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歡住在城市還是鄉村呢？
記得小學時，某次作文的題目要我們論述一下自己是喜歡住在城市還是鄉村，結果班上壓倒性多數的小正太和小蘿莉都寫說喜歡住在鄉村，結果老師非常崩潰，上課時一直試圖說服我們鄉下的生活有多麼不方便等等，搞得我們覺得非常莫名其妙，不是說好讓我們自由發揮的嗎？
我自己當時也是選擇鄉村，因為每年春節跟著媽媽返鄉過年，在稻田中，有玩不玩的小花、小草、小魚、小蝦和小蟲，還能肆無忌憚地在鄉間小路上盡情奔跑追逐，不像在城市裡的生活有各種各樣的限制，放眼望去的儘是水泥森林，還有許多藏污納垢之處——市區裡許多地方，我們都被家長一直告誡千萬不能接近，更甭提污濁的空氣和擁堵的交通。
然而，出了社會後，開始瞭解了那位老師當時的心情，因為在享受了大城市的各種便利之後，儘管還是不喜歡人擠人的感覺，但是要在鄉下長住，至少我本身就不太習慣了。雖然仍然覺得田園風光依舊美好，只是偶爾去旅行放鬆一下就好。
過去這十幾年間，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例與日俱增，在一些大國甚至是以國家政策的高度來推動的。究竟為何人民也好，國家政策制定者也好，對城市情有獨鍾呢？城市究竟有什麼魅力或幻象，吸引成千上萬的阿宅趨之若鶩而甘願忍受擁擠、吵雜和擁堵呢？
英國歷史學家班．威爾遜在《城市六千年史：見證人類最巨大的發明如何帶動文明的發展》（Metropolis: A History of the City, Humankind’s Greatest Invention）提出，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興起不僅是人類文明的象徵，更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從古老的烏魯克開始，他穿越了數十個世紀，全方位地回顧了六千年的城市歷史，觸及人類活動的各個面向，包括文化、經濟、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工程學和建築學。他以深情的筆觸記錄了這一過程，並充分認識到城市的美麗與缺陷。他的敘述穿梭於不同的城市和世紀之間，把原始資料、軼事和藝術巧妙地交織在一起。
過去這幾年的全球大流行和社會動盪為世界各大城市帶來了諸多挑戰，讓很多阿宅爭先恐後逃離城市到鄕間去。威爾遜觸及了COVID-19大流行對城市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包括重振人們逃離大都市的趨勢。他強調，為了吸引資本和全球人才，城市必須有效管理並提供充足的服務。此外，城市還必須為多元文化和信仰的安全融合提供獨特的環境。他強調，城市具有彈性和適應性，能夠抵禦各種災難，許多城市創新正是對災難的回應。
《城市六千年史》深入探討了城市作為經濟和工業動力的角色，以及伴隨而來的好處和挑戰。威爾遜指出，城市的發展雖主要由商業和貿易驅動，但高人口密度所創造的獨特社會互動使城市成為社會和政治變革的重要驅動力他還探討了城市如何發展、變化，最終擴展為當今社會和政治學家所研究的「超大城市」，即新型城邦。這些城市不僅依賴全球經濟，而且擁有獨特的政治經濟環境。
《城市六千年史》中提到的大都市，從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崛起，到巴比倫的頂峰時期，這些城市擁擠、多元化，是貿易中心、寺廟和歡樂的所在地。《城市六千年史》當然要提到了蘇美人建立的烏魯克（Uruk），這座位於今天的伊拉克南部一座古代城市。烏魯克擁有非凡的建築，主要是宗教建築，是首個大規模生產技術的發源地，而楔形文字也是在烏魯克發明的。威爾遜對這些城市的特點──包括猖獗的犯罪、淫亂和不道德──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探討了阿宅們如何試圖淨化、組織或私有化這些城市。
對於雅典、亞歷山大和羅馬等文明成果產出豐富的古典城邦，《城市六千年史》中分別進行了創意生產的理論分析。例如，網格狀街道使亞歷山大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城市。相比之下，雅典的不規則設計則是「自發的和實驗性的」。當羅馬人征服世界時，他們也帶來了自己的建築環境。羅馬的沐浴文化不僅讓野蠻變得乾淨，也讓它們變得羅馬化和都市化。羅馬阿宅在浴室中處理商業、政治辯論、八卦，甚至謀求社交邀請，浴室成為了城市生活中獨特且包羅萬象的優雅體驗，更是一種公共活動，雖然浴池中的水質在現在的標準來說，應該是很髒汙不堪的。
《城市六千年史》中對羅馬公共浴室有精彩討論，可是位於現今巴基斯坦的哈拉帕城市摩亨佐達羅，也同樣引人入勝。在這個城市，每個家庭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已經擁有抽水馬桶。他把分佈在今天巴基斯坦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比作水邊的伊甸園。這些城市沒有寺廟或宮殿，只有穀倉、集會大廳以及污水和供水系統，這些可能是社區生活的中心。他認為，這些城市的清潔程度可能是伊甸園故事的歷史基礎。他寫道，城市每天處理大量人類排泄物的能力，反映了集體公民努力的嚴肅性。
