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界上的禽流感哨兵

想像一下，你跟你的豬朋狗友打賭贏了雞排，正興致勃勃地押著那個肥宅到夜市挑選美味的炸雞排，準備敲他竹槓來大快朵頤。然而，當你們走到夜市時，發現所有的雞排攤位都空無一人，門口掛著大大的「休業」牌子。你只好沮喪地踏上回家的路。就在這時，四面八方突然湧出一大批警察，告訴你整個區域正在隔離，原因是禽流感爆發了。

突破警察的重圍潛逃回家後，在電視新聞報導中，醫師和護理師穿著厚重的防護服，像太空人一樣，忙碌地處理感染病例。他們每天在醫院和檢疫站之間穿梭，努力阻止病毒的傳播。他們的任務非常艱鉅，壓力巨大，因為這是一場關乎每個人健康的「戰鬥」。

這樣的事件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損失。養雞場裡成千上萬的雞隻被撲殺，雞農痛心疾首。他們不僅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還必須花費大量經費進行消毒和清潔。市場上的雞肉和雞蛋價格飛漲，消費者覺得買不起雞肉和雞蛋，餐廳不得不重新設計菜單，減少雞肉和雞蛋的用量。整個市場因為禽流感而陷入混亂。

這種混亂引發了社會心理的影響。大眾開始恐慌，社交媒體上充斥著「不要去市場」的警告。人們不敢前往公共場所，商場和餐館的生意一落千丈。這種情況甚至導致人們開始囤積食物，擔心更嚴格的封鎖措施即將到來⋯⋯

這一切看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前幾年的COVID-19疫情，不就差不多這個樣子嗎？

與COVID-19不同，禽流感這個怪獸更喜歡與鳥類為伴，尤其是家禽。它主要透過雞、鴨、鵝等家禽來傳播，而這些鳥類的飛行和彼此接觸是它的主要傳播途徑。有時候，它會透過市場或農場與人類接觸，但它的主要傳播場所還是禽類與其他動物。

另一個不同點在於致命性。COVID-19的致命性相對較低，但會讓很多人感到非常不適，症狀包括咳嗽、發燒，甚至喪失嗅覺和味覺。然而，COVID-19的傳播速度很快，感染人數龐大，成為全球頭號公敵。而禽流感則更具致命性，特別是H5N1和H7N9等亞型，可能導致嚴重的呼吸道症狀，甚至死亡。但禽流感的傳播範圍通常較為局限，通常不會像COVID-19那樣在人群中快速蔓延。

防疫措施也有不同。COVID-19的防疫主要涉及人際交往，比如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居家工作等，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從而減緩病毒傳播。而禽流感的防疫措施更多關注動物，比如撲殺感染的家禽、封閉感染區域，以及加強動物監測，這些措施目的在減少禽類之間的傳播，防止病毒進入人類社區。

在國際合作方面，COVID-19和禽流感有共通點，因為兩者都可能跨國傳播。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促進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合作，各國共享資訊、共同研發疫苗和治療方法。而禽流感的國際合作主要集中在動物監測和生物安全方面，特別是對候鳥和跨境家禽貿易的監測。

COVID-19和多次禽流感疫情都起源於中國，這難道只是巧合嗎？1957年的亞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2003年的SARS，以及2019年的COVID-19，都把中國置於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震央」，部分原因是中國擁有密集的家禽養殖產業，以及資訊不夠透明。在這個背景下，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這三個地緣政治邊緣地區如何發展出各自的公共衛生預防策略，是《禽流感的哨兵：中國邊界上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如何預備傳染病大流行》（Avian Reservoirs: Virus Hunters and Birdwatchers in Chinese Sentinel Posts）一書中的一個關鍵議題。

《禽流感的哨兵》一書展現了深入的民族誌研究，特別關注養殖業和病毒獵人等角色所面臨的污名化問題，並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作者弗雷德里克·凱克（Frédéric Keck）在2007年至2013年間，於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進行了民族誌實地調查，研究了禽流感大流行期間的人類與動物關係。他的研究對象包括病毒學家、微生物學家、家禽養殖戶、賞鳥者，以及專業的公共衛生和生物安全人員。



凱克是一位法國人類學家，其獨到的洞察力源自法國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傳統。他專注於生物安全、動物學和流行病學的研究，經常探討全球衛生和病毒傳播等議題，尤其關注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影響流行病的擴散。他的研究著重現代社會如何應對疾病爆發和環境變化，尤其關注中國的情況。

