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如何利用國家賺錢並阻止其他人翻身

之前有篇文章〈燒大錢的大科學研究，應該嗎？〉，有位多年來大力提倡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的部落客分享到他臉書，順便加上幾個評語，其中一個是針對我批評所得分配不公的問題，他認為凡事政治力介入的，那怕給予的或拿走的只是一點，也不對。這句話看來有那麼一點道理，可是超級富豪們所獲取的驚人財富，全都是努力奮鬥沒有靠政治力爭取來而理所當然的嗎？

要瞭解這個全球化的貧富不均現象的成因，還有富人全都靠自己的努力嗎，可以讀這本克里斯蒂雅．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的《財閥：有錢人如何利用國家賺錢並阻止其他人翻身》（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前財經記者弗里蘭深入追蹤報導全球超級富豪近廿年，揭開關係緊密、自成一格的超級富豪圈子的 《財閥》曾榮獲2013年全國商業圖書獎（National Business Book Award）、2013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Prize）和《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2012年度好書。

《財閥》指出，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已經成為世界新潮流！貧富之差中今中外始終不曾消失，可是過去數十年間，富有的定義出現了巨變。昨天有篇新聞〈調查：85個首富資產 相當全球半數人財富 〉指出，全球最富有的85名富豪所擁有的財富，已相當於全球最底層35億人的資產總和。85個首富耶，就算每個首富家裡有十個家人，他們也僅佔全球人口的0.0000012%而已，所以不是1%對99%，而是0.0000012%對99.9999988% XD 0.1%超級新富豪的財富迅速膨脹，甭說我們這些99%，甚至還把其他前0.9%的富人遠遠拋在後面。

減稅和經濟自由化，讓新時代的超級富豪，掠奪財富的手段比以前更快、準、狠、辣！《財閥》中描寫的超級富豪，和過去的富二代不同，他們不少是橫跨全球的成功專業人士，雖然他們一開始是靠自己的努力，可是登上他各國的金字塔頂端後，他們呼風喚雨、使天喚地，絲毫不受約束。

《財閥》還指出，這些全球新貴遍及印度、巴西、中國等市場競爭激烈、政局不安的動盪經濟體。《財閥》也揭露出，俄羅斯、墨西哥、印度等地的寡頭權貴如何趁著國營事業私有化之便，利用權力霸占資源以掌控當地經濟；中國最富有的全國人代，掌控了國內政經體制，偷偷累積了比美國三大體系的所有成員（總統與內閣、最高法院、國會兩院）還要多很多的驚人財富；不要以為那些都是落後國家勾當而已，金錢無國界，國界早已攔不住財富和腐敗，這個新鍍金時代也正改變著西方國家的政治、社會與經濟。

《財閥》讓我們看到，真正的無國界，真正的無遠弗屆，只發生在超級富豪身上！科技的進步和全球化，讓超級富豪感覺到，世界以國家來區分的意義愈來愈小，全球只有兩個國家－－富人國和窮人國。他們已經變成一個環球族群，彼此之間的相同點遠多過於同國的同胞。不管超級富豪的主要住宅是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首爾、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莫斯科還是孟買，如今它們都自成一國。

除此之外，超級富豪連心裡想的也漸趨一致，互相欣賞和羡慕以外，相對來說，他們對其他人就缺乏同情心，甚至有時會對社會底層感到冷漠和不屑，彷彿沒有錢就不是人。他們以為自己是完全憑實力贏得成就，讓他們只顧自身利益，再加上周遭都是上流社會志同道合的富豪，對別人的苦痛更加漠不關心。可是這群對世界無感的超級富豪們，卻如君王般，漸漸左右著現在的世界！

對超級富豪的批判，僅是因為眼紅的仇富嗎？其實貧富不均破壞力的嚴重性，甚至該提升至國家安全的地步，可能比恐怖主義還兇狠！弗里蘭曾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撰文－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1 Percent，提到中世紀的威尼斯因為採行較開放的政治與經濟制度而邁向富裕繁盛，反過來又帶動制度朝更加開放的方向前進，富裕到盛極一時而稱霸地中海。但早期的菁英豪族不甘於新人輩出瓜分利益，在當時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下反撲成功，將威尼斯快速拉往封閉的榨取方向，因而導致它逐漸衰落。

