的灰色統治方式，極端機會主義的統治也使今日中共獨裁呈現出模糊多面的特徵。
中共的對內宣傳，既是高調灌輸也是低調勸說，既是間歇性運動也是日常性說教，既是樹典型的大會表彰儀式也是普及化的問寒問暖，既是消費娛樂也是利誘哄騙，既是硬性主旋律也是軟性大眾文化，既是強制性遺忘也是娛樂化忘卻。現在的中共政權知道：對於個人自利意識和民間權利意識不斷覺醒的中國，除了利益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六四後，它首先下大氣力進行利益收買的對象，是對政權穩定起?關鍵作用的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儘管它也要求被統治者的效忠，但遠比毛式極權時期更為低調而實用，它知道已經無法獲得人們真心的擁護和讚美，索性就把效忠的標准降低，降低到人性良知之下，即只要求人們的犬儒態度：違心地擁護它讚美它。這就等於鼓勵和縱容人性之惡——向自己的良心說謊。
中共政權對異見政治力量的打壓，既是跟蹤竊聽監獄也是利益收買要脅，既是惡法陋規也是灰色空間，既是政權性專政又是黑社會化暴力，既是公開批判更是秘密整肅，既是硬性手段也是人情感化（負責監管異見人士的警察們，總是以「交個朋友」的口?開始談話），甚至在整肅那些不馴服的反抗者時，警察們也為自己留有餘地，不再用意識形態高調而是以飯碗理論來警察職業辯護。它在鎮壓著名持不同政見人士時，盡量避免製造具有道義感召力和國際知名度的民間英雄；它學會了通過逼迫?名異己分子流亡而達到一箭雙鵰的作用：既放其一條生路，以討好國際主流社會；又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在國內民眾中貶損了異己人士的道義形象，從而削弱了民間反對力量的社會凝聚力和動員力。除非遭遇非常時刻或由於過度的權力恐懼而作出瘋狂的決策，否則的話，它已經愈來愈少地採取公開化的運動方式，而更多地使用隱蔽的曲折的甚至難以察覺的整肅方式。它採取隱秘的各個擊破的手段，希望盡量把民間挑戰悄無聲息地扼殺在搖籃裏；它盡量通過封鎖信息的方式來縮小鎮壓的負面影響，使一些著名大陸異見人士處在牆裏開花牆外紅的悖論之中。這些異見人士在國際上很有名，但在本土卻沒有大眾化的知名度，只是小圈子內的著名人物。
中共政權對於既得利益階層（官員和商人）也不完全放心，既保護縱容又防範控制。政權有意維持一種模糊而彈性的灰色秩序，既標榜依法治國又奉行實際上的人治，既鼓勵權貴們精英們發財致富又使所有既得利益者的資本積累都帶上深重的原罪：每個官員都以權謀私，每個生意人都行賄和偷漏稅，每個知識分子都攀權附貴，讓富人們的每一分錢都掙得不乾不淨。於是，獨裁者手中就握有了隨時可以追究任何人的把柄，昨天一起泡妞時還稱兄道弟，今天就可能出示拘留證；上午還是擁有億萬私產的模範企業家，還與某位高官一起出席剪綵儀式，下午可能就是一無所有的經濟罪犯，受到全社會的唾棄；去年還是人人羨慕的明星，今年就可能成為舉國矚目的囚犯；前一刻還在台上做學習「三個代表」的動員報告，後一刻就可能被中紀委雙規……在非法斂財已經普遍化的現實面前，中共政權不斷地制定愈來愈多的法規，不斷強調反腐敗和依法治國，但又不斷地放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的行為。後毛時代的政權已經不喜歡意識形態上的黑白分明，但它更不喜歡現代文明的權限清楚，而是熱中於意識形態上的不爭論、法律的模糊和執法的任意。從統治高層的角度講，這是激烈權爭中要脅所有權貴們的最好利器，可以要脅官員們富人們對自己形成個人效忠，起碼不敢對最高權力發出哪怕是溫和的挑戰；從具體執法官員的角度講，利益驅動使他們最喜歡這種灰色，因為這能夠為他們的非法斂財提供絕好的討價還價空間。同樣的操控策略，也適用於已經下海的昔日異己分子，既給生路又手握把柄，有效地杜絕了這些人重返民間反對派的可能。
然而，實用靈活的操控方式，由於其徹底的機會主義性質，恰恰表徵?獨裁政治的末日景觀——制度本身的漏洞百出，統治的合法性及其效力的迅速流失——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基於唯利是圖的權宜性合作。小康承諾購買到的效忠，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在利益至上的驅動下，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所以，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
2006年3月13日於北京家中（首發《觀察》2006年3月13日）
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
中共黨魁胡錦濤首次正式訪美，依然沿襲六四以來對美外交的低調務實，意在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為減少中美貿易逆差，中共送上162億美元的大訂單；為安撫美國對知識產權問題的關注，胡錦濤到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家做客，在訪問微軟公司時高調重申保護知識產權；為了緩解美國對中共管制彙率的強烈不滿，中方承諾將愈來愈靈活地處理匯率；胡錦濤在美國一系列演講中均表示：中美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堅實的合作基礎，肩負?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責任，一個健康穩定、不斷發展的中美關係，不僅造福兩國人民，而且有利於亞太地區以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同時，為了努力減少或轉移美國對中共的憂慮，胡錦濤私下裏告訴布殊，他忙於國內的政治經濟問題而無意挑戰美國。
然而，胡錦濤首站西雅圖經貿之旅的熱鬧與白宮「布胡會」的冷清，再次突現了中美之間的經熱政冷和不信任。「布胡會」基本上是各說各話，在重大問題上無突破性進展。在胡錦濤最關注的台灣問題上，布殊的表態顯然沒有滿足中方的期待；在布殊最關注的伊朗核問題上，胡錦濤仍然堅持反對制裁的立場。所以，美國媒體對此次「布胡會」的評價都不高，美聯社甚至用「失敗」（failed）來形容。
訪美的最後一站是胡錦濤的耶魯演講。他把國內的「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的官方口號變成外交語言，承諾中國信守和平崛起，致力於建立一個和諧世界。