在研究中，凱克特別注意到鳥類在作為病毒宿主時扮演的角色，並探討人類如何透過觀察和監測禽類來預測和防止疾病爆發。他的研究不僅涉及病毒學和流行病學，還涉及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影響，尤其是人類與禽類的交互作用。他的著作提供了對生物安全和公共衛生的深刻見解，並為監測和控制疾病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在生物安全方面，凱克研究了全球衛生政策，特別關注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監測機制和公共衛生策略。他的研究目的在了解不同國家和文化如何應對流行病風險。他把人類學的視角帶入生物安全和動物學領域，考察文化、社會和政治因素如何影響疾病的傳播和控制。他研究了不同社會中人類與動物的互動方式，並探討這些互動在流行病學中的意義。他強調了在病毒學和公共衛生領域進行多學科合作的重要性，並研究了科學家、醫生、動物學家和其他專業人士如何共同合作，以提高生物安全並降低流行病的風險。

《禽流感的哨兵》一書的背景設置在中國邊界地區，包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深入探討了這些地區在流行病預警中的地緣政治意義。凱克透過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多點民族誌調查，走訪了病毒實驗室、醫院、家畜試驗所、養殖場和賞鳥社群，研究這些地區如何應對禽流感威脅，以及他們如何監測突發疫情、模擬病毒變異，並儲備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禽流感的哨兵》揭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在養殖業面臨不穩定的背景下，監測流感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的技術竟與狩獵採集社會的做法有相似之處。凱克指出，監測流行病的哨兵與獵人一樣，需要從不同角度觀察，以免被誤導。他描述了這些哨兵在不同層次上的技術，包括環境哨站、哨兵雞和哨細胞，這些技術在不同的規模上偵測可能的危險訊號。

凱克深入研究了病毒如何在人類與動物之間傳播，並探討了中國監視哨中病毒獵人和賞鳥者的角色。這對於想要了解病毒監測和生物安全的人而言，是寶貴的知識。他使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揭示科學文化中的權力結構、儀式和象徵，為理解科學社群和生物安全提供了新的視角。

《禽流感的哨兵》中還討論了禽流感的防治技術，包括犧牲動物和儲備疫苗等。在禽流感疫情期間，撲殺家禽是常見的預防措施，而儲備技術涉及收集和保存病毒樣本，以防未來疫情。除了這些技術外，凱克還探討了模擬在應對大流行病中的作用。模擬技術不僅保護了人類社群的安全，還讓科學家能從病毒和鳥類的角度模擬可能的危險場景。這些模擬技術與狩獵社會中的薩滿儀式相似。

凱克把微生物學家比作獵人，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並把公共衛生官員比作牧民。他討論了微生物學家和賞鳥者在禽流感監測中的角色，這些角色反映了不同的流行病理解和應對策略。他提到，新加坡和香港的衛生官員進行的實地演習，以及台灣賞鳥者如何使用假琵鷺和誘餌進行模擬訓練。他強調了在防疫策略中多元視角的重要性，並指出這些不同的應對策略如何相互補充，幫助減少疫情爆發的風險。

在《禽流感的哨兵》一書的第一部分，凱克提出了「預備」和「預防」這兩種流行病管理模式，把基於統計和人口控制的疾病管理方式與從非人類角度來想像災難的方式加以區分。他透過對多種動物疾病及其控制方式的討論，探究了這一主題在人類學中的歷史演進。他綜合了科學、博物館學、生物安全和狩獵採集者的人類學觀點，對人類、動物和微生物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了深入分析。

凱克指出，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各自的文化和地緣政治背景影響了他們應對禽流感的策略。他還深入探討了與地緣政治相關的問題，如香港的民主運動和台灣的政治壓力。《禽流感的哨兵》探討了亞洲社會應對禽流感的不同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如何與地緣政治相互關聯。他從鳥類的角度來審視病毒，並揭示在何種情況下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和軍事防衛可能具有共同利益。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在處理疫情時採取了各自不同的技術和政策，這些策略體現了各自的社會文化特點。《禽流感的哨兵》的後半部分提供了豐富的民族誌描述和案例研究，詳述了香港、台灣和新加坡在禽流感防控中的具體行動，包括使用野生和家禽作為監測哨兵，進行模擬演練，並儲備疫苗和其他治療方法。