我在12月中前往新加坡參加演化生物學研討會的飛機上讀這本《城市六千年史》時，一打開就剛好是第五章〈美食之都：巴格達（公元五三七至一二五八年）〉，開篇提到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有一個唐代沉船珍寶展，展出了一系列來自該沉船的陶瓷和金銀制品。這些文物記錄了中國、伊斯蘭世界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往來。展覽的亮點之一是一批長沙陶瓷碗，這些碗沿著展示區起伏，模仿波浪湍流，象徵著文物的起源。
我下午安頓好行李就直奔這個位於新加坡的市中心，靠近新加坡河展示新加坡及其地理鄰近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包括東南亞、中國、南亞和西亞的文明的博物館一探究竟。該博物館除了一樓的唐代沉船文物，二樓和三樓還有各種藝術品、工藝品和歷史文物來反映這些地區的文化豐富性和多樣性。這些展品不僅展示了各個地區的獨特性，也展現了它們在歷史上的互動和交流，很多東西方精彩的文明融合的文物，令人嘆為觀止。
維護長距離貿易，武力必不可少。在中世紀，中歐強大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心城市——呂貝克的崛起，展現了許多歐洲城市共通的特質：在戰爭的洗禮中被塑造。漢薩同盟是中世紀晚期北歐和中歐的一個經濟和防禦聯盟，主要由北德和周邊國家的城市組成。這個同盟成立於12世紀，至16世紀達到頂峰，主要促進了成員城市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漢薩同盟的城市透過共同的商業利益和政治目標來保護和擴大他們的貿易網路。同盟在歐洲商業和政治中曾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在波羅的海和北海地區。
作為這個商業和防禦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呂貝克不僅是北德地區的主要城市之一，還在整個漢薩同盟中擔當著領導角色。《城市六千年史》提到十字軍聖戰和城市建設是相輔相成的，這點在呂貝克尤為明顯，它被描述為早期現代戰爭城市之一。威爾遜探討了該時代死亡、暴力和軍備競賽中技術突破的多面性，指出歐洲城市化不僅源於人民創業精神和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來自於黑死病、十字軍東征、地方性戰爭，以及致命的城內競爭。
另一方面，歐洲另一頭的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發展卻是圍繞著公民的需求，而非紀念性或權力的展現。這座城市的社會文化繁榮與其經濟成功密切相關，是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先驅的商業金融體系的直接結果。這座城市擁有世界上第一個證券市場和阿姆斯特丹交換銀行，透過政府把企業、銀行和商人串聯起來，創建了世界首個證券市場及其相關的金融設施。支票、直接扣款、帳戶轉帳、遠期和期貨、對沖和保證金購買就是阿姆斯特丹的創新。此外，公民精神不再只聚焦於紀念碑和公共廣場，而是轉向更多的私人財富追求。阿姆斯特丹也是世界上第一份現代大報的發源地。威爾遜指出，阿姆斯特丹專注於利潤，並不畏懼自由思想。
威爾遜也提到，城市可能會帶來幽閉恐懼症、枯萎和混亂，但對於那些逃離農村貧困的人來說，城市帶來了希望。這正是19世紀愛爾蘭農民逃離苦難和飢荒，來到曼徹斯特和芝加哥貧民窟尋求更好生活的原因。正如一位愛爾蘭人所說，曼徹斯特的生活和工作為他提供了每天吃兩頓飯的機會。
威爾遜進一步探討了1700年代倫敦的社交生活，倫敦在一千多年後，擁有了自己版本的社交聚會場所──咖啡館，為城市提供了一個重要功能，成為自發相遇和非正式網絡的集合地。早在遍及全球的星巴克之前，在這些場所中，原本嚴格隔離的不同階層成員得以相互接觸和交流，使城市生活更加宜居。倫敦提供的無數社交機會，也讓人們變得更加優雅，而禮貌則為擁擠的城市環境中陌生人之間的互動提供了潤滑劑，使城市生活變得更加容易。倫敦把城市的社交生活縫合成更獨特和私人的領域，因咖啡館的激增而成為了流言蜚語、思想、新聞和投機、股票經紀和貿易的溫床。