在冷戰之後的世界秩序中，中國已經崛起為備受矚目的國家之一。改革開放使獨裁中國成為發展最快的國家，蘇聯解體又使中共成為當今世界的最大獨裁政權。在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國家和最大的獨裁國家之間，不可能有多少真正的共同利益，中共黨魁迎合美國與美國總統接待中國獨裁者，在我看來都是權宜之計。在與自由世界的博弈中，今日的獨裁中共已經完全不同於傳統的極權蘇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識形態及其軍事的抗對，轉而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拋棄意識形態的廣交朋友，既在經濟上進行市場化改革並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獨裁體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
所以，中共固守的跛足改革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政治進步，反而是獨裁政權用金錢外交來腐蝕世界文明。中共現政權真有錢，金錢外交也真管用，它使殘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殘喘，也使自由國家降低文明標準來迎合中共的政治要求。甚至可以說，作為當今世界上的最大獨裁政權，中共已經構成了全球民主化進程的巨大阻礙之一。
一，中共政權已經取代前蘇聯而變成其他獨裁國家的輸血機。中共為朝鮮、古巴、緬甸等獨裁國家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多少能夠抵消來自西方的經濟制裁，使這幾個殘存的暴政得以苟延殘喘；中共與蘇丹、敘利亞、古巴、津巴布韋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權簽署了大量能源協議，展開大規模合作；中共也開始用大手筆投資承諾拉攏開始左轉的拉美各國；中共更用能源合作來吸引極端反美反西方的伊朗等穆斯林國家。最近，中共與伊朗達成協議，中方不僅向伊朗購買石油和天然氣，還將投入1000億美元開發伊朗亞達瓦蘭（Yadavaran）油田。這是迄今為止伊朗與外國簽訂的最大一宗經貿合同。在伊朗核危機中，中共與愈來愈獨裁的普京政府合作，一起幫助極端原教旨的伊朗對抗西方。
二，中共用金錢外交和多極政治來換取歐洲自由大國的政治讓步。首先，中共利用西方同盟內部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巨大分歧，與法、德、俄一起反對倒薩之戰，一起鼓吹多極世界來抗衡單極美國，為布殊政府的大中東民主化設置障礙。其次，在中共大訂單和中國大市場的利誘下，歐洲大國法國、德國似乎已經完全接受了這個政權，兩國政客以與中共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為榮，而完全不顧及人權等普世價值。可以說，中共已經變成打入西方陣營的一個楔子，使自由聯盟內部對華政策的分歧愈來愈大，其中，法國總統希拉克的表現最為可恥。他用全身通紅的埃菲爾鐵塔迎接胡錦濤的到訪，希拉克夫婦與胡錦濤夫婦的合影，表達了?自由大國元首對獨裁大國黨魁的諂媚。他主動幫助中共掩蓋六四大屠殺的血?，全力推動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理由是六四已經過去了，基於大屠殺而制定的軍售禁令，也應該扔進垃圾堆。好在，歐盟並沒有順從法、德的壓力，繼續維持軍售禁運；與此同時，德國政府易人，親美的默克爾夫人代替了反美的施羅德，德國新政府已經公開表示不再推動對華軍售禁令的解除。
三，中共用國內大市場來利誘和要脅西方大資本，而資本的逐利本性才不管什麼普世價值和公平貿易。所以，西方各國的大資本必然要對本國的對華政策施加影響。比如，美國的波音公司只想多賣飛機，必然游說美國政府對中共作出某種政治上的讓步；美國的雅虎、微軟、古狗等頂級網絡公司，只想在飛速成長的中國網絡市場上佔據更大的份額，才不管美國價值觀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屢屢作出與美國價值觀和政府的外交政策背道而馳的行為。以至於，它們為了贏利而根本不在乎背棄普世價值和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它們全都屈從於中共政權的政治壓力和利益要脅，成為限制言論自由和製造文字獄的幫兇。
要消除獨裁中共的崛起對世界文明的負面效應，就必須幫助世界上最大的獨裁國家盡快轉型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全球民主化的偉大事業來說，中國是整個布局上的關鍵一環，盤活中國，滿盤皆活。所以，是任由綁架了十幾億人口的中共獨裁繼續腐蝕人類文明，還是將世界上最龐大的人質從奴役下解救出來，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當務之急，也是所有自由國家的當務之急。一旦中國變成自由國家，對於人類文明就將具有難以估量的正面價值，它必將是繼蘇東極權帝國的世界性崩潰之後，再次帶來殘存的獨裁體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鮮、緬甸、古巴、越南等獨裁政權將難以為繼，那些固守獨裁體制的中東國家也將受到強烈的震撼。
2006年4月21日於北京家中（BBC中文網2006年05月03日）
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
震驚海內外的山西黑窯奴工案，從曝光之初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月了。但是，與海內外要求深層問責的滔滔輿論相比，也與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批示、派員、道歉、數萬警力的地氈式排查相比，更與山西官權“十天內解救所有奴工”的軍令狀相對照，山西黑窯奴工案的收場就顯得過於敷衍了事。現在，廣泛存在、長達十多年的黑窯奴工現象，已經被縮小為洪洞縣廣勝寺鎮曹生村一家黑窯；被送上審判台的罪犯不過是寥寥幾人，起訴罪名也縮小為非法拘禁、強迫職工勞動、故意傷害等三項罪名，而非法使用童工、拐騙綁架和虐待兒童等罪名不見了。宣判結果：磚窯監工趙延兵被判死刑，河南籍包工頭衡庭漢被判無期徒刑。其他被告判九年到一年半有期徒刑。
最能突顯敷衍了事的是對相關官員的處罰。7月16日，官方公布了被查處的失職瀆職官員，人數雖然不少，共95名黨員幹部和公職人員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但數量的龐大掩蓋了質量的蒼白，被處罰的全是基層官員，最高級別也就是洪洞縣的幾位「七品芝麻官」：縣委書記高洪元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縣委副書記、縣長孫延林被免職，副縣長王政俊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和行政撤職處分。