關於台灣在禽流感預警和公共衛生領域的重要性，在《禽流感的哨兵》中，凱克探索了台灣在全球病毒監測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在禽流感等人畜共通傳染病的監測和應對方面。他研究了台灣如何透過動物監測、病毒學研究和公共衛生策略來預防和應對禽流感和其他病毒威脅，並且提到了於2010年3月底出版台灣首部《台灣鳥類誌》的鳥類學家劉小如。

台灣在地理上與中國相鄰，使其成為病毒傳播的潛在通道之一。凱克在《禽流感的哨兵》中分析了台灣如何應對來自中國的公共衛生威脅，包括流行病監測和防疫措施。這本書提到了台灣在地緣政治背景下的獨特地位，尤其是與中國的政治緊張關係。他探討了這種地緣政治背景如何影響台灣的公共衛生策略，以及與全球公共衛生社群的合作。

台灣與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區在禽流感預警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合作關係也是《禽流感的哨兵》的重點之一。他研究了這些合作如何幫助台灣在病毒監測和防疫方面取得成功。台灣的疫苗儲備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是冷戰時期策略的一部分，用於預防中國的生化攻擊；另一方面是外交策略，用於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交流。

在研究方法上，凱克的研究相當於從外部視角觀察科學家、醫生、動物學家等行為複雜的靈長動物。這個有趣的人類學視角讓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理解科學文化、揭示權力關係、探索科學與社會的互動、解釋科學研究等問題。

利用人類學方法研究科學社群可以帶來獨特的見解，揭示科學活動的社會、文化和組織特徵。凱克深入科學社群，觀察科學家、病毒獵人和賞鳥者的日常活動。他親身參與這些科學研究，獲得第一手經驗，從而揭示科學家在面對新病毒時的工作方式和反應。他也把科學研究置於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探討社會和文化因素如何影響科學文化。他發現，在中國，政府、科學機構和地方社區之間的合作，對病毒監測和生物安全具有重要影響。

透過參與科學社群活動，人類學家可以觀察科學家之間權力在實際行為和互動中如何運作。凱克透過研究中國科學和公共衛生機構，揭示了這些機構內的權力結構。他探討政府與科學家之間的權力關係，並分析政府在病毒監測和防疫中的主導角色。他還關注科學家與觀鳥者和地方社區之間的互動，揭示權力在這些互動中的作用。科學家在監測鳥類和防止病毒傳播方面具有權威地位，而觀鳥者在提供關鍵資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在研究病毒監測和生物安全政策時，凱克也揭示了決策過程中的權力關係。他探討科學家在決策中的影響力，以及政府和科學機構在制定生物安全策略方面的主導地位。他把這些權力關係置於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中，揭示了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如何影響權力分配，並分析了社會和文化因素如何影響科學家、政府官員和地方社區之間的權力動態。

凱克還探討了科學家與大眾之間的關係，分析科學家如何向大眾傳達他們的研究結果，以及社會如何接受和理解這些資訊。他研究科學家在科學教育和大眾參與中的角色，揭示科學活動如何影響社會。他分析了科學家在應對公共衛生挑戰和病毒爆發方面的作用，以及社會如何支持或抵制科學活動。

在研究過程中，凱克細緻觀察了科學社群中的儀式和象徵。他記錄了學術會議、訓練過程、監測活動等儀式，分析了這些儀式在科學家之間的意義，以及它們如何鞏固科學文化。凱克研究科學社群中的多學科合作，揭示象徵在促進合作中的作用。他探討科學家、賞鳥者和其他專業人士之間的合作方式，以及這些象徵如何在多學科合作中發揮作用。他還分析了科學家之間的語言和交流方式，揭示科學社群中的象徵意義。他觀察了科學家使用的語言和專業術語，並探討這些語言如何在科學社群中建立和維護文化規範。

凱克在2009年7月參加了香港大學巴斯德研究中心的一門生物資訊課程，並把學習心得寫進《禽流感的哨兵》。然而，由於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他在書中關於生物資訊學和分子演化的描述中犯了一些錯誤。舉例而言，他把Bootstrap、Jukes Cantor和Tamura誤認為是軟體，而實際上，Bootstrap是一種用來檢驗演化樹可靠性的方法，而Jukes Cantor和Tamura則是分子演化的模型，並非軟體。

