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畫面曾讓很多高官演了震怒的戲，然後吃了很多會議便當，船過水無痕，想要污染台灣河川的，還是有辦法繼續污染吧，因為我們已經無法得知，財團要怎麼能不全身而退。本人樂觀開朗，身體健康（頂多胃潰瘍），無任何使我困擾之慢性病或心理疾病，此事件雖讓我深感壓力，故絕不可能跳入那些河川做出任何看似自殺之行為。
先不管台灣的河川，你有聽過湯姆斯河（Toms River, NJ） 嗎？
湯姆斯河是美國紐澤西州臨海縣的縣治，人口接近十萬人，是美國東岸的小鎮。湯姆斯河在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獎好書《我們的河：科學與救贖的追尋》（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中是主角。在那裡，有一家舊稱為汽巴嘉基（Ciba-Geigy）的瑞士化工企業，蓋了一個化工廠來大量生產染料原料及其他化學品。這家化工企業已轉型成大藥廠並和山德士（Sandoz）合併而改名諾華（Novartis）。
在生產的過程中，他們偷偷把大量的廢水倒在廠區的森林，或者把液體和固體廢棄物簡單裝入沒有防漏處理的桶中填埋於地底，由於湯姆斯河流速和流量不大，他們無法像在辛辛納提的工廠一樣把廢水永無止境地排到河中，一直到河水都出現了惡臭，才乾脆用水管排入大西洋。那些倒在廠區的廢水和廢料，透過砂質土壤直接滲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自來水公司利用水井提供市民生活用水，曾經一度全市都喝著受污染的自來水。湯姆斯河化工廠一度因為自來水的污染和市民鬧僵，但也一度達成合解。直到後來，湯姆斯河出現了不尋常的兒童癌症發病率，美國各級政府來展開調查。
《我們的河》作者費根（Dan Fagin）花了七年的時間，追蹤採訪湯姆斯河汙染事件，把整個來龍去脈寫成了一部洋洋灑灑的經典科學報導《我們的河》。這本書厚達600頁，裡頭鉅細靡遺地述說當地的故事，穿插了不少那些化合物的科學史。《我們的河》沒有訴諸義正詞嚴的譴責，而是公平公正地呈現科學證據和事實。面對科學上的未知，要不為了可讀性而過度簡化和通俗化但又能顧及正確性和完整性，是個大挑戰！讀《我們的河》不需要有太多化學甚至科學的背景，但《我們的河》卻還是忠實地把科學上的已知和未知很平衡地呈現出來。
英國化學家珀金（Sir William Henry Perkin，1838－1907），在18歲發現了首個苯胺染料——苯胺紫（Mauveine）。1853年15歲的珀金入讀倫敦的皇家化學學院（現為倫敦帝國學院），在1856年的復活節，珀金在自己的實驗室內進行有關奎寧的研究。他就在此時發現了苯胺紫。很快他便發現這種物質在光和洗擦都不易脫色，適合當染料。八月，他取得了專利權。當時的染料都很昂貴，製造過程勞動密集；在正值工業革命中的英國，這個新產品輕易成功了。以後珀金繼續進行有機化學研究，發現更多的人工染料。他發現了人工香水香豆素的合成方法，香豆酸的準備方法被後人稱為珀金反應。1874年他家財萬貫，賣掉工廠並退休。
過去染料只能從天然的動植物中萃取出來，所以染色十分昂貴，有些顏色的布料只有王公貴族才穿得起。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被刺殺時穿的紫袍，是古羅馬身份地位的象徵，因為當時的紫色染料由一種地中海盛產的骨螺製成，一萬至一萬二千枚骨螺的肉汁才足以染成一件衣服。而且染料製作過程相當繁瑣，因此價錢很昂貴，有說一克染料需十公克黃金才能購買，一件紫袍價值連城。珀金能夠合成西方認為尊重的紫色，是化學的大勝利，但卻是一些人惡夢的開始。
汽巴（Ciba）和嘉基（Geigy）原本是是瑞士巴塞爾的兩大化工廠，他們在製造染料時，也把流經巴塞爾的萊茵河染過色，因為關稅的因素所以在美國設廠，後來也因為成本的考量，許多化工廠陸續轉移到環保規範鬆散的發展中國家去。瑞士現在的環保法規當然是極為嚴格，我十年前去瑞士旅遊時，看到那裡到處都是粉藍色的湖景，真的是太震撼了！那裡簡直就像是一塵不染的人間仙境！
可是讀了《我們的河》卻也瞭解到一些問題，原來瑞士一塵不染的仙境，是有代價的，只是代價是由他國人民來付，甚至連世界第一強權的美國也沒逃過魔爪，而醜事一爆發出來，也上演了官官相護的戲碼，官員也為了經濟發展，先偏袒財團再說，除非事情真的鬧得很大，甚至該鎮居民一度還把官員押在學校裡，才逐漸低頭認真看待。
經過當地居民的努力，他們今天不必喝著受污染的自來水了，可是很多問題仍有待釐清，因為流行病學的研究，尤其是把污染物和致癌扯上因果關係，在科學上也很有挑戰性的，儘管當地的兒童罹癌率真的高到異常。
在工業發展中，我們現在羡慕的先進國家，像是歐美日等等，都發生過工業污染而造成的悲劇。 現在歐美日等國能夠擁有乾淨的河川、海灘和空氣，全都是更嚴苛的法規所帶來的。我們現在的科技進步真的很多，能製造出愈來愈多種的化合物和越來越複的高分子聚合物，可是在防治污染方面的進步卻有限，一般上跨國大企業都不願真的花成本在解決污染的問題上，而是把工廠轉移到落後國家，利用當地落後的法規和政治腐敗降低成本，把成本外部化。如果在某一國家或城市玩得太誇張而引起公憤，頂多就落跑到更落後的城市或國家去。
從《我們的河》中，我們可以讀到，即使在美國這個法治的先進文明國家中，仍然也要面對到企業和政府的白爛，要不是美國民氣剽悍，不輕易善罷干休，而且有一流的科學家，否則也可能像很多黑心企業污染了台灣的河川、土地和食品，還能拿到租稅和水電補貼。台灣的河川、土地、空氣污染在富裕國家裡算是嚴重的，可是迄今仍未見有大幅的改善，常常是雷聲大、雨點小。
面對愈來愈老化的人口，很多因為污染而造成的問題恐怕會一一浮現，荷包賺飽飽的富人可以帶著錢落跑移民到山河秀麗的國家去，努力打拚的老百姓如果拚到一身病，賺來的錢拿去付醫藥費，這樣的發展是爽到了誰呢？或許大家是該想想，我們是否要有一個山明水秀可以和環境輕鬆共榮的舒適環境，還是睜隻眼、閉隻眼拚命撈錢放任環境污染惡化，再把錢花去出國消費人家秀麗的風景，然後等老了再花更多錢去治病？
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強勢倡導下，我們未來恐怕還是會消費其他落後國家人民犧牲了健康換來的廉價商品，除非出現體制上的重大變革，例如利用搖籃到搖籃的概念打造污染更少卻還能讓經濟滾動的工業設計，或者在溫飽無虞後把環保的價值也融合到消費的體驗中，創造出更大的附加價值（請參見〈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現在只能但願地球在被污染到承受不住前，如果我們的文明和物種沒被另一場世界大戰消滅掉前，我們就先走到了這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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