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老美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你年輕的時候，曾被老一輩教訓不如他們當年勇嗎？

在台灣常常會聽到年長的一輩認為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稱年輕人為草莓族。人不痴狂枉少年，長輩難道忘了，自己年輕時有些狀況也未必好到哪去，而且年輕人是誰教出來的？

然而，無可否認的，和過去相比，現在大學生受到的照顧確實愈來愈多，有些是必要的，為了讓他們更專注學習，可是能無限上綱嗎？近年台灣高等教育愈來愈把學生當作顧客、以顧客至上的心態經營，加上少子化而招生不易，這種傾向更加明顯。有些過度保護不僅毫無必要，甚至弊大於利，因為過度的迎合只會真的教出草莓族，大學又成了箭靶。

舉個例子說，教育部幾年前發函要求大學避免在晚上和週末排課，甚至不能進行密集課程，可是同樣要求大學教授要教學創新並且消弭學用落差。我同意必修課不該排在這些時間，因為要讓最多學生能夠方便地上課，可是連學生自己選擇的選修課都要這麼規範，那麼我們要怎麼跳脫教室和時間的限制讓學生更多元地學習？而且難道學生不會自己考量嗎？這種過度保護學生的做法，才是真正造成學用落差的根源！

大學教育，是要培育出能夠獨立思考、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學生在大學的工作是努力學習，儘管其過程刻苦艱辛。大學不是為了迎合學生「由你玩四年」而存在的，也不是顧客永遠都是對的！如果一點苦也不想吃，大可不必到大學裡，可以把學費、生活費真的拿去玩四年。如果教授太混、課程太涼讓學生學不到東西，那才是學生真正該申訴的！

別以為是台灣學生比較不耐操。我一直以為美國身為世界高等教育領頭羊，應該比台灣好很多吧？沒想到讀了這本《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Good Intentions and Bad Ideas Are Setting Up a Generation for Failure），我也大跌眼鏡，原來德不孤、必有鄰⋯⋯並不是對岸的小粉紅在強國被批評時會玻璃心碎滿地，美國學生也有玻璃心，只是比較堅韌而且破碎的方式不太一樣⋯⋯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作者之一的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是一位影響力很大的社會心理學家，他的「象與騎象人」的比喻，我在很多書籍中都看到引用，暢銷書《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也是我這十年內讀過最開腦洞的好書之一（請參見〈好人真的總是自以為是？〉）！另一位作者葛瑞格．路加諾夫（Greg Lukianoff）是個人教育權基金會（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FIRE）會長兼執行長，練習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多年。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想談談近年似乎廣為流行的三大謬誤，讓大學生成為玻璃心世代：

一、脆弱的謬誤：殺不死你的，讓你更脆弱。
二、情緒推理的謬誤：永遠信任你的感覺。
三、「我們」 VS 「他們」的謬誤：人生是好人與壞人的戰爭。

他們認為這三大重大謬誤符合三項標準：

一、牴觸古代智慧（亦即，牴觸在很多文化的智慧文獻中都能發現的觀念）。
二、與現代心理學對幸福的研究有所衝突。
三、對相信它的個體和群體有害。

他們認為這三大重大謬誤造成了三大惡果：

一、「脆弱」的謬誤讓人們誤以為應該要避開受挫的風險，一切「安全至上」，包括情緒上的安全感；
二、「情緒推理」的謬誤引導我們迅速回應負面情緒，而非理性論證，陷入負面回饋循環；
三、「我們」VS「他們」的謬誤則把人分為「我們」與「敵人」，而「我們」才是唯一的正義。