此外，凱克在討論生物醫學的研究和應用時，也出現了一些由人文社會學者過度腦補的情況。例如，他提到抗病毒藥物儲存在攝氏八度，疫苗儲存在攝氏四度，而病毒儲存在攝氏-80度，並從這些儲存溫度的差異中推測出了歷史斷裂的概念。在人類學中，歷史斷裂指的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個或一系列事件，導致社會、文化、技術或經濟等方面的劇烈變化，進而打破原有的連續性或傳統。儘管這個概念在社會學中有意義，但應用在生物醫學領域時卻顯得牽強。其實，這些溫度差異主要是基於材料或試劑在不同溫度下的穩定性和取用頻率，與歷史斷裂沒有直接關聯。

舉例而言，抗病毒藥物通常是化學合成的，具有相對較高的穩定性，攝氏八度的儲存溫度可以確保它們在保存和運輸過程中保持效力和品質。攝氏四度是疫苗的標準儲存溫度，因為疫苗含有活的或減活的病原體，以及其他生物成分，需要在適度的冷藏條件下保持穩定性和活性，避免高溫變性或結冰受損。至於病毒，特別是用於研究的病毒株，通常需要在攝氏-80度的超低溫條件下保存，這樣可以確保病毒在長期儲存和運輸中的活性和完整性。

凱克只需與生物醫學領域的專家進行訪談，便可瞭解這些科學事實，避免這些錯誤解讀。不同的儲存溫度是科學考量的結果，並不代表歷史斷裂或其他深層含義。這些錯誤說明了人文學者在研究科學時，應該更謹慎地運用科學術語和概念，並與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合作，以確保觀點的準確性。

《禽流感的哨兵》在翻譯上有一些小問題，例如把「evolutionist」翻譯成「進化論」似乎有些不合適，應該翻譯為「演化論者」更為精確。此外，書中使用的「信號」是對岸的慣用詞，台灣則更常使用「訊號」。

《禽流感的哨兵》也存在一些文本上的神秘感，可能是因為書中涉及結構主義人類學的概念，這對於不熟悉這個領域的讀者來說可能有些困難。不過瑕不掩瑜，這並不影響《禽流感的哨兵》整體的價值。凱克深入探討了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提供了豐富的民族誌描述和理論分析，特別是在探討亞洲地區禽流感管理和人畜共通疾病的準備技術方面提出了許多有趣的觀點，並強調了在人畜共通疾病和全球衛生領域的重要性。

《禽流感的哨兵》巧妙地結合了科學和建制人類學的視角，探討現代生物權力以及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關係。這本書揭示了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並挑戰了人類中心主義。在探討流行病學和人畜共通疾病的同時，凱克也把地緣政治和社會文化背景納入考慮，為理解公共衛生危機提供了新視角。他對東亞禽流感預防和全球衛生問題的分析深入淺出，為重新思考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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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的腦科學

有一次，我在鳥房進行實驗時，一隻飼養於實驗室的虎皮鸚鵡不停地叫喚，我們隨後發現它的伴侶不幸去世了。牠不斷地親吻伴侶，希望能夠喚醒她。我先將逝去的母鸚鵡放進冰箱保存，晚上取出來調查死因時，那隻原本已經稍微平靜下來的公鸚鵡，一看到伴侶的遺體，就開始猛撞鳥籠並哀鳴，情景令人心生悲悼。即便是禽獸，其情感之深也讓人唏噓不已，何況人類呢？

我最深的感觸來自於阿嬤的逝世。當時我正在美國加州念博士班，原計劃在春節新年假期回家，卻在十二月中旬在朋友家得知她過世的噩耗。我當時還試圖理性地對朋友說，即便我回馬來西亞奔喪也無法改變她已經過世的事實，加上我當時還有助教的職責需要批改學生的期末報告。但在開車回宿舍的途中，我整個人心神不寧，回到宿舍後，我終於決定無法再忍受，決定回國奔喪。隔天，我向課程教師請了假，經過近三十幾小時的長途跋涉，終於在她下葬前的凌晨抵達靈堂。我本以為自己能夠保持冷靜，因為她是高壽善終，但當我到達那裡時，仍然忍不住泣不成聲⋯⋯

我家的寵物貓小白，過世前近兩年一直忍受著腎病的折磨，我們為了照顧患有腎病的小白，投入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當牠的病情急遽惡化，我們決定讓牠安詳地離開，本以為這對彼此都是一種解脫，會感到心情輕鬆一些。然而，在它離世後的數週，我仍舊被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傷所籠罩。

愛別離苦是佛教講述的四大苦之一，它描述了因與所愛之人或物分離所引發的痛苦，這其中可能包括家人、朋友、戀人，或是任何被深愛的事物。佛教認為，這類苦楚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環，也是許多煩惱與苦痛的根源。

