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樂觀的富足

這本《富足：解決人類生存難題的重大科技創新》（Abundance: 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You Think），建議和英國演化生物學家麥特．瑞德里（Matt Ridley）的新書《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達爾文也喊 Yes 的樂觀演化》（The Rational Optimist: How Prosperity Evolves） 交換原文標題，因為後者講的是人類為何和如何過著現在富足的生活，而前者卻才真正地對未來充滿理性的樂觀。

《富足》的作者是科技公司創業家兼慈善家 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 ）及得獎科學作家科特勒（Steven Kotler ）在書中網羅當今最新的科技資訊。他們試圖回答，在充滿挑戰性的未來，我們還能過著更好的生活嗎？他們認為大有可能，而科技慈善家、 DIY創新人士、竄起中的數十億人是促成未來富足的三大主力。戴曼迪斯上過幾次 TED宣揚他的理念：






《富足》以理性樂觀的態度看待人類與地球的發展，在推介將會影響人類未來的科技、方法或政策時，他們引用了大量的文獻，並且也吸收了許多大師級的科學家之觀點，在書末也附有大量圖表提出證據支持他們的理性樂觀。

《富足》提到《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中，市場貿易、專業分工對我們人類的演化有多重要！瑞德里認為，富裕來自於每一個人都為其他人工作。開始於一萬多年以前的交換和專業化習性，已創造出集體智慧，讓人類生活水準處於日漸上升的趨勢之中（請參見〈 世界，真的沒你想的那麼糟嗎？ 〉）。

那麼，為何我們卻對未來感到悲觀呢？他們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 的研究，指出我們都有認知偏誤，我們腦袋偏好用省力、省時的方法做判斷，因而產生種種偏誤。可是，實際的龐大統計數據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我們，和過去的人類歷史相比，現今的世界因科技的發展而愈來愈美好。

在探討科技的未來發展時，《富足》提 到了凱文．凱利（ Kevin Kelly ）的《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指出，科技的進展速度有時候甚至比科幻小說家預測的還快（請參見〈究竟科技想要什麼？〉）。而科技也帶給我們更多的選擇，即使有些人因為厭惡科技而逃離到鄉間過活，他們的選擇也因為科技而可行，否則他們也只是和落後國家的農民一樣終日勞動卻還困頓。科技確實讓我們的人生有了許許多多的選擇，如果生在古代，很多今天能受高等教育的有識之士甚至辦公室中的白領上班族，不是手無縛雞之力地被饑餓或疾病無情地淘汰，要不然就是被迫從事自己不擅長的工作到死為止。

《富足》也提到許多革命性的科技，例如 3D列印等，將改變未來的創業和工業模式 ，這可以參考《連線》（Wired）雜誌總編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新書《自造者時代：啟動人人製造的第三次工業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請參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自造者時代〉）。而傑瑞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第三次工業革命：世界經濟即將被顛覆，新能源與商務、政治、教育的全面革命》（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也更詳細提指出，網際網路、綠色能源加上 3D列印科技的結合，將產生第三次工業革命（請參見〈革新世界經濟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富足》之所以理性樂觀的其中一個基礎是，知識和知識的碰撞，會產生更多的知識，更多的知識就代表更多的力量！科技改變了教育，過去只能在一流大學聽到的課程，現在在 YouTube或 iTune上也能找到；為了培養解決氣候變遷、能源、健康和貧困等重大人類問題的未來科學家，戴曼迪斯還在矽谷創辦了奇點大學（ Singularity University ），致力於跨學科教學和研究。

《富足》舉了不少實例，說明科技未來的可能性。例如，垂直農耕和培養肉未來或許可以養活更多人口；合成生物學未來或許能夠讓科學家設計出生產生物能源的合適微生物，事實上我就有位同事在從事這項工作；醫學的進步讓人類壽命愈來愈長。生物醫學的進展，也使得一些疾病的機轉愈來愈清楚，未來甚至還大可能 3D列印出人類的各種器官供移植；網際網路的進步，在一些國家，也產生了更多的政治可能，甚至讓年輕人有更高的公民參與……

不僅是科技的進步能讓我們能夠永續生存下去，政策的進步也是關鍵。作為和傳統贊助藝文活動的老慈善家不同的，科技慈善家想要實際改變世界。戴曼迪斯最著名的事蹟之一，就是創造了科技界著名的 X獎項。他在《富足》中指出，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林白（Charles A. Lindbergh，1902－1974）當年為歷史上首位成功完成 單人不著陸飛行橫跨大西洋的人，並因此獲贈奧特洛獎（Orteig Prize）。他認為X 獎項就是今天的奧特洛獎 。

戴曼迪斯提出 X獎項時，還沒找到贊助人，其中的 X，原本是要換上贊助人的名字，可是後來雖然找到了贊助人，可是那個 X在科技界太廣為人知了，所以還保留了下來。第一個 X獎項是Ansari X PRIZE，贊助首次私人太空 旅行，由Mojave Aerospace Ventures在2004年贏得。不過有趣是，在我的領域中，贊助第一家能夠用一千鎂解出整個人類基因體的Archon X PRIZE，在上個月（8月 22日）卻因為科技的進展甚至快過他們原先的想像而取消了！

《富足》並非一味地樂見科技之成，他們也討論了風險和失敗的可能。提到這點，就要感嘆歐美文化和亞洲文化的差別。我們說，不以成敗論英雄，可是卻還是以成敗論英雄。可是美國才真的是不以成敗論英雄！平均一個矽谷創業家，倒掉過的公司據說平均有七家！只要有好的主意，失敗的矽谷創業家仍有機會東山再起。

這種思維上的差異，讓台灣年輕人比較不敢冒險，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有難度的事先扮可愛推辭再說。這也很難怪他們，因為假設有人勇於接受困難的挑戰卻失敗了，是會受到責備的，標準的陪了夫人又折兵。可是在美國，勇於接受高難度挑戰而失敗的人，有時候反而會因勇氣可嘉受到讚揚。所以，容許我悲觀一下，可預見的科技突破，未來多半還是會出現在歐美，而非亞洲。

還有個問題卻讓我不敢太樂觀，那就是因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愈來愈盛行，以及國家預算的削減，基礎研究的贊助也愈來愈少。有些對基礎研究不瞭解的人，以及私人企業的研發能夠取代基礎研究，或者以為應用性的研究一定比基礎研究重要。

今天所有生物科技如生技製藥的所有知識皆來自基礎研究，過去研究果蠅複眼或背毛發育的科學家只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後來才知道在正常的複眼或背毛發育中參與的訊號傳遞分子原來和癌症或神經疾病的發展有關，他們辛勤的詳細研究，讓生物醫學家有了分子可以設計藥物，這就是癌症或神經退化疾病標靶藥物的來源，把基礎研究的知識應用在臨床治療上就稱作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如果沒了那些基礎研究，生物醫學家恐怕還要多花個十年廿年來能找到那些分子。基礎研究實力的削弱，不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可是卻會在十年廿年後，拖慢應用科技的進步，因為屆時恐怕可轉譯的材料就更有限了。


本文原刊登於【GENE思書軒】，並同步刊登於泛科學。