相較倫敦，眾人可能以為巴黎更加優雅。但是，《城市六千年史》卻提到了「巴黎症候群」，通常發生在某些遊客訪問巴黎時，他們因現實與期待之間的巨大差異而感到極度失望。這種症候群並非正式的心理衛生診斷，而是一種文化現象，主要受到文化衝突和期望落差的影響。這種現象最常見於日本遊客，因為日本阿宅對巴黎可能有著高度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期待。當他們親自體驗這座城市時，可能會發現它與自己想像中的樣子大相徑庭，尤其是在面對城市的擁擠、污染、貧窮和社會問題時。巴黎症候群的症狀可能包括焦慮、精神錯亂、幻覺、妄想和其他心理壓力反應。
不過巴黎相較其他歐洲大都市能在二戰後更完整保留原貌，是因為法國阿宅在德軍進逼後沒多久就投降了，但歐洲其他城市或多或少都被大規模地破壞。威爾遜也審視了城市戰的重要性，這是20世紀大規模戰爭的一個主要特點。這些戰爭不僅使城市容易受到空中轟炸和潛在的核攻擊，也使許多城市成為關鍵的戰略目標。像華沙、史達林格勒和柏林這樣的城市，因其交通樞紐、工業中心或象徵意義的角色，成為了20世紀的主戰場。
《城市六千年史》鉅細靡遺地描述了德軍對波蘭首都華沙的超大規模破壞和屠城。隨著德國在1939年9月發動對波蘭的入侵，華沙遭到了嚴重的轟炸，城市的許多部分遭到破壞。在納粹佔領期間，華沙的猶太人在猶太區進行了起義。德國人鎮壓了這次起義，並摧毀了猶太區，導致大量平民死亡。波蘭地下抵抗運動在1944年發起了華沙起義，試圖解放華沙。這場起義持續了兩個月，最終被德軍鎮壓。作為報復，納粹對城市進行了系統性的破壞，把大部分城市夷為平地。
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華沙幾乎完全成為廢墟，官方估計有超過85%的建築物被摧毀。戰後，波蘭政府面臨重建國家首都的艱鉅任務。重建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應該忠於歷史原貌，這一問題在當時引起了廣泛討論。華沙的舊城和其他歷史區域進行了謹慎的重建，許多建築是根據戰前的照片和畫作精確重建的。這一努力最終讓華沙老城在198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除了歷史地區的重建外，新建的大多數建築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特別是在城市的中心地區。
基於二戰對城市的毀滅，威爾遜對於半鄉村郊區天堂的出現提出了新的解讀，指出這並非美國阿宅單純由個人自發地被加州式郊區大房子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而是美國政府有意把城市分散化，形成一種預鑄的城市，以應對冷戰期間對核攻擊的恐懼。政府也透過強大的激勵措施，吸引工人前往城市邊緣的軍事測試和製造基地。像是洛杉磯就是很典型的郊區城市，需要用車輛在城市各地之間穿梭。但郊區的人種之間的消長，在標誌性的嘻哈音樂中，如尼哥有態度（N.W.A.）的《衝出康普頓》（Straight Outta Compton）所展現，反映出城市外圍與內部的緊張和鬥爭。
威爾遜把焦點轉向拉哥斯和東京等城市。他認為，這些城市雖然在西方觀點下顯得混亂，但它們卻是世界上最充滿活力和令人興奮的城市之一。這些城市擁有靈活多變的「差異化城市結構」。他雖然沒提到台灣的城市，但我覺得他也會同樣地讚許像是台北、台中、高雄這樣亂中有序的城市。
奈及利亞最現代化的大城市拉哥斯，其人口數量是倫敦的三倍，而面積僅有倫敦的三分之二，這座城市被描述為廣闊、深不可測、喧鬧、骯髒、混亂、過度擁擠而又充滿活力和危險。目前，拉哥斯預計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屆時其人口將增加至超過四千多萬。拉哥斯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絕望——因其貧民窟的蔓延、腐敗和犯罪、基礎設施極為不足和嚴重的交通擁堵而聞名。
然而，威爾遜卻對此感到鼓舞和興奮，除了在《城市六千年史》最後一章詳述拉哥斯，這個城市也是他在其他篇章中最常提到的。他記錄了貧民窟中蓬勃發展的科技業，如3C維修和翻新，這些產業不僅讓貧困居民勉強維生，更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會。他指出，在拉哥斯，有五成至七成的人口在非正規部門謀生，估計有一千一百萬家「微型企業」。他總結說，拉哥斯的活力和創造力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明顯的混亂，以及人們用創新思維克服城市困境的聰明才智。整體來看，他認為拉哥斯是一座「充滿瘋狂能量且令人陶醉的城市」。
無論愛恨與否，城市確實在人類歷史和文明中佔據了獨特的地位。《城市六千年史》希望我們能開始將城市視為一種結締組織，而我們早已成為這個組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城市的健康對我們的未來至關重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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