除了生苦、老苦、病苦、死苦，還有與之相關的五蘊盛苦，即對於自我存在的五個基本組成部分的執著所帶來的苦楚，愛別離苦則是這一系列苦論中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佛教對於人類情感的深入洞察，特別是對人際關係無常性的理解──不論我們多麼不願接受，生命中的每段關係最終都會迎來結束或變化，從而帶來痛苦。

面對愛別離，我們何時何地能學會應對？尤其是在台灣這個風俗上儘量避談死亡的社會裡？《悲傷的大腦：一位心理神經免疫學者的傷慟考，從腦科學探究失去摯愛的悲痛與修復》（The Grieving Brain: 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How We Learn from Love and Loss）深入剖析了悲傷過程，並從神經科學角度解析我們如何經歷失去所愛之人的痛苦。








《悲傷的大腦》作者瑪麗─法蘭西絲．歐康納（Mary-Frances O’Connor）是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悲傷、失落和社會壓力實驗室」（Grief, Loss and Social Stress (GLASS) Laboratory）實驗室的主持人，她身為一名神經科學家及臨床心理學家，在過去二十年致力於研究悲傷的神經生物學。

歐康納的實驗室和合作者特別關注慢性悲傷──一種在失去摯愛後長時間內持續的深刻悲傷狀態。他們試圖確定導致某些人體驗慢性悲傷的神經機制，並探索為何某些人能有效地從悲傷中恢復，而其他人則陷入長期的悲痛之中。通過使用腦成像技術，如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她的研究揭示了大腦中處理情感和認知反應的特定區域在悲傷過程中的活動變化。

其中一項重要的發現是，長期悲傷的人在與情感調節和自我反思相關的大腦區域展現出異常的活動模式。這種改變與人們在思念逝去之人時的持續關注，以及他們在調整新的自我認知（例如，從有伴侶到單身）過程中的困難有關。歐康納的工作強調了悲傷不僅是一種心理經歷，也深深植根於大腦的生物機制之中。

透過她的研究，歐康納希望能夠為治療慢性悲傷和幫助人們有效處理失落提供科學依據。她的工作對於發展新的心理治療方法和介入策略具有重要意義，這些策略可以幫助人們調整他們對逝去親人的記憶，以及改善他們的情緒調節能力，讓我們看到在面對失落和悲痛時，有更多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援方式可供選擇。

在個人經歷上，歐康納在二十幾歲時經歷了母親逝世的打擊，近期又經歷了父親的去世。在《悲傷的大腦》中，歐康納多次提到她與父母間深厚的情感連結。她的母親曾罹患乳癌末期，卻堅強生存了十多年。當母親去世時，她尚未成為悲傷研究的專家。當時，有人建議她尋求心理諮商，她在首次諮商時表達了對母親去世的淡然態度。然而，二十年後，她寫下了整本書來探討這一主題。當父親去世時，她對自己、對悲傷，以及對即將到來的反應有了更深的理解，她也對如何處理這些反應有了更多的發言權。她在書中一再提到的故事鼓勵我們認識到，即使在面對生命中最艱難的挑戰時，個人的成長和理解也是可能的。

在《悲傷的大腦》中，歐康納探索了我們的大腦如何應對失去親近人的經歷，她透過科學研究與真實故事的結合，深入剖析了悲傷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行為和情感。她揭示了悲傷的神秘面紗，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大腦如何被悲傷所影響，以及這個過程如何改變我們的行為和情感。不僅增進了我們對悲傷處理的認知，也加強了我們對情緒與行為相互作用的理解，成為了理解悲傷科學的重要好書。

我們的大腦能夠預測未來的事件，讓我們做好準備。當我們與他人建立深刻的聯繫時，這種關係在我們的大腦中被編碼，伴隨著一種堅定的信念──相信他們會永遠與我們同在。我們不需要依賴他們實際的存在來維持這種信念。如果沒有這種信念，我們就無法安心地每天分開去工作，相信最終我們會再次團聚。這種對未來團聚的深信不疑不僅是情感上的支柱，也是我們社交生活的基石。

我們實際上同時存在於兩個世界：我們預測的世界和現實世界，但這兩個世界有時並不一致。這兩種資訊流（來自我們的記憶以及對親密關係的信念），可能會發生衝突。面對兩種相互衝突的資訊時，大腦難以理清在世界中的定位。在不幸突然來臨時，我們的大腦仍然會不自覺地「預測」我們與已逝者之間的互動。這種心理機制的存在反映了人類對穩定與連續性的深切需求，以及面對現實與預期之間差異時的心理挑戰。