如此深重的罪惡和如此輕微的懲罰，就連遲到的正義都得不到差強人意的實現，無疑是對受害者的更大不公，是對滔滔民意的極大蔑視，也是對司法公正的褻瀆。所以，無論胡溫中央的「親民」調子唱得多高，也無論山西省長的檢查道歉顯得多麼誠懇，仍然無法真正剷除產生大規模奴工的制度根源，也無法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誠信及其權威的破產。也就是說，官權對黑窯奴工案的處理，根本經不起如下質問。
第一問：為什麼官方解救童奴的效率如此低下？ 6月5日，互聯網上出現《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求助信﹕「轟動全國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還有一千多個生命正在遭遇危難……救救我們的孩子吧！」然而，半個月過去了，這些父親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沒有找到自己的孩子。6月20日，400名父親再次通過網絡發出呼籲信，公開信說：在他們的尋親行動中，雖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還有許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轉移，呼籲繼續加大解救力度，建議擴大查找範圍，全國聯動尋親。
與此同時，輿論繼續向政府問責。比如，6月27日，《南方都市報》社論《不漏一人的解救如何可能？》指出：「如何可能讓罪惡不留死角，讓解救不漏一人？僅僅依靠山西官員的高調表態，不可能達成此境。此時此刻，政府需要更徹底的體檢，社會需要更精誠的合作，公民需要更深刻的覺醒，才能令解救奴役黑工的行動不漏一人，更緊迫的是，才能令這奴役殘害公民的社會土壤徹底覆滅。這比任何高調的政治表態，都要急迫務實得多。」
但是，截至本文完成為止， 解救童奴的行動並沒有新的進展：大陸媒體所披露的被解救童奴的人數只有100多名，僅佔上千名失蹤孩子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見，在這場政府與黑勢力的較量中，握有巨大資源優勢的政府居然鬥不過黑社會。
數萬警力的地氈式排查和解救的結果，竟然如此可憐，是黑社會太猖獗？還是政府太無能？對此的回答只能是﹕後者。
眾所周知，作為壟斷?社會主要資源的獨裁政府，其執政能力卻表現為難以解決的悖論：在維護官權穩定和牟取特權利益上，諸如鎮壓民間維權、監控異見人士、管制媒體、化公為私和貪污腐敗等方面，中國政府及其官員們，不僅有能，且太有能了，有能到無孔不入！可以動用多輛警車和數名警察監控一名異見人士。而在服務民眾、提供社會公正、搞好社會公益和對罪錯的負責上，中國政府及其官員，不僅無能，且太無能了，無能到熟視無睹！居然縱容童奴現象長時間、大規模的存在。
第二問：中國的官員為什麼如此冷血和厚臉皮？儘管，胡溫等作出批示後，洪洞縣政府派出的十一個工作組，攜帶縣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國十二個省、市登門將致歉信、工資、慰問金親手送到被解救農民工手中；該縣紀委也介入官員在該事件當中的瀆職調查；20日，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會議，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國務院會議上代表省政府作了檢查。22日，在中國勞動保障部、公安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工作組在太原舉行新聞通氣會，于幼軍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磚窯事件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工兄弟及其家屬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檢討。
6月28日，山東籍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才會致信山西省長于幼軍《籲請山西省勞動與社會保障廳廳長辭職的建議》。王全杰在信中指出：「近來，山西『黑磚窯事件』震驚全國。……已為千夫所指，萬民所怨！……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向國務院做了檢查，向受害者表示了道歉，向山西人民進行了檢討。但處在漩渦中心的、直接主管全省勞動用工的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官員卻出奇的冷靜，竟沒有一個人為此承擔責任，沒有一個人向人民道歉，有的只是勞動監察部門和公安部門『果敢出擊』的報道。人們不禁要問﹕出了這麼大的事兒難道就沒有勞動主管部門的責任？……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最高行政主官，還能泰然自若地去領導全省的勞工解救工作嗎？國家《公務員法》第八十二條明確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引咎辭職，是法制社會的一大進步。失職官員唯有履行引咎辭職，方可取信於民。」「在重大過失面前引咎辭職是一種常規的政治行為，是官員尊重職務、敬畏民意、主動接受公民監督的誠懇態度的體現，也是人類有羞恥感的本能的條件反射。照此說來，那些以『厚黑學』的原則和『千斤頂』魄力，頂住全國輿論的譴責，頑強地賴在官位上的『責任主官』不但不敬畏民意，連羞恥感也缺位了。」「最後，我再次鄭重呼籲在黑磚窯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應面對全國的民怨，勇於承擔責任，審時度勢，順從民意，堅決引咎辭職，以實際行動表歉意、正吏風、謝國民！ 」
然而，在社會輿論齊聲高呼山西高官下台的民意要求下，那些必須為童奴案負責的地方官，為什麼至今沒有一位省級或局級官員辭職？為什麼中央政府不向這些省級大員問責？為什麼媒體僅僅針對山西黑窯而對失蹤孩子最多的河南省官權不聞不問？在此情下，山西省省長於幼軍的檢查道歉，最終只能淪為敷衍了事的作秀而已。
在千夫所指的山西，受處罰的全部是縣、鎮級別的官員，而臨汾地區的黨政機關和官員僅僅被責令檢查。據中新網7月16日報道，山西省委責成臨汾市委、運城市委向省委做出深刻檢查，省人民政府已經責成臨汾市、運城市人民政府，和省勞動社會和保障廳、省國土資源廳、省工商局向省政府做出深刻檢查。其主要負責人在本市、本系統幹部大會上做出檢討。
其實，應該公開道歉和引咎辭職的官員決不限於山西，河南省也應該有高官出面承擔責任。因為，在此次黑窯奴工案的犯罪鏈條中，河南省內的犯罪行為決不次於山西省。400名家長的呼籲書中失蹤的未成年人中，河南籍孩子超過三分之二。那麼多河南孩子長期失蹤，說明了河南境內的人口販子極為猖獗，成為奴工的主要來源的之一；那麼多家長的長期尋找而毫無結果，說明河南公安機關的知情不查，是極為嚴重的瀆職。所以，河南省的公安機關應該為瀆職承擔責任，河南省省長徐光春起碼也應該像山西省省長于幼軍一樣，向受害者及其家人公開道歉。