他們提到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反脆弱：脆弱的反義詞不是堅強，是反脆弱》（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中的主張，指出像免疫系統、肌肉、骨骼一樣，適當的挑戰是必要的（請參見〈脆弱的反面不是強固，是反脆弱（Antifragile）〉）。我們都知道溫室裡的小花難以經受大自然的考驗，這是古老的智慧，可是我們卻自以為是地在溫室裡培育小花，然後希望它們能夠在野地長成大樹！如果我們在校園中不讓學生體驗風險和壓力，是要他們怎麼在出了社會後就立馬學會？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這本書的緣起是，海德特和路加諾夫寫了篇文章投稿美國的知性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解釋過去一兩年的校園事件和風潮，原本他們給這篇文章取名〈爭入窮途：校園如何教出認知偏誤〉（Arguing Towards Misery: How Campuses Teach Cognitive Distortions），但是《大西洋》編輯唐恩．佩克（Don Peck）讀了很喜歡，不但幫他們補強論述，還重新下了更簡潔也更聳動的標題：〈寵溺美國心〉（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因為是忠言逆耳地批評許多大學的現象，原先以為會被大肆幹譙，沒想到反應絕大多數是正面的。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到美國校園中對學生的各種過度保護，有些也讓我瞠目結舌，我過去還以為老美比較有冒險犯難的精神，沒想到有些學校也是種草莓族的。有些保護甚至是到了，只要讓學生心理不舒服，校園就噤若寒蟬地不討論某些爭議性話題，使得校園中的意識形態愈來愈趨一致，口口聲聲說敬重多樣性，可是反而抹殺了多元的討論。有些大學生為了抗爭不受歡迎的人士到校園演講就祭出「鬧場否決」（heckler’s veto）的方式，有時候甚至演變成暴力相向，讓與會者和教授受重傷。

《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到更可怕的狀況，鉅細靡遺地談論「嗆聲文化」（callout culture）——不管教授其實是善意的，只要學生惡意解讀，教授就成了眾矢之的，有心人士甚至還會上網炒作為全國性話題，讓大學面對千夫所指，行政主管為了息事寧人，往往犠牲公平正義來迎合鄉民。我們在美國當助教時，培訓課程第一堂就一直強調，學生只要覺得被性騷擾或冒犯就可以申訴，即使教授或助教完全沒有任何意圖。在台灣，我們教授同事間有時候也會開玩笑，說不要太機車，否則會上「靠北X大」。

讀到《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中不少大學教授只是中肯地提出自己對一些事物的看法，卻被有心人士無限放大，甚至只是用詞讓學生感到不舒服，就被「文化革命」式地被批鬥，不少還丟了工作，令人感到不寒而慄；在一些學生抗爭不受歡迎演講者的過程，有大學教授和民眾被打到重傷住院，而事後卻沒人被咎責。他們主張「言論即暴力」，指控那些不受歡迎人士到校演講會讓很多人「受傷」，卻自相矛盾地用暴力讓人身體上真的受傷。

海德特和路加諾夫剖析了這些年來美國大學的變化。首先是政治趨向兩極化，黨派對立上升。不可否認，這十年來，美國政壇民粹主義崛起，左右更加對立！兩黨共識愈來愈是天方夜譚。這讓美國在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俗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的疫情上搖擺不定、朝令夕改，連到了疫情成為全球最慘重的國家，國內甭說對抗疫沒有共識，連對嚴重性和疫情的資料真實性，都有不少政客和名嘴不採信，主張歌照唱、舞照跳的日子，漠視大量醫護人員染疫死亡的事實，罔顧人命到人神共憤。

再來，美國近年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增加，學生因此更自認需要獲得保護。他們引用了《i世代報告：更包容、沒有叛逆期，卻也更憂鬱不安，且遲遲無法長大的一代》（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的見解認為，這有可能是因為智慧手機和社群網站的長時間使用有關，導致青少年愈來愈少面對面地良性互動。這些i世代上了大學後，易受過度保護的措拖吸引，而且也有焦慮症和憂鬱症的青少年也傾向把世界看得更危險。

第三是，家長教養方式改變。雖然童年時期早已變得更為安全，但犯罪事件的比例卻被媒體放大，加劇家長與孩童的恐懼；過去我一直以為美國的少年應該比亞洲的還更能夠冒險犯難吧，可是到了美國念書後才發現，美國保護少年的法律多如牛毛，美國小孩不見得能夠比台灣小孩更能夠獨立去探索世界，錯過成長成為更堅強、能幹、獨立的成人的挑戰和小風險，也對心理健康及抗壓性帶來負面影響。

海德特和路加諾夫認為，基於如此，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兒童缺乏自由遊戲和不受監管地冒險的機會，但若要長成懂得自我管理的成人，兒童必須具備這兩種經驗。另外，因為頂尖大學入學門檻愈來愈高，學生在學業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中小學對體能和社會技能愈來愈不重視。因為自由遊戲的減少，讓孩子合作和化解爭議的技能降低。