當所愛之人不在我們身邊時，我們的大腦會認為他們只是暫時在其他地方，並驅使我們去尋找他們，或做些什麼以引起他們的注意，讓他們回到我們身邊。因為我們的大腦在處理兩種相互衝突的資訊，可能會讓我們繼續進行某些習慣性行為，例如想要拿起手機給那個特別的人發LINE訊息，隨後才驀然意識到，我們再也無法這麼做了，不禁潸然淚下。

從某種角度來看，對我們大腦的一部分而言，他們似乎從未真正離開。我們的大腦需要花費數天、數週乃至數月的時間來接受再也見不到他們的現實，從而學會在缺失他們的狀況下繼續生活。這種資訊的矛盾意味著，我們需要相當一段時間來調整和重塑我們與已故親人相關的習慣行為。悲傷和接受的過程不僅是情感上的挑戰，更是一種認知和行為上的學習過程。因此，僅僅知道愛人已經去世遠遠不夠，我們必須學習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

歐康納指出，悲傷初期，我們會感受到極強烈的悲痛。人們常問，這一切什麼時候會有結束的一天？如果我們期待某天能夠不再因為親友的逝去而感到悲傷，那麼當這種期待破滅時，我們可能會感到極度失望，甚至懷疑自己出了問題。然而，當數月或數年過後，我們再次經歷悲傷的洗禮時，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未能走出悲痛，而是表示我們已開始學習如何在一個沒有那個特別人的世界裡生活。這個見解提醒我們，悲傷的再次浮現並不是復原過程的倒退，而是我們逐步適應新現實的一部分，這種認識有助於我們更健康地接受並整合失去親人的痛苦。

歐康納指出，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提出的悲傷五階段模型，即使廣為人知，但其準確性和完整性卻有所欠缺。這個模型目的在描述面臨終末疾病患者的心理過程。雖然這一模型後來被廣泛應用於各種形式的悲傷和失落經歷，如死亡、分手或其他重大生活改變，但其五階段包括：

一、否認（Denial）：此階段中，人們往往難以接受即將發生或已發生的失去，使用否認作為心理防衛機制，暫時避開痛苦的真實性。
二、憤怒（Anger）：當無法再否認悲傷的現實時，隨之而來的痛苦讓人們可能會感到憤怒，這種憤怒可能針對任何人，其背後是深刻的痛楚。
三、懇求（Bargaining）：個體嘗試透過討價還價來逃避或延後失去的發生，這種行為反映了對更多時間或不同結果的渴望。
四、沮喪（Depression）：認清失去無法避免後，可能會沉浸在深深的悲傷和無助中，這一階段是開始接受現實的過程，伴隨著巨大的痛苦。
五、接受（Acceptance）：在悲傷過程的終點，個體開始接納失去的現實。這不代表忘記了所失去的，而是學會了如何在生活中留下這一空缺繼續前行。

雖然庫伯勒─羅斯模型為理解和處理悲傷提供了一個框架，但每個人的悲傷過程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必然會經歷這五個階段，或按照此順序發展。有些人可能會體驗到所有階段，有些人則只有部分，且階段間可能存在重疊。我们需要更加個性化地理解和支持那些正在經歷悲傷的人。

歐康納認為，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開創了公開討論悲傷這一概念，她在最初進行描述時所做的，正是所有科學家所起始的工作。她描述了人們分享給她的經歷，而這些經歷至今仍然具有真實性。人們的確會經歷抑鬱、否認以及接受等階段。然而，挑戰在於，庫伯勒─羅斯沒有對同一人進行多次訪談以追蹤悲傷隨時間的演變。這意味著，雖然這些經歷都是真實的，但我們現在明白它們並不會以一種線性且有序的方式出現。

《悲傷的大腦》讓我們學習到，把悲傷理解為一種學習過程，或許能使其顯得更為親近，甚至不那麼令人畏懼，因為學習自我們呱呱墜地之時就未曾停歇。我們明白，學習是一個需要時間、可能會帶來挫折感，且無終點的過程。在我們的心靈深處，我們構建的每一個想象中的現實都以「然後我所愛的人並未離開」作終結。然而，傷痛的真相是，他們已經不在了。活在當下，意味著我們需要正視這一痛苦的真相，以及理解逝者離開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影響。