中共的各級官員之所以如此冷酷和不負責任，就在於中共體制下的公權力私有化及其壟斷性官員的任命制。為了確保一黨獨裁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中共牢牢控制?各級官員的任免權，也就是把本該來自公眾授權的公權力變成私家授受的一黨私權。於是，中國各級官員產生都不是來自自下而上的民意授權，而是來自自上而下的上級授權。這樣的官員產生機制，只能鼓勵官員們「執政為官」（為上級執政就是為自己的烏紗帽執政），而根本做不到「執政為民」。比如，面對黑窯奴工事件，山西省長于幼軍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採訪時，仍然把對中央負責放在首位。他說：「中央派我到山西工作，委以重任，人大代表選我當省長，寄予厚望，我理應守土有責，為中央分憂，替百姓解愁。」（《面對黑磚窯事件 于幼軍坦陳心?》南方周末2007-07-05）
省級大員不辭職不算，就連對黑窯案負有直接責任的臨汾市的主要官員，至今也無人辭職。而且，對失蹤孩子的報案長期不作為的山西、河南的公安機關中，至今除了基層派出所負責人被問責之外，更高官階的警官卻無人公開承認自己的瀆職。作為獨裁黨權工具的司法制度，必然導致執法者對民眾的有能和對官黑勾結的無能。
第三問：為什麼時間如此之長、規模如此之大的黑窯奴工至今才被大面積曝光？
如果在文明國家，發生當代「童奴」事件，不要說上千未成年人淪為奴工，即便只有幾人，也肯定會成為各大媒體跟蹤報道的頭條新聞。而在中國，震驚海內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後，大陸媒體的新聞頭條仍然被中共寡頭們的活動牢牢佔據，弘揚主旋律的正面報道仍然是所有新聞報道的核心。對此，中共各級中宣部、新聞出版署等主管機構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這些意識形態衙門像鷹犬一樣監視?媒體，逼迫媒體充當黨的喉舌，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扼殺新聞自由。
進一步，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長期的信息封鎖、言論管制和喉舌體制，早已使媒體變成官權愚民的工具。在此體制下，不僅由於公共信息被隱瞞而屢屢釀成重大公共危機，而且，每一次重大公共災難曝光後，中共都要通過操控媒體玩弄罪魁變成恩人、惡政變成善政、劣?變成政績的把戲，用突出的新聞篇幅來修補支離破碎的胡溫形象。所以，在震驚海內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後，童奴們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溫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們的尋親行動也被地方政府展開的解救行動所代替。於是，壟斷媒體再次發揮?其神奇的功能：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員的言行的報道佔據媒體的主要位置，而受害者的言行大都只能通過網絡來披露。
第四問：中國的黑色經濟、壓榨和虐待民工、大量使用童工和拐賣兒童問題由來已久，驚人的大案也時有所聞，為什麼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和遏制？正因為這些違法犯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制止，才會發展為大範圍使用黑工和「童奴」。而在這些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發家致富的大小企業家背後，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團的保護，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充當黑勢力的保護傘，他們最冠冕堂皇的說辭是「發展地方經濟」和「確保一方平安」。以至於，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官黑一體化，黑勢力官權化，官權黑社會化。比如，大多數富豪級的黑社會老大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頭銜，官權動用黑社會力量來平事。
固然，官黑一體化的黑窯主和地方官要對此負責，然而，中央政府對這種官黑勾結勢力的橫行和地方保護主義卻無計可施，任其長時間地胡作非為，無論其原因是客觀上的「不能」還是主觀上的「不為」，效果都等於對地方性官黑一體化的縱容。也讓人不能不懷疑：中央最高決策層是否是官黑一體化的。
第五問：號稱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大及其代表，法律明確規定了這一機構負有監督政府各部門的職責，然而，處理極少數有良心的人大代表有所作為之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及其300多萬名代表們，為什麼對地方政府如此惡劣的瀆職居然不聞不問？就目前媒體披露的情看，只有一名湖南省人大代表曾與黑窯進行過長達九年的搏鬥，而其他的人大機構及其代表全部缺席。這樣的人大，還有什麼資格聲稱自己是民意機構？這樣的人大代表，還有臉面宣稱自己代表民意？
在中國的制度下，人大監督缺席的由來已久，恰與政府濫用權力的由來已久相互配合。因為，人大和政府源於同一個獨裁黨權，二者也都是首先服務於獨裁黨權。首先，人口最多的農民成為人大制度中的最為弱勢的群體，佔人口比例80％的農民在人大代表中所佔比例，僅為佔人口比例20％的城鎮居民的四分之一。其次，全國民眾在人大制度中沒有真正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各級地方的黨魁是各級人大主任，執政黨黨員和各級政府官員霸佔了人大代表中的 70％以上的席位。
當人大的權力來自黨權的授予，人大也就只能淪為黨權的橡皮圖章；當「官代合一」變成人大代表的常態，總書記、總理、省部大員、市長、局長、縣長、鄉長、鎮長……全都是各級人大代表，他們怎麼可能監督自己手中的黨權和行政權。換言之，執政權和監督權無法分離，也就談不上制度化的監督。君不見，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曹生村黑窯窯主王斌斌的老爹王東己本人，就是最基層的「官代合一」的典型，他既是村支書，也是洪洞縣兩屆人大代表。