卅年前，企業CEO的所得平均是一般員工的42倍，現在是380倍！現在的CEO們都比卅年前的厲害了九倍嗎？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每一分錢都要計算來繳稅，可是富人輕易競租和炒作來的許多財富卻一分稅也不必繳。錢賺得愈多，相對繳的稅就愈少。中產階級的受壓榨及流失，是許多國家經濟欲振乏力的原因之一，可是許多國家反而只懂得給富人減稅，無疑是跟鬼拿藥方。

讓全民叫苦連天，烏龍百出的eTag，遠通在當初和現在如何試圖綁架全民利益，現在新聞已經多到罄竹難書了，結果政府高官們彷彿全都有把柄在遠通手上的感覺，加上日月光放肆地排重金屬廢水污染後勁溪之後高官們無所謂的態度，讓人見識到什麼叫做「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真面目。台灣基本上已經成了大大小小的財團都踴躍「競租」的樂園，甚至把「競租」圖利準制化，讓我們還能相信政府確實是屬於全體納稅人的，不是任何富人可以用錢買通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不公平的代價: 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指出，分配不均根本的原因，就是財團綁架政府，只求自己的財富如滾雪球般膨脹， 而特權份子架空的政府失能，無法矯正市場失靈。受害的不僅是中產階級與勞工而已，更已經嚴重地傷害了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請參見〈不公平的代價和真相！〉）。

其實這不是裙帶資本主義的真面目，而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真面目。提出「我們是99％。」（We are the 99 percent）口號的華爾街佔領運動的重要領袖－－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指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在許多方面是對立的。因為自由市場是公開競爭，並且以金錢作為媒介而交換財貨之處；而資本主義是以錢養錢的藝術，資本主義要壯大就必須要打造寡占地位的企業，為此就非得和政治威權產生裙帶關係，以限制市場自由和提高未來競爭者進入門檻，才能讓完成寡占事業（請參見〈債的歷史和演化〉）。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吳修銘（Tim Wu）在《誰控制了總開關？》（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中揭示了，一旦商業力量及政治力量雙賤合璧地介入，開放的媒體很快就變得封閉。當充滿創新活力的新興企業成為獨斷的大企業後，幹出有違消費者甚至國家社會利益的愚蠢事，不僅罄竹難書，而且程度還令人膛目結舌（請參見〈到底是誰控制了總開關？〉）。

經濟菁英寡頭權貴把持了國家的經濟學家民主政治與司法體系會帶來很糟糕的後果，MIT的制度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指出，窮國之所以貧窮，不是由於命定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不是因為執政者愚笨無知，而是他們刻意圖利支持其權力的特權菁英，代價是整體社會的利益（請參見〈國敗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指出，在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下，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 思想，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在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即使短期之內出現經濟成長，卻必定無法持續，因為特權階 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了整體社會進步。少數特權菁英害怕的，就是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而寧可固步自封。

風險專家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نسيم نيقولا نجيب طالب‎）在《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也指出，我們帶到社會中最大的脆弱因素，也是危機的最大製造者，那就是缺乏「切身利害」的人。這些人從波動、變動、混亂中獲取上檔利益（或利得），並使別人暴露在發生損失或受到它們傷害的下檔風險之中，靠傷害別人而變得反脆弱（請參見〈脆弱的反面不是強固，是反脆弱（Antifragile）〉）。

塔雷伯表示，以往只有承受風險的人才會位高權重，因為他們必須為自己採取的行動承擔下檔損失。在塔雷伯心目中，所謂英雄，是為別人承受下檔損失的那些人，就是有勇氣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塔雷伯痛陳，今天的情況恰好相反。反英雄這個新階級崛起：他們是官僚、銀行家，或者只知道借別人的名氣以自抬身價；以及學者握有太多權力，卻不必承擔真正的下檔損失或責任。他們上下其手玩弄系統，卻由一般公民付出代價。

這些有識之士們的好書，一再讓我們認識和瞭解到，貧富差距的拉大，還有坐視財閥無節制的壯大，不僅是個不公不義的倫理問題，對世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會造成極大的破壞！我們未來世界的命運，究竟還掌握在我們手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