《悲傷的大腦》把悲傷描述為一種學習過程，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這也提醒我們，就像任何學習過程一樣，悲傷也需要時間和耐心來逐步適應和克服。這種觀點鼓勵我們接受悲傷作為人生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逃避或否認它的存在。

儘管當下充滿了悲傷、憤怒和痛苦，但它也是體驗快樂、連結、愛、歡笑和驕傲的唯一途徑。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人們無法僅僅避開負面情緒。如果我們試圖迴避某種感受，那麼我們將無法體驗到任何感受──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許多人可能因此感到麻木，或僅僅是機械性地度日。真正的生活是帶著所有的歡笑與淚水繼續前行。透過接受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負面情緒，我們反而能夠更完整地體驗到所有美好，這是一種勇敢面對真實生活的力量。

總之，《悲傷的大腦》探討了哀傷階段、我們的記憶以及大腦如何適應失去所愛之人的過程在悲傷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並討論了理解悲傷背後的神經科學如何助我們走出失落的陰影等主題。對於那些經歷過失去的人，以及對神經科學、心理學和人類情感相交融處感興趣的人來說，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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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時最久的研究，探索人生寶藏

從小我就對於一個問題感到困惑：那些人生道理往往只有簡單幾句話（心靈雞湯不就是這樣嗎？），但為什麼想要過美好人生卻這麼困難？我們還缺少什麼？該怎麼做才能真正活出自己的人生？

老實說，我最渴望的就是簽中獎金上億的大樂透。身為科學研究者，理當不食人間煙火，因此這個念頭讓我有點不好意思說出口，直到最近，發現原來許多卓越的科學家朋友也抱有相同的夢想。

為什麼呢？雖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萬萬不能。一個多世紀前，只有貴族才玩得起科學研究。現在我們到底需要哪種程度的財富自由，才不會被體制綁架，無後顧之憂地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撇開個人志業不談，我們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後，仍要努力賺更多錢，不就是為了想讓自己更幸福嗎？但為什麼，我們在影視作品甚至是現實生活中看到許多富豪，也覺得他們並不滿足，甚至活得更痛苦呢？

面對這些大哉問，該從哪裡尋找解答？尋求先知或者心靈導師？我沒有標準答案，但我建議，不妨試試從科學的角度尋找。美國哈佛成人發展研究主持人兼哈佛醫學院精神醫學教授沃丁格（Robert Waldinger）與該研究的副主持人、布林茅爾文理學院心理系教授修茲（Marc Schulz）共同撰寫的《美好人生：史上最長期的哈佛跨世代幸福研究，解答影響一生最重要的關鍵》（THE GOOD LIFE: Lessons from the World's Longest Scientific Study of Happiness），便提供一種回答。

從兩位高材生的人生際遇思索幸福的樣貌

首先得提一下《美好人生》中兩位引人注目的高材生——約翰和李歐，兩位都畢業於哈佛大學。1975年，當他們都步入55歲時，約翰成為生活在大城市的律師，年薪為5萬2000美元；而李歐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回到自己的家鄉成為高中老師，年薪僅1萬8000美元。看起來約翰比李歐更為富裕，應該意味著更加成功，對吧？但事實上，約翰卻認為他的生活裡充斥著更多痛苦，情感需求經常無法被滿足；反觀李歐雖然不富裕，卻是研究中數一數二的幸福之人。兩人的差異在於：約翰為了處理客戶委託的案件而逐漸忽略家庭；李歐則是喜歡在人際關係中尋找動力，並從自己的教育工作中找到意義。








這本書讓我震撼的是，回想起學生時代和任教前，常跟朋友們開心喝酒、大口吃肉的那種痛快、甚至在酒酣耳熱之際和朋友一起幹出不勝枚舉的荒唐事蹟。但近年來，我與朋友的聯繫越來越少，常為了追求工作效率，一個人在辦公室裡匆忙地吃飯，許多聚會也在個人過度疲累或為了爭取更多工作時間的考量下而婉拒。甚至認為這才符合專業人士的形象！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這三年來我更是逐漸習慣了與朋友相聚頻率的下滑。