最後一問：自從胡溫上台以來，為什麼屢屢發生本該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災難演化為震驚海內外的重大公共危機？比如，2003年的SARS危機，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機，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藥引發的公共安全危機，之所以演變為海外震驚的重大公共危機，大都源於獨裁體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隱瞞或不作為。如果沒有良知者通過難以完全封殺的互聯網對危機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溫中央不得不作出反應，後果將不堪設想。在此意義上，互聯網真是上帝送給中國民眾進行自我維權的最好禮物。
具體到此次黑窯童奴案。胡溫中央決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錯誤來推卸責任，難道那些地方大員不是中央政府任命嗎？胡溫中央更不能以「被隱瞞」或「不知情」來卸責。因為，僅從知情不為的做派上看，胡溫中央仍然脫不了干係。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鄭州市民羊愛枝就開始尋找自己的未滿16歲的孩子王新磊；3月底，羊愛枝與河南孟縣的另一位丟失孩子的家長一起去山西尋找孩子，跑了100多家窯廠，也沒有找到。4月初，羊愛枝等六位孩子失蹤的家長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尋子，仍然沒結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頻道記者傅振中與六位家長們一道趕往山西，他用攝像機偷偷紀錄下黑窯慘狀，並以「罄竹難書，慘絕人寰」為題進行了電視報道，聞訊前往電視台求救的家長居然超過1000人。6月5日，河南的「大河論壇」出現一個題為《罪惡的「黑人」之路！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6月11日，羊愛枝給總理溫家寶發出了緊急求救信，發出一位母親的泣血呼喊。
由此，媒體開始大規模聚焦「黑窯童奴」事件。
從3月8日到6月15日胡溫等高官作出批示，已經浪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這期間，父母們的自發尋找，河南電視台的曝光，400位父親的網上求助，居然沒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為令人憤慨的事實是，早在九年前的1998年，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已與山西、河北等多個地方的黑磚窯展開較量，解救出數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當陳建教先生經過長期的孤軍奮戰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溫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寫信給溫家寶總理，為了從總體上解決黑窯奴工問題，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
然而，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溫家寶或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任何回音。試想，如果溫家寶對陳建教先生的上書迅速作出反應，治理黑窯、解救奴工、打擊犯罪的窯主和查處瀆職官員的行動，至少能夠提前半年多。胡溫中央如此對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在引發海內外震驚的黑窯奴工案曝光後，胡溫中央難道不應該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謝罪嗎？中央政府對省級人大代表的態度尚且如此輕慢，他們如何對待毫無權勢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溫上台以來，最愛表演的就是「親民秀」， 廢除收容遣送、改變應對SARS的決策，人權寫進憲法、免農業稅，走鄉串戶，替民工討薪、為農民賣桃、下礦井中過三十、穿舊旅遊鞋、多次為民間疾苦流淚……通過壟斷媒體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胡溫多少還積累點親民的形象。然而，親民是臉上的和電視鏡頭前的，而冷酷是骨子裏的、黑箱決策中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現行寡頭獨裁集團的首腦，他們一定要把維護獨裁權力和特權結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會公益放在首位；他們也一定把突出政績、展示偉光正形象作為媒體的首要任務，而不可能讓媒體變成專門挑刺的無冕之王；所以，此次「黑窯奴童」罪惡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溫的問責諾言和親民神話。
胡溫政權之所以如此冷血，並不是個別官員的缺少人性，而是獨裁制度本身的野蠻性質造成的。只要是獨裁制度，就永遠學不會敬重生命和維護人權；一個把維持壟斷權力作為第一要務的統治集團，也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們在內的國人生命。正因為獨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當人，才會發生如此令人發指的違法犯罪行為。
總之，獨裁權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烏紗帽的大小官員，不可能是溫暖的。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如果沒有制度性變革，黑磚窯式的罪惡，非但不能連根拔掉，甚至連枝葉也掉不了幾片。
2007年7月16日於北京家中（《人與人權》2007年8月號）
劉曉波判決書全文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號
