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瘋狂的距離

公視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台灣近年⋯⋯哦不⋯⋯有史以來，最瘋狂的電視劇，沒有之一。劇中碰觸到許多過去電視劇完全不敢提及的話題，其中包括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和權益。




在很多社會，精神病院的名稱或所在之地，常被用作羞辱人的代名詞。我小時候家裡住址的路名和我們那個城市精神病院所在小鎮的名字一樣，就在學校飽受同學嘲笑，三不五時就說我來自那裡，一定是有病等等。這鐵定不只是我個人的困擾而已。

在一些零星的暴戾社會事件爆發後，就有不少民眾害怕精神病患，可是卻沒想到許許多多殺人越貨、家庭暴力、酒駕撞人、舔敵賣國的壞人，看起來都不像是精神病患，也因為如此，更是難以防範。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他們看起來好正常，只是神明三不五時會託夢，或者想發大財想瘋了而已。

《我們與惡的距離》深刻地體現出照顧精神病患的家屬有多辛苦，但是精神病並非不治之症。事實上，我就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患有輕微的思覺失調症，他有傑出的工作表現，婚姻家庭生活幸福美滿，令很多自認正常的人自嘆不如，聽說教會牧師還認證那就算是神蹟。

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傑出優異的精神病患，以及庸庸碌碌的平常人，究竟哪個才算正常？我們究竟該如何界定什麼才算瘋狂？瘋癲會不會只是我們對異於常人精神狀況的汙名化？現在被認作是瘋子的人，過去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先知？或者過去認定有驚世駭俗之舉的瘋子，現在卻被當作是普通人，甚至是曠世奇才？在社會文化的框架下，人們對瘋癲的認知是否也有所不同？

在歷史上，瘋癲的定義有否隨時代發展而變化呢？這本大部頭的《瘋癲文明史：從瘋人院到精神醫學，一部2000年人類精神生活全史》（Madness in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sanity, from the Bible to Freud, from the Madhouse to Modern Medicine）就從聖經時代一路討論到現代醫學，譜出橫跨兩千年精神疾病史，除了歐美社會，作者史考爾（Andrew Scull）是精神病學史學家，他也考量了不同文化圈對瘋癲的認知，例如古代中國、波斯和印度。

古今中外，對瘋癲都有不同理論和治療方式。對於生理疾病，我們很肯定現在絕對有比過去更多、更佳的治療方式，也因為對生理疾病的認識更良好，過去百年間大大地增加了人類的預期壽命，也顯然改善了病人的生活品質。然而，對於精神疾病，我們能夠如此打包票了嗎？

《瘋癲文明史》其實是本學術著作，所以才會這麼大部頭，可是一般讀者讀起來也不會太吃力，因為史考爾很清楚地交待事物發展的脈絡。《瘋癲文明史》引用了許多畫作、檔案、文學等等史料，附有大量彩圖，顯現出瘋癲的文化和社會意涵，讓我們見識到正常／異常的邊界如何變化遊移。

瘋癲從人類早期文明以降，就出現在群居的社會中。早在古希臘就有所記載，當時的哲人用體液說解釋瘋癲的成因和治療，也就是把瘋癲的成因歸咎於生理變化；在聖經時代則視作神的懲罰，也就是把瘋癲的成因外部化；中世紀歐洲則把瘋癲視作人類墮落的結果，過去教會也常用驅魔儀式來治療被視作瘋子的人。

大名鼎鼎的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使用精神分析探索精神病患者過去的創傷經歷，認為這些創傷導致精神疾病。他首先認為大多數心理問題都是由潛在的性創傷引起的，例如抑制性虐待或童年亂倫騷擾的記憶，會表現出像歇斯底里這樣的症狀。他認為治療精神疾病的最佳方法是解決過去的創傷。不縱使佛洛依德的理論很有名，但是他在精神醫學上的影響力其實是短暫且地區性的。

《瘋癲文明史》指出，從十九世紀開始，愈來愈多生理疾病的病因開始浮現，醫學界對醫治生理疾病愈來愈有信心，生理疾病的診斷標準愈來愈明確，對生理疾病的醫治方法也愈來愈科學，而非過去的亂石打鳥。精神科確立為醫學的專科之一，醫師開始利用藥物和手術等治療生理疾病的方式來醫治精神疾病。

啟蒙時代後，被視作瘋子的人，開始被國家權力機關關在專屬的醫療機構。在醫學史上，對精神病患，也施於過各種如電擊、開顱、切腦等現代看來極不人道的療法。國家權力機關甚至一度把精神疾病視作像是梅毒般的傳染病或是能夠傳至下一代的遺傳病，瘋狂地試圖消滅精神疾病。納粹份子則把精神病患者送進毒氣室。

《瘋癲文明史》大力批評醫學界瘋狂地把瘋癲簡化成生理疾病的作法，指出我們迄今仍未充分理解精神疾病的成因。只要精神疾病被視作生理疾病，那麼醫師就只要開藥就能應付；《瘋癲文明史》認為大眾的認知以及人際關係等社會脈絡，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及治療也非常重要，並且主張，瘋癲不僅僅是大腦出了問題而已，精神疾病和社會文化有豐富的互動，不能單單用藥物或手術來解決，心理學的方法也不可被忽視。

有趣的是，《瘋癲文明史》幾乎沒有提到法國後現代主義大師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經典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這實在有點耐人尋味。後者探討在歐洲的啟蒙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以及「理性與瘋狂」如何在歷史的條件中成形與出現，討論了兩個主要問題：一，精神病學與心理學作為一種科學，是如何形成與開展的；二，在舊王室崩潰的過程中，精神病院在十八世紀末的出現，具有何種意義？或許史考爾並不太認同傅柯的後現代觀點？

現在大部分精神科醫師都依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作為判斷的基準，這也是大多數醫療保險業依據的給付標準。但是DSM的權威性不是沒被質疑過，現在通行的第五版，對各種精神疾病的分類愈來愈細，也被批評有「製造」精神疾病之嫌。

好書《自閉群像：我們如何從治療異數，走到接納多元》（NeuroTribes: 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就提到第四版DSM對自閉症的診斷標準放寬，加上某處將「及」錯植為「或」等諸多因素，經診斷有自閉症的人驟增，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自閉症真的流行起來，做出各種揣測，包括以為是疫苗的錯，而鼓吹讓家長拒絕為小孩打疫苗，間接導致了歐美一度絕跡的危險麻疹疫情現在持續擴大。

或許，我們與瘋癲的距離，並沒有想像中的遙遠，依據DSM的標準，搞不好我們也沒多少人是完全的正常。或者說，那樣看起來好正常的人生，是否就比心靈受過苦的人精彩了呢？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