《美好人生》給我的最大啟示是，積極的人際關係在整個人生中極為重要。科學上來說，幸福不是終點，也不是目標，而是過程——一種經由演化所發展出的方式，用來鼓勵我們進行有益於健康和生存的活動。沃丁格和修茲把人際關係視為一輩子的投資，缺少良好的人際關係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傷害。尤其是和那些有與朋友聯繫的人相比，孤獨的人會發現自身的健康狀況惡化得更快。研究顯示，社交連結最少者的死亡率是社交連結最多者的2.3倍（男性）至2.8倍（女性），而長期寂寞會讓人在任一年的死亡率增加26%。

從1300種人生找到幸福藍圖的要素

哈佛成人發展研究，是歷時最久的人類生活深度縱向研究。一開始原本是分別的兩項長期計畫——由被評估為具有潛力成為健康且適應力良好的268名哈佛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組成，以及在波士頓貧民區成長的456名14歲少年組成。這兩項研究後來整合在一起，目的是要找出並預測成年後的健康、幸福和成功的因素。這項研究始於1938年，擴展到這些受測者的1300名後代，並且持續到現在。

起初，他們訪問了受測者及其父母，並對每位受測者進行全面的身體檢查。雖然大部份的初代成員已經過世，但他們的配偶和後代也納為新的受測者。目前的研究要求是，受測者每兩年要填寫一次詳細的問卷，每五年允許公開一次健康記錄，每15年進行一次面對面的晤談。這些問題觸及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家庭情況、職業生涯、身心健康，以及他們對生活、政治和宗教的看法。每次評估能顯現受測者生活的全貌，把這些資料結合起來，就描繪出一幅隨時間推移而展開的生活圖景。

沃丁格和修茲撰寫本書的目的，並非針對長達數十年的研究進行全盤學術解讀，而是分享他們從研究計畫中汲取到的實用智慧：一個充滿幸福的生活，不代表沒有失望、挫折、掙扎、痛苦、不安、背叛、悲傷和失落等。然而，如果困境時，有人關懷我們，那麼美好和幸福的生活便得以實現。

許多人在「建立」並「維持」關係的各個面向上，都會遇到困難，這在所難免，因為人際關係就是充滿混亂、挑戰和不確定性。在每種人際互動中，幾乎會被個人的意見、喜好差異而有所影響，因此而感到失望或脆弱也是常有的事，尤其一時的衝動就可能讓關係更加惡化。為了讓我們能應對人際關係的不確定性，他們提出WISER模型，分別代表觀察（watch）、詮釋（interpret）、選擇（select）、投入（engage）、省思（reflect），關於這些方法在書中皆有詳述。

為建立並維持關係付出心力，就是人生最好投資

另外，浪漫關係雖然非常重要，但研究也指出，各種具有支持功能的人際關係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不論是家人或和我們共事的同事。人際關係提供許多功能，並以各種方式支持我們，我們很難只從一個人或一段關係裡獲得需要的一切。

我們該如何建立溫暖的人際關係呢？作者告訴我們，個人的選擇至關重要：我們可以決定把時間投資在哪裡，以及如何對待他人。當這項研究的受測者步入70多歲和80多歲時，研究人員詢問他們是否有任何遺憾，沒有人表示希望自己花更多時間在工作，反而許多人表示他們希望能更加關注自己的人際關係：他們對於和朋友失去聯繫感到遺憾，以及表示希望能花更多時間和家人相處。我們很容易認為，一旦建立了友情和親密關係，就能永久維繫。但正如缺乏運動後，肌肉會萎縮一樣，人際關係也會隨著忽視而逐漸消逝。

幸好，與人建立更深的連結，永遠都不嫌晚。安德魯的經歷就是好例子，他的人生可能是受測者中最艱困和最寂寞的——小時候經常搬家，讓他難以結交長期的朋友；即便是30多歲結婚之後，他依然為如何建立有意義的人際關係所苦；當他60多歲，被問到他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及其意義時，他僅回答：「沒有。」到了67歲，安德魯因視力問題不得不辭去少數帶給他快樂和社交機會的工作，他和太太分居，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感到孤獨；之後，他開始去公寓附近的健身房運動；三個月後，他認識了許多人，並開始期待見到他們。他們發現彼此都喜歡老電影，便開始聚在一起看電影；當他們在安德魯80多歲時採訪他，問及他探望他人或接待訪客的頻率時，他說：「每天。」

本書鼓勵我們與喜愛的人建立更穩固的聯繫，並在日常生活中進行有意義的互動。我在掩卷之際，真恨不得能在年輕時就讀到這本書。


【欲閱讀全文或更豐富內容，請參閱〈科學人知識庫〉2024年第266期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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