公訴機關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劉曉波，男，53歲（1955年12月28日出生），漢族，出生地吉林省長春市，博士研究生文化，無業，戶籍所在地遼寧省大連市西崗區青春街5號2-1-2號，暫住北京市海淀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1991年1月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免予刑事處分；1996年9月因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3年。因涉嫌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08年12月8日被拘傳，12月9日被監視居住，2009年6月23日被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辯護人丁錫奎，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辯護人尚寶軍，北京莫少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以京一分檢刑訴（2009）247號訴起書指被告人劉曉波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於2009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進行了審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檢察員張榮革、代理檢察員潘雪晴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劉曉波及其辯護人丁錫奎、尚寶軍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指控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劉曉波出於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自2005年以來，通過互聯網先後在「觀察」、「BBC中文網」等境外網站上發表《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等煽動性文章。在文章中造謠、誹謗﹕「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並煽動﹕「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
2008年9月至12月間，被告人劉曉波還伙同他人起草、炮製了《零八憲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多項主張，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劉曉波在徵集300餘人簽名後，將《零八憲章》及簽名用電子郵件發給境外網站，在「民主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等境外網站上公開發表。
被告人劉曉波作案後被查獲歸案。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劉曉波犯罪的證人證言，現場勘驗、檢查筆錄，電子數據司法鑑定意見書等證據。認為被告人劉曉波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第二款之規定，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行重大。提請本院依法判處。
答辯
被告人劉曉波在法庭審理中辯稱﹕自己無罪，自己只是行使憲法賦予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自己所發表的批評性言論，並未給他人帶來實際損害，也沒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被告人劉曉波的辯護人在法庭審理中提出的辯護意見是﹕公訴機關指控劉曉波撰寫的6篇文章及《零八憲章》沒有造謠、誹謗、誣蔑的內容。劉曉波所發表的文章屬於公民言論自由、表達個人觀點的範疇，不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劉曉波出於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滿，於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間，在其暫住處北京市海淀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以撰寫並在互聯網「觀察」、「BBC中文網」等網站發表文章的方式，多次煽動他人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劉曉波在發表的《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文章中誹謗﹕「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獨裁政權提倡的官方愛國主義，是『以黨代國』體制的謬論，愛國的實質是要求人民愛獨裁政權、愛獨裁黨、愛獨裁者，是盜用愛國主義之名而行禍國殃民之實」；「中共的這一切手段，都是獨裁者維持最後統治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長久地支撐這座已經出現無數裂痕的獨裁大廈」。並煽動﹕「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自由中國的出現，與其寄希望於統治者的『新政』，遠不如寄希望於民間『新力量』的不斷擴張」。
2008年9月至12月間，劉曉波又伙同他人撰寫了題為《零八憲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等多項煽動性主張。劉曉波伙同他人在徵集了300餘人對文章的簽名後，將《零八憲章》及簽名用電子郵件發給境外網站，在「民主中國」、「獨立中文筆會」等境外網站上發布。劉曉波在互聯網站發布的上述文章，被多家網站鏈接、轉載並被多人瀏灠。
被告人劉曉波作案後被查獲歸案。
證言
上述事實，有下列經庭審舉證、質證的證據在案證實，本院予以確認。
1、證人劉霞的證言證明﹕她是劉曉波的妻子，與劉曉波共同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家中一共有三台電腦，其中一個台式機，兩個筆記本電腦。因為她根本不懂電腦，所以她從來不用家中的電腦，平日都是劉曉波在使用電腦。劉曉波使用電腦主要是寫文章和上網，家裏只有她和劉曉波兩個人單獨住，沒有其他人，平時家裏也不怎麼來客人，劉曉波有聚會也基本都是到外面去。家裏的電腦以什麼形式上網她不清楚，是2001年底劉曉波聯繫安裝的。她和劉曉波平日的生活來源就是劉曉波寫東西的稿費，劉曉波在銀行以她的名字開戶，稿費不定期的匯到帳戶裏，她每月不定期的去銀行取錢。