和台灣主要是教授治校，有大量行政服務，而且還為了降低成本縮編行政人員的狀況不同的，美國高等教育可以吸收大量外國優秀學生，是門有利可圖的生意，加上要讓教授更專心產出學術論文，於是行政管理組織擴大，他們就形成了自身的利益考量而擴權的團體，就不會在乎大學原本就該探究真相的責任。對行政團隊而言，保護學生的任務更符合他們的利益，於是漸漸無限上綱。

第六，自從金融風暴後，2012至2018年的政治事性極具情緒煽動性，人民追求正義的熱情日益高漲，但對正義的定義與看法卻與以往有所不同，甚至不惜訴諸暴力。

他們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提到美國大學教授嚴重左傾，這造成學術界無法有效執行「制度性消除確認」（institutionalized disconfirmation），也就是一種互相檢驗論點和主張以消除確認偏誤的形式。基本上，美國大學教授確實有很高的比例，是傾左的，也就是所謂的自由派，像我的母校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幾乎是一面倒的民主黨支持者，保守派不僅很少，而且還無法發聲，那些少數保守派教授，主要是在經濟系和醫學院，還有小部分在農學院和工學院。

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左傾的現象更加明顯，可是在科學領域也不遑多讓，像我老闆就是典型的自由派。雖然我的政治立場中間偏左，可是我也看不慣一些人文社科的學者把資本主義視為完全的洪水猛獸，或者批判科學為純粹的霸權。可是作為知識份子，左傾是很正常的，這在愈頂尖的大學愈明顯，因為知識份子本來就比一般民眾更在乎革新、公平正義、政教分離、人權民權、民主法治、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等等，反對守舊、弱肉強食、貧富不均、政教不分、威權專制、人治、國族主義等等狀況。

要改變大學教授的左傾傾向是困難的。我不認為學術界的左傾有什麼問題，難道知識份子要和反智的極右派為伍嗎？知識份子左傾也不見得一定就會無法有效產生「制度性消除確認」，因為政治光譜不是非黑即白，即使是都左傾，仍有不同的程度和主張，並不是全部都一樣。像是神創論絕對是錯的，我們不需要神創論者來教訓演化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就會有不同的主張而爭辯了！

然而，我也不認為左傾完全沒問題，因為知識份子在象牙塔裡待久了，確實會愈來愈無法理解一般民眾，這也是為何很多美國自由派都是絕頂聰明的人，可是選戰常常打輸給保守派，主要問題就是太過傲慢。台灣也常出現知識份子無法理解為何民粹型或貪瀆型政客會高票當選的狀況。

另外，愈來愈左傾的學術界，有時候會演變成意識形態審查，而非追求真理！身為學者，我們固然仍可以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立場，可是絕不能漠視科學證據！我們要找出自然和社會是如何運作的，而不是一味自以為自然和社會應該如何運作！有時候見到學者大力教訓找到不合己意的證據的其他學者，確實令人感到心寒！

如果學者真的關心社會，也應該知道廣大的保守派以及中間派的立場和邏輯為何，畢竟他們人數加起來，鐵定過半！如果我們無法知道社會上過半民眾在想啥，需要啥，還能夠自稱理解這個社會是如何運作的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理解敵人不代表要投其所好或者改變自己的立場！因此，讓立場溫和的保守派能適度地在大學裡發聲，也是極為必要的！《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裡提到的各種抵制，就只會讓自由派更加孤芳自賞！

在《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的最後部分，他們慎重地提出建言，建議家長和老師，希望能依此教育出更有智慧、更堅強也更獨立的孩子。兩位心理學家提倡認知行為療法（CBT）的關鍵概念，指出CBT模式如何改善批判思考技巧、抵銷重大謬誤的不良心理後果。

他們對教授、學校管理階層和大學生也有幾項忠告，希望能透過這些方法改善大學，包括認可芝加哥聲明、建立不回應公開暴行的風氣、不容許「鬧場否決」；在招生上多收具備獨立生活能力和來自強調「知性德行」學校的學生，並把觀點多元性納入多元政策；在大學教育中保障人身安全的情況下舉辦文明有禮的跨黨派活動，引導學生對抗三大謬誤。

對所有關心高等教育和公民權利的朋友來說，《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真是本必讀好書！




本文原刊登於閱讀‧最前線【GENE思書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