2、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和木樨地支行出具的《開戶證明》和《銀行匯款單據》證明﹕劉曉波的妻子劉霞的銀行帳戶接收和支取過境外匯款（外幣）。
3、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的《關於協助對相關數據進行調查的覆函》證明﹕劉曉波使用的ADSL帳號，有上網紀錄。
4、證人張祖樺的證言證明﹕他與劉曉波於2008年年底共同製作完成了《零八憲章》，他也徵集了簽名，後劉曉波將《零八憲章》發表在境外網站。
5、證人何永勤的證言證明﹕2008年12月初，他到劉曉波發的《零八憲章》的電子郵件，劉曉波讓他看後簽名，他看後以電子郵件形式回覆劉曉波，表示同意簽名。
6、證人趙世英的證言證明﹕2008年10月份，劉曉波通過網絡向他傳送了憲章，並徵求他的修改意見，讓他尋找別人簽名，他在一次聚會上拿出憲章給聚會的十多人傳看，有4人表示願簽名。劉曉波還通過網絡讓他到廣州徵集簽名，他到廣州徵集了5人簽名。
7、證人姚博的證言證明﹕2008年10月份，劉曉波在一次他見面時，跟他說了憲章的事，他同意在憲章後簽名。
8、證人周舵的證言證明﹕2008年11月份的一天，劉曉波到他家給他看了《零八憲章》的文稿，讓他幫助修改。劉曉波走後他看了文稿內容，但沒修改。當時沒談簽名的事，可後來在網上看到憲章時有他的簽名。
9、證人范春三的證言證明﹕2008年11月底，他和劉曉波等人一起吃飯時，劉曉波拿出《零八憲章》給他看了，劉曉波問他是否簽名，他同意簽名。他知道劉曉波在境外的「博訊」、「獨立中文筆會」等網站上發表文章，也在網上看到過，劉曉波的文章內容都是時政評論類的。
10、證人徐君亮、智效民、滕彪的證言證明﹕2008年11月至12月間，他們的電子郵箱先後接收到電子郵件《零八憲章》，不知是誰發給他們的，他們分別簽名後將《零八憲章》發回了原郵箱。
11、證人王仲夏的證言證明﹕2008年12月份，他在網上看到《零八憲章》，他認同文章內容簽了名。後他印製了一些《零八憲章》的文化衫，想自己穿和給別人穿，宣傳《零八憲章》。
12、公安機關出具的《搜查筆錄》及特證照片證明﹕2008年12月8日，公安機關在見證人的見證下，對劉曉波的居住地北京市海淀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單元502號進行了搜查，發現並扣押了劉曉波撰寫並發送文章到互聯網的工具二台筆記本電腦、一台台式電腦和一份《零八憲章》（徵求意見稿）的打印件。
13、北京市網絡行業協會電子數據司法鑑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證明﹕2008年12月13日對搜查起獲的劉曉波的三台電腦內存儲的數據進行了電子數據司法鑑定，鑑定中發現、提取到電子文本《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和《零八憲章》。
在電腦中的SKYPE聊天軟件紀錄信息中，發現、提取該軟件自2008年11月至12月8日間，多次發送《零八憲章》及其「徵求意見文本」的紀錄。
14、公安機關出具的現場勘驗、檢查筆錄及工作說明證明﹕
（1）2008年12月19日至2008年12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署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該文章存在於域名為http://epochtimes.com（大紀元）的網站，該網站服務器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5年10月4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5個。
（2）2008年12月19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署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該文章存在於域名為http://epochtimes.com（大紀元）和域名為http://www.observechina.net（觀察）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1月5日和2006年1月6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共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貢鏈接共計5個，總點擊率402次。
（3）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署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該文章存在於域名為http://epochtimes.com（大紀元）和域名為http://www.observechina.net（觀察）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2月26日和2006年2月27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5個，總點擊率748次。
（4）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署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多面的中共獨裁》，該文章存在於域名為http://www.secretchina.com（看中國）和域名為http://www.observechina.net（觀察）的網站，網站服務器均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3月13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6個，總點擊率512次。
（5）2008年12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署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該文章存在於域名為http://www.secretchina.com（看中國）的網站，該網站服務器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6年5月7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7個，總點擊率57次。
（6）2008年12月20日至2009年8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了署名「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波﹕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該文章存在於域名為http://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國）和域名為http://www.renyurenquan.org（人與人權）的網站，網站的服務器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7年8月1日。該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23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8個，總點擊率488次。
（7）2008年1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一大隊，在互聯網上發現並下載標題為《零八憲章》的文章。該文章在於域名為http://www.chinesepen.org（獨立中文筆會）的網站，該網站服務器位於境外，顯示網絡發布時間為2008年12月9日。作者署名為公民群體。同日在域名為http://www.boxun.com（博訊）和域名為http://www.minzhuzhongguo.org（民主中國）的網站，發現並下載了標題為《中國各界人士聯合發布〈零八憲章〉》的文章，網站服務器均位於境外，文章顯示發布時間為2008年12月8日和 2008年12月9日。上述文章截止至2008年12月12日，在互聯網上存在登載或轉載該文章的網頁鏈接共計33個，其中境外網站19篇，總點擊率 5154次，回復158篇。2009年12月9日，在域名為http://www.2008xianzhang.info（零八憲章）的互聯網站發現，該網站首頁顯示截至2009年12月9日，《零八憲章》簽名共計10390人。
（8）2009年8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對劉曉波使用的電子郵箱進行了核查，經查，劉曉波使用的郵箱屬境外，通過密碼登陸郵箱中核實，郵箱發件箱中最早發件時間為2008年11月25日，發送的郵件中有30封涉及發送《零八憲章》。
15、劉曉波簽字確認的文章證明：劉曉波對公安機關網絡監管部門下載、保存的文章《劉曉波：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劉曉波：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劉曉波：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劉曉波：多面的中共獨裁》、《劉曉波：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的負面效應》、《劉曉波：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零八憲章》及從其電腦中提取的電子文本《中共的獨裁愛國主義》、《難道中國人只配接受「黨主民主」》、《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多面的中共獨裁》、《獨裁崛起對世界民主化的負面效應》、《對黑窯童奴案的繼續追問》進行了辨認，劉曉波確認辨認的文章是其撰寫並發布到互聯網上的文章。劉曉波辨認並簽字確認的文章，有上述事實認定的煽動性言論。
16、被告人劉曉波的供述證明：劉曉波供認其使用電腦撰寫上述文章並發布在互聯網站上，劉曉波的供述與上述證據可相互印證。
17、公安機關出具的到案經過證明：北京市公安局於2008年12月8日晚，在劉曉波的住處北京市海淀區七賢村中國銀行宿舍10號樓1門502號將劉曉波抓獲。
18、原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90）中刑字第2373號《刑事判決書》、北京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96）京勞審字第3400號《勞動教養決定書》證明：劉曉波於1991年1月26日因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免予刑事處分；1996年9月26日因擾亂社會秩序被處勞動教養三年。
19、公安機關出具的身分證明材料證明了被告人劉曉波的姓名、住址等身分情。
判決
本院認為，被告人劉曉波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布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布的文章被廣為鏈接、轉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劉曉波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對於被告人劉曉波在法庭審查中提出的辯解及其辯護人發表的辯護意見，經查，本案庭審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已充分證明劉曉波利用互聯網的傳媒特點，以在互聯網上發表誹謗性文章的方式，實施煽動顛覆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制度的行為，劉曉波的行為顯已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故劉曉波的上述辯解及其辯護人發表的辯護意見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採納。根據被告人劉曉波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劉曉波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6月21日止。）
二、隨案移送的劉曉波犯罪所用物品予以沒收。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本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審判長 賈連春
代理審判員鄭文偉
代理審判員翟長璽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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